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九六章 開掛的人生

  回到越國後，範蠡建議越王勾踐“勸農桑，務積穀，不亂民功，不逆天時。”


  高度重視經濟生產，恢複民生，積蓄國力。


  繼而親民，穩定社會。施民所善，去民所惡。


  協調內部關係，內親群臣，下義百姓。


  勾踐甚至做到了，有百姓生病時，親自去慰問；有人去世時，就親自去辦喪事。


  對待家裏有變故的百姓，則免除徭役。


  一係列的惠民措施，使得百姓生活逐漸安定，民生得以恢複。


  為了提高軍事力量，範蠡重建國都城。


  在建城的過程中，範蠡建了兩座城，一座小城，一座大城。


  小城是建給吳國看的，而大城則建得殘缺不全，而且麵對吳國的方向，不構築城牆，以迷惑吳國。


  平時重視軍隊訓練，提高士氣，增加戰鬥力，組織敢死隊，以最高金額獎勵。


  為了進一步迷惑夫差，範蠡又派人送給吳王最喜好的東西，還向夫差進獻美女，以討夫差的歡心，消磨夫差的意誌。


  公元前476年，此時夫差傾全國之力，北上中原爭霸，使國力嚴重消耗，後方空虛，由太子帶領老弱兵士留守，伐吳的條件終於成熟了。


  越國經過近20年的精心準備，國力強大，範蠡建議勾踐立即興兵伐吳。


  公元前473年，吳國不敵越國全線崩潰，吳王夫差逃到姑蘇台上固守，同時派出使者向勾踐乞和，祈望勾踐也能像20年前自己對他那樣寬容，允許保留吳國社稷，而自己也會像當年的勾踐一樣倒過來為之服役。


  勾踐動搖了，這時範蠡站出來，陳述利弊，平複了勾踐動搖的心態。


  吳王夫差羞憤之下，遂蒙麵自殺。


  滅吳後，範蠡向勾踐提出了自己隱退的想法。


  勾踐極力挽留，並威脅他說，如果堅持要走的話，就會殺掉範蠡及其妻子。


  但範蠡並不動搖，決然地走了。


  範蠡臨走前還告誡文種，直言“越王為人，可共患難，不可共富貴”，並用“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死，良犬就烹”的道理來說服自己的好友知退以求全。


  然而文種不聽，執意留下來繼續為越王效力。


  果然，後來勾踐賜文種一劍，“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


  文種被逼之下，無奈自殺。


  離開越國的範蠡，輾轉來到了齊國，變姓名為鴟夷子皮，帶領兒子和門徒在海邊結廬而居。


  他們戮力墾荒耕作，兼營副業並經商，沒有幾年，就積累了數千萬家產。


  範蠡仗義疏財，施善鄉梓，他的賢明能幹被齊人賞識，齊王把他請進國都臨淄，拜為主持政務的相國。


  他喟然感歎：“居官致於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對於一個白手起家的布衣來講，已經到了極點。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


  於是三年後，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齊王歸還了相印，散盡家財給知交和老鄉，飄然離去。


  恢複布衣身份之後的範蠡，第三次遷徙至陶（今山東肥城的陶山），陶地東鄰齊、魯，西接秦、鄭，北通晉、燕，南連楚、越，在這個居於“天下之中”的最佳經商之地，操計然之術以治產，沒出幾年，經商積資又成巨富，遂自號陶朱公，當地民眾皆尊陶朱公為財神，乃我國道德經商的“儒商”之鼻祖。


  史學家司馬遷稱：“範蠡三遷皆有榮名。”史書中有語概括其平生：“與時逐而不責於人。”


  範蠡豐富的經營思想，是值得學習借鑒的。


  特別注意選擇經商環境，把握有利時機，運用市場規律，做事有準備，不盲目。


  做到了“據時而動，得失均衡”。


  範蠡關於把握時機的全麵論述具有很高的意義，具體而言就是，根據時節、氣候、民情、風俗等，按照“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的原則，順其自然、待機而動。


  他開創性的提出的“待乏原則”，實際上是要求經營者站在時機的麵前，候時轉物，超時以待，不要人等貨，應讓貨等人，就像以網張魚，須迎之方能獲獵。


  範蠡遵循“經濟豐欠循環論”而經商，要準備別人沒有的或想不到的貨物，這樣才能在市場上占據優勢。


  “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


  知道要打仗，所以要從各方麵做好準備，知道貨物何時需用，才懂得貨物的價值。


  隻有把“時”和“用”這兩者的關係搞清楚了，那麽各種貨物的供需情況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


  “抓住現時，得時無怠”，要清楚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


  “從時而追”，處於這種境況要講究一個快字，指出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


  “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賤取，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


  當商品價格漲到最高點時，要果斷出貨賣出以獲利，不能錯失良機。


  當商品價格跌落到最低點時，此時要像麵對珠玉一樣珍視這些商品，及時買進囤積。


  因為商品價格跌至無可跌時，價格就一定會回升的。


  糧食生意是範蠡的一項重要經營，他遵循“三八價格，農末俱利”的原則來進行運營。


  範蠡認為“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


  商人的利益受到損害，就不會經營糧食商品；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就不會去發展農業生產。


  商人與農民同時受害，就會影響國家的財政收入。


  最好的辦法就是由官府把糧食價格控製在八十和三十之間，這樣農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時獲利了，國家也能有著穩定的糧食生產和儲備。


  範蠡還提出了“積著理論”，主要意思是“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


  強調要合理地貯存商品，資金和貨物的比例要控製好，保證資金周轉，保證貨物質量，就能經營好生意。


  範蠡主張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銷”，在經營中不求暴利，這種非常人性化的主張，符合中國傳統思想中經商要“誠信經營”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原則。


  範蠡“富好行其德”，是因為他意識到物聚必散，天道使然。


  《老子》有雲：“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聖人是不存占有之心的，而是盡力照顧別人，他自己也更為充足。


  他盡力給予別人，自己反而更豐富。


  自然的規律是讓萬事萬物都得到好處，而不傷害它們。


  聖人的行為準則是，做什麽事都不跟別人爭奪。


  範蠡師從道家，算是道家始祖老子的徒孫了。


  他深知“月滿則虧，水滿則溢，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的道理，所以每當達到盛點的時候就會自己放棄一些東西來保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