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文化中的野生動植物
原始民族的文明和當地的野生動植物相關。因此，平原地區的印第安人以野牛為食，野牛對印第安人的建築風格、服飾、語言、藝術、宗教有巨大影響。
開化的民族文明基礎無論有了何種改變，都始終保留著部分野生的根源。在此，我將討論文化根源對野生文化的價值。
我不會浪費時間去嚐試權衡文明；根據先人們所達成的共識，僅僅談論能讓我們再次接觸野生動植物的運動、風俗，所找出的文化價值。我大膽地將文化價值做以下劃分。
首先的價值在於，揭示我們與眾不同的民族起源和進化特性，喚醒我們的曆史意識。這種意識就是所謂的“民族主義”。在我們將要舉的例子中，暫且稱這種價值為“拓荒者的價值”。比如，童子軍男孩做了一頂浣熊皮帽子，並在小路下麵的柳樹叢中扮裝成丹尼爾·布恩的樣子。他正在重現美國的曆史。再比如，一個農民的男孩剛檢查過獵捕麝鼠的陷阱，帶著麝鼠的臭氣來到教室，他重現了皮毛交易的傳奇故事。個體發展重複著種係發展，既存在於社會之中，也存在於個體之中。
其次，有種價值能夠讓我們認識到自己對於“土壤—植物—動物—人”這條食物鏈的依賴性，以及對於生物區係的依賴性。文明依靠工業化機器和中間商，打亂了人原本與土地之間的基本關係，人漸漸將文明的意識淡忘了。我們曾希望工業能給我們幫助和支持，可是，卻沒想過到底什麽在支撐工業。如今，我們的教育中要加入對土地的認識教育。現在連小孩子都唱著這樣的事實：人們帶回兔皮，為他們的小孩縫製睡袋。這就是人們懷念曾經靠打獵為生的典型事例。
第三，有種價值通過集體主義的方式履行著倫理約束，我們稱之為“狩獵人道德”。我們改進狩獵工具的速度，遠比我們自身的改進速度要快得多。狩獵人道德希望能自覺約束對狩獵工具的濫用，在狩獵過程中多運用狩獵技巧，減少對狩獵工具的依賴。
野生生物倫理學有一點很奇怪，就是既沒有人讚美狩獵者的行為，也不會有人指責。不論他做什麽，都憑自己的良心來約束，而不必為其他人負責。這就是事實，我並沒有過分誇大。
狩獵者自覺遵守倫理道德信條有助於提升他的自尊，而違反道德信條則讓獵人道德淪喪。例如，所有的狩獵倫理信條都會告訴獵人不要濫捕。然而，威斯康星獵鹿者們在合法獵取雄鹿時，每獵殺2頭雄鹿，同時也會在樹林裏射殺雌鹿和鹿的孩子，並把它們的屍體遺棄。這種獵鹿方式不能體現社會價值，更嚴重的是獵人的道德在逐漸淪喪。
這樣看來，“拓荒者的價值”和人與土地關係，要麽有價值，要麽沒價值，但倫理價值卻可以讓人與土地的關係變為負值。
上麵大概界定了三種可以從根源上獲取戶外運動文化養分的方法。但是，並不意味著文化已經得到了養分。隻有健康的文化成長起來，獲取價值過程中才會自覺遵守，現在的戶外休閑娛樂形式根本滋養不了文化。
狩獵者有兩個特點，表現了戶外運動的精髓：一種是行裝簡單，另一種是精準射擊。但他們的這兩個特點，是因為缺少運輸工具，又沒有錢買很多子彈。所以，這兩個特點是被迫為之，並不是自覺狩獵者道德。
不過，兩個特點逐漸成為狩獵者的一種價值信條——自覺遵守狩獵規則。美國人的自信、剛毅、豐富的叢林知識和精良射術，都是建立在這兩種特點基礎之上的。這些特點雖然沒有文字記載，卻不是抽象的。西奧多·羅斯福[39]是一名偉大的狩措者，他的偉大之處不在於他家中掛著的眾多戰利品，而在於他用通俗的語言解釋了美國傳統。斯圖亞特·愛德華·懷特[40]的早期著作之中，對美國傳統做了準確的描述。正是這些人意識到並傳播美國傳統，創造了美國文化以及發展模式。
隨後，機械設計工程師出現了，不過他們的另一個身份是交易商，以兜售花樣繁多的狩獵商品被人們熟知。這些裝備為美國人提供便利的同時，也淡化了先前的傳統。戶外運動者攜帶各種新式發明塞滿汽車的行李箱、拖車廂。戶外運動裝備雖然越來越輕巧，但積聚在一起，就成了以噸計量的龐然大物。新式裝備的交易額巨大，這些現象被稱為“野生生物經濟價值”的表現形式。但是，我們所追求的文化價值又在哪裏？
最後，讓我們主要看看捕鴨者的裝備。他坐在用鋼鐵武裝的船上，船上設置著各式圈套，冒著黑煙的摩托車把他帶到了伏擊據點。他身邊放著加熱器，寒風中依然感覺到溫暖，他打開喊話器，用鳥能聽懂的極具誘惑力的聲調，朝飛過的野鴨群大呼小叫。除了喊話器，他還設置了不少圈套，一群野鴨剛飛過來，獵人就迫不及待地開槍了，因為擔心潛伏的其他捕鴨者隨時有可能在他之前開槍。獵人不等鴨群飛近就可以開槍，因為他們手中的莫斯貝裏獵槍不僅射程遠，而且火力十足。子彈的火光在鴨群間穿梭，一對傷者從空中跌落在離伏擊點很遠的地方。這樣的獵鴨，還能體現美國人的文化價值嗎？現在這已經是最流行的捕鴨方式，這種模式在公用土地和一些俱樂部中極為普遍。試問一下，我們所引以為傲的行裝簡單和精準射擊的特點都去哪兒了？
想解釋這個問題並沒那麽簡單。羅斯福並不反感現代的來複槍，同樣，懷特自己也在使用鋁鍋、絲綢帳篷和戶外食品，但他們還算有節製地使用機械工具；在狩獵時也借助工具的幫助，但注重依靠傳統技巧狩獵。
我也不知道如何劃定有節製地合法使用器械和濫用之間的界限。不過，我很清楚的是器械的起源與它們對文化的影響巨大。自製的狩獵工具和原始的戶外生活，增強了人與土地間的關係。一個用傳統飛蠅魚餌釣到鱒魚的釣者，實際上體驗了兩次快樂。因此，對工廠生產製造的器械，使用要有限度，不能完全依賴，否則，就成了用金錢去狩獵，那就破壞了狩獵的文化價值。
也不是所有的狩獵活動都墮落到獵鴨那種地步，依然有美國傳統的捍衛者。弓箭運動和馴鷹術的再次流行，就是這種複古開始的標誌。但是，大量傳統的狩獵方式卻被機械化代替，隨之帶來的是文化價值的衰退，尤其是拓荒者的價值和節製倫理的衰退。
美國的狩獵者並不知道自己哪裏做錯了。強大、精良的器械，使工業飛速發展，那麽，這種發展的紅利延伸到戶外休閑運動中，有什麽不可以嗎？其實他們還不明白，戶外休閑運動是一項原始運動，是在模仿祖先的生存方式，其價值本身是一種對比價值，過度的機械化破壞了對休閑運動緊要的對比參照。
沒有哪一位領袖告訴狩獵者他們到底錯在了哪裏。大量的戶外雜誌隻介紹器械工具，而不介紹戶外運動的美好和傳統。野生生物管理者們忙於繁育狩獵所需的獵物，根本不關心狩獵的文化價值。因為色諾芬[41]和泰迪·羅斯福這樣說過——戶外休閑運動是有價值的，所以，人們就以為這種價值是永遠存在的。
現代望遠鏡、照相機以及鳥兒的鋁製腳環，並沒有改變鳥類學的文化價值。對於捕魚業，要不是裝備了舷外發動機和鋁製獨木舟，其機械化程度要比狩獵小得多。而摩托化運輸對荒野危害極大，把遼闊的荒野侵占分割成一塊一塊。
在偏遠的森林中，還保持著用獵犬獵捕狐狸的傳統，為我們呈現了拒絕機械化入侵的範例。這是最為純粹的狩獵活動之一。通過這種方式，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拓荒者價值”，體驗人與土地間最親密無間的關係。獵人故意放過狐狸，體現了有節製的倫理。現在，我們坐在福特汽車裏追逐狐狸，狩獵的號角聲與車喇叭發出的鳴叫交織在一起。幸好還沒有人發明獵狐的機械犬，或在獵犬的鼻頭裝上莫斯貝裏獵槍。當然，也還沒有誰能教會獵犬如何開槍。我想到那時，器械的運用算是到頭了。
狩獵活動的弊端也不能完全歸咎於那些機械工具。也很少有實物像廣告商介紹的那麽好用。那個“指引我們該去哪兒”的部門應該被授予特別獎。知道哪兒有好的獵物，哪裏是垂釣的好去處，這種本事就是一種極具個人價值的財富。但像魚竿、獵犬和獵槍這些工具，放在旅行專欄中銷售，成為一種促銷手段，就完全變了味兒。現在發展到連“自然環境保護”部門都可以告訴湯姆、迪克還有哈裏，哪裏的魚兒最容易咬鉤兒，哪裏有大群野鴨可以獵殺。
所有這些有組織的肆意妄為，都在將個性化的戶外休閑運動變成群體運動。我不知道戶外休閑活動合法與非法的區分界限到底在哪裏，卻知道這種所謂的“我們該去哪兒”的服務，已經超出了理性的界限。
如果打獵或釣魚的生意越來越好，那麽，“我們該去哪兒”的服務就會引來更多的遊客；如果打獵或釣魚的生意不太好，廣告商就會更密集地宣傳造勢。釣魚彩票就是諸多宣傳手段中的一種。在湖泊中飼養的魚身上貼上標簽，如果垂釣者能釣到貼有幸運號碼的魚兒，便可以領取一筆豐厚的獎金。這種現代科學與賭場的古怪結合，使本來就已經快枯竭的湖泊，又出現了過度垂釣的問題，卻讓小鎮的商會愉悅起來。
產品工程師和推銷員聽從利益的指揮。但如果連專業的野生生物管理者都刻意回避這些事情，那麽，也太不作為了。
野生生物管理者正在嚐試建立野生生物的保護區，在區域內放養培育野生動物，人為地增加野生生物數量。如果這種保護措施真的施行，它又會怎樣影響我們的文化價值？我們必須承認，拓荒者的興趣影響著市場開發。丹尼爾·布恩可沒有耐心等待你去培育野生生物。所以，傳統的狩獵者們不接受人工飼養的理念，野生生物的人工培育理念遭到抵製，是因為它與拓荒者傳統的自由獵取觀念相悖。
機械化破壞了拓荒者價值，沒有在文化上為這種價值提供替代。而在野生生物培育管理中，卻出現了一個替代品——野地耕種，至少對我而言，這個替代品和其他的農業耕種模式一樣，具有同樣的價值。野生生物的管理對道德上的節製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野生生物保育破壞了拓荒者價值，卻鼓勵了另外兩種價值。
如果我們將戶外休閑運動視作機械化進程與保持傳統之間的衝突，那麽其中的文化價值前景堪憂。拯救文化價值的關鍵在於把握進取時機。我認為，這種時機已經成熟了，戶外休閑愛好者們可以選擇有利於自己的行為了。
近10年，出現了一種全新的戶外休閑活動，它不會破壞野生生物資源，使用機械也有限度；繞過了破壞土地的問題，而且增加旅行者承載能力。這種戶外休閑活動沒有限製捕殺獵物數量，同時也不設立禁獵期。它需要指導，總結一種全新的、文化價值高的叢林知識。這種戶外休閑模式，就是野生生物研究。
野生生物研究最好交給專業人士，當然其中一些問題可以供不同層次的業餘愛好者加以探討。在機械發明領域，早就有業餘愛好者參與研究了。而在生物學領域，尤其是戶外休閑研究方麵，業餘愛好者的價值剛剛體現。
瑪格麗特·莫爾斯·尼斯就是一位業餘鳥類學者，她在她家後院研究北美歌雀。多年後，她成了世界級鳥類行為學權威人士，她的思想深度和研究成果，遠遠超過了大多數的專業鳥類研究學者。另一位，從事銀行業的查爾斯·L.布羅姆利，愛好研究老鷹。是他第一個發現了老鷹冬天在南方築巢，然後飛到北方的林地的事實。諾爾曼和斯圖亞特·克裏德爾，他們是農場的工人，愛好研究小麥農場裏的動植物區係，兩人後來成為公認的當地植物學和野生生物周期理論研究的權威。艾略特·S.巴克，新墨西哥州山脈地區的一位牧場主，出版了一部關於美洲獅的專著，是貓科研究領域被視為最具價值的兩部專著之一。不要以為，這些人除了工作就是研究，不懂娛樂。他們隻是認為人生最大的樂趣就是去觀察和研究未知的事物。
大多數業餘愛好者目前所知的鳥類學、哺乳動物學和植物學，以及取得的成就，還屈指可數。原因在於，生物學教育機構壟斷生物研究上的專業成果，而讓業餘愛好者自發去發現探索。我們有必要告訴年輕人：建一條在自己精神世界的船，同樣能夠在海洋中自由航行。
在我看來，野生生物研究的推廣是我們當前最重要的工作。野生生物的價值，現在隻有少數生態學家能夠察覺得到，對全人類的進取精神研究還有很多未被發現的重要價值。
現在，我們知道，動物個體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動物種群的某些行為模式是通過個體間的相互配合來實現的。兔子意識不到繁殖的周期性，但它卻是繁殖周期性的發動機。
我們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全部了解這些行為模式。即使我們采取了最嚴密的監控方式，目前，我們仍然不能從單個兔子身上發覺繁殖周期性的奧秘。這還需要我們用幾十年的時間觀察一個群體才能完全破譯。
這也帶出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人類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是否也存在著我們都不了解的行為模式呢？比如暴動和戰爭、動亂與革命。
在許多曆史學家和哲學家看來，人類的種群行為是個人行為集體主義化的結果。外交學認為，政治團體是一群具有同樣品質的個體的結合。總而言之，我們往往都是事後才能認識到社會係統的運行模式。
因此，與兔子種群相比，我們的社會進程更有意誌內涵。但是，我們作為一個物種，同樣有我們還不了解的行為模式，而且，我們對自己的一些行為模式的理解可能是錯誤的。
不斷對人類種群行為進行質疑，體現了人類作為唯一的高等動物的價值。至於研究其他動物群體的價值，以埃林頓[42]為代表的一群人早就提出過。幾個世紀以來，我們一直找不到打開這個內容豐富的知識寶庫的鑰匙。現在，生態學教會了我們如何去尋找這把鑰匙，去解決困惑我們多年的問題。我們通過研究生物種群中一小部分的運作原理，就可以了解整個生物種群的運作原理。這種帶著批判的思維、深入探索的能力，就是打開知識寶庫的鑰匙。
野生生物養育了大地，也成就了人類，並且塑造了人類的文化。此外，它還為我們帶來了歡樂，可我們卻在用現代機械工具毀掉野生生物。假如從現在起，我們改變我們對大自然的行為模式，相信我們能收獲更多的快樂，還有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