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第十三
子路第十三
先之勞之：管理者要成為團隊的表率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子路問孔子管理之道，孔子說“先之勞之”。“之”是代詞，指被管理者，就是民眾。“先之”的意思是，要走在民眾的前麵，成為民眾的楷模；“勞之”就是要讓他們勞作。
關於“先之”，這裏隱藏著有意思的知識點。《哈佛商學院最受歡迎的領導課》中講到，管理者在成為團隊的領導之後，一舉一動在團隊的成員眼中都會被放大。因此，領導者要做到“先之”，希望下屬做到的事，自己首先要努力做到。
如果領導要求大家不要遲到，他自己就要守時，不要說“我今天遲到是因為堵車，我是有理由的”“我遲到是因為昨天晚上談判結束得太晚了”，因為團隊成員會把領導者的每一個行為放大。
“勞之”聽起來是指讓民眾有事情可做，讓人民去勞動。這牽扯到一個管理學的概念，叫管理者角色。在《可複製的領導力》中，有對於管理者的定義，即“通過別人來完成工作”。很多管理者幹了大半輩子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主要角色是什麽，反之，他們總是親力親為，跟下屬搶著幹，最後自己累得喘不過氣，結果卻很糟糕。凡是特別喜歡親力親為、什麽事情都要插手的管理者，既無法收獲下屬對他的感謝，也無法擁有成就感。
《荀子》中講“主好詳則百事荒”，上級如果事無巨細，都要過問，其他人就不知道要做什麽了。別小看“先之勞之”這四個字，其中蘊含著“管理者角色”的知識點。
子路是一個比較性急、行動力強的人。孔子告訴他：“作為管理者，你不需要凡事都親力親為，得想辦法調動他人的積極性，讓別人去做事情；同時，你要成為他們的楷模，把自己的德行擺正，穩穩地坐在領導者的位子上，讓大家圍著你去運行。”這才是為政之道。
子路說“請益”，請孔子再多說點。也許隻有“先之勞之”這四個字，子路聽著有點不過癮。
孔子說“無倦”。這個概念前文提到過，管理者想要做得更好，就要無倦，不能按照慣性思路做事情。
關於無倦，並不容易做到。人的大腦很容易疲倦，很容易陷入慣性中，驅使我們按照以前的方法做事情，蕭規曹隨，慢慢地形成官僚主義。所謂官僚主義的本質，就是不願意再動腦子思考，不願意創新，隻希望通過流程來解決問題。
在很多大型組織中，即便是一件很有價值的事情，因為不符合流程，也會導致沒有人願意為它去動腦子。這就是厭倦的表現。這種厭倦，正是因為人們習慣依賴過去的路徑，依賴過去的體係。
一旦做管理者做的時間長了，是很容易陷入疲倦狀態中的，所以要不忘初心。
赦小過：允許下屬犯錯，是一種管理策略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關於這一段話有不同的解釋。
孔子有三個學生做過季氏宰，有被孔子罵過的冉有，還有子路和仲弓。
仲弓是德行科的學員，他當上季氏的家宰後，可能因為官職太大有些無措，需要孔子給建議。
孔子給了三個建議。
第一個建議是“先有司”。
“有司”就是有重任在身，“先有司”是指要先給基層的工作人員做表率。這與上一句話中孔子給子路的建議是一樣的。
第二個建議是“赦小過”。
“赦小過”是不要求全責備。管理者想擁有領導力，就要能夠容忍下屬犯錯誤，這樣，下屬在做事情的時候就不會束手束腳。員工在工作的過程中，不可能每一個步驟都做得完美，更何況，也許隻是他做事的方式不符合管理者的想法。如果管理者把自己的想法當作標準答案，他看任何人工作，都會覺得有需要調整的地方。
柳井正管理優衣庫時，非常注重對於年輕人的培養，如果他認為哪個年輕人是可造之才，就會授權給對方，同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看到年輕人做錯了事，能沉住氣，不幹擾。這才是培養人的重要態度。
“赦小過”提醒我們不要把別人的小過錯看在眼裏、記在心上。留給員工試錯的空間，員工才會培養自己獨立判斷的意識，也願意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這裏也呼應了《哈佛商學院最受歡迎的領導課》中的一個理念，組織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領導步驟是尋找關鍵要務。尋找關鍵要務，就需要知道團隊近期最重要的目標是什麽，隻要是朝著最重要的目標去做的，就需要重視。如果領導者總是盯著各種小細節，什麽都要插手，什麽環節都不放過，下屬就不知道最重要的方向是什麽了。
第三個建議是“舉賢才”。
在現代管理中，公司的CEO最重要的職責就是尋找人才，花大量的時間去跟人溝通。傑克·韋爾奇說他每天百分之九十八的時間都在跟人談話，不斷地發掘可以使用的人才。
接下來，仲弓又問：“焉知賢才而舉之？”
如何識別人才，這是很難的一件事。實際上，孔子給過我們答案，就是“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而在本節的對話中，孔子說了一句令後人有爭論的話：“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意思是，你把自己知道的人才舉薦上來就好了，對於你不知道的人才，難道其他人會舍棄他們嗎？
整體意思是不要操那麽多的心，作為管理者，漏掉幾個人才也是很正常的。不必焦慮，漏掉的人才會被別人發現。
因為你是“先有司”，已經給團隊做了表率，其他人自然會幫你發現人才，這樣解釋也很合理。
但是後來我們在“上海博物館藏楚簡”中發現了不同的版本：“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之者。”
“人其舍諸”變成了“人其舍之者”。當“諸”變為“之者”時，這句話就有了不同的解讀。
“舉爾所知”，意思是對於你知道的人才，要舉薦出來。
“爾所不知”，意思是你不知道的人才，也要想辦法舉薦出來。
“人其舍之者”，意思是其他人忽略的人，也是我們要關注的對象。
這個版本的意思是，不要放過任何一個人才。
在我個人看來，孔子不太會提出這樣過於嚴格的要求。因此，我個人覺得第一個版本更為合理。
名正言順：找到自己最合適的位子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這一段描寫特別生動，我們能夠從中看到子路鮮活的性格特征。
子路問孔子：“如果衛出公想讓夫子你來當政，你打算怎麽做？”
子路在進行沙盤推演。衛出公是一個尷尬的角色，他的爺爺是衛靈公，因為寵愛南子，與長子蒯聵的關係特別不好。蒯聵謀殺南子失敗之後逃到了國外，衛靈公就立了孫子衛出公。後來，蒯聵卻帶兵攻打衛國。
這件事情非常棘手。如果按家庭的秩序來定，兒子應該讓位給父親，這是家庭的孝道，但是從國家的角度來講，父親帶著別國的兵來攻打自己的祖國，這便絕不能退讓。
衛國發生了這件事之後，因為名不正、言不順，政局就亂了。衛出公在祭祀時也隻好跳過自己的父親，直接祭祖。甚至後來子路的去世，跟這一次大亂也有關係。
子路問孔子：“如果讓你來解決這件事情，你會先做什麽？”
孔子說，必須先解決名分的問題，把父子、祖孫的關係理順。不先解決這件事，其他的事情就做不了。
子路說：“你這個人也太迂腐了！”當時說孔子迂腐的人還有很多隱士、大夫。
接著，子路又問：“奚其正？”意思是，這跟正名有什麽關係？
在這段話中，子路特別莽撞地頂撞了孔子。孔子說：“你這個人真是粗野。一個君子，對於某件事情有疑問，就把它放在一邊，先不要著急發表意見，因為不懂的事不能亂說。”
接下來，孔子做了這樣的解釋。
“名不正，則言不順”：如果名不正，連自己的位置在哪兒都說不清楚，那麽，說出的話憑什麽被別人信服？憑什麽來發布政令？
“言不順，則事不成”：如果企業請來一個顧問，顧問想替CEO發表命令，規定大家應該怎樣做事，應該提拔誰、開除誰……他是言不順的，沒人會聽。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要把事情做好之後，才能興起教化，用禮樂來教育人民。如果連事情都做不好，禮樂怎麽可能建立得起來？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沒有禮樂，法律法規都無法落實，刑罰、判斷都無法得到大家的尊重。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合適的法律法規、法製政策，整個國家就是混亂的，這時候老百姓完全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麽。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一定要把每個人的名分說清楚，誰到底是做什麽的。比如，蒯聵到底是做什麽的，衛出公到底是做什麽的，衛靈公到底是做什麽的……把所有人的職位、角色要講清楚。
“言之必可行也”：當一切能夠講明白時，你說出來的東西才能夠實行。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君子對於自己要說的話、要做的事，不能馬馬虎虎，不能模棱兩可。
子路的意見是遵循實用主義的路徑，認為天下大亂，應該在第一時間調動軍隊，保護國家。但是孔子認為這樣的操作根基不穩，因為名不正、言不順，當局者連自己到底代表的是誰都還沒搞清楚，人民又怎麽可能信服呢？
有本書叫《突破瓶頸》，書中關於創業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創業之初，哪怕公司隻有兩個人，也一定要畫出一個組織結構圖。組織結構圖上有很多個崗位：總經理、副總經理、首席財務官、人力資源、營銷……要在每個崗位上寫上名字，到底誰負責哪件事，一定要安排清楚。
為什麽隻有兩個人還要畫組織結構圖？因為就算隻有兩個人，也要理清楚各自的角色，要各司其職。很多人在創業的時候，團隊裏不止兩個人，而是三四個人在一個辦公室裏，溝通基本靠吼，誰聲音大，誰說了算。大家互相討論問題，一開始看起來很積極、很熱鬧，進展得很快，可是慢慢地，會出現大量的矛盾。所有人都覺得自己對一些事情能做主，溝通時吵得不可開交。後來發現，從一開始，每個人的職位都沒定清楚，沒有名分，不知道誰到底該管什麽，到最後鬧得不歡而散。
在我看來，辦公室的鬥爭本來不應該那麽複雜，也沒有真正的“壞人”。大量的辦公室鬥爭，都是因為沒有界定好各自的職責，而孔子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給了我們最好的建議——名正言順。
希望大家能記住這個詞。
樊遲請學稼：學習要根據自身情況定位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這一段又說到我的老祖宗樊遲了，樊遲很有可能堅持的是農家的思想。
春秋時期的農家認為，任何事都不如種地重要。因為所有人都需要吃飯，讓糧食足夠多，才是最重要的。
樊遲做了一個地方官，他跑來請學稼（種五穀的活動叫作稼），就是怎麽能夠把莊稼種得更好。
孔子說：“你問錯人了，我不如農民。”樊遲一聽，孔子不願意談這個話題，但他沒有走，接著問：“那你會種菜嗎？”孔子說：“我不如菜農。”
樊遲特別軸。前文出現過樊遲，他聽不懂孔子說的話，也不敢問，就出門去問子夏。
很明顯，孔子對於樊遲提這兩個問題非常不滿意。第一，他問到老師的弱點了，老師不擅長做的事，他偏要讓老師顯示短板。第二，更重要的是孔子就不認為作為一個士，作為一個君子，作為一個追求君子儒的學生，要去學習關於種地這樣的事。
後來有人在批判孔子的時候，這一段話也成了非常重要的證據，說孔子不熱愛勞動人民。實際上，孔子是研究管理和文化的人，他的專業是研究怎麽樣去組織、去管理、去領導。
樊遲碰了釘子，走了。孔子的氣還沒消，說：“小人哉，樊須也！”須是樊遲的名，孔子說他是個小人。我們在《論語》中，經常聽到“小人”這個詞。要知道它有多重的含義，地位低的人，會被叫作小人；品德不好的人，也會被叫作小人。
孔子說樊遲是個小人，估計不是罵樊遲道德不行，因為他在道德層麵還是不錯的，應該是批評樊遲的目標怎麽定得這麽小，沒什麽大格局。
然後，孔子講：“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儒家講究的就是禮樂和教育，樊遲作為管理者，不應去種地，而應該先學禮，便會受到老百姓尊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如果領導者講究義，有道德操守，老百姓就願意聽話，莫敢不服。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如果你守信用、講信用的話，老百姓不敢不用情，就會變得誠實可靠。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在農業社會，每個君王都需要足夠多的人口，因為人口多的國家就有勢力。君王希望四方的百姓能夠歸附，而想要百姓歸附，就需要把這幾件事做好：好禮、好義、好信。做好了，老百姓自然會拖家帶口地到你的轄域內生活。
作為一個領導、地方官，為什麽非要親自種地呢？一個人能種多少地？也就一畝三分地。康熙皇帝在豐澤園和玉泉山開辟稻田，主要是為了給天下人做個表率。領導者真的不需要成為一個專業的種地人士。
這是孔子對於學生人生目標不清晰的“反彈”。這段話很有意思，孔子不掩飾自己的態度，是一個至情至性的老師，對學生該批評就批評。
孔子是領導者思維，樊遲有點像我們今天所講的工程師思維。工程師思維解決問題，想的是自己衝到第一線去。
但領導者思維是如何去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如何讓大家搶著把活幹了，讓社會不斷地湧現出更多的、積極的願意解決問題的人。
這讓我想到了愛迪生。愛迪生是個發明家，他應該是工程師思維，遇到什麽問題就做實驗解決。但研究愛迪生的人生，我們會發現他絕對不是一個普通的工程師，他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是一個創造願景的領導者，他的團隊人數很多，他帶領了特別多的科學家一起做事。
他之所以最出名，核心原因是他能夠把夢想講出來。愛迪生沒有太多的錢，無法用錢來讓其他工程師為自己工作，於是發明了期權製度，用期權來吸引很多優秀的年輕人，跟自己一起做實驗、去發明電器。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工程師思維，而是領導者思維，也是孔子所倡導的領導者應該做的事，即營造氛圍。一旦氛圍營造出來了，比他親自做事的效果要好得多。
執行者、領導者的境界都是不一樣的，分工不同，追求不同。親自做事的人叫執行者，他和領導者是有區別的，孔子希望樊遲能夠做好領導者。
誦《詩》三百：讀書要能學以致用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孔子在跟自己的孩子孔鯉交流的過程中，講過一句名言：“不學《詩》，無以言。”如果不把《詩經》都熟讀了，就沒法跟人好好說話。當時，有文化的人常引用《詩經》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詩經》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學習資料，相當於我們今天的人讀的《論語》。
孔子感歎，一個人熟讀《詩經》三百篇，讓他去做一件事卻做不好，無法解決困難。讓他跑跑外交，遇到事情不能隨機應變、獨當一麵。雖然他學了這麽多，把《詩經》三百篇都背得那麽熟，但又有什麽用呢？
孔子是在反思應試教育，反思書呆子式的學習方法。在生活中，有很多能背書的人，一到做事，就遠離了自己背下來的內容。他學的知識，並不能靈活應用到做事情上去。
在這裏，建議大家讀《論語》時，不必下苦功夫把所有內容都背下來，尤其對成年人來說更是如此。如果能夠學到其中的一兩句話，把它貫徹到日常行為中去，才算真學到了東西。
學習上就是如此，會背課文或公式、會考試，不算真學到知識。如果你學的知識，它進入你的身體，成為你的血脈，成為你的思維方式，成為你做事的方法準則，這才是真正地學會了。
有人說讀書沒有用，有人說讀書有用，我個人的觀點很明確：讀書有用，且應該經世致用。我們做企業、創業、講書，用的全是書上的內容，甚至在家裏安排家庭活動，教育孩子，用的也全都是書中所講的內容。讀書是一件非常有用的事，即便書中講的未必都對，但是總比你自己瞎琢磨的強。自己一個人琢磨一些事情，閉門造車，會走很多的彎路，付出很多的成本。其實你若能夠讀一下相關領域的書籍，便能有不菲的收獲。
讀書要有方法，就是目標式學習，翻轉課堂很重要。學會給自己定一個目標，明白自己想要解決一個什麽問題，這時候，你讀起書來就會特別有收獲。學生時代，對於整個社會毫無感知，讀經濟學、管理學的時候，往往認為這些不就是用來應對考試，不就是一個個填空題嗎？但是工作後，才發現學的知識原來非常有用，明白書到用時方恨少。所以很多人在社會上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後，還會回到學校再去讀MBA。那些認為讀書沒用的人，應該是讀書的方法和出發點有問題。
有人評判這是功利主義，說為什麽不能讀點沒用的書？可在我看來，這個世界上好書都有用，比如唐詩、宋詞、哲學……如果心中沒有情感、沒有苦悶、沒有問題、沒有對人生終極問題的思索，就不會有感覺。
帶著問題去讀書，帶著想要解決困難和矛盾的需求去讀書，這種翻轉式學習、目標式學習的方法，很容易讓人做到經世致用。
通權達變、經世濟民是孔子做教育的理想，他希望學生不要成為書呆子。
我們每個人都不要把自己變成考試機器，因為讀書不是為了讀給別人看的，讀書是為了解決自己和世界的問題。
不令而行：管理者要建立自身影響力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季康子問過孔子如何為政。孔子說：“政者，正也。”意思是隻要你正，底下的人肯定跟著就正。
本節這句話與此道理相通。關於“其身正，不令而行”的典型例子，就是飛將軍李廣。《史記》的《李將軍列傳》中，司馬遷有過這樣的介紹：“餘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李將軍長相忠厚，話也不多，但他在軍隊裏特別有威信，因為他身正，做事身先士卒，很勇敢，能公平地對待每一個士兵，愛兵如子。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如果自身不正，雖然有發號施令的權力，但這種命令執行起來會產生很大的偏差。因為人們根本就不信服，也不會在行動上積極支持。
管理者其實有兩種力量。很多管理者認為自己最需要權力，到一個組織裏，馬上就問：“人權在誰手裏？”“財權在誰手裏？”“關於這件事，我能不能簽……”他覺得有人權、財權，才能夠管理這個團隊。但實際上，除了權力之外，更大的力量叫作影響力。很多組織裏都有非正式組織，比如公司裏有CEO，同時還可能有一個元老級的人物。元老級的人物雖然沒有顯赫的職位，但是大家願意聽他的，他顯然是一股力量。有的管理者覺得有這樣的人存在是個麻煩。但其實從正麵角度想想看，為什麽管理者自己不能夠建立這樣的影響力？
孔子談的不是權力，而是影響力。對於一個管理者來講，要想獲得影響力，自身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影響力不能來自交換和買賣，比如收買別人——請人吃飯、給人發紅包，這就變成了小人結黨營私的氛圍。這種聯結是短暫的，而這種短暫的利益結合所形成的小人團體，帶不來影響力，隻是一個收買關係的團隊。靠收買關係維係的團隊，沒有凝聚力，一旦利益沒有了，所有人立刻四散而走。
所以，管理者身正，非常重要，是使整個組織的溝通成本下降的重要方法。管理者要好好維護自己的形象和注意自己的行為，以便積蓄和調動自己的影響力。
魯衛之政：在外多結盟友，少樹強敵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在酒桌上套近乎的時候，這句話經常出現。
魯國被封給了周公姬旦。周朝文王叫姬昌，武王叫姬發，姬昌的第四個兒子便是周公旦，就是姬旦。
周公是曆史上有名的聖人，孔子最崇拜的人就是周公。
衛國封給康叔。康叔是文王的第九個兒子，跟周公是同父異母的兄弟。
孔子說魯國和衛國的政事好像兄弟一般。
這句話有可能是孔子去衛國的時候說的。孔子周遊列國期間，最有可能會在衛國當官。他周遊列國，到了衛國，可能對衛國人講了這句由衷的客氣話。
這句話沒頭沒尾，我們不必非要說這裏到底是有什麽深刻的內涵。要細究的話，現在河南、山東一帶的文化比較接近，而當時的魯國、衛國、齊國就在那裏。由此可見，當時魯國和衛國在文化風俗方麵可能相近，或者有不少的相似之處。
當今天的我們行走在齊魯大地上的時候，想到這句話就非常妥帖。
苟合矣：追求越多，煩惱也就越多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孔子誇的人，名字叫公子荊。之所以叫“衛公子荊”，是因為魯國也有一個人叫公子荊，如果不加“衛”，一般指魯國的公子荊。
孔子表揚衛公子荊“善居室”。居室就是自己家。他能把自己家營造得很好，他的生活態度和居住觀念是健康的。
會生活，在今天看來似乎是精益求精。但是在孔子看來，過於精益求精的生活方式，過於對物質的追求，並不是善居室。
善居室分階段。
“始有，曰：‘苟合矣。’”在剛開始有了一些財力，有了一些布置，可以簡單裝修的時候，公子荊說“可以了”，已經差不多了，挺好的。
“少有，曰：‘苟完矣。’”又增加了一些家產，生活好一點的時候，公子荊說“完美了，這已經足夠了”，不用再添置任何東西。
“富有，曰：‘苟美矣。’”越來越富有了之後，公子荊說“生活太美好了，家居太華美了”，可能這已經超出他的目標和追求了。
我聯想到我父親。他就是一個很懂得知足的人。在他退休後，單位分房子，他買了一個比較寬敞的給老教授的房子。然後隻是簡單裝修一下，我爸就高興地說：“我住得太好了，我住得比部長還好。”他覺得自己比部長住得還好，讓我想起衛公子荊，他們都非常滿足於自己所擁有的。
實際上，當時的貴族們在生活奢華方麵互相攀比，挖空心思想著給自己家做更多的裝飾、裝修，弄點好東西。
孔子站出來表揚衛公子荊，就是倡導大家能夠生活得稍微簡樸一點，能夠管理一下自己的欲望。恰如本田直之的《少即是多》中提醒我們的話：人們總是希望獲得更多的東西來解決問題，但是多了以後，真的是一個沉重的負擔。那些被認為能給自己解決問題的東西，其實又帶來了新的問題。所以，當一個人試圖通過買更多的東西，或者增加更多的人手、設定更多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的時候，這些東西、人手和辦法，又會帶來更多新的問題。最後，問題會變得越來越複雜，生活就會變得越來越複雜。
“少即是多”的思想，就是換了一種完全有別於常規的思路，讓人明白自己可以追求更簡單的生活。當生活簡化之後，就達到了孔子所讚美的衛公子荊的狀態了。
又何加焉：人生最高的追求是精神財富
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仆”是指駕車；“庶”是指人口眾多；“富”是指財務，人均GDP上升了。孔子去衛國，冉有替他駕車。此時，孔子在車上，看兩邊的住房和百姓，覺得人口眾多。“庶矣哉”，是說衛國現在發展得不錯，人很多。
冉有問：“既然有這麽多的人，接下來我們能夠為這些人做點什麽呢？”
孔子說，人多了之後，就要藏富於民。通過減稅鼓勵大家幹活，讓老百姓有收入，變得有錢。我想孔子強調的不是經濟學，而是希望做到輕徭薄賦，讓老百姓擁有財富。
冉有接著問：“假如老百姓已經有錢了，那我們還能再做些什麽？”孔子說，可以教百姓禮樂，教化他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是這個意思。
孔子所說的規律是對的，國家的發展要一步一步來。比如我們國家，目前人均GDP已經超過一萬美元。在所有國家的統計數字上，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的時候，人們對文化產品的追求就立刻上升。這是一個很明顯的躍升，人們在教育、電影、旅遊、健康等方麵，會有大筆的支出。
曾經有人注解時，批有這樣一句話：“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一個人如果有錢，但蠻橫無理，不接受教育，就近於禽獸。孔子追求的是“貧而樂道”“富而好禮”。一個人貧窮的時候，最起碼可以做到開開心心、樂天知命；一個人有錢，就要有所追求。《管子》裏也講“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是過去農業社會的一個基本思想。
三年有成：善於表達自身優勢也是種能力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這是孔子給自己打的廣告。孔子感歎，為什麽沒人用他，如果有人用他來管理國家的政事，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什麽是期（jī）月？聽起來像是下一個月的意思，但並不是。期月指的是從今年的某月到明年的某月，比如從今年的4月到明年的4月。
孔子說的是，如果有人用他，那麽一年的時間，就能夠初見成效，令人看到希望。三年的時間成效顯著，能夠有大成績。
孔子當然是倡導“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他不希望說大話。但是如果一個人過於深藏不露，永遠都不跟別人講自己能夠做些什麽，那被人看到的機會就少了。廣告遵循的就是這個道理，好的產品也需要傳播、與顧客溝通。“酒香不怕巷子深”確實不靠譜，所以孔子落寞。
這一次，孔子可能是實在忍不住了，就告訴大家，其實他是可以做實事的人。
子貢問過他，一塊美玉藏在匣子裏，到底是賣還是不賣。孔子說“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就是待價而沽，等著別人來買。可以看得出，孔子是很希望能夠站出來為家國百姓效力的。
優秀的領導者到一個崗位上，一年的時間也確實能夠做出些事情。像《創始人》這本書其實不是講創業，它講的是履新。一個人到了一個新的工作崗位，需要快速地讓別人了解他，然後建立人際關係，找到幫手。
從這個角度來說，一年的時間有點長了。差不多幾個月的時間，就要做出能夠讓大家看到希望的方案或者行動，否則組織不會給你更多的時間。
善人為邦：暴力是低端的解決問題的方式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這句話是孔子讀古書時的感歎。
善人是什麽？善人比聖人要低一個級別，差不多就是賢人。
孔子說古語中講，善人，也就是能幹的人治理一個國家，達到一百年的時間，就能夠克製殘暴、消除殺戮。
“誠哉是言也”，是孔子針對他自己引用的一句古語，說這句話說得對。
孔子的目標是施行仁政，少殺人，“子為政，焉用殺”，何必非要殺人？孔子能夠看到生活中很多暴力的事情不斷地發生，甚至有些事情如果不用殺人的方法，是根本處理不了的。孔子也殺過人，他知道實施仁政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他感歎，如果一個了不起的賢人治理國家，也得用一百年時間。一百年之後，國家才能夠大治。大治的表現就是“勝殘去殺”，不需要殘暴。
施行仁政確實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孔子生活的時代，人們剛剛脫離蒙昧，建立社會文明，有很多暴力事情的發生是非常正常的。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就是講人類曆史的暴力演進。人類的暴力行為確實是越來越少，但在最早期，部落和部落之間充滿暴力行為，彼此殺戮，直到國家出現才減少。國家規定，誰都不許亂殺人，整體上讓暴力行為大幅減少。
接下來，商業的出現讓暴力行為再次減少。在農業社會，人們如果想要侵占對方的土地，就要殺人，就會出現戰爭。隨著商業活動的不斷增加，人們發現做生意致富，要比搶別人的土地劃算得多，所以不再暴力地搶土地，改為進行貿易，不但不殺人，還希望有更多的人口。這讓暴力行為再次大幅減少。
最近的一次暴力行為大幅減少，是因為原子彈。“二戰”原子彈爆炸後，形成了一個核製衡，有核武器的國家互相都不敢輕易發動戰爭，因為彼此都有毀滅整個地球的能力。
以上是暴力行為大幅減少的核心原因。當然隨著文明、物質的發展，人的內心變得越來越柔軟，文化素養變得越來越高，都會減少暴力行為。所以孔子說的是有道理的。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越能幹的人越能高效做出成績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白毛女》裏的大反派叫黃世仁，他的名字就是出自這句“必世而後仁”。作者取名的用意，應該是反諷小說角色。
這句要接著上一節來看。善人為邦需要一百年才能勝殘去殺，那麽王者治理國家會如何？
王者是明君，可以被看作聖人，他比善人要高一個等級。
孔子說，如果能夠出現像堯、舜、禹這樣的明君，那麽經過一世，也就是三十年，就能夠實現仁政，出現國家、百姓都講仁義的狀態。
這讓我想起一句古語：“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苟正其身矣：優秀的管理者德、技兼備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於從政乎何有”的意思是，用這樣的方法治理國家，有什麽難的？孔子看重的是“苟正其身矣”。如果一個人能夠端正自己的行為，以身作則，那麽從政就不是一件難事。
“正人”是要求別人。如果一個人不能夠正其身，又如何讓他人身正？
這句話簡單地概括，叫正人先正己。
我有一點保留意見。可能是受時代背景的局限，孔子始終把品行、道德視作評判人的決定性素養，我們不可否認其重要性，但是他過於側重，就忽視了技術。這給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埋下了一個伏筆。我們中國人的傳統就是重道德、重修養，但是缺少對技術的關注和熱情。今天我們知道，技術的發展也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道德水平的提高。
比如醫生給人看病，這件事從道德的角度來講，初衷毫無問題。但是在治療某些細菌或者病毒導致的疾病時，沒有發明顯微鏡之前，醫生看病的方式並不一定符合道德，可能放血、念咒、念符、用烙鐵烙病人、用勇敢療法等。不少患者可能不是死於病患，而是死於診斷、治療過程中的折磨。
當顯微鏡等設備發明以後，醫學甚至一度陷入虛無中。很多人覺得不用再學醫了，因為細菌都能被看到，此前的很多診療方式從根本上就是錯的。當新的技術導致相關疾病診療體係重新架構之後，診療過程就更加符合道德規範和要求，也更加人性化。所以技術的發展，會反過來推動道德再上一個層次和台階。
不論是社會發展還是企業管理，都不能夠簡單地隻要求道德。一個人並不是隻要道德好，其他就沒問題。比如有的領導者，在公司標榜自己絕不搞辦公室政治，做事也確實公道無私，但他不善於經營管理，業務能力也不強，甚至有時候還會幹很多錯誤的事。他自我評定是一個沒有私心的人，但在別人看來，卻是屍位素餐。
管理是一門藝術活，既要講道德，也需要講技術，更需要講科學的技術。在此，我也給孔子提一點小意見，陳述我自己的觀點。
冉子退朝：處理公事，要講規矩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這段對話的場景有點淒涼。孔子老了以後，與自己的學生住在一起。
有一天，冉有退朝回來了，孔子問他：“你怎麽今天回來這麽晚？”
冉有說：“有政。”
當時，有這樣的說法，“在君為政，在城為事”，國君的事情叫作政，季氏等三家的事情叫作事。
冉有說“有政”，意思就是“君找我有事”，但是冉有並沒有說具體什麽事情。
孔子說“其事也”，意思是說：“不是國君找你，應是季氏找你。如果真的是國君找你有事，雖然不需要我參與，也沒有人特意告訴我，我也能夠聽說。”
這段對話微言大義，生動入微。孔子是當過大領導的人，他明白國君的事都是大事，這種內參總會送到他這兒來，他一定會知道。
這裏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冉有替季氏做過很多事情，比如征斂，去收更多的稅。孔子對此非常不滿，甚至說過“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我估計這兩件事有聯係，冉有有事瞞著孔子，跟孔子打馬虎眼說“有政”，謊稱國君有事，孔子當麵揭穿了他。
第二種可能：孔子糾正冉有用詞不當。冉有說“有政”，指的是季氏布置的任務，他覺得季氏當時在魯國當權，季氏的任務等同於國君的任務，甚至比國君的任務分量還要更重，所以他在潛意識中就忽略了用詞的區別。孔子糾正他說，就是季氏家裏的“事”，不能夠被上升到“政”這個用詞上。
一言興邦：決策者不能搞一言堂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成語“一言喪邦”“一言興邦”就是從這個典故裏來的。
魯定公有一次問孔子：“一言而可以興邦，有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過？”
孔子說，不能說得那麽絕對，這話有點誇張，其實沒那麽傳奇。
孔子為什麽要強調“言不可以若是”？孔子認為，一言定興衰，其實是不靠譜的。如果一個國君非得剛性化地認為，用某一句話就能管理好國家，便違背了孔子所講的“無可無不可”的原則，就會變得特別軸。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所倡導的是，一件事合不合宜，需要進行調整。人不能夠一根筋地去做事，因此孔子馬上糾正魯定公：“咱們不能夠說一言以興邦。”
“其幾也”，就是接近、有可能，幾乎差不多。
可以說一個差不多的例子。
有人說為君難，為臣不易。如果一個國君能夠常思這句“當國君真不容易，當臣子也不容易”，那就做到了換位思考，大家相互體諒。
作為一個國君，知道自己做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便能做到“戒慎恐懼”，做事情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思慮周全、認認真真。這不就是差不多能夠一言以興邦了嗎？
魯定公接著問：“那一言而喪邦，有這樣的事情嗎？”
孔子又說，也沒那麽誇張，不至於因某句話就讓國家沒落，這幾乎不可能。有比較接近的一句話，是一種挺危險的情況，就是有人說“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意思是，我本人對於當國君沒有感覺到快樂，唯一讓我感覺美好和舒心的，就是我說的話沒人敢反抗！
孔子接著說，假如國君說的話是對的，沒有人去違背他，當然是個好事。假如他說的話是錯誤的，或者要做荒謬、暴虐的事情，也沒有人敢勸諫，這難道不是很快就會讓這個國家衰亡嗎？
我想，如果魯定公與孔子的這段話是即興問答，那孔子大腦中的知識儲備量也太大了，他非常準確地做出了有說服力的回應。
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故事，足以讓人警戒。因為妃子褒姒不愛笑，周幽王為了逗她笑，把烽火點燃。諸侯們見狼煙四起，以為周幽王有危險，都趕過來幫他，到了之後才發現是一場鬧劇，白跑了一趟。褒姒是被逗笑了，但後果是周幽王的公信力全部喪失，等到真的遇到了戰爭，沒有人來幫他，直至周王朝滅亡。
作為一個國君，如果認為自己所說的每一句話都要能夠實現，不能有人違抗，哪怕自己是錯的，別人也要去執行，那最後的結果往往是以悲劇收場。
有一次，我和很多創業者聊天，我問大家：“你們在公司裏說的話算數嗎？”有創業者躊躇滿誌地說：“關於這一點，我們還是能夠做得到的。”我就和他們分析了另外一個角度，我說自己在公司裏說的話，很多就不算數。
不要覺得“樊登讀書”是以我的名字命名，我的話在公司肯定就是最重要的。一定不是這樣的。如果我說的每句話，在公司裏一定要實行，大家都必須照著我說的話去做，這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一言而喪邦”，作為一個人，你怎麽能夠保證你每次說的每句話都是對的？很有可能你的出發點是對的，但你不了解實際情況，所做出的決策是錯的。如果管理者一發話，大家都去執行，公司總有一天會被帶到溝裏去。
創業者在創業做公司的時候，不要陷入錯誤的理念：既不允許自己犯錯，也不允許團隊犯錯。這樣沒有人會願意直言公司的錯誤決策，沒有人會願意表達自己的想法，更不會有人主動去承擔重任，主動去做事情。而且，管理者犯的錯誤，還會在團隊中被放大，最終的結果是沒有人願意負責。因為大家一切都是按照老板的意思做的，出現了壞的結果，人們可以說：“這是決策端的錯誤，我隻是一個負責執行的人，拿工資的員工。這個錯誤，理應由管理者負責。”
所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是極為重要的事。
近者說，遠者來：做好核心內容，自然水到渠成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同“悅”，愉悅滿意的意思。“近悅遠來”正是出自於此，是非常有名的成語。
葉，古邑名，古讀“shè”，現在讀“yè”，在今天的河南省葉縣以南。那時候，葉是楚國領地，是一個比較大的縣。
大縣的縣長叫作公。有一個成語叫葉公好龍，葉公，就是葉縣的縣長。有一天，孔子周遊列國到這裏，葉公就問孔子如何管理。孔子給了他六個字：“近者說，遠者來。”
意思是你先把自己管理的子民、老百姓服務好，讓他們的生活指數、幸福度指數提高，大家生活開心舒適，這時候遠方的老百姓自然拖家帶口慕名而來。
這就是“近悅遠來”的道理，影響圈、關注圈也是這個道理。很多企業總希望受到用戶關注，天天傳遞出各類關於產品的信息。但其實隻要把產品質量做上去，讓客戶滿意，並不需要過度宣傳，因為靠良好的口碑，就能做大做強。相反，產品質量不好，僅僅靠廣告宣傳，反而會使用戶反感，路越走越窄。
又比如從國家層麵來分析，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素質也在急速提高，越來越多的人走出國門。國人出去，行為舉止都代表著祖國的發展，代表著我們的文明程度不斷地提高。這些年來，我們做得越來越好的時候，慢慢就發現，大量的國外友人開始問“我能不能移民中國，我想到中國生活”。現在這個趨勢已經逐漸地開始冒頭了，全世界的老百姓是會用“腳”投票的。
因而我們發現，“近悅遠來”這個道理到今天都不過時，所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滿意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欲速則不達：做大事業要耐得住寂寞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這句話一度是我的座右銘。
莒父是魯國的一個小邑。子夏要去做莒父的長宰，相當於一個小城的縣長。走之前，他問孔子應該怎麽做。孔子跟他講“無欲速”，就是不要追求速度，施政不要急於求成；“無見小利”，就是不要隻看到小的成績。因為“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成語“欲速則不達”盡人皆知。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學實驗做支撐，就是棉花糖實驗。
斯坦福大學有學者做過這樣一個實驗：給孩子們發放棉花糖，告知可以隨時吃掉。但如果誰能堅持等待一定時間而不吃，會再發一份，等於是有額外獎勵。有很多小孩無法堅持和等待，也有小孩真的能等上十五分鍾，得到第二份獎勵。這個實驗測試的是孩子的延遲滿足感。
這個實驗跟蹤了二十年，很了不起。二十年後觀察延遲滿足感能力不同的孩子，發現延遲滿足感能力強的孩子，在學習成績、學業成就、工作成就上，都要遠遠高於那些延遲滿足感差的孩子。
社會生活中，我們同樣需要延遲滿足感的能力。比如做一份工作，有人願意做日結薪水的小時工，有人願意做周結的臨時工，多數人是月結的普通員工。有一些人願意冒風險放棄短暫的利益入股公司，年底有年薪分紅。而有些創業者，篳路藍縷三五載，前期可能遭遇各種困惑和壓力，甚至要在入不敷出的時候給別人發工資，之後才收獲成功。他們如果沒有強大的延遲滿足能力，很難成功。
孔子講“欲速則不達”的道理和“棉花糖實驗”有相通的地方。這個道理對創業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理論，同時也適用於家庭教育。有的父母在培養孩子的時候，隻盯著孩子的成績排名，很多的教育計劃都圍繞著快速提高孩子考試成績來做。孩子在重壓之下，學業成績也提高不了多少，性格和其他素質都被忽視，甚至出問題。
立即看到成績和排名提高，這就是“欲速”“見小利”，能令父母當下感到快樂和自我滿足。但實際上，父母所重視的成績和排名，是短暫和虛無的東西。孩子的學習成績，隻是一時一地的結果。一旦畢業走到社會上，沒有人會因為他曾在班上排前三名，就多發工資、委以重任。一個人，綜合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家長沒有延遲滿足感的能力，不能夠慢慢地培養孩子優良的性格，給他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激發他的探索精神，讓他展示一切美好的本性，反而壓抑孩子的成長，扼殺孩子的能力，就是“欲速則不達”。
另外，在創業領域，有一條完美的理論曲線，叫飛機起跑曲線，也就是冪次法則。在創業前期，有一長段路徑都是平的，看起來沒有什麽變化，這就是需要創業者忍耐積蓄的那段時間。但是一旦抬頭開始起飛，就會高速地往上衝。
“樊登讀書”講過《指數型組織》《從0到1》，它們從數學、科學的角度告訴我們，世界上大量的事情是按照冪次分布的。
人們如果懂得這個理論，就能明白有些事在前期看起來很普通，似乎毫無期望，但真正堅持下去，超過某個限度，成功就紛至遝來。有一個詞叫作“擊穿閾值”，比如九十九攝氏度的水，表象看起來跟冷水一樣，但是給它加熱到一百攝氏度，立馬就沸騰起來。
我們做一件事情，能不能夠忍耐到擊穿閾值的那一刻？
每天都能拿到反饋，都能獲得成就感，都能得到獎勵，那很可能我們做的隻是簡單重複的事情，因為隻有這樣的事情才可以當下給出反饋。重大的成績，都需要長久積蓄能量，正所謂博觀約取、厚積薄發。
孔子對子夏說的“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是非常重要的。孔子不希望子夏上任後，為了盡快展現能力，先做些容易被看到的表麵功夫，以期望國君早點看到他的“政績”，而忽略了真正的社稷民生。古時候，生產力水平低下，有利於地方長久發展的工作，都不是短期內能做成的。比如發展經濟，要開墾耕地、興修水利等一係列投入；發展文化，要做好教育工作，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些真正經世濟民的大政績，沒有哪一樣是能急於求成、唾手可得的。
葉公語孔子：帶團隊要兼顧製度與人性化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葉公語孔子”中的“語”，做動詞使用，念第四聲“yù”，是告訴的意思。
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對話。葉公對孔子說：“我們這個地方有直躬者。”
關於直躬者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一個人直身而行，說明這個人很正直；另一種解釋，直躬者是一個直人，他的名字叫作“躬”。
我更傾向於“躬”不是一個人名，直躬者指的是正直做事情的人。
葉公舉了一個例子，說明他同鄉之人的正直。那人父親偷了一頭羊——攘羊，就是把別人家的羊拉回家了——他站出來說：“我檢舉我父親偷羊了。”大義滅親，舉報了他的父親。
孔子說：“我們那裏正直的人，與你說的情況不一樣。他們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也就是說，假若父親把羊偷回家了，兒子不會去宣揚這件事；如果是孩子做了這樣的事，父親也會替孩子隱瞞下來。這當中，也有直的地方。
每個讀者都可以權衡到底哪個算直，什麽才是真正的直。
孔子重視倫常，認為人倫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你為了表示自己正直，把自己的父親舉報了，這件事情違背常理。這樣的人可能內藏心機，有著自己的目的，才會做出這種有違倫常的事。
孔子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首要看重的是人倫之長。《鄉土中國》裏，費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的狀態，中國人的人際關係不同於西方，西方孩子稱呼父親都是直接叫名字，因為大家在上帝麵前都是兄弟，是一種平等的狀態。
中國人的人際關係，像在水裏扔一個石子而蕩開的漣漪一樣，一定是一層又一層，有近有遠，有親有疏。即便都是親兄弟，關係可能都不一樣，因為每個人聯姻的家族不同，當各自跟妻子聯姻以後，形成了新的家族，漣漪就朝新的方向蕩過去。這是中國人看待人際關係的一個基本思路。差序格局的這種概念，有親疏之分。沒有親疏之分就沒有等差，沒有等差就形不成社會的道德規範，這是孔子始終堅持的名分概念。
孔子所在的時代，社會法製極度不健全，道德才是約束社會行為最重要的標準。如果沒有道德的製約，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將無絲毫限製，必然民不聊生。孔子和葉公對於“直”有不同的看法，其實是當時社會背景下“德治”和“法治”理念的差異。而當今社會，法製健全，自然不能以現在的觀念去決斷當時孰是孰非。當然，讀者也可以有自己的選擇，各抒己見並無不可。
樊遲問仁：時時處處都要嚴格要求自己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樊遲有一天問孔子怎麽做到仁。
孔子說“居處恭”，在自己家裏的時候，要恭敬端莊，生活起居不要太過隨便；“執事敬”，辦事認真、嚴肅；“與人忠”，與他人結交、合作，要保持忠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哪怕去蠻夷之地，這些原則也不能夠放棄。
這些話聽起來不太深奧，倒像是做事情的一些準則。
有可能樊遲並不是一個很有天賦的人，領悟能力一般，所以孔子直接給他提一些明確的要求：隻需要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做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就夠了。
我聽到一個比較不錯的解讀，樊遲問的並不是“仁”，而是“行”。這個說法也是有考證、可以驗證的。
在《論語》的其他章節裏，子張在要出門的時候問行，已有先例。
樊遲可能接到了出使任務，走之前對孔子說：“我現在要出發了，老師有什麽要囑咐我的？”
按照這種理解，上下文之間就通順多了。因為馬上要出使到夷狄之地，孔子就對他講“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我個人覺得更大的可能是樊遲問行。
行己有恥：做事不能用膚淺的事物簡單衡量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鬥筲之人，何足算也？”
生活中，我們經常會遇到有人這樣評價自己：“我這個人最大的優點就是‘言必信，行必果’。”今天覺得誠信是很了不得的品德，但是在孔子看來“言必信，行必果”是“硜硜然小人哉”的行為。這裏的“小人”不是罵人，是指德行境界不高的人。“言必信，行必果”，隻能算普通人中鏗鏘有力的守信者。
子貢有一天問孔子，怎麽才能夠算是“士”。不是每一個人都要追求成為君子，成為比君子低一點的“士”也很了不起。《道德經》中有雲：“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說的是“士”很了不起。
有目標、有追求，對自己的道德修養有要求的人，叫作士。
如何才能夠成為士？
孔子說“行己有恥”，就是慎獨。“行己”，一個人待著的時候，都有恥、有底線，知道有些事不能做，不能人前一套背後一套。《禮記·中庸》中說“君子慎其獨也”，與之一脈相承。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出使到各個地方，能夠辦成事。子貢是外交家，又是商人，經常代表國君出使。所以孔子說：“你能夠保持住自己內心的底線，出去能夠辦成事，就算是士了。”子貢其實做得不錯。
子貢問他：“以上標準有點難，如果做不到的話，比這個低一點的標準是什麽？”
孔子說：“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宗族鄉黨都能有好評，做到孝敬父母，跟兄弟友愛。
子貢接著問：“要讓宗族鄉黨都讚許，這個要求也不低，有沒有入門級的標準？”
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言必信，行必果，也叫作小人之信。就是作為一個境界不那麽高的人，這也算是不錯的一個表現。
我們要解釋清楚，為什麽孔子對於言必信、行必果並不是那麽看重。
信和通達比起來，哪個更重要？
比如，我們承諾了別人一件事情，後來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發現原來的計劃完不成。此時，如果要兌現小人之信，把這件事給辦成，堅守自己的信譽，需要付出極高的代價。而且很有可能，在堅持完成承諾的背後，會損害到更多人的、更大的利益，顯然得不償失。
所以應該怎麽做呢？通權達變。當變化出現時，要能夠快速地做出反應，立即協商，找到一個更恰當的解決方案，不至於讓大家的利益受到重大損失。
假如要言必信、行必果，任何一個善戰的將軍也不敢說自己能達到這個要求。戰場上的局麵總是在不斷地發生變化，戰術必然要不斷地調整。
假如要言必信、行必果，任何一個經商的人也不敢說自己完全做得到。商業合作，本身就需要與合作夥伴不斷地保持溝通，共同麵臨VUCA（烏卡）時代。VUCA是Volatility（易變性）、Uainty（不確定性）、plexity（複雜性）、Ambiguity（模糊性）的首字母，“VUCA時代”即“變幻莫測的時代”。我們當下就是處在高度不確定的、高度變化的這麽一個時代。
如果隻是講究小人之信，那就隻能做最簡單的、變化度最低的、自己一定能夠掌控的事情，才敢說“言必信，行必果”。
通權達變才是君子所需要學會的本領，其核心不是“信”，而是“易”。易者，移也。一件事情合適不合適，對大家有沒有好處，都需要溝通、商量、同步信息、頭腦風暴，要一起來麵對和解決問題，而不是簡單地按照最初的規劃處理。
處理變化度很低的事情，可以掌握“言必信，行必果”的準則，這就是孔子為什麽說“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這種人也算不錯了，因為至少是一個講信用的小人。
最後，子貢問孔子：“今天這些當政的人，屬於哪個級別？”其實指的就是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家。
孔子“噫”地感歎了一句。在今天的河南、山東一帶，還有用“噫”這個字來表示感歎的。孔子說，都是鬥筲（shāo）之人（一鬥十升，一筲五升），何足算也。
在孔子看來，這些人器量小，每天算計的都是升鬥小民之事，他根本不願意評論這些人。
我們形容一個人，往往會說器量如何。器量就是一個人能承載重任的多少。孔子曾說，子貢像是祭祀的器具，這個評價可不低。
孔子提倡的是“君子不器”，就是不要把自己變成一個沒有彈性的、馬上就能被人測出心量的器具。
在孔子眼中，當今從政的人是鬥筲之人，他們的器量不但能被看到，而且很小，他們隻是追求蠅頭小利、追求名聲、追求麵子。
生活中，一個人創業也好，打工也好，隻是為了麵子生活，就叫鬥筲之人。哪怕是成功的創業者，其目的單純的就是追求上富豪排行榜，也叫鬥筲之人。
我們要追求的應該是不能用膚淺的事物來簡單衡量的一種境界，這才是孔子提倡的。
狂者進取：不要苛求同行者盡善盡美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關於這句話，存在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解。
第一個理解，狂狷之人在孔子看來是不錯的。
“不得中行而與之”，著名學者張中行的名字就出自這句。中行就是中庸之道，中庸在孔子看來是一種至高的美德，是合適的極致。中庸之道非常難，生活中找不到拿捏分寸特別合適的人。孔子說他這一輩子都沒有遇到過一個能夠真正做到中庸的人。
做事情，“過”與“不及”兩者都存在問題。柏拉圖也說過，尋找中間的平衡態就是美。
孔子說找不到“中行”之人，沒有這樣的夥伴跟自己同行，怎麽辦呢？
如果一定要找，那就是狂者和狷者。
狂者和狷者有什麽優缺點？
“狂者進取”。他們雖然有點小毛病，偏激、過分、毛毛糙糙的、喜歡吹牛、願意說大話，但是他們銳意進取，努力奮鬥，努力工作。
子路對孔子而言，就是狂者。子路說話經常沒有分寸，喜歡拍胸脯做保證。比如他經常說，如果他來做某件事，一年就搞定了。狂者，起碼做到了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狷者是類似於顏回這樣的人，或者像子遊、子夏。他們雖然沒有那麽進取，但是潔身自好。潔身自好導致的結果是畏首畏尾，比如找他們做一件事，他們覺得自己幹不了，很有可能會拒絕。公西赤就是典型例子，他總覺得自己做不了，或者不合適做一些事情，根源是他潔身自好，不允許自己犯錯誤。
孔子的學生中，狂者、狷者居多。這些人都是可以教育的，把他們往中間拉一拉，更靠近中庸。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狂者、狷者是孔子願意交往的人。
第二個理解，換了另外一種語境，這句話是孔子的感歎。
孔子感歎自己一輩子都遇不著一個“中行”的人，難道自己隻能跟這些狂者和狷者在一起嗎？
這麽理解的話，孔子對自己隻能和狂者、狷者待在一起，感覺很煩惱。
以上兩種理解，要看孔子當時說這句話的心情到底是如何的。如果是厭煩失落的語氣，那很有可能是第二種理解。
但是我個人傾向第一種理解，因為孔子的人生準則有不“求全責備”，而能夠教育狂者、狷者，本身也是一件有成就感的事。
南人有言：堅持是成功的基本保障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這段話看起來有點前言不搭後語，令人費解。
孔子在講關於占卜的事。
“南人有言”，南人就是南方人，有考證說此處的南方人可能指的是宋國人。孔子的祖籍就是宋國，在今天河南一帶。宋國的人特別善於占卜，還流傳著一句與占卜相關的古語，“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意思是一個人如果沒有恒心，那麽他就不能從事巫醫職業。
巫醫是什麽？巫需通鬼神，醫要濟生死，這是古代非常重要的工作。在我們今天看來，巫醫無用，縱然偶爾有效也不過是心理安慰，更大可能還把人治壞了。但是在孔子乃至更早的時代，醫學極度不發達，現代醫學更是沒有，沒有顯微鏡，沒有醫療器材，多數靠巫醫。巫醫將醫療與鬼神結合，也是在努力地探索怎樣治病救人。巫醫很難做，充滿了大量的不確定性，需要強烈的探索之心，所以要求從業者有恒心，要不斷地鑽研。
這一段話的主旨是恒心。孔子感歎說南人說得真對，他認為人貴有恒，還引用了《周易》裏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來支撐自己的看法。
很多人認為《周易》闡述的是預測的理論，其實不然。《周易》代表著中國古人的生活態度，是一本教人如何生活的書。“潛龍勿用”“見龍在田”“飛龍在天”“亢龍有悔”等，闡述的是哲學範疇，是在給我們傳達一種處世態度，讓我們理解變化。比如否極泰來，就是告訴我們，哪怕現在處在特別糟糕的情況中，也要想到總有一天，事情會有轉機。剝極必複，是周而複始的過程。
《周易》中的這句“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說的是如果一個人沒有恒常的德行，不能夠堅持，大半都會招惹羞辱。比如剛喊出來“我要創業了”，不到三天就關門了；或者找一份工作，沒幾天就不幹了，都是做事缺乏恒心。公司HR在挑選應聘者的簡曆時，如果看到一個人在過往的三年中跳槽了十家公司，心中難免咯噔一下。
最後，孔子說“不占而已矣”。占卜其實很不容易，要用到很多的占卜器具，比如龜甲、艾草等，還需要學很多的技術，研究各種工具……占卜還分很多的流派。做一個好的占卜師，要學的知識非常多，需要花很大的氣力，而這些都需要恒常、恒心。
放棄的人，是為什麽放棄？孔子認為是自己選擇了放棄。“進無進也，退無退也”就是這個道理。一個人願意前進，不是因為有人逼迫他前進，而是他自己願意前進；一個人選擇後退，也不是有人逼他後退，是他自己選擇了後退。
孔子這一段講的並不是占卜需要恒心，更多的是說放棄是一個人自己的選擇，他隻是拿占卜這一行業舉例。
生活中，進取也好，放棄也好，都是個人選擇，不要把責任推卸給別人。人貴有恒心，隻要自己堅持，就能夠堅持。
曾看過毛大慶寫的一篇關於馬拉鬆的文章。意思是跑馬拉鬆靠的不是肌肉，更大程度是一場大腦內部的戰爭：可跑可不跑，隨時都可以停下來走，甚至隨時可以上車，被人拉走，回家休息，立刻結束……你想堅持跑下去，就要戰勝放棄的念頭。馬拉鬆並沒有太高的門檻，你接受訓練，並且堅持，是能夠跑下來的。
我跑步訓練了半年，就去跑了“半馬”。一個人如果願意戰勝自己的負麵思想，就能獲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但自己選擇放棄，那誰也拉不回。停下腳步就是放棄。
無論是古代的占卜行業，還是今天的馬拉鬆長跑，或者我們去創業，去做一份工作，都需要有恒心。
這與別人無關，是一個人自己的事。
和而不同：尊重個性才能創新發展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十幾年前，有一次國際漢學家大會在北京召開，我去采訪漢學家。
我問他們：“中國文化對全世界最大的貢獻到底體現在哪兒？”
有一位白胡子的漢學家對我說了兩個字：和諧。
我問他為什麽是這兩個字？
他說，中國的和諧是一種建立在不同之上的和諧，就是這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中國人允許人與人之間的不同：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你有你的目標，我有我的目標；你有你的追求，我有我的追求……但是我們大家可以和諧相處，這就叫作和而不同，不需要都變成一樣的人。
小人同而不和，是要求對方必須和自己一樣，比如你的習慣要和我一樣，你的穿著也要和我一樣……如果建立在這樣一種相同的基礎之上，導致的結果反而可能是不和。
《晏子》中，齊王問晏嬰，什麽叫和。晏嬰說，譬如調羹。如果要做一碗羹，以水調水，或者以羹調羹，都調不出一碗羹。調羹就一定是以水調羹，既要有水，又要有羹，和在一起，才能夠形成一碗羹湯。如果事物之間沒有不同，消除了差異化，所有的東西都一樣，怎麽能夠創造出一個新的事物呢？看《舌尖上的中國》，我們也能從中體會到，完全不同的東西放在一起，才能出美味。這就是和諧。
孔子求和，墨子尚同，墨子的政治理想是大家都一樣。《墨子》中，墨子連每個人住的房間都規定好，誰住多大，什麽樣的人穿什麽樣的衣服，一切東西都是規規矩矩的，他希望所有人都一樣。他們之間的思想主張不一樣，是因為生活環境不同。孔子生活在社會的中上層，是君子、士大夫這一層；墨子生活在社會的下層。社會上層的人從上往下看，他們希望大家可以不一樣，但是能夠和諧。社會下層的人從下往上看，不患寡而患不均，希望“均貧富”。
墨子重視的是平等，孔子追求的是和諧。如果我們采用墨子的主張，社會經濟發展會很困難。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幸福，社會所追求的創新、創業，都來自人們能夠看到不同的希望。所有努力的人，都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變得跟別人不一樣，讓生活變得更加美好。
中國人的和而不同，對於整個世界的貢獻是極大的。我國文化曆來崇尚和諧友善，對外也是和風細雨、潤物無聲，沒有逼著別人認同我們的意誌。我們尊重對方有不同的東西，但是不排除我們可以和諧相處。
把這個思想用在公司裏也很重要。團隊中凡是講創新、講領導力，其中一定有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叫作擁抱不同。一個團隊的組成成員個性可以完全不一樣，思維方式可以完全不一樣，能力可以完全不一樣，隻要大家能夠相互尊重、取長補短，就能夠讓這個組織煥發出生命力。如果一個人因為別人不能認同自己的觀點，就對別人充滿情緒，開始吵架、不和，導致團隊氛圍變差，他就完全沒有理解什麽叫作“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善者好之：帶團隊不能盡信人言好壞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貢問孔子：“如果鄉裏的人都喜歡一個人，這個人是不是就算是一個好人？”孔子說不一定。
子貢接著問：“那如果鄉裏的人都討厭他，我們是不是就能夠看出來他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孔子說不一定。
孔子補充說，在鄉黨裏，好人都喜歡的、壞人都討厭的人，才基本上可以判斷是好人。
孔子特別討厭“鄉願”，他曾說“鄉願，德之賊也”“惡紫之奪朱也”。“鄉願”看起來很像聖人，實際上是和稀泥的老好人，走到哪兒都說沒問題，對誰都表示支持。有一句俗話描述，叫“樹葉掉下來怕打破頭”。誰都不得罪的這種人，很容易被人們誤以為是聖人。如果整鄉的人都說某個人好，孔子就懷疑此人很有可能是個“鄉願”，不做實事，到處賣好。
如果一個人性格張揚霸道，願意做事，但是可能不擇手段，也招人恨。有一句話叫作“不打籃球的人不會犯規”，但是打籃球不能惡意去犯規。所有人都說某人壞話，鄉人皆惡之，那這個人的工作方法肯定有問題，甚至從根本上說，他做的事就是錯事，所以這種人也不行。
隻有那些被有分辨能力的人給予認可，被鄉裏名聲不好的人排斥的人，才是個好人。
孔子說的這句話很好理解，隻是我覺得其中的道理不太具有可操作性，因為善與不善難以區分。另外，也有很多人因為羊群效應，沒有自己的判斷，會盲從別人的觀點，所以這部分跟風的意見，實際上沒有價值。
對鄉裏的人進行輿論管理，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尤其是那些發布輿論的人，我們沒法評判他們的好壞。他們有可能是好人，但他們糊塗，所以發布了錯誤信息；或者也不糊塗，但他們掌握的信息不對稱……社會中的問題很複雜，有可能出現偏差，所以很難依照簡單的標準來評判好或者壞。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假如大部分的人覺得孔子說的這句話有道理，這句話反倒有用。當一個人陷入輿論的旋渦時，就需要找“背書”，比如你想讓他人知道自己是好人，就需要請公認為好人的人站出來為你說話。這時候大部分的人就能夠理解，你可能是可以信賴的。
輿論的問題很複雜，好人做出錯誤的判斷太常見了。一件大事發生，或者一個社會問題出現時，網上言論就會撕裂成兩大陣營，開始吵架。兩大陣營中的人，難道真的一邊是對的，另一邊是錯的？並不是。不同陣營的人都堅持認為，自己的看法是對的。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往往是信息不對稱，雙方都是更多地接觸到了支持自己觀點的信息。
關於通過輿論評判一個人的好壞，我們一定要分析羊群效應的影響因素，也要注意那些不負責任的言論和不對稱的信息。人要學會理性而科學地分析，不能人雲亦雲。
易事而難說：好的領導以公心對待下屬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我以前講關於人力資源的課程的時候，常引用這一句話。這句話簡直是做人力資源工作的寶典。領導要怎麽做才是一個好領導，下屬怎麽分辨自己的領導是好還是不好。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事”，就是一起做事，合作的意思；“說”，通“悅”，高興的意思。與君子共事很容易，難在無法取悅他。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想取悅他，而做法不合乎道，他是不會高興的。君子型領導會明白這個道理，比如下屬幫自己搬家，但自己不會放鬆對他工作上的要求；有的下屬想送領導一部新手機，他得體地拒絕了。
生活中，有的人想要讓領導開心，會替他打個飯、夾個菜，替領導考慮得周到一些，而有的領導真的會因此覺得這個下屬對自己忠心耿耿。如同我們講過的“浸潤之譖，膚受之愬”，因為距離太近，讓人產生了錯誤的結論和判斷。而一個真正的優秀領導者，不怕有人來講交情、講苦勞，他還是會保持客觀和公正，還是會按照規矩辦事，不因為個人的偏見改變規矩。
“及其使人也，器之”：為什麽這種人反倒好合作？因為他們實事求是、公正客觀，隻考慮把合適的人放在合適的崗位上，人用其長。
“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若領導是小人，和他共事極難，但是很容易取悅他。給他送點禮，說點好聽的話，把他捧著供著，照顧他的生活，他就覺得你不錯。但是，千萬不要覺得他高興，自己就得意忘形，因為這樣沒有原則的領導，並不值得跟隨。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與小人型的領導共事，一旦遇到問題，背鍋的永遠都是下屬。因為這樣的領導求全責備，他不是按照一個人的特長把人放在一個合理的位置去做事。所以，雖然關係不錯，但出了事，大領導怪罪下來，他就會追究下屬。下屬在這種管理下，永無出頭之日，因為領導要挑毛病，簡直是這個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一件事了。這樣的領導帶團隊，沒有原則、做事不公平公道、給下屬挑刺，往往會導致團隊成員手足無措。
君子是有原則的，以一顆公心在做事。小人為什麽那麽容易高興？因為他們私心重於公心，憑感情、憑自己的感受做事。
小人型的領導，你們平常再哥們兒義氣，觥籌交錯，但小人終究還是小人，到推卸責任的時候，他毫不手軟。最後，甩鍋甩得多了，一定沒有人願意跟隨他了。
但是，君子願意承擔責任。君子型領導會讓下屬以做好事情為重，根本不需要誰來取悅自己，隻要君子之交就夠了。
君子也不是不能被取悅，而是要以道悅之。下屬把事做好了，好的領導是發自內心地高興，高興於你的成長；當下屬格局提高後，從公司的角度考慮問題，而不是從個人角度進行思考的時候，好的領導也會發自內心地高興，會認為你能勝任更重要的崗位。
君子泰而不驕：內修德行才能抵禦外在誘惑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孔子把君子和小人對照著定義出來，我也習慣把君子和小人集中在一起對比：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群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群。
什麽叫泰而不驕？安然舒適的樣子叫作泰，有一個成語叫泰然自若。君子每天的生活狀態是從容、安定、祥和的，他不需要驕慢。
“小人驕而不泰”，是說小人經常驕橫、傲慢，卻並不安定。
我們見過這樣的人：一坐下來，先吹噓自己剛見過某某知名人士，炫耀自己戴的表有多麽昂貴，認識多少大人物……這種行為和正在聊的事情沒有任何關係，但他還是要說。他為什麽這樣使勁地吹噓？因為他內心不安定，而內心不安定的時候，他就不會舒泰。
越是那種張牙舞爪、五馬長槍的人，他的內心越是虛弱、不安定。
荊軻刺秦王的時候，帶了一個叫秦武陽的助手。秦武陽在街市之上可以殺人，十幾歲就殺過人。人們以為秦武陽膽氣極壯，就派他跟荊軻去刺殺秦王。結果秦武陽一上秦王的大殿，兩股戰戰，路都走不穩了。秦王當時就心生懷疑，為什麽他會這麽害怕？荊軻呢，一個知識分子、外交家，並不是專業殺手，反而泰然自若。荊軻見秦王有疑心，就在旁邊解釋秦武陽的不堪表現，說這是小地方來的人，沒有見過這麽大的陣仗，請秦王海涵。而後荊軻借機給秦王獻圖而實施刺殺。像秦武陽這樣的人，也就能做點欺淩弱小的事情，是驕而不泰的小人。
《自卑與超越》中講到，很多人為了彌補自己內心的自卑，所用的方法就是“驕而不泰”。比如，我小時候被別人欺負過，我自卑，所以我現在要欺負別人。越是驕橫，越是希望通過外在的這些東西武裝自己，給自己貼標簽，讓別人肯定他多有錢、多能幹，甚至是多心狠手辣。這樣的人，內心總在擔憂中，永遠不能夠舒適安閑。
但是一個君子，內省不疚，隻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安定了。君子有沒有可能倒黴？肯定有的。比如蘇東坡，被下到大獄裏，一貶再貶，他依然安之若素。人生中，遇到劫難，避不開就去承受，像蘇東坡一樣坦然麵對，君子不惑於外物。
小人內心不穩定，往往是被利欲所吸引。一個人如果被利欲所吸引，內在的德行與信念就隨時有可能動搖。想想看，有多少錢算夠，有多大的名聲算夠，有多大的權力算夠……外在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促使小人做出應激反應，他得趕緊再幹點什麽，慢慢地就形成驕而不泰的處世方式。
君子跟小人衡量自己價值的出發點不同。君子的價值來自內在，是舒泰的；小人的價值來自外在，是波動不定的。
希望大家都能夠生活得泰然自若，能夠得大自在，時常處於泰而不驕之中。
剛、毅、木、訥：成熟者深思熟慮後再行事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是少欲。孔子曾說，他沒見過一個人能夠做到真正的剛。有人跟他說申棖這個人怎麽樣，他說“棖也欲，焉得剛”。意思是一個人欲望過剩，就不會剛。
“毅”是堅韌。孟子講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是剛，不受外在的物質、環境影響。“威武不能屈”就是毅，堅持道義而不會屈服。
“木”是質樸。一個人看起來質樸，沒有特別多的表情。明代思想家呂新吾的《呻吟語》中將人才做了這樣的區分：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資質；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資質；聰明才辯，是第三等資質。
“訥”是少言。略顯遲鈍，似不能言，看起來不怎麽說話。
孔子喜歡剛、毅、木、訥的人，不喜歡巧言令色的人。一個人說話之前，要經過思考，如果張嘴就來，什麽都能夠摻和得上，幹什麽都能發表意見，往往在他頭腦中起作用的是係統一，而不是係統二。
係統一跟係統二的區別，來自我們講過的《思考，快與慢》一書。其作者丹尼爾·卡尼曼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學問水平相當之高。書中將大腦分成快和慢係統。
係統一很快、省勁、衝動，不太使用邏輯、數學，張嘴就能夠應付，是人類進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節省能量的一種方式。運用係統一的人，往往可以講很多不負責任的話。
係統二理性、謹慎，不是情緒、誘惑起作用，而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翁。
生活中，大部分時候我們是被欲望、情緒帶著走，很難進入那種深沉厚重的狀態。
如果一個人不進行深刻思考，是不會表現出剛、毅、木、訥的樣子的。
切切偲偲：親友之間也需要誠懇恭敬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路問了一個跟子貢一樣的問題，怎麽才能夠做一個合格的士。
孔子回答子貢，說：“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因為子貢經常出使，是一個八麵玲瓏，能夠跟所有人打交道的人。孔子建議他，把事做好就可以。
孔子跟子路講的就完全不一樣。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切切”是誠懇的樣子，“偲偲”（sī sī）是恭敬的樣子，“怡怡”是快樂、和諧的樣子。一個人做到誠懇、恭敬、快樂，就是士。
具體怎麽做呢？孔子又特意交代了一番。
孔子說，和朋友在一起的時候要切切偲偲，和兄弟在一起的時候要怡怡。
這裏驗證了孔子的教育方法，以一個法門為切入點，把某件事做到極致，如同修煉。
日本有“掃除道”，鍵山秀三郎通過打掃衛生，通過掃廁所、刷馬桶，讓自己的心性修煉到一個很高的境界。
日本還有“媽媽道”，研究怎麽照顧孩子，怎麽不溺愛地照顧孩子。一位“媽媽道”的研究者，能夠把早上的一份飯做出的心意，讓孩子看了以後願意成為一個好孩子。想想看，做飯都能夠影響孩子健康成長，那麽其他的，比如家裏怎麽收拾、怎麽布置、怎麽打掃衛生，也都可以作為教育孩子的切入點。
有的人專門做臨終關懷，把臨終關懷這一件事情，做到至高境界。
孔子跟子貢講“行己有恥”，能夠做到慎獨這一個法門就夠了；孔子跟子路講，子路能管好自己的急脾氣就不錯了。子路大大咧咧，他連孔子也“?”，跟朋友、兄弟在一起，更是張牙舞爪了。所以孔子也是針對子路的性格，給出的指導。
他說，對朋友切切偲偲，久而敬之，不瞎開玩笑，不亂說詆毀的話，恭敬誠懇，管好內心和舉止。跟兄弟在一起的時候，開開心心，兄友弟恭，不爭不搶。
生活中，很多兄弟、朋友在一起時，相處並不誠懇、恭敬、快樂。比如交流時意見不合，在他人麵前爭著表現，娛樂遊玩時想法不同，等等。有這些困擾的人，都可以深入學習這句話。
善人教民：讓人做事，要告知意義所在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孔子所在的那個時代，打仗民兵合一，國家不能夠供養足夠多的專業軍隊。魯國並不是特別強大的大國，如果供養幾十萬人的專業軍隊，沒有足夠的勞動力耕種，所有人都得餓死。
什麽叫作兵民合一？平常看起來都是老百姓，到了打仗的時候，領到發放的槍支，立即投身戰鬥。但如果不經過訓練，把這些人送上戰場，也很難形成戰鬥力。
古時候各國家都有訓練老百姓的政策。每年農閑時節，所有步兵要集中操練一次，車兵三年會演一次。每五年，要進行一次大的混合演習，把車兵和步兵混在一起操練。
孔子說“善人教民七年”。一個能幹的善人，管理國家的時候，用七年時間訓練的老百姓可以投入戰爭。孔子認為教民，不能隻教他們打仗的一些技巧，應該使“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即讓老百姓知道自己是為什麽而戰的。如果老百姓隻是因為國家發錢而去打仗，那可能沒有什麽戰鬥力，甚至會出現臨陣而逃的情況。如果老百姓知道自己要保家衛國，退無可退，隻能選擇拿起武器，那就會煥發出強大的戰鬥力。
以不教民戰：人才儲備的核心在於培訓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不教民”是一個名詞，指沒有經過訓練的老百姓。
孔子說，把沒有經過訓練的老百姓送去作戰，這就是放棄他們了，讓他們白白送死。孔子特別重視訓練，打仗之前，必須得讓老百姓受過足夠的訓練。
戰爭時期，很多年輕人根本來不及訓練，就被投入戰場。
抗日戰爭中，日本侵略者始終沒有打過潼關。
當時鎮守潼關的將軍叫孫蔚如，他在陝西的易俗社（唱秦腔的地方）發表了演講，號召廣大群眾積極抗日。非常多的百姓加入了抗戰隊伍。同時孫蔚如將軍還讓家裏的親戚參軍，可謂全民皆兵。其中很多年輕人，頭一剃，就上戰場了。不少人沒有槍，拿著木棍，拿著長刀，一邊訓練，一邊找物資槍械。他們讓訓練不夠的人參戰，是迫不得已的一件事，隻有戰才能有尊嚴地活下去。最後守住了潼關，始終沒有讓日本人跨過潼關一步，卻也損失慘重，非常悲壯。
同樣，“二戰”後期，日本在失敗之前孤注一擲，強令國內年輕學生加入侵略軍隊。正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最終日本侵略者投降，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我們當下是和平時代，沒有戰爭，而在企業管理上，這個道理也很適用。
有的公司招聘員工，恨不得人一來就立刻上崗，培訓工作做得非常不好。等新人沒有把事情做好的時候，又把人開掉。
新人入職應該做足夠的訓練，因為培訓不到位，招來的人都逐一離開，實際上耗費的成本，遠遠大於培訓的投入，而且還耽誤了工作。尤其是有的小企業習慣挖人，在別的公司挖一個好用的人來。但挖過來的人，真好用的也不多，畢竟企業之間還是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並不如公司培養起來的好。
比如華為這樣的大公司，入職培訓的時間變得越來越長。我甚至聽說有的公司的入職培訓時間長達一年。但很多中小企業別說三個月入職培訓，一個禮拜都做不到。有的企業，一見到人，就開始布置任務了，這就叫作“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磨刀不誤砍柴工，員工對企業有了解、有認知，對自己要做的工作熟悉了之後，才能真正高效地工作。
一個成熟的團隊，不能隨便對一個未經過培訓的員工施以重任。不管是對團隊還是對個人，這都是不負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