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鮮卑人

  被宦官謀殺的太武帝拓跋燾一身是謎。


  但正是在他的時代,


  統一了中國北方的北魏正式成為北朝,


  並開始了從胡漢融合到全盤漢化的歷史進程。


  中國靴子

  鮮卑正式出場時,應該有了馬鐙。


  而且,是雙鐙。


  很少有什麼發明像馬鐙這樣既簡單又偉大了,它幾乎改寫了人類的歷史,至少改寫了戰爭史。我們知道,馬參加戰爭,起先都是用於車戰。後來有了騎兵,戰鬥力卻非常有限。因為如果沒有馬鐙,又想在狂奔時張弓射箭,交戰時揮刀殺敵,對不起,那一定會掉下來。


  然而馬鐙卻讓騎兵成為最可怕的敵人。有了馬鐙這個著力點,他們可以穩穩地騎在馬上且走且射,拔出劍來左劈右砍;而當他們揮戈前進時,賓士的戰馬還將大大增強長矛的衝擊力。總之,馬鐙讓馬上白刃戰成為可能。


  當然,他們或許還要穿上長筒靴。


  但不管怎麼說,人馬合一的騎兵變得所向無敵。正是靠著這種極具殺傷力的快速部隊,唐王朝擊敗東西突厥和吐谷渾,創造了農業帝國大規模戰勝游牧民族的奇迹。也正是馬鐙,促使歐洲產生了騎士階層和封建制度。難怪有人會這樣認為:歷史是由科學技術的進步造就的。[1]

  也許吧,也許。


  馬鐙傳入西歐,一般認為是在公元8世紀;馬鐙的發明者,則一般都認為是Chinese,因此,馬鐙也被稱為「中國靴子」。這種「靴子」在我國多有出土,而且與鮮卑也不無關係。比如最早的雙鐙實物,以及繪有雙馬鐙的陶俑,便是在鮮卑人或鮮卑化漢人的墓葬中發現的。


  這兩個墓葬,一個屬於北燕,一個屬於北魏。[2]

  毫無疑問,這並不意味著鮮卑就是馬鐙的發明人。馬鐙的發明顯然更早,而且起先是單鐙。但如果把「中國靴子」的稱號送給鮮卑人,也許可謂恰如其分。因為正是這雙「靴子」的篳路藍縷,為中華民族蹚出了一條新路。


  那就來看鮮卑人。


  鮮卑是東胡系少數民族之一。他們原本居住在大興安嶺的森林中,也就是現在鄂倫春人居住的地方。而且他們叫鮮卑,很可能就因為大興安嶺叫鮮卑山。至於他們使用的語言,則大約是突厥語再加早期蒙古語和通古斯語。


  這是一個古老的森林民族。


  後來,鮮卑人走出森林來到草原,接管了匈奴人的塞外故地,把自己變成了游牧民族。南遷和西遷以後的鮮卑人與不同民族混血,形成了不同的部別,包括宇文部、慕容部、段部、乞伏部、禿髮部、拓跋部等等。他們組成鬆散的政治軍事聯合體,佔據了北方遼闊的土地。


  混血的鮮卑各部是風情萬種的。其中最漂亮的是皮膚白皙的慕容部,他們也因此而被稱為白虜。慕容部的姑娘則不少成為東晉皇族和士族的女人,比如晉明帝司馬紹的母親就是。因此這位漢族皇帝便有著黃色的鬚髮,甚至堅毅果敢的性格,終於使王敦的謀篡未能得逞。


  慕容,是鮮卑的佼佼者。


  實際上鮮卑中最先崛起的也是慕容部,他們建立的政權共有四個:前燕(337)、後燕(384)、西燕(384)和南燕(398)。此外,乞伏部和禿髮部也各自建國一個,即乞伏國仁的西秦(385)和禿髮烏孤的南涼(397)。


  最落後的是拓跋部。


  拓跋部跟宇文部一樣,男人都剃光頭,只留頂部一撮頭髮結成辮子,因此被稱為索頭或索虜。甚至從大興安嶺遷徙到呼倫貝爾大草原后,這個部族也仍然保持著原始野蠻的習俗,自說自話地拒不接受漢人先進的文化。


  後來北魏改革之難,不言而喻。


  然而這個最落後的部族,卻終於成為新時代和新文化的開創者。這裡面無疑有太多的故事,但公元258年肯定是重要的年份。這一年,鮮卑拓跋部在陰山南麓的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舉行大會,宣布他們完成了從部落到部落聯盟的轉換,並開始向國家時代進軍。


  這時還是三國時期。曹魏以及之後的西晉、東晉和熱鬧非凡的十六國,都沒有注意到這個弱小部族的存在,更想不到他們從這裡出發,將來會雄霸北方。只有拓跋人自己牢牢記住了陰山下的那些歲月,以至於在變成北魏又變成東魏的二百八十年後,還能夠這樣深情地歌唱:

  敕勒川,

  陰山下,

  天似穹廬,


  籠蓋四野。


  天蒼蒼,

  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這是怎樣的歷史滄桑,這是怎樣的家國情懷!

  據說,這首歌的原文是鮮卑語,翻譯成漢語后仍然雄渾大氣。翻譯者斛律金(斛讀如胡)是使用敕勒語的斛律部人,他是應漢人高歡的要求譯唱的,因此這首漢語的《敕勒川》本身就是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的見證和象徵。[3]

  大哉敕勒川!

  定居陰山南麓的鮮卑拓跋部,緩慢進入了文明史。半個世紀后,部落聯盟的大酋長被西晉封為代公,之後又升格為代王。但這隻不過體現了晉人的懷柔政策,拓跋各部落的小酋長們卻並不歡迎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國王。就連把游牧改為定居,他們都有不同意見。


  結果是脆弱的代國被強大的苻堅所滅,時間在公元376年,也就是西哥特人渡過多瑙河那年。代國的滅亡標誌著中國北方完全由前秦統一,也意味著鮮卑拓跋人走向文明的重大挫折。此後十年,他們只能痛定思痛,直到更加強有力的領袖帶領他們在草莽中勃然崛起。


  領袖是拓跋珪(讀如歸)。


  他建立的王朝國號魏,史稱北魏。


  拓跋珪是在牛川(今呼和浩特)稱王建國的,時間是公元386年。十二年後(398),他又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並自稱皇帝。此後,直到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平城一直是北魏的首都。


  這是完全不同於五胡十六國的政權。


  十六國都是短命的,大多只有二三十年,少數能有四十多年,最短只有兩三年。超過六十年的只有一個,還是無人理睬的偏遠小國(前涼),根本無足稱道。北魏卻存在了一個半世紀,還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內維持了中國北方的完全統一,這豈是十六國可以同日而語的?

  更重要的是,北魏不僅是一個政權、一個國家,更是連漢族都承認其正統性的朝代。朝代跟國家是不同的。三國時期,只有曹魏還可以勉強稱為朝(魏朝),孫吳就不能叫吳朝,蜀漢也不能叫做蜀朝或漢朝。只有北魏及其以後的四個政權,可以跟南方四政權並稱為北朝和南朝。


  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


  十六國與南北朝,也完全不能相提並論。


  可以與北魏相比擬的,大約只有後來發展為查理曼帝國的法蘭克王國。事實上,正如五胡中只有鮮卑拓跋真正刷新了歷史,歐洲日耳曼諸蠻族中也只有法蘭克人成就了千古大業。其中奧秘,難道不值得深思嗎?[4]

  從聯盟到帝國

  如果說歷史真有巧合,那麼中華與羅馬的命運就堪稱神似。西晉滅亡前後,有五個少數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以公元紀年,依次是匈奴的漢—前趙(304),羯人的後趙(319),鮮卑的前燕(337),氐人的前秦(351)和羌人的後秦(384)。當然,這裡說的鮮卑還是慕容部。


  但緊接著就是拓跋部了。


  同樣,西羅馬滅亡前後也有五個日耳曼蠻族建國,依次是西哥特(419),汪達爾(439),勃艮第(457),法蘭克(486)和東哥特(493)。這簡直就像是把中華史照樣演出了一遍,只不過他們那邊剛好晚了一個世紀。[5]

  日耳曼,就是歐洲的五胡。


  法蘭克,則是他們的北魏。


  實際上這兩個民族的道路也確實相似。他們都是先有王國後有帝國,也都在走向帝國時有過挫折。拓跋的代國被滅,法蘭克則陷入分裂。但到中國的中唐時期,法蘭克查理曼帝國之版圖,便已經包括了今天的法國、德國、荷蘭、比利時、奧地利、義大利和西班牙的一部分。


  這就比北魏還讓人震驚。


  其他日耳曼國家也無法與之相比,包括先後興起於西班牙的蘇維匯(Suevi,409),義大利的倫巴德(Lombard,568)。事實上,只有法蘭克,才是破碎的羅馬世界中真正的新生力量。這種力量是歷史性的而非民族性的,因此註定還要從中再誕生兩大帝國:法蘭西和德意志。[6]

  法蘭克人可以自豪。


  更值得他們驕傲的是,法蘭克人不像拓跋珪或者之前的劉淵、石勒、苻堅那樣自己稱帝,而是得到了上帝通過其代理人的授權。教皇利奧三世在公元800年的聖誕節為查理大帝舉行了加冕禮,並授予他奧古斯都的稱號。


  此事引起了東羅馬皇帝的強烈不滿,因為在他看來自己才是帝統的唯一繼承人,何況法蘭克首任國王的王銜還是羅馬皇帝授予的。但到公元814年,拜占庭也不得不承認了查理的帝號,正如主張「天無二日,人無二君」的中國漢族士大夫,不得不承認北魏也是王朝。[7]

  這真是何其相似乃爾!

  法蘭克人的拓跋珪叫克洛維(Clovis),原本是撒利克法蘭克人的酋長,就像拓跋珪是拓跋鮮卑人的首領。克洛維甚至也曾遷都,把都城從蘇瓦松遷到巴黎,就像拓跋珪從牛川遷都平城,儘管他倆並沒有彼此商量過。


  但他們的歷史使命是一樣的,那就是將野蠻的部落改造成文明的國家。面對的現實問題也是一樣,那就是如何酬勞和安撫那些追隨他們打江山的弟兄。畢竟,克洛維也好,拓跋珪也罷,都是靠武力奪取政權和地盤的。


  克洛維的辦法是把土地分封給親兵、廷臣和主教,這並沒有耗費他太高的成本。因為這些土地原本屬於羅馬皇室和羅馬國庫,是他沒收來的,用不著自己掏腰包。


  如此慷慨大方,當然讓軍事貴族們感到滿意,甚至大得高盧地區主教們的歡心。然而這種完全私有的賜地,卻終於讓王國囊中羞澀。因此到二百年後,法蘭克不得不誕生了自己傑出的改革者,並創造出一種新的制度。


  改革者叫查理·馬特(Charles Martel)。


  查理·馬特的辦法,是把賞賜變成了交易。封臣可以獲得土地,叫采邑。但條件是必須盡義務,服兵役。采邑可以層層分封,但不能世襲。封臣去世后,封主就將其收回。封臣的子孫要想繼承,必須重新註冊再立新功。


  這就叫采邑制。


  采邑制的主要受惠者是騎士,由此,便誕生了騎士階層。靠著騎士們奮勇殺敵,查理·馬特打敗了阿拉伯人,並使法蘭克王國成為抵擋伊斯蘭文明滲入歐洲的屏障。他本人也獲得了「馬特」的稱號,意思是鐵鎚。


  與采邑制同時誕生的是封建制。


  封建制也是必然要誕生的。因為羅馬帝國和文明崩潰以後,失去主心骨的芸芸眾生已不能再指望委員會,只能層層依附於比自己強大的人。這就形成了封建關係,而層層分封的采邑制,則成了這種關係的現實支持。


  法蘭克終於成為封建大帝國。[8]

  然而這種方案並不可能成為拓跋珪的選擇。因為封建制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被周人發明,又在六百年前被秦始皇徹底廢除。拓跋珪的道路,只能是一步就從部落聯盟跨入帝國時代,迅速完成從野蠻到文明的轉換。


  可惜這並不容易。


  我們知道,以游牧和掠奪為生的鮮卑拓跋部,原本是一個鬆散的部落聯盟。聯盟中擁有實權的,是各部落的酋長(部大人)。這些傢伙就像黑社會各幫老大,手下有眾多馬仔和小弟,並不認為國王有什麼意義。即便有,那也只是土匪聯席會議的主席,可以輪流坐莊的。


  拓跋珪要對付的,就是這幫人。


  不過首先還得酬勞和安撫。拓跋珪的辦法是建立「班賜」制度,由國王按照等級和戰功賞賜牲畜和奴隸,實際上是坐地分贓的合法化和制度化。因此,儘管賞賜的額度並不大,秩序卻建立起來,這就邁出了第一步。


  第二步是利用鮮卑人對政治的無知,大量起用漢族知識分子擔任文官,遷都平城后還建立太學祭祀孔子。這就贏得了被統治民族的好感,也讓拓跋珪有了底氣。他甚至對鮮卑將領表示:有民就有國,在哪兒不能為王?意思也很清楚:不要以為我就離不開你們的支持。


  與此同時,農業也越來越替代畜牧業成為了北魏的經濟命脈。也許,這才是最關鍵的一步。事實上,一個民族的生產方式如果從游牧變成了農耕,他們就必須接受或建立文明。走到哪吃到哪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作為負責任的丈夫和父親,不能不考慮房產證和電冰箱。


  拓跋珪決定遷都。


  遷都是在公元398年,也就是羅馬帝國分裂的三年後。此前,拓跋珪已奪取并州,攻陷中山(後燕首都),擁有了黃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繼續實行游牧時代的部落聯盟制度,顯然是不合時宜的。[9]

  建立農業大帝國的時機到了。


  拓跋珪大刀闊斧。他將被征服的後燕吏民工匠五十萬人遷入平城京畿內外,按照戶口分配土地。拓跋各部落也遷徙到這裡,然後就地解散,分土定居。管理這些地區和臣民的將不再是部落的酋長,而是朝廷的命官。原來佔山為王的各部大人,則成為北魏的編戶齊民。


  換句話說,酋長都變成了老百姓。


  至於幫主們手下的馬仔,當然也跟酋長對部民的統率權一樣被收歸國有。他們成為北魏君主的直屬部隊,被組建成一支既驍勇善戰又服從中央的國軍。


  這就是拓跋珪的「部落解散政策」。這個政策,是之前五胡十六國中從來沒有的。[10]

  也就在這一年年底,拓跋珪稱帝。


  稱帝是實至名歸的。事實上當拓跋珪遷都平城時,從聯盟到帝國的走向便已經不可逆轉。之後的北魏,將跌跌撞撞地向前邁進。只不過,那是一條鋪滿荊棘的道路,途中將有一個又一個人倒下,包括漢人和胡人、改革派和保守派,也包括他們的皇帝,甚至包括拓跋珪自己。


  喋血蕭牆

  拓跋珪是三十九歲那年被謀殺的。[11]

  兇手是他的兒子拓跋紹,十六歲。


  此案的直接原因,是拓跋紹的生母受到威脅。為了救母親,拓跋紹只好殺了父親。這當然未嘗沒有可能。事實上拓跋珪死前已經精神失常,許多人僅僅因為一言不合甚至呼吸不暢,便被疑神疑鬼的他親手殺死在天安殿。因此即便拓跋紹不去行刺,恐怕也會有別人動手。[12]

  那麼,拓跋珪何以如此?


  史家的說法是嗑藥,也就是吃了五石散(五石散詳見本中華史第十一卷《魏晉風度》),但更大的可能是心理負擔過重。他發病時數日不食,徹夜不眠,對著空中自言自語討論建國以來的成敗得失,就是證明。[13]

  看來,做一個開國之君也不容易。


  拓跋珪就更不容易。因為他的族群不但是戎狄,就連在鮮卑人中也是最落後的。保守勢力頑固堅持陳規陋習,完全不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漢族士大夫則離心離德,以至於請他們出來做官還得動粗。比如一位名叫崔宏的高級士族,就是在逃跑后被抓回來強行戴上官帽的。[14]

  這實在讓他崩潰。


  拓跋珪的悲劇既是民族性的也是歷史性的,因此註定還要重演,以後也還有皇帝不斷被殺。實際上北魏皇帝十四個,倒有九個死於非命。他們有的是兒子殺的,有的是太后殺的,有的是宦官殺的,有的是權臣殺的。其中,就包括第三任皇帝世祖拓跋燾。


  不過,人們更習慣於叫他太武帝。


  太武帝拓跋燾是太祖拓跋珪的長孫,太宗拓跋嗣的長子。他十六歲登基,在位三十年,享年四十五歲。后兩項紀錄在北魏都是最高的,既空前,也絕後。[15]

  何況還有業績。繼位后九年,拓跋燾便在胡夏滅亡西秦之後又滅胡夏(431),繼而一鼓作氣滅北燕(436),亡北涼(439),破柔然(449),伐劉宋(450)。至此,北魏真正成為北朝,十六國結束,南北朝開始。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人物。


  但,此人也一身是謎。


  最大的疑團是他的死。我們只知道,拓跋燾是在北魏正平二年(452)二月初九被害的,兇手是宦官宗愛,具體細節卻一概不知。更可疑的是,這個逆賊不但事後當了宰相,還在八個月後又殺了自己新立的皇帝。直到這時,新的政變集團才把他送上斷頭台。[16]

  這就奇怪!北魏不是東漢,也不是後來的晚唐,宦官哪來這麼大的權勢?事實上宗愛能夠得逞,就因為當時執政的朝臣沒把他放在眼裡。拓跋燾死後,這夥人原本是要立另一個人做皇帝的,卻被宗愛騙入宮中殺掉。就連他們藏在秘室中的那位儲君,也被宦官搜出來處死。[17]

  由此可見,朝臣們原本大權在握,實際上決定秘不發喪另立新君的也是他們。既然如此,血案發生后他們為什麼不立即抓捕兇手,反倒進宮與宗愛相見?就算鮮卑不像漢人那樣視弒君為滔天大罪,也不至於對太武帝之死無動於衷,讓那個殺人犯逍遙法外吧?

  凡此種種,豈不可疑?

  然而官史卻諱莫如深。


  吞吞吐吐,當然是有太多的不可告人。實際上此案的背景相當複雜,甚至可以追溯到另外兩個人的死亡。這兩個人,就是皇太子拓跋晃和司徒崔浩。


  拓跋晃是在太武帝被害前八個月神秘去世的,死因據說是得了抑鬱症。官方史書稱,當時太武帝聽信宦官宗愛的讒言,震怒之下誅殺了太子身邊的諸多屬官。拓跋晃驚恐萬狀,竟在惶惶不安和有苦難言之中憂憤而死。


  太武帝則很快就發現拓跋晃受了委屈,追悔莫及的他開始懷念兒子。現在輪到宗愛心驚膽戰了。為了保命,這個小人便鋌而走險謀殺了皇帝。[18]

  這就是所謂正史的說法。


  可惜這並不能自圓其說。以拓跋燾之英武果敢,如果發現太子是被宗愛誣陷,豈能讓這傢伙活到變成兇手那天?因此南朝方面對北魏公布的說法表示存疑,民間的小道消息更是不脛而走,吵得沸沸揚揚。


  懷疑是有道理的。事實上太子死前半年,拓跋燾正在南征。志在必得的他勢如破竹,軍進瓜步(在今江蘇六合),飲馬長江,還在那裡建起了行宮。然而在沒有任何徵兆的情況下,拓跋燾卻突然撤軍。這就讓嚴陣以待的劉宋大惑不解,並認為拓跋燾一定是後院失火。


  於是南方傳言:魏太子拓跋晃謀反。


  謀反的說法細節豐富言之鑿鑿。據說,當時拓跋燾得到情報,留守平城的太子圖謀不軌。因此,他便在大宴群臣后立即撤兵,並在回國途中派人送信到平城,謊稱皇帝已經駕崩。太子不知是計,匆匆趕來迎喪,結果在空空如也的靈柩前被捕,並被關進鐵籠秘密處決。[19]

  這個說法由於缺乏證據而不被《資治通鑒》採信,事實上它也疑點甚多。我們知道,皇太子拓跋晃到魯口(今河北饒陽)迎駕是在二月二十日,官方宣布的死亡時間則是六月五日。當中這麼長的時間都幹什麼去了?皇太子三四個月不露面,難道竟然無人置疑?


  拓跋燾的態度也很怪異。如果太子謀反屬實,他就應該慶幸,宗愛也不必緊張。就算謀反是冤案,也沒有宗愛什麼事,除非假情報是他發出的。但同樣,他也早就該因為欺君之罪而被怒不可遏的太武帝碎屍萬段。


  然而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北魏宮廷只是匆忙埋葬了那位死得不明不白的太子,後來還追認他為皇帝。太武帝拓跋燾則既沒有追究謊報軍情的責任,也沒有追查可能存在的謀反集團,只是想起兒子就淚流滿面。


  這哪裡像是發生了謀反案?


  看來事實可能是:皇帝和太子之間沒有個人恩怨,也沒有權力鬥爭,卻存在政見分歧。這種分歧決定著帝國未來的走向,當然不能含糊。太武帝在東宮大開殺戒,就是為了剪除太子羽翼。區區宗愛,其實不足為道。


  那麼,他們的分歧又在哪裡?


  在宗教。


  宗教是南北朝的大問題,牽涉到文化,也牽涉到政治,只能從長計議(詳見本書第四章)。至於此刻的分歧,簡單地說就是皇太子崇佛,太武帝滅佛。但這與信仰無關。實際上太子拓跋晃他們信佛,很大程度上在於釋迦牟尼也是「胡人」,因此對佛教天然地抱有親切感。


  太武帝拓跋燾卻並不認為自己是胡人。相反,他要做的是「中華皇帝」。或者說,是道教鼓吹的救世主「太平真君」。因此,他不能接受佛教,只能尊崇道教,因為道教才是中華本土的。拓跋燾甚至用「太平真君」四個字做了自己的年號,而且正是在他統一北方之後的第二年。[20]

  拓跋燾之心昭然若揭。


  然而奇怪的是,崇佛的拓跋太子受到打擊,反佛的漢人崔浩也不得好死。崔浩是北魏的三朝元老,輔佐過拓跋珪、拓跋嗣和拓跋燾三代皇帝,拓跋氏的江山差不多有半個是他幫著打下來的。可惜他的結局卻是滿門抄斬,還連累三個姻親一併滅族,這究竟又是為什麼呢?


  轉折關頭

  崔浩是由於撰寫國史而死的。


  此案發生在皇太子拓跋晃死前一年,但似乎與太子並無關係,儘管恃寵而驕的崔浩從來不把這個未來的皇帝放在眼裡,兩人的矛盾也是連南朝都知道的公開秘密。不過崔浩也好,太子也罷,都無法決定對方的命運。掌握著他們命運前途的仍然是太武帝,也只能是太武帝。[21]

  那麼,太武帝為什麼要殺崔浩?

  因為憤怒,因為失望,而拓跋燾對崔浩原本是寄予厚望的。在蕩平了北方諸國之後,太武帝覺得偉大的北魏已經不能再沒有一部國史。於是他給崔浩下達詔書,讓他領銜完成這個任務。給出的指令是:務從實錄。[22]

  崔浩欣然命筆。


  學富五車又歷仕三朝的崔浩信心滿滿,然而這種自信心卻讓他身首異處。國史完成後,頭腦發熱的崔浩在他人慫恿下,竟將這部得意之作刻於石碑,耗資三百萬做成方圓百步的碑林,任何人都可以前往觀看閱讀,等於是自作主張地公開發表了未經審閱的北魏國家史。


  可惜崔浩並非生活在網路時代,動用國庫經費建成的碑林也不該是他的自媒體。更何況崔浩為了彰顯自己的職業道德和學術良心,對某些必須「為尊者諱」的故事一概秉筆直書。這就觸動了鮮卑敏感的神經。要知道,作為曾經的野蠻人,他們的祖上可是並不怎麼文雅的。


  投訴信雪片般地飛到了御前。


  太武帝勃然大怒。他萬萬沒有想到,崔浩竟會如此辜負聖恩。修史詔書從「我太祖道武皇帝」說起,一直說到「豈朕一人獲濟於此」,意思難道還不清楚嗎?務從實錄是不要漏掉豐功偉績,誰讓你「肆意誹謗」來著?

  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人不殺又該殺誰?


  崔浩血濺刑場。[23]

  此案常常被看作胡漢矛盾衝突的典型,其實不然。崔浩之死應該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國史案不過是導火索。事實上太武帝對「誹謗」一事並未深究,參與撰寫此書的漢人也並非全都被殺,比如高允就幸免於難。[24]

  漢人高允是這部《國書》的主筆,也是皇太子拓跋晃的老師。因此案發之後,太子便把並不知情的老師請進東宮住下。第二天帶他去見皇帝時,又特地交代高允:一會兒皇上問起來,我怎麼說,老師就跟著怎麼說。


  高允問:什麼事呀?


  太子說:進去就知道了。


  進殿以後,拓跋晃便極力為高允開脫。太子說:高允從來就小心謹慎,不敢自作主張。此番雖與崔浩同事,但崔浩專橫跋扈,高允人微言輕,請皇上赦免其罪。


  太武帝問高允:這部書都是崔浩寫的嗎?


  高允回答:除了太祖那部分,都是臣與崔浩寫的。不過崔浩只是總裁,著述方面臣多於浩。


  太武帝大怒:高允罪過大多了,怎麼能不殺?

  拓跋晃忙說:天威嚴重,高允剛才是嚇糊塗了。


  太武帝問高允:真是太子說的那樣嗎?


  高允卻回答:不是的。臣以不才,謬參其事,罪該萬死。太子殿下不過因為臣陪讀東宮,想為臣討一條小命罷了。皇上不問,臣不敢說。皇上垂問,臣也不敢糊塗。


  太武帝大為感動。他回過頭來對拓跋晃說:如此正直和誠信,豈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於是不但赦免高允,還讓他擔任專案組的組長,起草國史案的處分決定。


  高允卻遲遲不能下筆。


  猶豫是可想而知的。因為按照有關部門的意見,自崔浩以下涉案人員一百二十八人,統統都要滅五族。於是,高允面見皇帝據理力爭。高允直言:有沒有漏網之魚,臣不敢說;這麼多人都判死刑,臣也不敢同意。


  結果,高允救下了幾千條人命。[25]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功德無量的高允健康地活到九十八歲,五任皇帝都對他禮遇有加。國史案也好,太子黨也罷,也都沒對他造成任何影響。因為高允終其一生都堅守道德底線,甚至清貧到只有草屋數間鹹菜幾壇,讓後來的文成皇帝拓跋濬(讀如俊)感慨不已。[26]

  道德,是可以超越民族界限的。


  何況此時的民族關係已不同於前。崔浩的父親崔宏是被拓跋珪抓來做官的,崔浩卻為北魏殫精竭慮。實際上崔浩的問題不在於他有抵觸情緒或敵對情緒,反倒在他太把北魏當成自己的國家。這就引起了那些真正主人即鮮卑貴族的反感。當反感找到突破口時,崔浩便不能不死。


  沒有證據顯示,後來皇太子拓跋晃的去世,與崔浩之死有什麼關係。但如此之多的奇案頻頻發生,則證明此時的北魏已經到了轉折的關頭。這個轉變將因太武帝的被殺而減緩,直到一個神秘的女人再來啟動新的程序。


  這個女人就是馮太后。


  跟太武帝拓跋燾一樣,馮太后也一身是謎,只不過這些謎團同時伴隨著緋聞。按照正史的記載,馮太后是文成皇帝拓跋濬的女人,十四歲進宮,兩年後成為皇后,九年後成為太后。這時的她,只有二十五歲。[27]

  二十五歲的馮太后表現出了奇特的愛情觀。她先是跳進火里要為文成皇帝殉葬。被人救出當了太后,卻又傳出緋聞。結果是繼位的獻文皇帝拓跋弘忍無可忍,處死了她的兩個情夫。作為報復,馮太后則毒死了這個皇帝。[28]

  這裡面的恩恩怨怨已經無法弄清。事實上,作為馮太后名義上的兒子,獻文帝也可能是她的男人。因為按照鮮卑人「收繼婚」的習俗(納娶父親去世后留下的不是生母的其他女人),獻文帝是可以這樣做的。甚至就連他的兒子孝文帝拓跋宏,也可能是他跟馮太后所生。[29]

  如此說來,獻文帝的殺人便可能是吃醋,馮太后的報復則難免「最毒婦人心」之嫌。


  當然,不會有人追究。


  但毫無疑問,馮太后是強悍的。作為皇太后和現任皇帝可能的情婦,她在獻文帝繼位的第二年(466)就以霹靂手段發動宮廷政變,殺死丞相,架空皇帝,迅速掌握了北魏政權。那時,她應該還沒有懷孕。[30]

  不過,這並不妨礙她跟皇帝會有一個孩子,也不妨礙她後來殺了那皇帝,如果這些猜測屬實的話。


  呵呵,馮太后可不是崔浩。


  當然不是。事實上,除了拓跋宏出生前後的那些短暫的時間,馮太后都牢牢把握著權力。作為北燕王室的後裔,她似乎有著極高的政治天賦,可以在頃刻之間做出生殺予奪的決斷,讓許多男人望塵莫及。最後,心灰意懶的獻文帝只好去做太上皇,儘管當時只有十八歲。


  孝文帝拓跋宏繼位,五歲。


  這是北魏承明元年(476)的事。也就在這年,日耳曼雇傭軍將領廢掉了末代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都。西羅馬帝國日落地中海,一個古老的文明就此謝幕。


  北魏王朝卻華麗轉身。三十六歲的馮太后以太皇太后的名義臨朝稱制,開始了政治和社會的全面改革。這些改革將從根本上改變鮮卑和北魏。幸運的是,這不但是拓跋燾和崔浩的遺願,也是馮太后和拓跋宏的共識。


  全盤漢化

  拓跋宏更像一個漢人。


  這並不奇怪。無論拓跋宏是馮太后名義上的孫子,或者實際上的兒子,都是她一手撫養成人的。作為鮮卑化的漢人,馮太后理所當然地用漢文化的乳汁哺育了這個原本混血的孩子。因此馮太後去世后,拓跋宏不但繼承了她的改革事業,還乾脆把首都從平城遷到了洛陽。


  不難想象,這件事阻力重重。


  沒有人會喜歡無緣無故地搬家,更何況遷都會損害不少人的既得利益。拓跋宏只好曲線救國,宣布要出兵討伐南齊。為此,他裝模作樣進行了占卜,結果卜得革卦。故太子拓跋晃之孫任城王拓跋澄說:革就是革命。這是改朝換代的卦,不是討伐逆賊的,不吉利。


  拓跋宏說:卦辭稱「大人虎變」,怎麼不吉利?

  任城王說:陛下早就是龍,為什麼還要做虎?

  拓跋宏大怒:國家是朕的,任城王想幹什麼?

  任城王說:江山社稷當然是皇上的,但臣等也有做臣子的責任。陛下既然徵求意見,臣當然要實話實說。


  拓跋宏無奈,只好在散會後留下任城王說悄悄話,並告訴他自己的真實意圖是要遷都。忠心耿耿的任城王恍然大悟,原來皇帝是要一統海內,這才選擇了東周和東漢的京城作為帝都。於是立即轉變立場,積極支持南征。


  公元493年(北魏太和十七年),也就是東哥特人建國的那年,拓跋宏率領群臣和大軍來到洛陽。當時正是農曆九月,天降大雨不止,所有人都畏首畏尾不肯前進。拓跋宏卻一身軍裝騎在馬上,擺出了準備一個人南征的架勢。


  群臣齊刷刷地跪在了馬前。


  拓跋宏說:不想南征,那就遷都。


  相對於遷都,鮮卑貴族更怕南征,只好妥協。


  第二年,拓跋宏正式遷都洛陽。[31]

  這是北魏王朝的第二次遷都。上一次遷都平城,他們徹底實現了從游牧部落到農業帝國的轉變。那麼,這一次遷都洛陽,意義又何在呢?


  全盤漢化。


  應該說,這正是馮太后要做的事情。只不過,她更側重於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改革,比如實行俸祿制(官僚制度改革)、三長制(基層政權改革)、均田制(土地制度改革)、租調製(稅收制度改革)等等。這些制度創新,有的甚至來自她漢族情人李沖的建議。[32]

  拓跋宏卻還要進行社會改革。


  實際上在與任城王談話時,拓跋宏就說得很清楚: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文治之都。後來,他又對一位鮮卑名士說:朕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何必一定要住在中原?但子孫後代如果永在漠北,又怎麼能有良好的教育環境?因此拓跋宏說,移風易俗,勢在必行![33]

  只不過誰都沒想到,他的力度會那麼大。


  改革是與遷都同步的。太和十八年(494)三月,北魏朝廷舉行了最後一次遷都聽證會。四月,祭天儀式和地點由鮮卑的西郊改為漢人的南郊。十月,太廟神主和皇帝先後啟程。十二月,尚在遷都途中的拓跋宏頒布了社會改革的第一道詔令,禁止士農工商再穿鮮卑服裝。[34]

  鮮卑人大為不滿。


  不滿是可想而知的,拓跋宏也明白只能循循善誘再加恩威並施。於是,次年(495)五月二十六日,已經到達洛陽的他跟群臣有了一次深入耐心而又驚心動魄的懇談。


  拓跋宏說:請問諸位的心愿,是希望朕和朕的國家能夠超過商、周呢,還是比不上漢、晉?


  群臣說:當然是超過前王。


  拓跋宏又問:那麼應該移風易俗呢,還是因循守舊?


  群臣答:當然應該日新月異。


  又問:只是朕一人刷新呢,還是子子孫孫?

  答:當然要傳之萬代。


  再問:這麼說諸位不反對改革了?

  眾人異口同聲:上令下行,誰敢反對!


  於是拓跋宏說:名不正則言不順。從今天起,朝堂之上禁止再說鮮卑話。三十歲以上的一時半會兒改不過來,可以從緩。三十歲以下的現任官員,如若膽敢違令,那就是明知故犯,必須撤職查辦,諸位以為然否?


  群臣說:謹奉聖旨!


  拓跋宏又說:朕曾經跟李沖討論過此事,李沖居然說四方之音無所謂誰是誰非。僅僅這一句他就該死!

  李沖趕忙免冠磕頭。


  拓跋宏拿李沖開刀殺雞儆猴,確實用心良苦。因為李沖是馮太后的情夫,又是漢人,還是改革派,而且一向為拓跋宏所敬重。如果李沖都該死,其他人呢?

  當然都噤若寒蟬。


  拓跋宏又責問宮官:朕已明令禁止胡服,但是宮中女人仍然夾領小袖,你們為什麼陽奉陰違?

  眾人都磕起頭來。


  幾天後,改革官方語言的詔令正式下達。


  接下來就是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比方說,遷入內地的鮮卑人死後一律葬在洛陽,這就等於改變了籍貫;按照漢制使用長尺和大斗,這就改變了度量衡。然而,拓跋宏意猶未盡,他還要改變鮮卑人的姓氏,比如拓跋改成元,步六孤改成陸,等等。所改之姓,多達上百。[35]

  下一步,是分定姓族。


  姓族其實就是門第,或者說就是高門,只不過一等的叫姓,二等的叫族。姓族名單由官方嚴格審核,組織部門則按圖索驥授予官職。姓族子弟天生就有做官特權,八姓更不得授予低級職位,跟東晉的「上品無寒門」一樣。


  顯然,這是魏晉門閥制度的鮮卑化。這個制度一旦實行,鮮卑人便也就有了門第。結果是什麼呢?是門當戶對的胡漢兩族可以通婚。事實上拓跋宏緊接著就下達了一紙詔書,命令他的六個弟弟娶漢人四大家族的女兒為妻。


  皇族與漢族通婚,示範作用當然顯著。當其他鮮卑人也紛紛效法時,民族融合就得到徹底實現。當然,是作為少數民族的鮮卑像鹽一樣溶化在漢民族的水中。


  更何況,他們還都得著漢服,說漢語。


  這可真是大混血。


  混血是種族的,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實際上,姓族制度建立以後,士庶之別就取代了胡漢分野。民族界限模糊了,身份認同從族別變成了門第。鮮卑的豪門與漢人的望族共同組成統治階級,下層則混為一談。這正是當年崔浩的理想,拓跋宏則把它變成了現實。[36]

  與此同時,洛陽也再度成為華夏文化的中心。拓跋宏遷都三十多年後,一位名叫陳慶之的南梁將領曾這樣描述他親赴洛陽的切身感受:我原本以為兩京淪陷之後,長江以北便都變成了戎狄之鄉。這次到洛陽,才知道衣冠人物盡在中原,根本不是我們江東可比的。[37]

  拓跋宏成功了。他其實已是中華皇帝,雖然也只有半壁江山。但他開創了一種可能性,那就是由胡漢混血的北方來統一中國,從而創建新的中華文明。


  這就是鮮卑人的歷史功績。


  那麼,原本代表華夏正宗的南朝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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