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
歐陽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吉州廬陵（今江西永豐）人。朝廷重臣，北宋著名文學家，宋代散文改革運動的首要人物，他的文章暢達平易，曾鞏，王安石，蘇軾等深受其影響，他的詩詞清新自然，史學成就亦很突出。
歐陽修幼年孤貧，依叔父家於隨州。天聖八年（1030年）舉進士，擢甲科，調西京留守推官。與尹洙、梅堯臣、蘇舜欽等交遊，開始為「古文」，已負文名。景祐元年（1034年）入朝，為館閣校勘。這時，范仲淹以言事被貶，在朝諸人如秘書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等紛紛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貶。於是歐陽修寫了《與高司諫書》，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因此，歐陽修也被貶為夷陵令。貶官夷陵，對他頗有好處。他後來在《與焦殿丞書》里說：「某再為縣令，然遂得周達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為益。」又洪邁《容齋隨筆》卷4記張芸叟與石司理書云：「頃游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每聽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私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是時蘇明允父子亦在焉，嘗聞此語。」這段記述又可為歐陽修貶官之後「周達民事，兼知宦情」的旁證。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復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辟歐陽修為掌書記。他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慶曆三年（1043年），歐陽修知諫院。這一年范仲淹參知政事，施行新政。歐陽修身居此職，於是連上奏疏，對於內政外交，無不極諫。現存於《奏議集》中知諫院時的奏疏多達 10 卷。這些奏疏都是慶曆新政時期的重要的政論文章，所論者都是針對時弊的當務之急。
慶曆四年（1044年），歐陽修奉命出使河東，又任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權真定府事。在這期間，他便進一步調查情況，又寫出《河東奉使奏草》、《河北奉使奏草》。在《河東奉使奏草》中有《條列文武官材能札子》，還有《論不才官吏狀》，對於吏治得失，論述極詳。與此同時，歐陽修對於西北邊患，也曾多次上書。他就在《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廝啰札子》中說：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便值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前後具奏、狀、札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采臣說。今和議垂就，禍胎已成，而韓琦自西來，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虜利急和之謀。見事何遲？雖悔無及！當臣建議之際，眾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眾議。今韓琦余靖親見二虜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為患，臣之前說，稍似可采。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尚有可為之理。可以看出，歐陽修對於重大的軍事問題，也曾十分認真建議。在當時的和議問題上，具有眼光，力排眾議，堅持己見，作為一個諫官，知無不言。在當時的情況下，既然不可言和，就不免用兵。歐陽修一面反對言和，一面主張備戰。對於軍事，他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慶曆五年（1045年），范仲淹、杜衍、韓琦、富弼等相繼罷官、外放，新政失敗。這時歐陽修正在河北都轉運使任上。他一面「自劾乞罷」，以「同其退」，一面上了一封《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此狀一上，歐陽修遂為「群邪」所惡，造謠誣陷，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到了滁州，歐陽修對於政治風雲之險惡似乎有所覺悟，初以「醉翁」為號。但他胸懷曠放，並不怨嗟。在《與尹師魯書》中寫道：「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不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又說：「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
慶曆八年（1048年），歐陽修徙知揚州。元祐元年（1049年），移知潁州。一年之後，又留守南京。至和元年（1054年），召判流內銓，旋改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嘉祐二年（1057年），知貢舉。《宋史》本傳說：「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噪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歐陽修一知貢舉，即痛抑「險怪奇澀之文」，這在當時，也是一件大事。關於此事，沈括《夢溪筆談》也有一段記載：「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為國學第一人，驟為險怪之語，學者歙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為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為之一變，歐陽之力也。」
嘉祐三年（1057年），歐陽修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宋史》稱他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嘉祐五年，拜樞密副使。嘉祐六年，參知政事。《宋史》稱歐陽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諭可否。雖台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眾。」在這期間，歐陽修因「濮議」之爭，蒙受「不根之謗」。他為了辯誣，連上奏札，請求根究蔣之奇對自己的誣陷，甚至「期於以死必辨而後止」。於是治平四年（1067年）三月四日，即位不久的神宗乃遣中使賜下「御札」，告以言者已被「降黜」，並已「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且云：「事理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經過這一次被誣，歐陽修對於人生仕途似乎更有所悟：像他這樣切直剛正的人，是不適於做官的。在這之前，已一再求退，在這之後，就更堅決求退。由於再三請求，終於得罷參知政事，出知亳州。后又知青州、蔡州。熙寧元年（1068年）春在亳州時，曾上《乞致仕第一表》，此後又連上數表，請求致仕。在這期間，王安石執政，推行新法。歐陽修時在青州，有《言青苗錢札子》，表述自己對於「俵散青苗錢」的意見。在俵散青苗錢的過程中，還有兩個明顯的弊端。一是「抑配」，二是「俵散秋料錢」。歐公在《言青苗第二札子》中有很透闢的分析。他說：臣竊見自俵青苗錢已來，議者皆以取利為非。朝廷深惡其說，遂命有司條陳申諭，其言雖煩，而終不免於取利。然猶有一說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見，若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相接之時，雖不戶戶缺乏，然其間容有不濟者。以為惠政，尚有說焉。若秋料錢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戶不乏之時，何名濟缺？直是放債取利爾。……以此而言，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這些意見，可以說是完全正確的。對青苗錢作了具體分析，不是一概否定。他所不贊成的，是俵散「秋料錢」。對於「秋料錢」，他曾一面「奏陳」，一面「擅止」。未經批示而「擅止」，應得「擅行止散之罪」。但朝廷「特予放免」，並未加罪。他在《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中說道：「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合被譴呵。」
在這前後，歐陽修又曾屢上表札，請求致仕。熙寧四年（1071年）六月， 歐陽修終於得到朝廷的「敕告」，除太子少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隨即回到潁州。八月，朝廷行「明堂大禮」，又召他「赴闕陪位」，他有《札子》辭謝。這時，他的身體確實十分衰憊了。因此，一年之後，熙寧五年（1072年）八且病逝於潁州。著作有《歐陽文忠公集》、《新五代史》等。
蓄道德而能文章
曾鞏稱讚歐陽修「蓄道德而能文章」。歐陽修自己也說過；「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又說過：「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 「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看來歐陽修把道和文的關係看得十分密切。歐陽修論道，不尚空談，而重實際。他在《答吳充秀才書》中講到「學者有所溺」時，反對有人「棄百事不關於心」。他是把「道」和生活中的「百事」密切聯繫起來看的，但是他所謂「道」也不等於「百事」。歐陽修另有《與張秀才第二書》，對於道講得比較具體。他說：「君子之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而取信者是也。」又說：「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其事乃世人之甚易 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歐陽修的這些話，雖然從周公、孔子談起，但最終是取其「切於事實」，這一點非常重要。這就與宋代的道學家之「道」有所不同了。歐陽修在這封書里還反對「誕者之言」，反對「以無形為至道」。「以無形為至道」指什麼呢？是不是對道學家的批評呢？這裡講得不很明確，但在《答李詡第二書》里就更明確地批評宋代某些儒者的性理之學了。他說：「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但是，「今之學者」，「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后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他認為，作為「君子」，應該「以修身治人為急，而不窮理以為言。」歐陽修的這些話是反對宋儒性理之學的較早的言論。歐陽修的道不同於道學家，卻近似韓愈。他一面反對性理之學，一面也反對佛老。他有《本論》上下篇是專門闢佛的。上篇說：「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他認為：「去之」之方，不是「操戈而逐之」，也不是「有說以排之」，他認為，「千歲之患」，「非一人一日之可為」，「非口舌之可勝。」 「去之」之方，全在「修其本」。其所謂「本」，也就是「禮義」。他說「禮義者，勝佛之本也。」可以看出，闢佛，他與韓愈是一致的，但闢佛的方法，則有些不同。他在《本論》下篇還特別提到不必「火其書而廬其居」。但是，單靠「禮義」能否解決問題呢？所謂《本論》，實際上也仍是書生之論。這樣的理論也並沒有超過韓愈。所以蘇軾說「論大道似韓愈」，甚至說「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歐陽修論大道似韓愈，卻也並不等於韓愈。韓愈比較迂腐，歐陽修則比較切實。而且，在出處進退、立身行事方面，歐陽修的剛正不阿、無所畏懼，又遠在韓愈之上。儘管在行文之時，歐陽修不像韓愈那樣氣勢磅礴，聲色俱厲，但他那「容與閑易」、「不大聲色」之中，也自有「百鍊鋼化為繞指柔」之勢。這就形成了他的文章的思想特點和風格特點。歐陽修也不像韓愈那樣急於作官，但他卻很重視作個諫官。重視諫官，當然又同韓愈有些相似之處。例如韓愈寫過《爭臣論》，歐陽修也寫過《上范司諫書》、《與高司諫書》。這些文章都表達了他的為人之道。王安石所謂「讀其文，則其人可知。」確實如此。尤其讀後一篇文章，更可見其為人。在《上范司諫書》中歐陽修說：「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系焉。」又說：「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於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可以看出，歐陽修之所以如此看重諫官，就是因為諫官能夠「行其言」，也即是能夠「行道」。在他看來，作個諫官。乃是「行道」的一個重要途徑。也就因此歐陽修對於諫官的要求很高。他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而一旦遇到那「非材且賢者」時，他也就不能容忍。他的《與高司諫書》罵高若訥「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就是因為高若訥喪失了做諫官的基本品質。高若訥身為諫官，而當范仲淹無辜被貶時，他不但不敢諫諍，反而詆毀范仲淹的為人，這就引起了歐陽修的憤怒。他說：希文（范仲淹）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恕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 此君子之賊也！這篇文章可謂「氣盡語極，急言竭論」，但又委曲宛轉、極盡挖苦之能事。話講得非常明白，文寫得非常藝術。千古文章，難得這樣的佳作。歐陽修能夠寫出這樣的文章，有他的道德基礎，不是任何人都寫得出來的。他在《與尹師魯書》中曾經講到「士有死不失義」，大義所在，就不該 「俯仰默默」。於是，敢說敢罵，就成了他這篇文章的特色。當然，寫出這樣的文章，是要冒著風險的。正是由於這篇文章，他也遭到貶謫。歐陽修並不因此而消極。此後他還是繼續寫這樣的文章。慶曆三年，他被推薦而作了諫官。一有這個「行其言」的機會，他便知無不言，發表了大量的政論文字。到了慶曆五年，當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等又因「朋黨之議」而相繼罷官時，歐陽修便立即義正詞嚴地寫了《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直接同慶曆四年十一月朝廷所下的「詔書」相對抗。也就在這期間，歐陽修還寫了一篇著名的《朋黨論》（「論」當作「議」），駁斥「朋黨之說」。他說：「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於是他說：「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這篇文章引古證今，史實俱在，是非分明，很有說服力。當時被指為「朋黨」的人，與其說是「同黨」，不如說是「同道」。范仲淹是「朋黨」中的頭面人物，歐陽修替他講話，並沒有個人私情。范仲淹是胸懷「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這樣的為人之道正是歐陽修所贊成的。因此，所謂同黨，不過是同道而已。這是可以從他的很多文章看得出來的。如有一篇《讀李翱文》，就是讚揚「以天下為憂」的作品。這篇文章里讚賞李翱不願嘆老嗟卑而憂以天下，並且聯繫宋朝的現實發表了評論：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翱憂者，又皆賤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痴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夫！在歐陽修看來，宋朝的天下是比唐朝的天下更可憂慮的，但宋朝的執政者卻不肯以天下為憂；如有以天下為憂的人如范仲淹等，又都遭到貶斥。文章所謂「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云云，是深有憤慨的話。歐陽修的這種憤慨之情，隨時都有發泄。《尹師魯墓志銘》也是這樣的作品。這篇《墓誌》首先講尹師魯的文學、議論和才能，為天下之士所共知；但歐陽修所更強調的，是他為人之「大節」。他說：「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於是歐陽修也就突出地表彰他這一方面。文章說：「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諫官御史不肯言」，尹師魯則挺身而出，《尹師魯墓志銘》這類文章來看，歐陽修所說的「道」，也就是為人的「大節」。從為人的大節來看，歐陽修的道雖然和韓愈相似，但也有和韓愈不大相同的地方。例如韓愈貶官之後，他那直言敢諫的氣概便有所收斂，不似貶官之前。他在潮州寫的《謝表》、《祭鱷魚文》等，骨氣就很不夠了。歐陽修不然。他對韓愈本是非常推崇的，但他對於韓愈的這一表現也很不滿意。在《與尹師魯書》中他說：「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 歡戚，不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這是對韓愈很痛心的批評，從而也表明了自己的志氣。他又說：「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就是說，不要作韓愈那種「戚戚怨嗟」的文章。歐陽修告誡安道不要寫「戚戚」的文章，他自己也確實是實踐了這個主張的。他在滁州所作《豐樂亭記》、《醉翁亭記》等，就沒有「不堪之窮愁」，只講「山水之樂」。例如《醉翁亭記》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又說：「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身在貶謫之中，而大講禽鳥遊人的山水之樂，這樣的文章不僅與韓愈不同，與柳宗元也並不相同。為什麼能夠做到這樣？歐陽修有《答李大臨學士書》說得明白：「修在滁三年，得博士杜君與處，甚樂。……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達於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然後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樂也。」這裡說的「達於進退窮通之理」，也即是《尹師魯墓志銘》中所說的「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的意思。這就是說，一個人立身行事，不管處於什麼地位，也不可改變為人的大節。既敢於伸張正義，就不能懼怕任何災禍。有了這樣的精神準備，那麼，無論遇到什麼困境，也就處之泰然了。由此看來，歐陽修貶官滁州，不作「戚戚之文」，而盛稱「山水之樂」，正是他的為人大節所在，並不是或不僅是暗示他自己治滁的政績、或隱寓古人的「樂民之樂」，更不是消極頹唐而寄情山水。總的看來，歐陽修的各類文章都是體現著他的為人之道的。宋人的文章往往喜歡論道，哪怕是傳記文或遊記文，也往往夾些論道的成分。這是宋代文章的一個特徵，不止歐陽修一個人如此，曾鞏、王安石、蘇軾無不如此。不過，歐陽修的文章寫得自然，論道而不說教，這是他「蓄道德而能文章」的一個主要特徵。在宋代，除了蘇軾，很少有人能夠企及。
博古通今
歐陽修作《尹師魯墓志銘》，曾稱尹師魯「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這八個字對尹師魯不免溢美，但在歐陽修自己，足以當之。他不但是個文學家，而且是個學者。於經學有所發明，於史學有獨立的著作，於金石之學且有開闢之功。歐陽修的經學，曾受唐人影響，敢於提出自己的創見。唐人的經學，在魏晉六朝之後，思想是比較開闊的，不全拘於漢儒的師說，如啖助、趙匡、陸淳之於《春秋》，就打破了三傳的門戶之見。但一般說來，唐代的詩人作家，不治經學。宋代不同了，歐陽修對於《春秋》、《詩》、《易》，都有研究。蘇轍曾經說他「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①這對於宋朝一代的學風是有影響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毛詩本義》也曾指出：「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幾廢。推原所始，實發於修。」《提要》對宋儒的「新義」是有所不滿的，對歐陽修的「敢議毛鄭」也不是完全肯定的。但從這些話里卻可看出，歐陽修治經，對於爾後的「宋學」，起了「發難」的作用，在學術史上影響不小。《提要》又說歐陽修對於毛鄭二家之義也不是隨意翻新，而是「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以論正之。」「本出於和氣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論，未嘗輕議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訓釋，往往得詩人之本志。」這些話比較符合歐陽修所著《毛詩本義》的實際。
歐陽修在經學上的主要成就還不在於《詩》，而在於《易》。他曾認為《易》之《繫辭》不是「聖人之作」。他說《繫辭》里的「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為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為答也。亦如《公羊》《榖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其師之所傳以為傳也。」②歐陽修還認為，不僅《繫辭》不是「聖人之作」，另一些篇章也非「聖人之作」。他在《易童子問》里說：「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眾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在《易或問》里也說：「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曰：何止於《繫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於孔子之徒，蓋里巷人之語也。」在歐陽修看來，古書之託為「聖人之作」者，往往是後人所作。這是符合古代書籍的實際情況的。但是，歐陽修的這一見解，曾經長時不為人們所接受，他曾深有感慨地說：「余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余為此說迄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為然也。」由此可見，歐陽修的這一見解，在當時是很大膽的。歐陽修又不止懷疑過《易》之《繫辭》等等，他對於別的經書，也常常信經而不信傳。他在《春秋論》里就說：「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書， 予不知也。」又在《春秋或問》里說：「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他的這些看法，當時贊成者不多，但他十分自信。他說：「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偽說之亂經也，屢為說以黜。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眾人之所信，徒自守而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歿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為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修同其說也？」由此看來，歐陽修在經學上的這些看法，在當時確是獨到之見。歐陽修在經學方面雖有很多大膽的創見，但他治學的態度和方法卻是謹慎的。例如他對毛鄭之詩雖有疑難，卻並不隨意改動二家之說。他說：「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己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遍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雖有懷疑，卻不輕為改易，這種治學態度是很嚴肅的。其所以如此，又同他的治學目的很有關係。據說他治經學，是「務究大本」，而「不過求聖人之意以立異論。」所謂「大本」，就是「聖人」立言的本意。歐陽修是個又迂又直的儒者，他雖不滿「后儒」，卻很迷信「先聖」。因此，他的治學目的，就是要弄清「先聖」的思想實質，並不想自己標新立異。他還有個看法是：「聖人之言，去人情不遠。」他所不滿后儒的，是因為他們「未得其真」。他也不是毫不尊重后儒的意見，他曾說過：「然亦當積千萬人之見，庶幾得者多而近是。」他只是反對那種離開經的本義而擅自為說的人。他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為諸儒以自出之說汩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為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因此，他主張對於「雜亂之書」，要能「指摘其謬」，做到「功施後世」，「非止效俗儒著述，求一時之名。」這也是治學的一個可貴的態度。歐陽修的史學造詣，尤為世人所稱。在「二十四史」當中，歐陽修所參與編修的，竟達兩部，其中《新五代史》，且屬個人專著。這在古今史家當中，成就是很突出的。歐陽修平生是有志於史的，他說過：「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他與尹師魯商量寫作《五代史志》時又說過：「吾等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後世之名。」②歐陽修是相信《春秋》的褒貶義例的，因此，他所謂「善善惡惡之志」，也就是要學《春秋》的褒貶。他認為五代之亂，有如春秋。他說：「五代終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有足嘆者。所以他於《新五代史》每篇發議，幾乎都以「嗚呼」冠於篇首，寄以無窮的感嘆。歐陽修作史，目的也在於總結歷史經驗，以為當代的借鑒。北宋前期的文人學者，凡是關心世事的，大抵留心前朝史事，歷觀成敗得失，聯繫現實，引為教訓。歐陽修著《新五代史》的最終目的，也在於此。
歐陽修作史於宋代，而要依仿《春秋》的義例，自然難免迂腐之譏。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他於《春秋》的義例，也自有取捨。例如他於五代之梁，多所貶抑，卻不以為「偽」。他在《梁本紀》中發議論說：「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偽梁，而議者或譏予失《春秋》之旨。……予應之曰：……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這就是說，事實是什麼，便寫什麼。為君為篡，各傳其實。這樣的義例是可取的。在寫法上，《新五代史》也有異於《春秋》的地方。歐陽修自有義例，例如《司天考》不書災異，他發端即聲明道：「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予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他認為《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但「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因此，他只講「人事」，不講「天意」。他對於秦漢以來史書之記災異、講天人感應，是不贊成的。他說：「嗚呼，聖人既歿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可以說，《新五代史》不書災異，不講天人，這在中國歷代史籍中是個創舉。義例雖依《春秋》，卻又「不得不異乎《春秋》。」依《春秋》未免迂腐，而異乎《春秋》，則是科學的態度。《新五代史》總結前代經驗、引為鑒戒的事例很多，其中《唐六臣傳》之論朋黨，是最有代表性的。他說：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嘗寡過，小人慾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可不鑒哉！可不戒哉！這一段話也等於一篇《朋黨論》，比《朋黨論》的論據更加具體、更加充分。這顯然是有為而發的史論。其目的不止於垂鑒戒、示後世，更直接的目的是借古諷今，依據史實，痛貶時弊。歐陽修給尹師魯的信中所謂「粗伸其心」者，於此可見。
另一個典型例子是《四夷附錄》所論兵事。歐陽修說：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系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強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莫、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之重於萑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莫三關，遂得復為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為夷狄。彼其為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者所可識也！這一段話要和歐陽修另外談論兵事的文章合看。歐陽修始終反對軍事上因循苟且，主張備戰出攻。尤其是在《言西邊事宜第一狀》中，更說到用兵的時機問題。他總結慶曆以來用兵的經驗教訓，指出「往年已驗之失」，提出「今日可用之謀」，認為應定「出攻之計」，要用「制人之術」。不要「處處為備」，致使「我勞彼逸」；而要「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他認為這時只有進攻，才能防守。但宋朝廷始終委曲求和，不但不能攻取十四州的土地，而且還要賂以大量的銀帛。歐陽修對於宋統治者的懦弱無能，是十分不滿的，而對於後周世宗的奮發有為，則是十分欽佩的。他對後周世宗不幸而「遇疾」，以致「功志不就」，非常痛惜。他是希望宋朝能夠繼續這樣的功烈的。像這樣的議論，講的是歷史，針對的卻是現實。文章最後批評「守常者」，其實也正是對宋朝因循積弊的指責。著書以垂鑒戒，是歐陽修著《新五代史》的主要目的。這在北宋當時是有其政治原因的。北宋時期的一些關心國事的文人學者，一般都很注意研究前代治亂興衰的歷史經驗，以為當代的借鑒。歐陽修如此，其他史家如尹師魯、司馬光，也是如此。他們的注意之點都在治亂興衰，而不在典章文物。因此，歐陽修也好，司馬光也好，其所記述的重點，都在政治得失，而不在文獻存亡。作為一代之史來要求，這確是個缺陷；但作為一家之言來看待，這也正是一個特點。《新五代史》不詳典章制度，能否由此便說歐陽修不重視歷史文獻呢？從歐陽修的全部學術造詣來看，事實也並不如此。事實上，歐陽修對於古代文獻還是非常注意的。所著《集古錄》就是明證。歐陽修曾經說過：「君子之於學，貴乎多見而博聞也。」他於治史之外，頗勤於收集金石器物。有時得一「古器銘文」，竟至「驚喜失聲」，因此收集相當豐富。他在《集古錄目序》里說：「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不僅「軸而藏之」，而且「撮其大要，別為錄目」，著為「跋尾」，成為一部空前完整的金石錄。這在當時是一門新的學問。在他以前，沒有人這樣認真地做過。他曾說：「自予集古錄文，時人稍稍知為可貴，自此古碑漸見收采也。」③由此可見，《集古錄》之作，實有開創之功。歐陽修著《集古錄》，也並不是完全像他在《集古錄目序》中說的，只是因為「性顓而嗜古」，而是別有目的。他在《唐孔穎達碑》的「跋尾」中又說過碑中文字「可以正傳之謬」，「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又在《唐鹽宗神祠記》的「跋尾」中說：「余家集古錄文，不獨為傳記正訛謬，亦可為朝廷決疑議也。」就是說，既可以之正史，又可用以決疑。於史有補，於時有益。這是歐陽修自己明言的目的。但《集古錄跋尾》之作，還有一個沒有明言的目的，是排斥佛老。證據是很多的。例如《華陽頌》是涉及唐玄宗的迷信事迹的。歐陽修藉此對佛老二氏進行了強烈的攻擊。他說：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 唐玄宗是個奢淫的帝王，卻妄稱上清弟子。歐陽修認為，即使世上真有神仙，也不會收錄玄宗這樣的徒弟，何況根本沒有神仙！這裡首先對唐玄宗其人作了鄙夷的諷刺。然後又說：甚矣佛老之為禍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說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使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這幾句話，是唐宋兩代排斥佛老的極其重要的理論，這是歐陽修借跋《華陽頌》而發揮的一篇精闢的見解。唐玄宗之所以自稱上清弟子，就是因為其人一生富貴已極，於是便比常人更加貪生畏死，希望長享人間富貴。而佛教講「無生」，道教講「不死」，正是迎合貪生畏死者的慾望的。從傅奕、韓愈等闢佛以來，像歐陽修這樣一針見血地揭破佛老二氏理論的，一直還沒有過。
餘事作詩人
《六一詩話》中有這樣的話：「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歐陽修稱韓愈的話，也可用來論他自己。歐陽修於詩文詞賦雖然都有成就，但他平生最下功夫的，是在文章，而不在詩詞。當然，以詩而論，亦有新的特點。歐陽修的詩，首先是繼承韓愈，有「以文為詩」的特點。所謂「以文為詩」，主要是以議論入詩。以議論入詩，《詩三百篇》中早已有之。真正形成特點是從韓愈開始。歐陽修就是代表這種特點的較早的宋詩作者之一。歐陽修「以文為詩」，不僅表現在以個別文句入詩，如《酬詩僧惟晤》：「詩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食糟民》：「上不能寬國之利，下不能飽爾之飢」；《明妃曲和王介甫》說：「胡人以鞍馬為家」；《鬼車》：「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等等，而且表現為幾乎全篇的散文化。如《贈李士寧》：「吾聞有道之士，游心太虛，逍遙出入，常與道俱。故能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嘗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豈斯人之徒歟？不然，言不純師，行不純德，而滑稽玩世，其東方朔之流乎？」這幾句話，說是詩，固可；說是文，也未嘗不可。歐陽修「以文為詩」，還不僅表現為雜以文句，而更表現為用詩來議論時事，用詩來寫政論。例如《奉答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見寄之作》有云： 百姓病已久，一言難遽陳。良醫將治之，必究病所因。天下久無事，人情貴因循。優遊以為高，寬縱以為仁。今日廢其小，皆謂不足論，明日壞其大，又雲力難振。旁窺各陰拱，當職自逡巡。歲月浸隳頹，紀綱遂紛紜。像這樣的詩意，在他的一些政論文章里都可看到。例如：《本論上》云：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又如《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共以恭謹敬慎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頹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百職不修，紀綱廢壞。兩相比較，不過一為散文，一為韻語，表達的方式不同，其實都是政論。用詩來發議論，還不是詩的功能，至少不是詩的主要功能。詩應該主要用於抒情，而不是用於議論。即使是議論，也應該是為了抒情的議論，而不是旨在說理的議論。 歐陽修寫詩之所以出現這種傾向，也許不是像韓愈那樣「以詩為文章末事」，因為他對詩歌還是相當重視的。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卻是用於文章，尤其是用於議論文章。寫詩好發議論，恐怕也是受了文章的影響。歐陽修的這一類詩，一般說來，寫得都不很好。 歐陽修的詩的特點，於「以文為詩」之外，還有形式自由的一面。蘇軾說他「詩賦似李白」。他的很多詩篇，寫得自由奔放，很有李白的氣魄。例如《太白戲聖俞》：開元無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閑，李白高歌行路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太白落筆生雲煙。千奇萬險不可攀，卻視蜀道猶平川。宮娃扶來白已醉，醉里詩成醒不記。忽然乘興登名山，龍咆虎嘯松風寒。山頭婆娑弄明月，九域塵土悲人寰。吹笙飲酒紫陽家，紫陽真人駕雲車空山流水空流花，飄然己去凌青霞。下看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濕吟秋草。這首詩的題目一作「讀李白集效其體」。從這首詩的形式看，學習李白的痕迹比較明顯。此外，歐陽修還有一首《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傳說他自己對這首詩相當自負，梅堯臣對這詩也特別欣賞。這只是一首騷體的作品，命意遣詞都像李白，但不如《李白戲聖俞》那一首的自然奔放。歐陽修詩的佳作，還不在於這些學韓愈、學李白的篇什，而是他的另外兩類作品。一類是像《班班林間鳩寄內》和《重讀徂徠集》等，寫得沉鬱頓挫，筆墨淋漓，感情充沛，出於自然。如《重讀徂徠集》：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漣漣。……孔孟困一生，毀逐遭百端，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不難。這一類詩也是寫得自由流暢的。敘事、議論、抒情結為一體，和那專發議論者不同，議論之中，傾瀉著情感。這類作品在風格上是和杜甫接近的。趙翼《甌北詩話》曾舉歐陽修的《崇徽公主和蕃詩》中「玉顏自昔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說是「英光四射」；又舉他的《送杜岐公致仕》中「貌先年老緣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說是「沉鬱深摯，即少陵集中亦無可比擬。」趙翼的這些評語指出了歐詩的精粹所在。
另一類是《田家》、《別滁》等小詩，寫得平淡清新，真切有味。如《田家》：綠桑高下映平川，賽罷田神笑語喧。林外鳴鳩春雨歇，屋頭初日杏花繁。又如《別滁》：花光濃爛柳輕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離聲。這樣的詩，是同北宋初年「西昆體」相對立的新風格。當時同「西昆體」對立的還有梅堯臣、蘇舜欽的作品，歐陽修對梅蘇二人是很推許的，但歐詩 的成就實在梅蘇之上。在所謂「梅歐體」中，歐詩有梅詩的「清切」，卻沒有梅詩的「古硬」。自然流暢，是歐詩的主要特徵。歐陽修詩的風格對於他的詞風也是有影響的。一般說來，歐詞尚有前代詞人的余習，他在同代的詞人當中似與晏殊有些同調。歐陽修平日對晏殊的為人也是稱讚的，不過，二人的作風實有不同，詞風也並不相同。晏詞風流蘊藉，而歐詞則一如其詩，也有平淡和沉鬱兩方面的特徵。如《採桑子》： 輕舟短棹西湖好，綠水逶迤，芳草長堤，隱隱笙歌處處隨。無風水面琉璃滑，不見船移，微動漣漪，驚起沙禽掠岸飛。這一首不是歐詞中最好的作品，但代表著平淡的特點。其他如「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后」（《蝶戀花》），「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系 在誰家樹」（《蝶戀花》），等等，則於平淡之中飽含著深情，是比較出色的作品。歐詞另有些作品是近於沉鬱的。如另一首《採桑子》：畫樓鍾動君休唱，往事無蹤，聚散匆匆，今日歡娛幾客同！去年綠鬢今年白，不覺衰容，明月清風，把酒何人憶謝公。又如《朝中措》：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堂前垂柳，別來幾度春風。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鍾。行樂直須年少，樽前看取衰翁。像這樣的詞在北宋時期算是寫得相當沉鬱的。當然也有些頹放。不過這頹放也自有苦衷，「一飲千鍾」，不是故作豪語。王國維《人間詞話》曾舉他的《玉樓春》中「人間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直須看盡洛城花，始與東風容易別」等句，說是「於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所謂「沉著」，也即是沉鬱。歐陽修表面放達，其實感情執著得很。這在他的詩里詞里都是有所流露的。還有，歐陽修寫詩，常常發表議論，而寫詞，卻只是言情。宋代一些作家既然「以文為詩」，於是便將詩的抒情功能一寄於詞。歐陽修也正如此。他作詩不免「載道」，而寫詞則只是「言志」了。如《生查子》就是一篇有名的言情之作：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到柳梢頭，人約黃昏后。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滿春衫袖。歐陽修的這類作品，反映了生活的另一側面。感情深摯，也比較健康。他當然還有「玉如肌，柳如眉」一類的句子，對於這些，也不必視為「艷語」而為之辯解；更不必謬稱「詩人氣質」而證以「風流韻事」。其實歐陽修的一生，比較能自檢束，他的為人出處，是和某些才子文人有些不同的。詩詞之外，歐陽修還寫過一些短賦。其中一篇《秋聲賦》，已經成為歷見劉大傑：代傳誦的名篇。抒情狀物，極有特色。是一篇賦體的散文，也是散體的詩歌。這種體制，前所未有。其藝術成就，在宋代，除了蘇軾的《赤壁賦》，是無與倫比的。當然，像這樣的作品，在歐陽修的全部著作中，仍屬「餘事」。 歐陽修的成就是不是就止於這些呢？此公早衰多病，四十之年，「蒼顏白髮」，並非虛語。他晚年寫給王安石的信里曾說：「大懼難久於筆硯，平生所懷，有所未盡。」果然，致仕一年，就逝世了。他平生所要完成的事業，恐是有所未盡的。這當然是可惜的事。但儘管如此，他的成就還是巨大的。作為精神遺產，留給後代的，除了上述幾個方面之外，我以為還有一點是更為可貴的，即：作為一個正直的文人學者，他還留下了正派的作風、樸實的學風和平易的文風。歐陽修的作風是正派的。為人處世，剛正不阿。為了國計民生，敢於直言極諫，不怕貶官，不避刑戮。罵高若訥，駁呂夷簡，其意氣之盛，至今令人神往。及遭陷害，力請辯誣，襟懷坦然，難進易退。正如韓琦所稱讚的那樣：「公之進退，遠邁前賢。合既不苟，高惟戒顛。」也正是由於具有這樣正派的作風，才具有樸實的學風。他作學問，力求真實，不立異論。為學如此，為文也是這樣。他主張文章要「中於時病而不為空言」，反對「好為新奇以自異。」他既不贊成唐代元結和樊宗師的「以怪而取名」，也曾力矯當時「以詭異相高」的所謂「太學體」。歐陽修自己的文章寫得平易自然，影響了宋朝一代的文風。古人所謂「其身正，下令而行」，歐陽修自己的文風正是起了這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