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子第十八
微子第十八
殷有三仁焉：商朝的三位仁人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幹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論語·微子》講了一些隱士和佚名的故事。
殷商後期是紂王當政。紂王無道，昏庸殘忍。有很多關於他殘暴的傳說，比如他發明了炮烙之刑，把人綁在燒紅的銅柱上燙死，還曾把人的腿打斷，看看骨髓到底什麽樣。
應該如何麵對如此凶殘的君主呢？
“微子去之”：微子是紂王同父異母的哥哥，“去之”就是離開了，逃到別的國家去了。
“箕子為之奴”：箕子是紂王的叔父，也是大臣。“為之奴”，就是裝瘋，最後變成奴隸，苟且偷生。
唐伯虎也有裝瘋的經曆。他被請到寧王府做客，不久就看出寧王要造反。造反是必死無疑的，他也知道寧王贏不了，即便贏了，也是亂臣賊子。怎樣才能與寧王劃清界限呢？唐伯虎就裝瘋，做了很多出格的事情，衣不蔽體、對人又踢又罵，醜態百出。寧王以為他真的瘋了，就把他趕出了寧王府。唐伯虎借著裝瘋賣傻擺脫了這一劫。
“比幹諫而死”：比幹在朝堂之上跟紂王直諫，紂王很生氣，問他：“你說的這些話是從哪兒來的？”
比幹回答：“我憑著一顆忠義之心。”
紂王說：“我聽說忠義之心有七孔，是七竅玲瓏心，我想看看你的這顆心是否如此。”結果比幹遭挖心酷刑而死。
以上三個人都不和紂王合作。所以孔子說，“殷有三仁焉”。
千萬不要小看這個評價。孔子的這個評價代表著他認為當君王昏庸無道時，這三個人的方法都是對的：一個人是離開、逃避，是不合作的態度；一個人是裝瘋賣傻、做奴隸，也是不合作的態度；一個人是強硬地對抗，表現出強烈不合作的態度。總之，不能夠助紂為虐，不能同流合汙。
這三人的做法，叫“不降其誌，不辱其身”，是孔子認為的“仁”。
《微子》用這一節開篇，引出了更多佚名、隱士的故事。
枉道而事人：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有多大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師”就是典獄長，屬於司法工作者，負責訴訟、判案子、抓犯人。
柳下惠在做典獄長的時候，三次都被罷免了。這個工作不好幹，比如包龍圖升堂，經常審到皇親國戚，經常會得罪人。
柳下惠三次被罷免，有人就問柳下惠：“你為什麽不走呢？這國家對你不好，不能讓你好好地做事，你離開不就行了嗎？”
柳下惠答道：“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大意是，如果我用“直道”、用現在這樣的態度秉公執法，不怕得罪人，我去到什麽地方不會被人罷黜呢？是魯國還是齊國，或者是晉國還是宋國？天下烏鴉一般黑，不論在哪裏，我都會遇到“三黜”的事情。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就是說，假如我換一種方式處世，變得懂得迂回、斡旋，不再那麽直，懂得用圓融的手段，那麽我不離開我的老家和祖國，也能順風順水。
這話的潛台詞是，我要是願意變得油滑，我早學壞了。世俗的那些東西誰不會呢？問題是我不願意改，那麽我去哪裏不都一樣嗎？
大家初聽可能會覺得柳下惠說得還挺有道理的。
實際上，柳下惠的認知是有問題的。孔子的應對方式跟他不一樣。孔子敬佩柳下惠，覺得他的品行道德值得讚歎，但是孔子並沒有效仿他的做法。孔子四方遊曆，四處奔走，就是到處在找能夠跟自己合作的人，他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
心理學當中有個規律叫“耦合效應”，強調了一個人的行為和狀態離不開環境的影響。一個壞人做壞事通常是與環境分不開的，當他離開這個糟糕的環境以後，可能就不再做這樣的壞事。
如果你將一個城市裏最髒亂差的、犯罪率最高的地方治理好了，可能有人會認為這些犯罪分子隻是去了別的地方。事實並非如此——當糟糕的地方被治理好以後，這裏的犯罪分子也許真的會消失。這是因為環境的耦合性被破壞掉了。
人的行為和環境是相互影響的。如果柳下惠能夠像孔子一樣相信環境的力量，那麽他不僅可以繼續保持直道，還會努力去尋找能夠實現他“直道”的國家。
什麽叫好的國家、好的城市、好的公司？就是能夠讓人安心過日子的地方。在這裏，你是一個奉公守法的公民，你的日子就能夠過得很好；在這裏，有理可說，有道可循，有法可依。
假如在一個環境裏，講理的人處處受氣，有勢力的人有話語權，那人們的生活就無法安生了。
柳下惠的這句話，雖然看上去邏輯完整，但是是有漏洞的，他沒有意識到環境的重要性。他認為一件事情的結果如何，跟自己有關，跟環境無關。他的觀點是，天下哪裏都一樣，這是“固定型心態”。
孔子跟他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孔子依然抱有希望，不斷地去換不同的環境，嚐試尋找能夠施行仁道的國家，這顯示了孔子是“成長型心態”。
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再一次懷才不遇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這一段話看似是連起來說的，其實前後兩句話並不是在同一時間說的。
“齊景公待孔子”，就是齊景公在討論關於孔子的待遇。
魯國的三家貴族中，季氏的待遇最高、掌權最大。齊景公說：“如果要求我對待孔子像魯君對待季氏一樣，給他這麽大的權力、這麽高的地位，我可能做不到。”
孔子畢竟是外來的人。
孟孫氏在三桓裏排在末等。齊景公說：“我待孔子可以比孟孫氏的地位高，比季孫氏的地位低一點。可能就是叔孫氏的這個地位。”
即便是孟孫氏，也是魯國當時的三根支柱之一。“季、孟之間待之”這句話相當於齊景公給出的承諾。
我想，孔子在那段時間大概是非常高興的，覺得自己終於有用武之地了，他的弟子們也應該對未來有所期待。
結果，後麵突然就變成“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在等待任命，等啊，等啊，過了很長很長時間，等來齊景公派人傳話說“對不起，我老了，用不了你了”。
齊景公的托詞是，“我年紀大了，不再勵精圖治了”。
孔子是想改革的。這期間，雙方可能有過很多次的交流，齊景公也在反複判斷，仁政到底能不能施行，孔子所說的禮樂教化到底能不能夠令自己在諸侯中生存下去。最後，齊景公放棄了。
孔子曾經評價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齊景公比孔子去世早，蓋棺論定時，老百姓沒有稱讚他的，雖然他有那麽強大的軍隊。
雙方對彼此都感到失望。
齊景公以“我老了，不再勵精圖治”為托詞拒絕了孔子，孔子沒有賴在那兒不走，也沒有退而求其次，謀個低一點的崗位。
孔子轉身就走了，去了別的地方。
有人曾經講，齊景公為什麽會突然改變主意？也許是因為晏嬰。晏嬰跟齊景公講，不能留孔子，因為孔子曾經策劃和參與過“白公之亂”。
但李零教授在書中為晏嬰正名。“孔子適齊”是在公元前517年，齊景公卒於公元前490年，晏嬰卒於公元前506年前；“孔子適楚”是在公元前489年，在齊景公死了以後。而白公之亂發生在公元前479年，按照生平年表分析，孔子不可能參與白公之亂。
所以，齊景公不用孔子，肯定跟晏嬰沒關係。
孔子是很欣賞晏嬰的。
總之，齊景公沒有用孔子有多種可能，可能是有人阻撓，也可能是他自己後悔了，還可能是他真的覺得孔子並不好用。
齊人歸女樂：孔子離開魯國的另一個原因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這一段故事在電影《孔子》當中也提到了。
據說，孔子做了魯國的大司寇以後，攝行政事，國內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整個魯國的治理麵貌煥然一新。
這時候，“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魯國發展壯大了，對齊國是一個威脅，齊國就派人送了很多漂亮的姑娘和技藝高超的樂手過來，贈送給魯國的大夫們。
“季桓子受之”：季桓子很愉快地接受了。
接下來，孔子每天聽見宮裏傳來歌聲、樂聲，連著三天宴飲作樂。孔子就失望地走了。這是關於孔子離開魯國的一個說法。
還有一個說法就是，祭祀之後，魯君沒有將剩下的肉分給孔子，孔子覺得自己已經完全不受待見了，就走了。
總之，孔子從此開始周遊列國。
其實，這裏反映了孔子的兩個困境：內外交困。
外有齊國人搗亂，送一些誘惑人心的東西來幹擾；內部則是季桓子借著由頭，表達對孔子的不滿。因為在三桓看來，孔子做的很多決定是對他們不利的。孔子的目標是讓魯君重新掌權，擁有他作為國君應有的地位，季桓子自然視孔子為眼中釘，導致孔子被排擠，離開了魯國。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出世還是入世，這是一個問題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楚狂接輿”是指楚國的狂人接輿，他很有名，在很多古書裏都出現過。“狂”是外表看起來瘋瘋癲癲的樣子，可以想象《紅樓夢》中癩頭和尚和跛足道人的形象。
孔子的車停在那裏，接輿唱著歌，從孔子的車旁邊走過。他唱的是：“鳳凰呀，鳳凰呀，為什麽現在道德竟然衰微到這樣的程度，你還要出來。過往已經發生的那些事情，那些讓人糟心的政治、戰爭都已經過去了，你現在去提建議也沒有用。你能不能多關注自己的未來？能不能讓自己活得更好？算了吧，算了吧，現在這些從政的人，危險了，搞不定了，世道要大亂了！”
為什麽提到鳳凰？這裏有一個前提：過去人們認為“鳳鳥待聖君乃見”，如果聖君在位，鳳鳥才會出現。
接輿的意思是，孔子是這樣的聖鳥，是像鳳凰一樣的高潔之士。
孔子聽到了他唱的這首歌。我想象了一下這個場景：接輿哼唱著走過去，孔子趕緊從車上下來，想攔住接輿聊兩句。對方卻“趨而辟之”。“趨”就是身子一矮，快速地走過去，離開了。
孔子很遺憾，遇到了這麽一個高人，唱著歌來點化他，說“你算了吧，別跟他們混了，這些人你搞不定的”。孔子大為感動，結果竟然沒有談上話。
這段話談到出世和入世的區別。大家普遍認為孔子是入世，努力地想要在世上做出一番功業，想幫助到更多的人。而老子和莊子接近於出世，老子出關，莊子在漆園做小吏。還有另一種說法，說莊子可能更入世，因為莊子所倡導的跟楚狂接輿很像，即不要跟不好的人混在一起，這說明莊子是具有人文關懷的。
但過於重視人文關懷是很痛苦的，也是很傷神的。莊子看透了這一切以後，開始養生，他認為讓自己好好地活下來就已經很好了。
孔子是一個典型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人。他們選擇的方向不一樣，其實都是入世的，都是表達著自己對世人的關懷，隻是用的方式不同而已。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人生的不同選擇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
子路曰：“為孔丘。”
曰：“是魯孔丘與？”
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問於桀溺。
桀溺曰：“子為誰？”
曰：“為仲由。”
曰：“是魯孔丘之徒與？”
對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子路行以告。
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這是比較難讀的一段，但故事很有意思。
“長沮”“桀溺”這兩位是不知姓名的隱居高人。
“耦而耕”：指兩個人並肩耕地，說明這兩個人關係是很不錯的。“耦”就是並肩。
“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這個典故叫“子路問津”。“津”是渡口。
孔子派子路去問渡口在哪兒。長沮就問駕車的人是誰。
這就是明知故問。他們都是明眼人，一看子路這些人氣度不凡，就能猜個八九不離十，但故意發問。
子路說：“是孔丘。”
孔子聲名在外，但是長沮還是繼續明知故問：“是魯國的孔丘嗎？”
子路說：“是的。”
長沮說：“如果是孔丘，那還問什麽路，他應該知道渡口在哪兒。”
長沮真是會氣人，他的意思是，孔子不是無所不知嗎？他怎麽會不知道渡口在哪裏呢？長沮沒有幫子路指路。
問於桀溺。子路還真是好耐性，又轉頭問另外一個人。
桀溺問：“你是誰？”
子路老實回答：“我是仲由，是子路。”
桀溺又問：“是魯國孔丘的門徒嗎？”
子路回答：“是的。”
桀溺說：“這個天下，江水已經泛濫了，洪水已經滔天了，全天下都逃不過，而誰能改變這些呢？”
接下來，桀溺又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你跟著辟人的人，不如跟著我們這些辟世的人。”
辟人、辟世、辟色是三種不同的境界。桀溺的意思是，孔子是一個“辟人之士”——孔子覺得魯國的季氏、魯公皆不足以成事，他就離開這些人，他希望重新找到可以安身的地方。
“辟世之士”的觀點是，整個世道都壞了，魯國也好，齊國也好，衛國也罷，沒多大差別，天下烏鴉一般黑。
桀溺說完，“耰而不輟”。“耰”（yōu），這是一個耕耘的動作，指撒下種子後，用耙子耙土，覆蓋種子。這意味著他在跟子路說話的時候，頭都不抬，是一邊幹活一邊說：“哎呀，世道不行找誰都一樣。你跟著孔子還不如跟著我們……”
子路回來，把方才的境遇告訴了孔子。
孔子說：“鳥和獸能在一起相處嗎？鳥走鳥的道，獸走獸的道，物種不同，不可同群，我自然也無法與飛禽走獸共處。如果我不跟季氏、孟氏、衛靈公、齊景公這些人打交道，那我又要和什麽人打交道呢？如果天下太平，政治清明，我自然不會拚命地和他們待在一起，想要進行改革了。”
孔子講的這段話，是發自內心地講出了自己的苦衷，也抒發了自己的理想。正是因為天下無道，他才要不斷地努力。他要想推行仁政，讓天下太平，隻能跟從政的人去打交道。如果不跟他們待在一起，怎麽改變他們呢？
和辟世者一起種地，能改變天下嗎？如果天下真的有道，孔子好好地教書就很滿足了，哪用得著這麽費勁，顛沛流離，四處奔走呼號？
從中我們看到了不同的人生選擇。人可以選擇像長沮、桀溺一樣“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過著田園生活；也可以選擇像孔子這樣，知其不可而為之，試圖盡自己的努力，為世界做出一點點改變。如果能夠給一兩個大人物帶來影響，說不定真的能把仁政推行起來。
行其義也：如何理解“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孔子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我上中學時，這一段入選了高中課本，叫作《荷丈人》。
“子路從而後”，意思是子路趕路的時候掉隊了。掉隊之後遇到一位上了年紀的老人家，老人家“以杖荷”。“”，有人念diào，有人念tiáo，還有人念dí，三個發音，對應的是三種不同的東西。
（diào）是一種除草的工具、一種竹器； （tiáo）是一種蔬菜，是一種植物； （dí）是一種其他的農具。
我認為應該是diào，一種竹器。
他拿著一根棍子，把竹器搭在肩膀上。子路問：“您見到我的老師了嗎？”
接下來，就是名句——丈人說：“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手腳都不勞動，五穀分不清，這種人憑什麽做老師？
這個丈人很有可能是“農家派”。春秋時候有一派就叫“農家”，認為人必須耕作，其他的事都沒有意義。古人幹不幹農活，一眼就能看出來——手上硬不硬，有沒有老繭，皮膚是否粗糙。
丈人罵孔子，然後“植其杖而芸”。
“植其杖而芸”有幾種解釋：第一種是把“植”理解為“置”；“芸”，同“耘”，耕耘的意思。此句的意思是，他把拐杖插在地上，就去除草。
第二種解釋是，丈人把杖放在一邊，開始下田工作。
第三種解釋是，“植”，是倚立的意思。此句應理解為“丈人拄著拐杖去除草”。這是目前普遍認同的理解。
子路被震住了，拱手站在旁邊，被人教訓得一頭冷汗。
老人家一看，子路這個態度還不錯，反正子路也找不著老師了，於是決定留子路吃飯，還專門為子路殺了雞，做了米飯，好好地款待他。
這個畫麵讓我想到杜甫的這句詩——“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農家收拾、灑掃、做飯，炊煙嫋嫋。
老人家還把自己的兩個兒子叫出來，給他們介紹說，這是大名鼎鼎的子路。
子路第二天出發，找到孔子後，向孔子說了荷丈人的事。
孔子說，這是高人，讓子路回去，邀請老人家過來聊一聊。孔子想跟老人家認識一下。
子路趕回去，卻沒有看到荷丈人。這有點像《西遊記》裏邊的神仙，幫了孫悟空，就不見了。
這時，子路說了一段話，這裏有兩種解釋。
第一種解釋是子路回頭對孔子發表感慨——
“不仕無義”：你有能力，卻不肯出來做官，不肯為國為民做事，這就是不義。
“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這樣的秩序，是不能夠隨便偏廢的。如果連家裏的長幼之節都不能夠廢掉，那為什麽要廢掉君臣之義呢？你一個人躲在這裏，心中還有國君嗎？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看起來你們是要做好人，潔身自好，但其實亂掉的是君臣大義。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君子出來做事，才是實行大義。子路的言外之意是，你認為我的老師“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什麽都不會做，但是我告訴你，君子做事是為了行義，是為了做自己該做的事。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我們很清楚，天下滔滔，道很難行，但我們一定要知其不可而為之。君子就是做自己該做的事，行所當行。
子路的這段話中，“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說得多有氣魄！
儒家特別強調“行所當行”，做自己該做的事。別人說“你做這件事沒有用”“你做這件事，別人會反對”“你做這件事，半途會失敗”“沒人知道你做這樣的事”，這都沒關係，君子就是要“行其義也”。
子路很有可能是在被“?”之後，醞釀了一晚上，想要用這些話來為夫子做辯駁，解釋夫子的大義。
第二種解釋是，荷丈人不想見他，躲起來了，於是子路就和丈人的兩個兒子說了這樣一番道理。意思是，“你們家老爺子說我老師不行，那我現在告訴他，實際上我老師的境界高著呢。”
無可無不可：什麽是“無我”的境界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子曰：“不降其誌，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誌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逸民”就是那些隱逸山林的人。孔子在梳理從商到周期間有名的隱士。
伯夷、叔齊是孤竹君的兒子，因周武王伐紂，而不食周粟，最後餓死在首陽山上。
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他們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過隱居的生活。
孔子把這些人的行為歸了類——
伯夷、叔齊叫“不降其誌，不辱其身”——徹底不合作，不說軟話，也不配合。孔子說，他們的氣節很高。
柳下惠、少連屬於“降誌辱身”。柳下惠數次做官，數次都被罷免，但還不離開。少連也屬於這種情況，願意合作，也能夠堅忍地承受這種屈辱。
“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念zhòng，“言中倫”意思是符合倫理綱常，“行中慮”就是做事深謀遠慮，“其斯而已矣”是說柳下惠、少連也還是值得認可的。
虞仲、夷逸這兩位屬於“隱居放言”。“隱居放言”有兩種解釋，第一種是躲在山裏，說什麽，別人也聽不見，所以什麽話都敢講。
第二種解釋認為，“放”有流放的意思，意思是躲到山裏去，什麽都不說了，不幹涉塵世，不發表言論。他們“身中清，廢中權”。“身中清”就是立身符合清白的原則；“廢中權”是指拋棄這一切，廢掉自己在官場上的未來。
在孔子看來，以上三種“逸民”都是可以效仿的。
如果一個人認為朝廷昏亂，政治環境糟糕，就可以采用以上三種方式去表達自己的態度——或者不合作，或者守住自己的清白，或者不要隨便說話。
最後，孔子說：“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這逐漸變成了中國人安身立命的非常重要的原則。
我們中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相比，總抱持一種中庸的態度。我們如此包容，如此開放，對於各種文化、各類流行時尚都能接受，不排斥，不反對。這是一種通達的、平和的、大氣的態度。
“無可無不可”是一種柔軟的生活態度，是孔子的處世原則之一。這種態度的核心就是中庸之道，就是通權達變，進退出處皆可。
孔子已經掌握了通權達變的原則：義之與比。隻要合乎義，怎麽做事都行。躲在山裏可以合乎義，出來做官也可以合乎義，或者教書、編書，隻要合乎義，都是有意義的。
孔子與隱士們不同的地方在於，隱士們無論是“降誌辱身”，還是“言中倫，行中慮”，抑或是“身中清，廢中權”，都是基於對自我的考量，是認為自己和別人不一樣，要保持自己的名聲。
而孔子活到了“無我”的境界，不管他選擇去哪裏、怎樣做事，都不是為了自我，不是為了名聲。我們想想看，孔子如果出去當官，對他的名聲來說其實是有風險的，但是他就是要挽救這個天下滔滔的大勢，就是要讓黎民蒼生過上更好的日子，就是要讓道義可以行。至於自己，別人怎樣評價不重要。
當一個人以大義為導向，認為自己的名聲、地位等都不重要時，他的狀態就是“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當一個人降低自我的訴求時，生活的選擇空間就大了很多。不需要非要隱逸山林、明哲保身，也不需要非得入世、出人頭地。
大師摯適齊：禮崩樂壞後，文藝工作者四散流離
大師摯適齊，亞飯幹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鞀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這段話講的是樂師們的歸宿。
魯國發生叛亂，產生了刀兵之災。一旦打起仗來，國家混亂，受傷最重的可能就是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文藝工作者，比如音樂家、儒生，他們必然會四散奔逃。
孔子曾師從郯子、師襄，精通音律，他跟此節提到的這些樂師也很熟。這裏提到的這些樂師，相當於一個樂隊裏的成員。其中，大師摯就是《泰伯》裏提到的師摯，他相當於樂隊指揮，是一個大音樂家，他去了齊國。
“亞飯幹”“三飯繚”“四飯缺”，在樂隊裏擔任不同職務的樂師。有一種說法是，魯公吃每頓飯都要奏音樂，他一天吃四頓飯，四個樂師分別是四頓飯的音樂負責人，所以稱亞飯、三飯、四飯。很有可能太師摯就是在第一頓飯時演奏。
還有一種說法是，這個稱呼代表著樂隊裏不同的崗位。
亞飯樂師幹去了楚國，負責三飯的音樂家繚去了蔡國，負責四飯的樂師缺到了秦國，敲鼓的方叔到黃河流域去了。
“播鞀武入於漢”：負責搖小鼓的樂師武到了漢水一帶。“鞀”（táo）是一種類似於撥浪鼓的樂器，兩麵擊打。
擊磬襄是孔子的老師，孔子曾經跟他學過擊磬。少師陽、擊磐襄入居海邊了。
這段話交代了禮崩樂壞以後，樂師們四散奔逃的樣子。
這段話不一定是孔子說的，我們能夠看到孔子的老朋友們都流散在天下各處了，想要再組織一支這樣的樂隊已經很困難了。
這段話描繪了國家混亂、文藝工作者四處離散的無奈之狀。
無求備於一人：領導者的用人之道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周公跟魯公是父子。周公分封魯公的時候，對魯公講了一段話。
“君子不施其親”：君子不要疏遠自己的親族。“施”是通假字，通“弛”。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君子不要讓自己的大臣因不被重用而抱怨。“以”是任用的意思。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如果前朝官員沒有做大逆不道的事，就不要放棄他們。“故舊”指前朝的官員。當時，商朝的統治被推翻以後，殷朝的六個貴族被歸於魯國，稱作故舊。“大故”就是特別大逆不道的事，比如毆打、謀殺親人等。
“無求備於一人”：不要求全責備，不要要求每一個人都是完美的，用人用其長。這樣，你身邊的人才會越來越多。
這段話的背景可能是魯公被分封到了魯地，臨行之前，周公對他交代政治的核心要素，告訴他如何用人。
這段話所論述的次第，是從自己的親人、親族開始，到大臣，再到故舊，一層一層地往外推。每一層都有值得任用的理由。最重要的是，不要求全責備於一人，這樣才能夠團結更多的人。
周有八士：周朝的著名人物
周有八士：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
這一段講了周朝的八個著名士人。這八個人現在很難考證，這裏唯一能提及的是南宮適，伯適指的就是南宮適。
有人的解釋牽強附會，說文王有八卦，所以在這兒說周有八士。
其實，這句話也不一定是孔子講的。《論語》是後來由孔子的學生、孔子學生的學生聯合編的，所以文本中存在著大量跟孔子無關的話，甚至有的不是孔子說的也寫“子曰”，這可能是回憶出現了偏差。
所以，這裏列出的周朝八個著名人物，我們不去一一講解，因為大部分根本無從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