19 怯場
19 怯場
奧馬哈 1951年夏—1952年春
雖然沃倫對自己毫不懷疑，可他能理解湯普森博士對他如何養活一個家庭的擔心。因為他不能在格雷厄姆–紐曼公司工作，所以他下決心要成為一個股票經紀人，而且是在奧馬哈，這個遠離華爾街的地方。按照一般的常識，如果你想在股票市場賺錢，紐約才是最合適的地方，所以沃倫的決定非同尋常。但是遠離華爾街的條條框框會讓他覺得自由，同時他也想和他的父親一起工作，而且蘇珊也在奧馬哈——沃倫從不喜歡離家很遠。
差不多在21歲時，沃倫已經對自己的投資能力超級自信。到1951年底，他已經將他的資產從9804美元增值到19738美元，也就是說，他在一年之內賺了75%的投資利潤。雖然他谘詢過他的父親和本傑明·格雷厄姆，可讓他吃驚的是，兩個人都表示，“也許你要等上幾年”。格雷厄姆一如既往地認為這個市場上的股價太高了。而霍華德持悲觀態度，他喜歡礦業類股、黃金類股或者其他可以抵禦通脹的投資產品。他不認為其他任何一種投資將會是好的投資，所以他很擔心兒子的將來。
這些對沃倫而言都沒有意義，因為自1929年以來，商業價值得到了巨大增長。
當市場被高估時，這絕對是你在其他時間所見事實的反效果。我已經研究過這些公司，我就是不明白你們為什麽不想去擁有它們。這是在微觀的層麵上，不是對經濟增長或者類似的什麽進行評估。我是在和微觀的錢打交道。在我看來，不去擁有它們簡直是瘋了。可是在另外一端有格雷厄姆和我的父親，格雷厄姆用他高達200的智商和所有經驗告訴我要等待，而我的父親，如果他叫我從窗戶跳出去，我是一定會照做的。
然而，他仍然做出了挑戰兩位權威人士的決定，於他而言，這是很重要的一步，這要求他考慮自己的判斷優於他們判斷的可能性，以及他最深深尊敬的兩個人的思考是否不夠合理。他依然確信自己是正確的。如果他的父親讓他從窗戶跳出去，他也許真的會做——不過如果這意味著丟棄滿是便宜股票的《穆迪手冊》，那他可不幹。
事實上，他看到的機會太多了，因此他們第一次認為應該借錢投資。他願意承擔等於他資本淨值1/4的債務。
我缺錢，如果我對一隻股票很上心，那我就不得不賣掉一些其他的股票。我厭惡借錢，不過我還是從奧馬哈國民銀行貸了大約5000美元。因為我還不滿21歲，所以我父親不得不為這筆貸款聯合署名。銀行家戴維斯先生把整個過程搞得像個成年儀式。他說了類似這樣的話，“現在你是一個男人了”，然後又提到了5000美元，“這是個神聖的責任，我們知道你已經具備了將它還回來的能力”。整個過程持續了半個小時，而我就一直坐在那張大桌子的旁邊。
霍華德也許覺得為兒子的貸款聯合署名既驕傲又有點兒愚蠢，因為沃倫成為一名生意人已經至少12年了。既然沃倫已經下定決心，霍華德願意帶他去自己的巴菲特–福克公司，同時建議他先去當地著名的柯克帕特裏克·佩蒂斯公司麵試，見識一下奧馬哈最好的經紀公司。
我去見了斯圖爾特·柯克帕特裏克，麵試中我說我想要聰明的客戶，我將努力尋找那些有理解能力的人。而柯克帕特裏克表示，事實上，不必擔心客戶夠不夠聰明，而要關心他們是不是有錢。這樣很好，我不可能因此去頂撞他，而我除了父親的公司，也不想去其他任何地方工作。
在巴菲特–福克公司，沃倫被安置在沒有空調的4間私人辦公室中的一間，緊挨著“籠子”——那是職員處理錢和證券的一塊用玻璃圍住的區域。他開始向他認識的最安全的人——姑媽和大學朋友們——推銷他最喜歡的股票，包括他在沃頓的第一個室友查克·彼得森，他現在在奧馬哈從事房地產行業，他們又重新取得了聯係。
我打的第一個電話是給我的姑媽艾麗斯，我賣給她100股GEICO。她對我很感興趣，這讓我感覺良好。接著，我讓弗雷德·斯坦貝克、查克·彼得森等我能找到的人都買了。但大多數是我自己買的，因為其他人不買，我就想辦法自己再買5股。我有一個野心，我想擁有這家公司1‰的股份。現在它總共有175000股，我計算過，如果這家公司有一天能值10億美元而我又有1‰的股份，那我也有100萬美元了。所以我需要175股。 注釋標題 Delving a little further into Buffett"s reasoning about the valuation of an insurance business:‘The stock o be a millionaire.’
同時，沃倫的工作還包括受托賣股票。但在這個狹小的圈子之外，他碰到了幾乎無法克服的困難。他開始遇到他的父親當初創立這家經紀公司時麵對的障礙，嚐到那些奧馬哈古老家族的人——銀行、牧場、啤酒廠以及大百貨商店的擁有者——對這個雜貨商的孫子嗤之以鼻的滋味。現在他的父母已經回華盛頓，沃倫孤身一人留在奧馬哈，感覺自己根本得不到尊重。
那時候所有的股票都靠提供全麵服務的股票經紀人來賣，大多數人買個股而非基金。所有人統一支付一股6美分的固定傭金，交易都是當麵成交或者是通過電話達成的。每一筆交易都是在和你的經紀人聊上幾分鍾後就完成的，你的經紀人既是商人，又是谘詢顧問，還是朋友。他也許就住在你家附近，你能在聚會上看到他，和他在鄉村俱樂部打高爾夫，或者他來參加你女兒的婚禮。
大客戶們並不把沃倫當回事。內布拉斯加聯合製造廠是他父親的一個客戶，曾經安排他在早上5點半就出來。“我21歲了，我圍著這些人賣股票。而當我把一切都安排好時，他們會問，‘你父親是怎麽看的？’我總是碰到這樣的人。”沃倫看起來像“傻瓜”一樣，努力地去推銷。他不知道如何解讀別人，不會交談，當然也不是一個好的聽眾。他談話的方式是宣傳而不是接收，一緊張，他就會像一個消防水管一樣滔滔不絕地講出那些他喜歡的股票的信息。一些潛在客戶聽了他的評論，利用他的思想，通過其他渠道驗證，最後卻從其他經紀人那兒買股票，於是沃倫拿不到傭金。沃倫震驚於這些和他麵對麵說話，而且還會一次又一次在城裏碰麵的人的背信棄義。他感覺自己被欺騙了。另外有些時候，他隻是感到困惑。一次他去拜訪一個70多歲的家夥，那家夥的桌上堆滿了鈔票，而女秘書就坐在他的膝蓋上。她親吻他一次，他就給她1美元。
我父親沒有教過我在這種場合下應該怎麽做。總的來講，我沒有得到支持。當我第一次賣GEICO的股票時，巴菲特–福克在市中心有一間小辦公室，股票憑證會送到那裏，憑證上麵有傑裏·紐曼的名字。我是從他那兒買的股票。巴菲特–福克公司裏的那些家夥會說：“天呀，如果你覺得你比傑裏·紐曼還聰明……”
事實上，格雷厄姆–紐曼正在籌建新的合夥關係，一些投資人於是拋出GEICO的股票，以籌集資金加入，因此，事實上是他們在賣股票，而不是格雷厄姆–紐曼。沃倫並不了解這些，他也不關心是誰在賣GEICO。他從未想過去問公司裏的人為什麽他們要出售股票，他對自己的觀點毫不動搖，也從不隱瞞這一點。
在那些沒上過大學的人中間，有研究生學位的我是個聰明人。有一次，一個叫拉爾夫·坎普貝爾的保險代理人過來見福克先生，說：“為什麽這個孩子到處推銷這家公司？”GEICO不用保險代理人，於是我像個聰明人那樣回答：“坎普貝爾先生，你最好買點兒這隻股票當作失業保險。”
戴爾·卡內基的第一條原則——不要批評人，這條原則的全部含義還沒有被沃倫充分理解。沃倫在用他後來招牌式的“巴菲特的智慧”去顯示他比其他人懂得多，但是人們為什麽要相信一個21歲的年輕人的才智呢？然而他做到了。看到他不分晝夜地查閱手冊、汲取知識，巴菲特–福克公司裏的人肯定很意外。
我一頁一頁地查閱《穆迪手冊》，內容涉及工業、運輸、銀行以及金融，總共10000頁，而我查閱了兩遍。我確實每個行業都看，雖然有些看得不太仔細。
即使是如此沉浸於尋找股票的遊戲裏，沃倫也不願意僅僅是個投資者，或者僅僅是個推銷員。他還想效仿本傑明·格雷厄姆，做一名教師。於是他和奧馬哈大學簽約，教授夜校課程。
一開始他和他的股票經紀人朋友鮑勃·索納搭檔。鮑勃負責這個名為“有利可圖的股票投資”課程前4周的課，給學生講解一些基本知識，比如在他講解怎樣讀《華爾街日報》的時候，沃倫就站在走廊裏聽取好的投資想法。沃倫則負責後麵的6個星期，最終教完了全部課程，並且給它起了一個更謹慎的名字“穩健的股票投資”。站在教室前麵，沃倫容光煥發，他在地板上踱步，語速飛快，學生們努力避免被湧向他們的洪水般的信息淹死。但是，盡管沃倫具備紮實的知識，他從不向學生保證他們會變得富有，或者聽他的課就能獲得特別的業績，他也沒有自我吹噓在投資方麵的成功。
他的學生範圍很廣，從股票市場的專業人士到對此一無所知的家庭主婦、醫生、退休人士等。這標誌著一個輕微的轉變：自20世紀20年代經濟危機以來，那些長期缺席的投資者開始回歸。這也是格雷厄姆認為市場估值過高的部分原因。沃倫的教學能適應學生們不同水平的知識技能。他還套用了格雷厄姆的一些教學方式，比如使用“公司A、B”方法或者另外一些格雷厄姆用的教學小技巧。他嚴格而公平地給出學習等級，艾麗斯姑媽坐在教室裏用崇拜的眼神凝視著他，但他最後給了她一個C。
人們總是拋出股票的名字，問他該買還是該賣。他可以根據記憶就他們給出的股票講上5分鍾甚至10分鍾，關於它的財務數據、市盈率、股票的交易規模等。很顯然，他可以為數百隻股票做出這樣的分析，好像他是在引用棒球數據一樣。有時，前排的一位女士會問：“我過世的母親留給我一些ABC公司的股票，現在價格升了一點兒，我該怎麽做？”他會回答：“我想我會賣了它，也許會買進……”然後給出三四隻類似GEICO的股票，或者他完全有信心的（而且已經持有的）幾隻股票中的一隻。
同時，沃倫就像4月裏的啄木鳥一樣忙著工作掙錢。他很快就要去照顧一個家庭了，這會將他的收入分流：一部分掙來的錢將會用於投資並且繼續增長；另外一部分則用來供他和蘇珊生活，這是他所處環境的重大改變。沃倫曾經為削減開支而住在哥倫比亞大學服務員的房間，吃奶酪三明治，他那時的活動就是去聽講座或為他們彈夏威夷四弦琴，而不是去時髦的俱樂部。現在他又回到了內布拉斯加，他可以住在父母的房子裏進一步減少開支，即使這意味著在父母從華盛頓回來時，他會偶爾和母親利拉碰麵。
他從來都不需要什麽動力去推動自己。他坐在巴菲特–福克公司的辦公室裏，雙腳蹺在辦公桌上，在格雷厄姆和多德的書裏仔細尋找，以得到新的啟發。他找到了一隻股票，費城裏丁煤鐵公司，一家開采無煙煤的公司，每股隻賣19美元多一點兒，看起來很便宜，因為它還擁有相當於每股8美元的廢渣堆。為了對這隻股票做出理性的決策，沃倫會很高興花上幾個小時計算煤礦和廢渣堆的價值。他自己買了，也讓艾麗斯姑媽和查克·彼得森買了。當股票突然跌到9美元時，他買了更多。
他買過一家叫克利夫蘭毛料廠的紡織公司的股票。它每股流動資產為146美元，而股票的售價低於這個數。他認為這個數字不能反映“一家裝備良好的工廠”的價值。
沃倫為這隻股票寫了一個簡短的報告。他很高興這家公司正在將賺來的錢分發給股東們，這是實實在在的利益。他在報告中注明：“8美元分紅為大約115美元的現價提供了有充分保證的7%的收益。”他使用“有充分保證的”這個詞，是因為他認為克利夫蘭毛料廠有足夠的收入支付分紅，而後來證明沃倫並沒有先見之明。
在他們取消分紅後，沃倫就叫它“克利夫蘭最差的廠”。沃倫氣瘋了，決定自己花錢搞清楚問題出在哪兒。“我一路飛奔，前往克利夫蘭參加這家‘克利夫蘭最差的廠’的年會。我晚了大概5分鍾，已經休會了。可是我，一個從奧馬哈趕來的21歲的小夥子，自己的錢在這隻股票裏。會議主席說：‘對不起，已經太遲了。’後來他們的銷售代理，董事會成員之一，同情我的遭遇，拉我到一邊回答了幾個問題。”但是，這些回答並不能改變什麽。沃倫感覺糟透了，因為他也讓其他人買了“克利夫蘭最差的廠”。
再沒有比賣給別人會讓他們虧錢的投資產品更讓沃倫痛恨的事情了，他無法忍受讓別人失望。時光退回到沃倫上6年級時，那時已是如此，他讓多麗絲投資城市服務公司的優先股，最後投資失敗。她毫不猶豫地就這件事“提醒”他，而他也覺得自己有責任。為了避免再讓別人失望，他願意做任何事情。
沃倫尋找方法讓自己對這個開始憎恨的工作少一些依靠，他一直都很喜歡做生意，於是和國民警衛隊的朋友吉姆·謝弗合夥買了一個加油站。他們買的是一家辛克萊加油站，離一家德士古加油站很近，後者“生意總是比我們好，這簡直讓我們發瘋”。沃倫和他的姐夫杜魯門·伍德每個周末過來幫忙。他們“帶著微笑”洗擋風玻璃（盡管沃倫厭惡體力勞動），做任何他們可以做的去吸引新顧客，然而司機們還是繼續去街對麵的德士古加油站。“它的主人很成功，很受人喜歡。每個月他都能擊敗我們。就是在那時，我知道了顧客忠誠度的威力。那個家夥可以永遠經營下去，他有老主顧，而我們卻無力改變那種狀況。”
我買加油站是最愚蠢的一件事——我損失了2000美元，那時對我而言，這是一大筆錢。我還從來沒有遭受過真正的損失，這很令人痛苦。
對沃倫而言，他在奧馬哈做的每一件事都增強了他認為自己幼稚和沒有經驗的感覺，他再也不是一個像男人一樣做事的早熟男孩了，而是一個看起來像並且有時候做事也像個孩子的即將結婚的年輕男子。西澤–弗雷澤公司，他兩年前在鮑勃·索納的辦公室賣空的股票，至今還頑固地在5美元附近晃悠，而不是如他之前期望的那樣跌到零。卡爾·福克總是就此做出有趣的表情，並且質疑他的判斷。沃倫對他的工作越來越覺得倒胃口，他開始認為自己是一個“開藥方的人”。“我必須對那些懂得不夠多的人解釋他應該吃阿司匹林還是止痛片”，而人們會對“這些穿白大褂的家夥”——股票經紀人言聽計從。經紀人的收入是以營業額而不是建議為基礎，換言之，“他的收入是以他賣出去多少藥為基礎計算的。而他從有些藥中得到的收入要多過其他藥。你會去一個收入完全與開了多少藥掛鉤的醫生那兒嗎？”但是那時的股票經紀人就是這樣工作的。
沃倫認為這個行業天生就有利益衝突。他給他的朋友和家人推薦GEICO的股票，並且告訴他們最好能持有20年。而這意味著他不能從他們那兒得到更多的傭金。“你不能以那種方式謀生，這使你的利益和客戶的利益相悖。”
盡管如此，他已經通過大學校友網絡開始發展一個自己的小小的老主顧群。1952年春天，沃倫到北卡羅來納州索爾茲伯裏市和弗雷德·斯坦貝克共度複活節。他迷住了弗雷德的父母，並且令他們感到愉悅。他談論股票，引述本傑明·格雷厄姆的話，拿百事可樂和火腿三明治當早餐，這些都讓他們覺得很有意思。返回奧馬哈後不久，弗雷德的父親就給沃倫下指令出售托爾公司，一家洗衣機公司的股票。沃倫了解到，有一個客戶通過另一個叫哈裏斯·厄漢的經紀人在買這隻股票，接著他又接到斯坦貝克的銀行關於該交易的電話，於是他就認為他現在有兩個指令，他賣了兩次這隻股票，第二次是賣了他根本就沒有的股票。於是他不得不去尋找其他的股份，而最終隻好自己購買，以便完成第二次交易。
盡管發生了差錯，斯坦貝克先生還是很仁慈地對待沃倫。這是沃倫的錯，斯坦貝克先生卻自己承擔了所有損失。沃倫非常感激，一直沒有忘記這件事情。其實他有太多的理由去關注一下第二個買家，一個被稱作“瘋狗”巴克斯特的人，他是奧馬哈主要的賭博中心的常客，和這個城市中的一些非法賭場有關係。巴克斯特親自來到巴菲特–福克公司，走到出納那兒，拿出一遝100美元的鈔票，炫耀地四周揮舞。巴菲特–福克公司現在被用來洗非法的賭博資金了嗎？這樣的情形又增加了沃倫對這份工作的不喜歡。即使在他賣股票的時候，也感到矛盾。他已經將巴菲特–福克公司變成了一個“做市商”，扮演中間人的角色，像交易商一樣買賣股票。做市商以稍稍高出它買的價格將股票賣給客戶，或者以稍低於它賣這隻股票的價錢從客戶那兒買回股票，來獲取利潤，這個差價就是它的利潤。而客戶看不到差價。“做市商”的做法將一家經紀人公司從一個單純的指令接收者變成華爾街遊戲的玩家。當沃倫因自己有將巴菲特–福克公司變成“做市商”的訣竅而感到自豪時，他也被其中的衝突困擾了。
我不想蒙蔽客戶，我從來不會將我不信任或者沒買的股票賣給客戶。另外一方麵，其中有未公開的利潤。如果有人就這些問我，我會告訴他們。但是我不喜歡這樣的事，我想和我的客戶在同一邊，所有人都知道進展情況。而一個推銷員出於天性是不會那樣做的。
不管沃倫如何看待他的這份經紀人工作，其中總會有潛在的利益衝突，使客戶虧錢和失望。他更願意管理他們的錢而不是賣股票給他們，這樣他的利益就和客戶的利益一致。問題是，在奧馬哈沒有這樣的機會。1952年的春天，他寫了一篇有關GEICO股票的文章，引起了一個很有影響力的人的注意。隨後，他的運氣看起來就要來了。這篇題為《我最喜歡的證券》的文章出現在《商業和金融編年史》雜誌上，不僅為沃倫最喜歡的股票做了廣告，而且解釋了他的投資思想。這篇文章吸引了比爾·羅森瓦德，他在西爾斯公司長期任董事長，是慈善家朱利葉斯·羅森瓦德的兒子。小羅森瓦德掌管著美國證券公司，這是一家以家族擁有的西爾斯公司股份而創建的貨幣管理公司。該公司追求風險最小化和保存資產情況下的高回報。羅森瓦德和本傑明·格雷厄姆聯係，後者給了沃倫很高的評價，於是羅森瓦德給了沃倫一份工作。沃倫太想接受這份工作了，即使這意味著他要搬回紐約。但是，他必須獲得國民警衛隊的批準才能離開奧馬哈。
我問指揮官我是否有可能轉到紐約去接受這份工作。他回答：“你必須去總指揮那兒問問。”我去了林肯，坐在州政府大樓裏等了一會兒，然後進去見亨寧格將軍，我已經事先寫信向他解釋了整件事情，並且請求他批準。
他立刻就回答：“請求不予批準。”
事情到此就結束了。那意味著隻要他不想讓我走，我就必須一直待在奧馬哈。
因此沃倫被困在巴菲特–福克公司，為了生活不得不繼續“開藥方”。他回到奧馬哈的第一年裏，能讓他感覺舒適的主要是他的未婚妻。他開始依賴蘇珊，她也一直在努力理解他。她開始體會到利拉·巴菲特的易怒情緒對她兒子的自我價值感造成的傷害，並且開始去修複它。她知道他需要的主要是被愛的感覺，以及從不被批評，而且他還需要感覺到自己在社交方麵也會成功。“當我和她在一起時，人們會更多地接受我。”他說。雖然她還在奧馬哈大學讀書而沃倫已經工作了，但就他和未來妻子的關係而言，他就像一個初學走路的孩子，凝望著父母。他們兩人都還住在各自父母的家裏，久而久之，沃倫找到了避免和母親單獨相處的方法，那就是利用她有責任感的天性，在她在場的時候，用各種需求和要求“圍攻”她。上大學以後，他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和母親相處，這削弱了他對與母親相處的忍受能力。當她和霍華德從華盛頓回來參加沃倫和蘇珊的婚禮時，蘇珊注意到她的未婚夫盡可能地回避他的母親。當不得不和她待在一起時，他總是將臉扭向另一邊，牙齒咬得緊緊的。
沃倫該搬出去了。他打電話給查克·彼得森：“我還沒找到我們住的地方。”於是查克·彼得森幫他們在離市中心幾英裏的地方租了間小小的公寓。沃倫給有強烈的自我表現欲的蘇珊1500美元限額，去裝點他們的第一套公寓。於是她和沃倫的姐姐多麗絲起程前往芝加哥購買她喜歡的現代風格的家具。
隨著結婚日期1952年4月19日的臨近，儀式究竟能不能如期舉行突然變成了問題。婚禮的前一周，密蘇裏河發洪水淹沒了奧馬哈的上遊。大水繼續南行，官方預測到周末洪水將漫過河岸並且淹沒整個城市，國民警衛隊很有可能將要出動。
整個城市都是沙袋。我已經讓所有的好朋友來參加婚禮，弗雷德·斯坦貝克當我的伴郎，還有各種各樣的招待員和客人。因為我還是國民警衛隊的成員，他們都開我的玩笑：“哦，不要擔心，我們可以代替你去度蜜月。”類似這樣的玩笑持續了一周。
婚禮前幾天，霍華德開車帶沃倫和弗雷德去了河邊。成千上萬的誌願者正在修建雙層的沙袋牆，6英尺高，4英尺寬。運送沙土的巨大卡車的輪子陷在泥裏，好像在橡膠上行駛一樣。沃倫屏住了呼吸，希望自己不會被召集來搬沙袋，這暫時的堤防能夠守住城市。
星期六到了，我們將在下午3點結婚。大約正午時，電話鈴響了。我母親說：“那是你的。”我拿起電話，那一頭的家夥問：“是下、下、下士巴菲特嗎？”我有一個上級有很明顯的口吃。“我是上、上、上尉墨菲。”他接著說。
如果他沒有口吃，也許我已經說了一些會令我上軍事法庭的話了，因為我認為是哪個家夥在開我玩笑。但是事實上，他說：“我們已經出動了。你、你、你什麽時候能出現在兵工廠？”聽了這話，我幾乎心髒病發作。 注釋標題 Intervieerson. 於是我說：“哦，我將在3點結婚，5點之前我也許能到那兒。”他又說：“要按、按、按時報到。我們將巡查東奧馬哈沿河地區。”我回答：“好的，長官。”
掛了電話後我整個人沮喪不已。一個小時後我又接到了一個電話，這次這個人有非常正常的語音。他問：“是下士巴菲特嗎？”我回答：“是的，長官。”對方又說：“我是伍德將軍。” 注釋標題 Brig. Gen. Warren Wood of the 34th National Guard Division. 他是34師的總指揮，住在西內布拉斯加。伍德將軍又說：“我撤回墨菲上尉的命令。祝你愉快。”
這時離他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隻有兩個小時。沃倫在3點前出現在鄧迪長老會高聳的哥特式教堂裏。在奧馬哈，國會議員的兒子和湯普森博士的女兒結婚可是一件大事情，數百名賓客，包括奧馬哈很多的上層人士，如期而至。
“湯普森博士非常自豪，而我是如此緊張，隻能靠數數放鬆心情，我故意沒戴眼鏡，所以我就可以不用去看清那些出席的人。”沃倫還讓平時沉默的斯坦貝克用說話來分散他的注意力，這樣他就不用集中注意力到正在發生的事情上了。
伯蒂是蘇珊的伴娘，而蘇珊的姐姐多蒂擔任首席女儐相。拍完照後，客人們去往鋪了亞麻地氈的教堂地下室，那裏有不含酒精的雞尾酒和婚禮蛋糕。湯普森夫婦和巴菲特夫婦都不是俱樂部人士。蘇珊笑得像一把象牙扇一樣，而沃倫紅光滿麵，胳膊纏繞在蘇珊的腰間，似乎想要阻止他倆飛到空中去。又拍了一些照片後，他們換上了外出的衣服，然後跑過歡呼的人群，鑽進了艾麗斯·巴菲特借給他們度蜜月的車。沃倫已經在後座上堆滿了《穆迪手冊》和賬簿。從奧馬哈開始，這對新婚夫婦開始了他們的蜜月旅行，一個全國範圍的汽車旅行。
“新婚之夜，我們在內布拉斯加瓦胡的一家威格威姆咖啡館吃了炸春雞。”巴菲特回憶。威格威姆離奧馬哈不到一個小時車程，地方很小，隻有幾個售貨亭。沃倫和蘇珊從那兒又開了30英裏到林肯的康哈斯科酒店過夜。
第二天，我買了一份《奧馬哈世界先驅報》，上麵有一篇文章寫道，“隻有愛能夠讓警衛隊員留步”。 注釋標題 ‘Love Only Thing That Stops Guard,’Omaha World-Herald,April 20,1952. 1952年的大洪水是奧馬哈現代史上最糟糕的一次，人們為了防止它泛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警衛隊的）其他人都在整日搬運沙袋，在洪水裏巡查，和蛇鼠為伴，而我是唯一一個沒有被召集的人。
新婚夫婦在美國西部和西北部旅行。沃倫從沒去過那兒，而蘇珊很熟悉西海岸。他們拜訪了她的家族，去了大峽穀，過得很開心。“我們沒有像報道中說的那樣停下來去考察公司和投資項目。”巴菲特堅稱。回來的路上他們在拉斯維加斯稍作停留。賭徒埃迪·巴裏克和薩姆·茲格曼不久前搬去那兒，並且買了火烈鳥酒店。另一個同夥傑基·高漢緊跟著也來了，他投資了包括火烈鳥酒店和巴貝裏海岸在內的多家賭場。這些人都在巴菲特家的雜貨店買過東西，雖然弗雷德·巴菲特不是一個賭徒，但和他們都相處得很好。對沃倫而言，在拉斯維加斯的感覺就跟在家一樣，充滿了賽馬場的回聲以及認識他們家族的人，因此他一點兒也不害怕。“蘇珊玩老虎機中了個頭獎。她才隻有19歲，因為她不夠年齡，所以他們不給她錢。我就說：‘看，你們收了她的鋼鏰兒了’。於是他們就給了她錢。”
離開拉斯維加斯後，他們就回到了奧馬哈。沃倫忍不住地笑話他那些國民警衛隊裏不幸運的同伴：“哦，蜜月太棒了，簡直好極了，整整三個星期。而那時，這些國民警衛隊的家夥正在泥濘中跋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