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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朱厚熜威赫群臣

  ,明祀

  明代武舉之事,乃吳王元年始議,朱元璋開國定鼎,洪武二十年准禮部所請,設立武學,開設武舉,武將、勛戚子弟皆可參加。

  天順八年,朝廷令天下文武官員,各自舉薦通曉兵法,智勇出眾之士,參加各布政使司撫、按、三司,直隸巡按御史考試。

  中式者,則入兵部會同總兵府在帥府,參加下一輪考核,其中有策略,與校場比較弓馬,這也是一個合格武將,必備技能。

  其中需答策論兩道,騎射需中四矢,步射只需兩矢,即為通過,若是騎射、步射只中標準一半則,次一等,能否晉級全看通過者有多少。

  成化十四年,朱見濡聽從汪直決定,方才設立武舉鄉試、會試,規程制度同文科一般。

  但這些武舉,皆未有定準時間,由是朝廷武舉時有時無,全憑朝廷何時想起,何時再行開科取士。

  直到弘治六年,朝廷定製,武科六年大比,惟重策論,策論不過者,無須再試弓馬,后弘治十七年改,同文科一般,三年一次大比,試后也如瓊林宴一般,會賜宴武舉進士。

  由於正德年間武備鬆弛,朱厚照有好武為樂,故而正德十四年再改,武舉初場即比騎射,以三十五步為標準,第二場步射,以八十步為標準,第三場才論策略,與文試鄉試一般,凡遇子、午、卯、酉之年,即舉行鄉試。

  明良元年,即壬午年,乃規定武舉鄉試時間,唯恐朱厚熜忘卻,故而彭澤再次提及。

  武舉之事非同小可,亦如文試一般,屬於掄才大典,只不過規模以及熱鬧程度,和選出人才無法與文試相比罷了。

  這也是正常情況。

  畢竟明朝是以政治治國,而非靠武力治國。

  明朝外患雖然不斷,但雙方不過半斤八兩,誰也無法一口氣吃掉對方。

  長持以往,武德方面,自然而然逐漸鬆弛,能夠出名的武將,自然是少之又少。

  再加上,明朝自從洪武大案之後,向來武將不干涉政治,即使有也是極個別,這也導致名聲極少為人知曉。

  但廢歸廢,朝廷應有的取材,還是不能缺少。

  這是給天下武士,昭示皇恩浩蕩,誰也不能無視。

  雖然彭澤與楊廷和相交莫逆,楊廷和更是彭澤當年舉薦恩主,但在如此大是大非情況之下,朱厚熜也沒有拒絕,欣然點頭:「大司馬之意甚好,即命天下武子,參加今科武舉鄉試,來年同文科一期大比!」

  武舉之事,倒是沒有引起眾人反抗之意,群臣無所不應,拱手低眉答覆朱厚熜:「我主聖明!」

  朱厚熜把手壓了壓,然後說道:「今朕登基半年有餘,欲閱京營,你每以為如何?」

  楊廷和與群臣面色盡顯為難之色,只得支支吾吾道:「陛下剛剛踐祚,朝廷一應大小事務,尚未理清,又加上新議新政,不若明年閱武如何?」

  朱厚熜聽后臉色大變,環顧午門之內群臣,厲聲質問:「怎麼了?難道是有人不想讓朕執掌兵權?」

  「陛下何出此言?《左傳》有雲:又曰:

  聖祖皇帝定製,兵部掌天下官軍升遷、訓練、任命等諸政令,且政令通行需聖旨允許,方可執行。

  而協理軍營戎政,止負責掌管京營操練等事,不涉及調動兵馬諸事。

  至於軍旅之事,皆由五府掌管,各領其都司、衛所官軍,各府掌印、僉書等重職皆由皇家心腹勛戚所領,偶有老將,但不及十分之一,至於臣等文臣,更從不涉及,豈有掣肘聖人執掌兵權之言?」

  眾人誠惶誠恐,誰也不敢擔此重言,若皇帝將猜測當真,豈非逼著皇帝動殺心?

  這一刻沒人敢心情敢放鬆。

  明朝但凡過於觸碰兵權的,現在屍體全部涼涼,更何況其他人?

  遂全體官員不約而同起身叩拜於地,隨後異口同聲,對著朱厚熜解釋。

  朱厚熜也知道眾人被嚇得不輕,於是便放肆大笑:「你們休要過於緊張,朕不過是說笑而已。」

  「陛下乃一國君父,金口玉言,伏望我主聖明天聰,切勿與臣等說此等笑談。」

  群臣再次叩首,以求朱厚熜說話三思,慎重。

  朱厚熜擺了擺手,繼續笑著說:「諸卿之言,吾以悉知,你每快快請坐,還請將事情緣由道來。」

  眾人重新落座,最後將目光投放在兵部尚書彭澤身上,彭澤避無可避,只好咳嗽一聲之後,便開始奏對:「陛下有聖睿之資,欲革除弊政,臣等不勝歡喜,然天下之事,繁雜不堪,戎政之事,更是一等。

  故而孔子云:

  京營建制,始於府兵之制,而府兵之制,則在於『居重馭輕』之策。

  此可在府兵兵力布制,足可看出,自貞觀十年,天下十道共置六百三十折衝府,而京城一道卻設有折衝府二百六十一。

  據《新唐書·卷30·兵制》載,關內右翼,與盛唐龍起之地河東道,有一百七府,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

  全國府兵總額為六十餘萬,而京畿之地擁有重兵二十五萬有奇,占天下兵力十分有三以上。

  趙宋鑒唐代藩鎮之禍,與五代亂亡相踵之禍,便收天下勁旅,拱衛京師,其名曰:『禁軍』,地方雖有廂軍、鄉兵、藩兵等,然但兵員、戰力、軍械、兵響皆遠不及禁軍。」

  「太祖高皇帝,以不世之資,芟夷群雄,驅逐韃虜,開基建國,命遵古先哲王之制,遠稽漢唐,略加損益,亦參以宋朝之典。

  於在兵制與京營建置之事上,承襲唐宋『居重馭輕』之策,尤為果決。

  是故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已未,有遼東開元衛馬名廣上言五事,其中便有謂『唐太宗初年,置府兵分隸禁,衛天下八百,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兵,不敵關中此『居重馭輕之法也!』」

  「我朝洪武四年,京營兵額有二十七萬八千有奇,約為天下兵力近半之數;文皇帝永樂年間,京營額數應約二百萬有奇;為天下兵數總額一半。

  土木堡之變前,五軍都督府並錦衣等衛官旗軍人數約,三百二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三,除去錦衣衛隊及親軍一類不屬京營二十九萬人,五府全部兵力仍有二百九十六萬四千零五十六人。

  土木堡后,錦衣衛等親軍,及五軍都督府損失泰半,是時五軍都督府官軍,應為一百四十六萬四千六百三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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