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第十三
子路第十三
先之勞之:管理者要成為團隊的表率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子路問孔子管理之道,孔子說“先之勞之”。“之”是代詞,指被管理者,就是民眾。“先之”的意思是,要走在民眾的前麵,成為民眾的楷模;“勞之”就是要讓他們勞作。
關於“先之”,這裏隱藏著有意思的知識點。《哈佛商學院最受歡迎的領導課》中講到,管理者在成為團隊的領導之後,一舉一動在團隊的成員眼中都會被放大。因此,領導者要做到“先之”,希望下屬做到的事,自己首先要努力做到。
如果領導要求大家不要遲到,他自己就要守時,不要說“我今天遲到是因為堵車,我是有理由的”“我遲到是因為昨天晚上談判結束得太晚了”,因為團隊成員會把領導者的每一個行為放大。
“勞之”聽起來是指讓民眾有事情可做,讓人民去勞動。這牽扯到一個管理學的概念,叫管理者角色。在《可複製的領導力》中,有對於管理者的定義,即“通過別人來完成工作”。很多管理者幹了大半輩子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主要角色是什麽,反之,他們總是親力親為,跟下屬搶著幹,最後自己累得喘不過氣,結果卻很糟糕。凡是特別喜歡親力親為、什麽事情都要插手的管理者,既無法收獲下屬對他的感謝,也無法擁有成就感。
《荀子》中講“主好詳則百事荒”,上級如果事無巨細,都要過問,其他人就不知道要做什麽了。別小看“先之勞之”這四個字,其中蘊含著“管理者角色”的知識點。
子路是一個比較性急、行動力強的人。孔子告訴他:“作為管理者,你不需要凡事都親力親為,得想辦法調動他人的積極性,讓別人去做事情;同時,你要成為他們的楷模,把自己的德行擺正,穩穩地坐在領導者的位子上,讓大家圍著你去運行。”這才是為政之道。
子路說“請益”,請孔子再多說點。也許隻有“先之勞之”這四個字,子路聽著有點不過癮。
孔子說“無倦”。這個概念前文提到過,管理者想要做得更好,就要無倦,不能按照慣性思路做事情。
關於無倦,並不容易做到。人的大腦很容易疲倦,很容易陷入慣性中,驅使我們按照以前的方法做事情,蕭規曹隨,慢慢地形成官僚主義。所謂官僚主義的本質,就是不願意再動腦子思考,不願意創新,隻希望通過流程來解決問題。
在很多大型組織中,即便是一件很有價值的事情,因為不符合流程,也會導致沒有人願意為它去動腦子。這就是厭倦的表現。這種厭倦,正是因為人們習慣依賴過去的路徑,依賴過去的體係。
一旦做管理者做的時間長了,是很容易陷入疲倦狀態中的,所以要不忘初心。
赦小過:允許下屬犯錯,是一種管理策略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關於這一段話有不同的解釋。
孔子有三個學生做過季氏宰,有被孔子罵過的冉有,還有子路和仲弓。
仲弓是德行科的學員,他當上季氏的家宰後,可能因為官職太大有些無措,需要孔子給建議。
孔子給了三個建議。
第一個建議是“先有司”。
“有司”就是有重任在身,“先有司”是指要先給基層的工作人員做表率。這與上一句話中孔子給子路的建議是一樣的。
第二個建議是“赦小過”。
“赦小過”是不要求全責備。管理者想擁有領導力,就要能夠容忍下屬犯錯誤,這樣,下屬在做事情的時候就不會束手束腳。員工在工作的過程中,不可能每一個步驟都做得完美,更何況,也許隻是他做事的方式不符合管理者的想法。如果管理者把自己的想法當作標準答案,他看任何人工作,都會覺得有需要調整的地方。
柳井正管理優衣庫時,非常注重對於年輕人的培養,如果他認為哪個年輕人是可造之才,就會授權給對方,同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看到年輕人做錯了事,能沉住氣,不幹擾。這才是培養人的重要態度。
“赦小過”提醒我們不要把別人的小過錯看在眼裏、記在心上。留給員工試錯的空間,員工才會培養自己獨立判斷的意識,也願意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這裏也呼應了《哈佛商學院最受歡迎的領導課》中的一個理念,組織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領導步驟是尋找關鍵要務。尋找關鍵要務,就需要知道團隊近期最重要的目標是什麽,隻要是朝著最重要的目標去做的,就需要重視。如果領導者總是盯著各種小細節,什麽都要插手,什麽環節都不放過,下屬就不知道最重要的方向是什麽了。
第三個建議是“舉賢才”。
在現代管理中,公司的CEO最重要的職責就是尋找人才,花大量的時間去跟人溝通。傑克·韋爾奇說他每天百分之九十八的時間都在跟人談話,不斷地發掘可以使用的人才。
接下來,仲弓又問:“焉知賢才而舉之?”
如何識別人才,這是很難的一件事。實際上,孔子給過我們答案,就是“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而在本節的對話中,孔子說了一句令後人有爭論的話:“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意思是,你把自己知道的人才舉薦上來就好了,對於你不知道的人才,難道其他人會舍棄他們嗎?
整體意思是不要操那麽多的心,作為管理者,漏掉幾個人才也是很正常的。不必焦慮,漏掉的人才會被別人發現。
因為你是“先有司”,已經給團隊做了表率,其他人自然會幫你發現人才,這樣解釋也很合理。
但是後來我們在“上海博物館藏楚簡”中發現了不同的版本:“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之者。”
“人其舍諸”變成了“人其舍之者”。當“諸”變為“之者”時,這句話就有了不同的解讀。
“舉爾所知”,意思是對於你知道的人才,要舉薦出來。
“爾所不知”,意思是你不知道的人才,也要想辦法舉薦出來。
“人其舍之者”,意思是其他人忽略的人,也是我們要關注的對象。
這個版本的意思是,不要放過任何一個人才。
在我個人看來,孔子不太會提出這樣過於嚴格的要求。因此,我個人覺得第一個版本更為合理。
名正言順:找到自己最合適的位子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這一段描寫特別生動,我們能夠從中看到子路鮮活的性格特征。
子路問孔子:“如果衛出公想讓夫子你來當政,你打算怎麽做?”
子路在進行沙盤推演。衛出公是一個尷尬的角色,他的爺爺是衛靈公,因為寵愛南子,與長子蒯聵的關係特別不好。蒯聵謀殺南子失敗之後逃到了國外,衛靈公就立了孫子衛出公。後來,蒯聵卻帶兵攻打衛國。
這件事情非常棘手。如果按家庭的秩序來定,兒子應該讓位給父親,這是家庭的孝道,但是從國家的角度來講,父親帶著別國的兵來攻打自己的祖國,這便絕不能退讓。
衛國發生了這件事之後,因為名不正、言不順,政局就亂了。衛出公在祭祀時也隻好跳過自己的父親,直接祭祖。甚至後來子路的去世,跟這一次大亂也有關係。
子路問孔子:“如果讓你來解決這件事情,你會先做什麽?”
孔子說,必須先解決名分的問題,把父子、祖孫的關係理順。不先解決這件事,其他的事情就做不了。
子路說:“你這個人也太迂腐了!”當時說孔子迂腐的人還有很多隱士、大夫。
接著,子路又問:“奚其正?”意思是,這跟正名有什麽關係?
在這段話中,子路特別莽撞地頂撞了孔子。孔子說:“你這個人真是粗野。一個君子,對於某件事情有疑問,就把它放在一邊,先不要著急發表意見,因為不懂的事不能亂說。”
接下來,孔子做了這樣的解釋。
“名不正,則言不順”:如果名不正,連自己的位置在哪兒都說不清楚,那麽,說出的話憑什麽被別人信服?憑什麽來發布政令?
“言不順,則事不成”:如果企業請來一個顧問,顧問想替CEO發表命令,規定大家應該怎樣做事,應該提拔誰、開除誰……他是言不順的,沒人會聽。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要把事情做好之後,才能興起教化,用禮樂來教育人民。如果連事情都做不好,禮樂怎麽可能建立得起來?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沒有禮樂,法律法規都無法落實,刑罰、判斷都無法得到大家的尊重。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合適的法律法規、法製政策,整個國家就是混亂的,這時候老百姓完全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麽。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一定要把每個人的名分說清楚,誰到底是做什麽的。比如,蒯聵到底是做什麽的,衛出公到底是做什麽的,衛靈公到底是做什麽的……把所有人的職位、角色要講清楚。
“言之必可行也”:當一切能夠講明白時,你說出來的東西才能夠實行。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君子對於自己要說的話、要做的事,不能馬馬虎虎,不能模棱兩可。
子路的意見是遵循實用主義的路徑,認為天下大亂,應該在第一時間調動軍隊,保護國家。但是孔子認為這樣的操作根基不穩,因為名不正、言不順,當局者連自己到底代表的是誰都還沒搞清楚,人民又怎麽可能信服呢?
有本書叫《突破瓶頸》,書中關於創業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創業之初,哪怕公司隻有兩個人,也一定要畫出一個組織結構圖。組織結構圖上有很多個崗位:總經理、副總經理、首席財務官、人力資源、營銷……要在每個崗位上寫上名字,到底誰負責哪件事,一定要安排清楚。
為什麽隻有兩個人還要畫組織結構圖?因為就算隻有兩個人,也要理清楚各自的角色,要各司其職。很多人在創業的時候,團隊裏不止兩個人,而是三四個人在一個辦公室裏,溝通基本靠吼,誰聲音大,誰說了算。大家互相討論問題,一開始看起來很積極、很熱鬧,進展得很快,可是慢慢地,會出現大量的矛盾。所有人都覺得自己對一些事情能做主,溝通時吵得不可開交。後來發現,從一開始,每個人的職位都沒定清楚,沒有名分,不知道誰到底該管什麽,到最後鬧得不歡而散。
在我看來,辦公室的鬥爭本來不應該那麽複雜,也沒有真正的“壞人”。大量的辦公室鬥爭,都是因為沒有界定好各自的職責,而孔子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給了我們最好的建議——名正言順。
希望大家能記住這個詞。
樊遲請學稼:學習要根據自身情況定位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這一段又說到我的老祖宗樊遲了,樊遲很有可能堅持的是農家的思想。
春秋時期的農家認為,任何事都不如種地重要。因為所有人都需要吃飯,讓糧食足夠多,才是最重要的。
樊遲做了一個地方官,他跑來請學稼(種五穀的活動叫作稼),就是怎麽能夠把莊稼種得更好。
孔子說:“你問錯人了,我不如農民。”樊遲一聽,孔子不願意談這個話題,但他沒有走,接著問:“那你會種菜嗎?”孔子說:“我不如菜農。”
樊遲特別軸。前文出現過樊遲,他聽不懂孔子說的話,也不敢問,就出門去問子夏。
很明顯,孔子對於樊遲提這兩個問題非常不滿意。第一,他問到老師的弱點了,老師不擅長做的事,他偏要讓老師顯示短板。第二,更重要的是孔子就不認為作為一個士,作為一個君子,作為一個追求君子儒的學生,要去學習關於種地這樣的事。
後來有人在批判孔子的時候,這一段話也成了非常重要的證據,說孔子不熱愛勞動人民。實際上,孔子是研究管理和文化的人,他的專業是研究怎麽樣去組織、去管理、去領導。
樊遲碰了釘子,走了。孔子的氣還沒消,說:“小人哉,樊須也!”須是樊遲的名,孔子說他是個小人。我們在《論語》中,經常聽到“小人”這個詞。要知道它有多重的含義,地位低的人,會被叫作小人;品德不好的人,也會被叫作小人。
孔子說樊遲是個小人,估計不是罵樊遲道德不行,因為他在道德層麵還是不錯的,應該是批評樊遲的目標怎麽定得這麽小,沒什麽大格局。
然後,孔子講:“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儒家講究的就是禮樂和教育,樊遲作為管理者,不應去種地,而應該先學禮,便會受到老百姓尊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如果領導者講究義,有道德操守,老百姓就願意聽話,莫敢不服。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如果你守信用、講信用的話,老百姓不敢不用情,就會變得誠實可靠。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在農業社會,每個君王都需要足夠多的人口,因為人口多的國家就有勢力。君王希望四方的百姓能夠歸附,而想要百姓歸附,就需要把這幾件事做好:好禮、好義、好信。做好了,老百姓自然會拖家帶口地到你的轄域內生活。
作為一個領導、地方官,為什麽非要親自種地呢?一個人能種多少地?也就一畝三分地。康熙皇帝在豐澤園和玉泉山開辟稻田,主要是為了給天下人做個表率。領導者真的不需要成為一個專業的種地人士。
這是孔子對於學生人生目標不清晰的“反彈”。這段話很有意思,孔子不掩飾自己的態度,是一個至情至性的老師,對學生該批評就批評。
孔子是領導者思維,樊遲有點像我們今天所講的工程師思維。工程師思維解決問題,想的是自己衝到第一線去。
但領導者思維是如何去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如何讓大家搶著把活幹了,讓社會不斷地湧現出更多的、積極的願意解決問題的人。
這讓我想到了愛迪生。愛迪生是個發明家,他應該是工程師思維,遇到什麽問題就做實驗解決。但研究愛迪生的人生,我們會發現他絕對不是一個普通的工程師,他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是一個創造願景的領導者,他的團隊人數很多,他帶領了特別多的科學家一起做事。
他之所以最出名,核心原因是他能夠把夢想講出來。愛迪生沒有太多的錢,無法用錢來讓其他工程師為自己工作,於是發明了期權製度,用期權來吸引很多優秀的年輕人,跟自己一起做實驗、去發明電器。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工程師思維,而是領導者思維,也是孔子所倡導的領導者應該做的事,即營造氛圍。一旦氛圍營造出來了,比他親自做事的效果要好得多。
執行者、領導者的境界都是不一樣的,分工不同,追求不同。親自做事的人叫執行者,他和領導者是有區別的,孔子希望樊遲能夠做好領導者。
誦《詩》三百:讀書要能學以致用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孔子在跟自己的孩子孔鯉交流的過程中,講過一句名言:“不學《詩》,無以言。”如果不把《詩經》都熟讀了,就沒法跟人好好說話。當時,有文化的人常引用《詩經》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詩經》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學習資料,相當於我們今天的人讀的《論語》。
孔子感歎,一個人熟讀《詩經》三百篇,讓他去做一件事卻做不好,無法解決困難。讓他跑跑外交,遇到事情不能隨機應變、獨當一麵。雖然他學了這麽多,把《詩經》三百篇都背得那麽熟,但又有什麽用呢?
孔子是在反思應試教育,反思書呆子式的學習方法。在生活中,有很多能背書的人,一到做事,就遠離了自己背下來的內容。他學的知識,並不能靈活應用到做事情上去。
在這裏,建議大家讀《論語》時,不必下苦功夫把所有內容都背下來,尤其對成年人來說更是如此。如果能夠學到其中的一兩句話,把它貫徹到日常行為中去,才算真學到了東西。
學習上就是如此,會背課文或公式、會考試,不算真學到知識。如果你學的知識,它進入你的身體,成為你的血脈,成為你的思維方式,成為你做事的方法準則,這才是真正地學會了。
有人說讀書沒有用,有人說讀書有用,我個人的觀點很明確:讀書有用,且應該經世致用。我們做企業、創業、講書,用的全是書上的內容,甚至在家裏安排家庭活動,教育孩子,用的也全都是書中所講的內容。讀書是一件非常有用的事,即便書中講的未必都對,但是總比你自己瞎琢磨的強。自己一個人琢磨一些事情,閉門造車,會走很多的彎路,付出很多的成本。其實你若能夠讀一下相關領域的書籍,便能有不菲的收獲。
讀書要有方法,就是目標式學習,翻轉課堂很重要。學會給自己定一個目標,明白自己想要解決一個什麽問題,這時候,你讀起書來就會特別有收獲。學生時代,對於整個社會毫無感知,讀經濟學、管理學的時候,往往認為這些不就是用來應對考試,不就是一個個填空題嗎?但是工作後,才發現學的知識原來非常有用,明白書到用時方恨少。所以很多人在社會上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後,還會回到學校再去讀MBA。那些認為讀書沒用的人,應該是讀書的方法和出發點有問題。
有人評判這是功利主義,說為什麽不能讀點沒用的書?可在我看來,這個世界上好書都有用,比如唐詩、宋詞、哲學……如果心中沒有情感、沒有苦悶、沒有問題、沒有對人生終極問題的思索,就不會有感覺。
帶著問題去讀書,帶著想要解決困難和矛盾的需求去讀書,這種翻轉式學習、目標式學習的方法,很容易讓人做到經世致用。
通權達變、經世濟民是孔子做教育的理想,他希望學生不要成為書呆子。
我們每個人都不要把自己變成考試機器,因為讀書不是為了讀給別人看的,讀書是為了解決自己和世界的問題。
不令而行:管理者要建立自身影響力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季康子問過孔子如何為政。孔子說:“政者,正也。”意思是隻要你正,底下的人肯定跟著就正。
本節這句話與此道理相通。關於“其身正,不令而行”的典型例子,就是飛將軍李廣。《史記》的《李將軍列傳》中,司馬遷有過這樣的介紹:“餘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李將軍長相忠厚,話也不多,但他在軍隊裏特別有威信,因為他身正,做事身先士卒,很勇敢,能公平地對待每一個士兵,愛兵如子。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如果自身不正,雖然有發號施令的權力,但這種命令執行起來會產生很大的偏差。因為人們根本就不信服,也不會在行動上積極支持。
管理者其實有兩種力量。很多管理者認為自己最需要權力,到一個組織裏,馬上就問:“人權在誰手裏?”“財權在誰手裏?”“關於這件事,我能不能簽……”他覺得有人權、財權,才能夠管理這個團隊。但實際上,除了權力之外,更大的力量叫作影響力。很多組織裏都有非正式組織,比如公司裏有CEO,同時還可能有一個元老級的人物。元老級的人物雖然沒有顯赫的職位,但是大家願意聽他的,他顯然是一股力量。有的管理者覺得有這樣的人存在是個麻煩。但其實從正麵角度想想看,為什麽管理者自己不能夠建立這樣的影響力?
孔子談的不是權力,而是影響力。對於一個管理者來講,要想獲得影響力,自身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影響力不能來自交換和買賣,比如收買別人——請人吃飯、給人發紅包,這就變成了小人結黨營私的氛圍。這種聯結是短暫的,而這種短暫的利益結合所形成的小人團體,帶不來影響力,隻是一個收買關係的團隊。靠收買關係維係的團隊,沒有凝聚力,一旦利益沒有了,所有人立刻四散而走。
所以,管理者身正,非常重要,是使整個組織的溝通成本下降的重要方法。管理者要好好維護自己的形象和注意自己的行為,以便積蓄和調動自己的影響力。
魯衛之政:在外多結盟友,少樹強敵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在酒桌上套近乎的時候,這句話經常出現。
魯國被封給了周公姬旦。周朝文王叫姬昌,武王叫姬發,姬昌的第四個兒子便是周公旦,就是姬旦。
周公是曆史上有名的聖人,孔子最崇拜的人就是周公。
衛國封給康叔。康叔是文王的第九個兒子,跟周公是同父異母的兄弟。
孔子說魯國和衛國的政事好像兄弟一般。
這句話有可能是孔子去衛國的時候說的。孔子周遊列國期間,最有可能會在衛國當官。他周遊列國,到了衛國,可能對衛國人講了這句由衷的客氣話。
這句話沒頭沒尾,我們不必非要說這裏到底是有什麽深刻的內涵。要細究的話,現在河南、山東一帶的文化比較接近,而當時的魯國、衛國、齊國就在那裏。由此可見,當時魯國和衛國在文化風俗方麵可能相近,或者有不少的相似之處。
當今天的我們行走在齊魯大地上的時候,想到這句話就非常妥帖。
苟合矣:追求越多,煩惱也就越多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孔子誇的人,名字叫公子荊。之所以叫“衛公子荊”,是因為魯國也有一個人叫公子荊,如果不加“衛”,一般指魯國的公子荊。
孔子表揚衛公子荊“善居室”。居室就是自己家。他能把自己家營造得很好,他的生活態度和居住觀念是健康的。
會生活,在今天看來似乎是精益求精。但是在孔子看來,過於精益求精的生活方式,過於對物質的追求,並不是善居室。
善居室分階段。
“始有,曰:‘苟合矣。’”在剛開始有了一些財力,有了一些布置,可以簡單裝修的時候,公子荊說“可以了”,已經差不多了,挺好的。
“少有,曰:‘苟完矣。’”又增加了一些家產,生活好一點的時候,公子荊說“完美了,這已經足夠了”,不用再添置任何東西。
“富有,曰:‘苟美矣。’”越來越富有了之後,公子荊說“生活太美好了,家居太華美了”,可能這已經超出他的目標和追求了。
我聯想到我父親。他就是一個很懂得知足的人。在他退休後,單位分房子,他買了一個比較寬敞的給老教授的房子。然後隻是簡單裝修一下,我爸就高興地說:“我住得太好了,我住得比部長還好。”他覺得自己比部長住得還好,讓我想起衛公子荊,他們都非常滿足於自己所擁有的。
實際上,當時的貴族們在生活奢華方麵互相攀比,挖空心思想著給自己家做更多的裝飾、裝修,弄點好東西。
孔子站出來表揚衛公子荊,就是倡導大家能夠生活得稍微簡樸一點,能夠管理一下自己的欲望。恰如本田直之的《少即是多》中提醒我們的話:人們總是希望獲得更多的東西來解決問題,但是多了以後,真的是一個沉重的負擔。那些被認為能給自己解決問題的東西,其實又帶來了新的問題。所以,當一個人試圖通過買更多的東西,或者增加更多的人手、設定更多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的時候,這些東西、人手和辦法,又會帶來更多新的問題。最後,問題會變得越來越複雜,生活就會變得越來越複雜。
“少即是多”的思想,就是換了一種完全有別於常規的思路,讓人明白自己可以追求更簡單的生活。當生活簡化之後,就達到了孔子所讚美的衛公子荊的狀態了。
又何加焉:人生最高的追求是精神財富
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仆”是指駕車;“庶”是指人口眾多;“富”是指財務,人均GDP上升了。孔子去衛國,冉有替他駕車。此時,孔子在車上,看兩邊的住房和百姓,覺得人口眾多。“庶矣哉”,是說衛國現在發展得不錯,人很多。
冉有問:“既然有這麽多的人,接下來我們能夠為這些人做點什麽呢?”
孔子說,人多了之後,就要藏富於民。通過減稅鼓勵大家幹活,讓老百姓有收入,變得有錢。我想孔子強調的不是經濟學,而是希望做到輕徭薄賦,讓老百姓擁有財富。
冉有接著問:“假如老百姓已經有錢了,那我們還能再做些什麽?”孔子說,可以教百姓禮樂,教化他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是這個意思。
孔子所說的規律是對的,國家的發展要一步一步來。比如我們國家,目前人均GDP已經超過一萬美元。在所有國家的統計數字上,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的時候,人們對文化產品的追求就立刻上升。這是一個很明顯的躍升,人們在教育、電影、旅遊、健康等方麵,會有大筆的支出。
曾經有人注解時,批有這樣一句話:“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一個人如果有錢,但蠻橫無理,不接受教育,就近於禽獸。孔子追求的是“貧而樂道”“富而好禮”。一個人貧窮的時候,最起碼可以做到開開心心、樂天知命;一個人有錢,就要有所追求。《管子》裏也講“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是過去農業社會的一個基本思想。
三年有成:善於表達自身優勢也是種能力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這是孔子給自己打的廣告。孔子感歎,為什麽沒人用他,如果有人用他來管理國家的政事,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什麽是期(jī)月?聽起來像是下一個月的意思,但並不是。期月指的是從今年的某月到明年的某月,比如從今年的4月到明年的4月。
孔子說的是,如果有人用他,那麽一年的時間,就能夠初見成效,令人看到希望。三年的時間成效顯著,能夠有大成績。
孔子當然是倡導“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他不希望說大話。但是如果一個人過於深藏不露,永遠都不跟別人講自己能夠做些什麽,那被人看到的機會就少了。廣告遵循的就是這個道理,好的產品也需要傳播、與顧客溝通。“酒香不怕巷子深”確實不靠譜,所以孔子落寞。
這一次,孔子可能是實在忍不住了,就告訴大家,其實他是可以做實事的人。
子貢問過他,一塊美玉藏在匣子裏,到底是賣還是不賣。孔子說“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就是待價而沽,等著別人來買。可以看得出,孔子是很希望能夠站出來為家國百姓效力的。
優秀的領導者到一個崗位上,一年的時間也確實能夠做出些事情。像《創始人》這本書其實不是講創業,它講的是履新。一個人到了一個新的工作崗位,需要快速地讓別人了解他,然後建立人際關係,找到幫手。
從這個角度來說,一年的時間有點長了。差不多幾個月的時間,就要做出能夠讓大家看到希望的方案或者行動,否則組織不會給你更多的時間。
善人為邦:暴力是低端的解決問題的方式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這句話是孔子讀古書時的感歎。
善人是什麽?善人比聖人要低一個級別,差不多就是賢人。
孔子說古語中講,善人,也就是能幹的人治理一個國家,達到一百年的時間,就能夠克製殘暴、消除殺戮。
“誠哉是言也”,是孔子針對他自己引用的一句古語,說這句話說得對。
孔子的目標是施行仁政,少殺人,“子為政,焉用殺”,何必非要殺人?孔子能夠看到生活中很多暴力的事情不斷地發生,甚至有些事情如果不用殺人的方法,是根本處理不了的。孔子也殺過人,他知道實施仁政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他感歎,如果一個了不起的賢人治理國家,也得用一百年時間。一百年之後,國家才能夠大治。大治的表現就是“勝殘去殺”,不需要殘暴。
施行仁政確實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孔子生活的時代,人們剛剛脫離蒙昧,建立社會文明,有很多暴力事情的發生是非常正常的。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就是講人類曆史的暴力演進。人類的暴力行為確實是越來越少,但在最早期,部落和部落之間充滿暴力行為,彼此殺戮,直到國家出現才減少。國家規定,誰都不許亂殺人,整體上讓暴力行為大幅減少。
接下來,商業的出現讓暴力行為再次減少。在農業社會,人們如果想要侵占對方的土地,就要殺人,就會出現戰爭。隨著商業活動的不斷增加,人們發現做生意致富,要比搶別人的土地劃算得多,所以不再暴力地搶土地,改為進行貿易,不但不殺人,還希望有更多的人口。這讓暴力行為再次大幅減少。
最近的一次暴力行為大幅減少,是因為原子彈。“二戰”原子彈爆炸後,形成了一個核製衡,有核武器的國家互相都不敢輕易發動戰爭,因為彼此都有毀滅整個地球的能力。
以上是暴力行為大幅減少的核心原因。當然隨著文明、物質的發展,人的內心變得越來越柔軟,文化素養變得越來越高,都會減少暴力行為。所以孔子說的是有道理的。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越能幹的人越能高效做出成績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白毛女》裏的大反派叫黃世仁,他的名字就是出自這句“必世而後仁”。作者取名的用意,應該是反諷小說角色。
這句要接著上一節來看。善人為邦需要一百年才能勝殘去殺,那麽王者治理國家會如何?
王者是明君,可以被看作聖人,他比善人要高一個等級。
孔子說,如果能夠出現像堯、舜、禹這樣的明君,那麽經過一世,也就是三十年,就能夠實現仁政,出現國家、百姓都講仁義的狀態。
這讓我想起一句古語:“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苟正其身矣:優秀的管理者德、技兼備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於從政乎何有”的意思是,用這樣的方法治理國家,有什麽難的?孔子看重的是“苟正其身矣”。如果一個人能夠端正自己的行為,以身作則,那麽從政就不是一件難事。
“正人”是要求別人。如果一個人不能夠正其身,又如何讓他人身正?
這句話簡單地概括,叫正人先正己。
我有一點保留意見。可能是受時代背景的局限,孔子始終把品行、道德視作評判人的決定性素養,我們不可否認其重要性,但是他過於側重,就忽視了技術。這給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埋下了一個伏筆。我們中國人的傳統就是重道德、重修養,但是缺少對技術的關注和熱情。今天我們知道,技術的發展也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道德水平的提高。
比如醫生給人看病,這件事從道德的角度來講,初衷毫無問題。但是在治療某些細菌或者病毒導致的疾病時,沒有發明顯微鏡之前,醫生看病的方式並不一定符合道德,可能放血、念咒、念符、用烙鐵烙病人、用勇敢療法等。不少患者可能不是死於病患,而是死於診斷、治療過程中的折磨。
當顯微鏡等設備發明以後,醫學甚至一度陷入虛無中。很多人覺得不用再學醫了,因為細菌都能被看到,此前的很多診療方式從根本上就是錯的。當新的技術導致相關疾病診療體係重新架構之後,診療過程就更加符合道德規範和要求,也更加人性化。所以技術的發展,會反過來推動道德再上一個層次和台階。
不論是社會發展還是企業管理,都不能夠簡單地隻要求道德。一個人並不是隻要道德好,其他就沒問題。比如有的領導者,在公司標榜自己絕不搞辦公室政治,做事也確實公道無私,但他不善於經營管理,業務能力也不強,甚至有時候還會幹很多錯誤的事。他自我評定是一個沒有私心的人,但在別人看來,卻是屍位素餐。
管理是一門藝術活,既要講道德,也需要講技術,更需要講科學的技術。在此,我也給孔子提一點小意見,陳述我自己的觀點。
冉子退朝:處理公事,要講規矩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這段對話的場景有點淒涼。孔子老了以後,與自己的學生住在一起。
有一天,冉有退朝回來了,孔子問他:“你怎麽今天回來這麽晚?”
冉有說:“有政。”
當時,有這樣的說法,“在君為政,在城為事”,國君的事情叫作政,季氏等三家的事情叫作事。
冉有說“有政”,意思就是“君找我有事”,但是冉有並沒有說具體什麽事情。
孔子說“其事也”,意思是說:“不是國君找你,應是季氏找你。如果真的是國君找你有事,雖然不需要我參與,也沒有人特意告訴我,我也能夠聽說。”
這段對話微言大義,生動入微。孔子是當過大領導的人,他明白國君的事都是大事,這種內參總會送到他這兒來,他一定會知道。
這裏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冉有替季氏做過很多事情,比如征斂,去收更多的稅。孔子對此非常不滿,甚至說過“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我估計這兩件事有聯係,冉有有事瞞著孔子,跟孔子打馬虎眼說“有政”,謊稱國君有事,孔子當麵揭穿了他。
第二種可能:孔子糾正冉有用詞不當。冉有說“有政”,指的是季氏布置的任務,他覺得季氏當時在魯國當權,季氏的任務等同於國君的任務,甚至比國君的任務分量還要更重,所以他在潛意識中就忽略了用詞的區別。孔子糾正他說,就是季氏家裏的“事”,不能夠被上升到“政”這個用詞上。
一言興邦:決策者不能搞一言堂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成語“一言喪邦”“一言興邦”就是從這個典故裏來的。
魯定公有一次問孔子:“一言而可以興邦,有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過?”
孔子說,不能說得那麽絕對,這話有點誇張,其實沒那麽傳奇。
孔子為什麽要強調“言不可以若是”?孔子認為,一言定興衰,其實是不靠譜的。如果一個國君非得剛性化地認為,用某一句話就能管理好國家,便違背了孔子所講的“無可無不可”的原則,就會變得特別軸。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所倡導的是,一件事合不合宜,需要進行調整。人不能夠一根筋地去做事,因此孔子馬上糾正魯定公:“咱們不能夠說一言以興邦。”
“其幾也”,就是接近、有可能,幾乎差不多。
可以說一個差不多的例子。
有人說為君難,為臣不易。如果一個國君能夠常思這句“當國君真不容易,當臣子也不容易”,那就做到了換位思考,大家相互體諒。
作為一個國君,知道自己做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便能做到“戒慎恐懼”,做事情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思慮周全、認認真真。這不就是差不多能夠一言以興邦了嗎?
魯定公接著問:“那一言而喪邦,有這樣的事情嗎?”
孔子又說,也沒那麽誇張,不至於因某句話就讓國家沒落,這幾乎不可能。有比較接近的一句話,是一種挺危險的情況,就是有人說“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意思是,我本人對於當國君沒有感覺到快樂,唯一讓我感覺美好和舒心的,就是我說的話沒人敢反抗!
孔子接著說,假如國君說的話是對的,沒有人去違背他,當然是個好事。假如他說的話是錯誤的,或者要做荒謬、暴虐的事情,也沒有人敢勸諫,這難道不是很快就會讓這個國家衰亡嗎?
我想,如果魯定公與孔子的這段話是即興問答,那孔子大腦中的知識儲備量也太大了,他非常準確地做出了有說服力的回應。
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故事,足以讓人警戒。因為妃子褒姒不愛笑,周幽王為了逗她笑,把烽火點燃。諸侯們見狼煙四起,以為周幽王有危險,都趕過來幫他,到了之後才發現是一場鬧劇,白跑了一趟。褒姒是被逗笑了,但後果是周幽王的公信力全部喪失,等到真的遇到了戰爭,沒有人來幫他,直至周王朝滅亡。
作為一個國君,如果認為自己所說的每一句話都要能夠實現,不能有人違抗,哪怕自己是錯的,別人也要去執行,那最後的結果往往是以悲劇收場。
有一次,我和很多創業者聊天,我問大家:“你們在公司裏說的話算數嗎?”有創業者躊躇滿誌地說:“關於這一點,我們還是能夠做得到的。”我就和他們分析了另外一個角度,我說自己在公司裏說的話,很多就不算數。
不要覺得“樊登讀書”是以我的名字命名,我的話在公司肯定就是最重要的。一定不是這樣的。如果我說的每句話,在公司裏一定要實行,大家都必須照著我說的話去做,這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一言而喪邦”,作為一個人,你怎麽能夠保證你每次說的每句話都是對的?很有可能你的出發點是對的,但你不了解實際情況,所做出的決策是錯的。如果管理者一發話,大家都去執行,公司總有一天會被帶到溝裏去。
創業者在創業做公司的時候,不要陷入錯誤的理念:既不允許自己犯錯,也不允許團隊犯錯。這樣沒有人會願意直言公司的錯誤決策,沒有人會願意表達自己的想法,更不會有人主動去承擔重任,主動去做事情。而且,管理者犯的錯誤,還會在團隊中被放大,最終的結果是沒有人願意負責。因為大家一切都是按照老板的意思做的,出現了壞的結果,人們可以說:“這是決策端的錯誤,我隻是一個負責執行的人,拿工資的員工。這個錯誤,理應由管理者負責。”
所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是極為重要的事。
近者說,遠者來:做好核心內容,自然水到渠成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同“悅”,愉悅滿意的意思。“近悅遠來”正是出自於此,是非常有名的成語。
葉,古邑名,古讀“shè”,現在讀“yè”,在今天的河南省葉縣以南。那時候,葉是楚國領地,是一個比較大的縣。
大縣的縣長叫作公。有一個成語叫葉公好龍,葉公,就是葉縣的縣長。有一天,孔子周遊列國到這裏,葉公就問孔子如何管理。孔子給了他六個字:“近者說,遠者來。”
意思是你先把自己管理的子民、老百姓服務好,讓他們的生活指數、幸福度指數提高,大家生活開心舒適,這時候遠方的老百姓自然拖家帶口慕名而來。
這就是“近悅遠來”的道理,影響圈、關注圈也是這個道理。很多企業總希望受到用戶關注,天天傳遞出各類關於產品的信息。但其實隻要把產品質量做上去,讓客戶滿意,並不需要過度宣傳,因為靠良好的口碑,就能做大做強。相反,產品質量不好,僅僅靠廣告宣傳,反而會使用戶反感,路越走越窄。
又比如從國家層麵來分析,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素質也在急速提高,越來越多的人走出國門。國人出去,行為舉止都代表著祖國的發展,代表著我們的文明程度不斷地提高。這些年來,我們做得越來越好的時候,慢慢就發現,大量的國外友人開始問“我能不能移民中國,我想到中國生活”。現在這個趨勢已經逐漸地開始冒頭了,全世界的老百姓是會用“腳”投票的。
因而我們發現,“近悅遠來”這個道理到今天都不過時,所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滿意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欲速則不達:做大事業要耐得住寂寞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這句話一度是我的座右銘。
莒父是魯國的一個小邑。子夏要去做莒父的長宰,相當於一個小城的縣長。走之前,他問孔子應該怎麽做。孔子跟他講“無欲速”,就是不要追求速度,施政不要急於求成;“無見小利”,就是不要隻看到小的成績。因為“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成語“欲速則不達”盡人皆知。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學實驗做支撐,就是棉花糖實驗。
斯坦福大學有學者做過這樣一個實驗:給孩子們發放棉花糖,告知可以隨時吃掉。但如果誰能堅持等待一定時間而不吃,會再發一份,等於是有額外獎勵。有很多小孩無法堅持和等待,也有小孩真的能等上十五分鍾,得到第二份獎勵。這個實驗測試的是孩子的延遲滿足感。
這個實驗跟蹤了二十年,很了不起。二十年後觀察延遲滿足感能力不同的孩子,發現延遲滿足感能力強的孩子,在學習成績、學業成就、工作成就上,都要遠遠高於那些延遲滿足感差的孩子。
社會生活中,我們同樣需要延遲滿足感的能力。比如做一份工作,有人願意做日結薪水的小時工,有人願意做周結的臨時工,多數人是月結的普通員工。有一些人願意冒風險放棄短暫的利益入股公司,年底有年薪分紅。而有些創業者,篳路藍縷三五載,前期可能遭遇各種困惑和壓力,甚至要在入不敷出的時候給別人發工資,之後才收獲成功。他們如果沒有強大的延遲滿足能力,很難成功。
孔子講“欲速則不達”的道理和“棉花糖實驗”有相通的地方。這個道理對創業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理論,同時也適用於家庭教育。有的父母在培養孩子的時候,隻盯著孩子的成績排名,很多的教育計劃都圍繞著快速提高孩子考試成績來做。孩子在重壓之下,學業成績也提高不了多少,性格和其他素質都被忽視,甚至出問題。
立即看到成績和排名提高,這就是“欲速”“見小利”,能令父母當下感到快樂和自我滿足。但實際上,父母所重視的成績和排名,是短暫和虛無的東西。孩子的學習成績,隻是一時一地的結果。一旦畢業走到社會上,沒有人會因為他曾在班上排前三名,就多發工資、委以重任。一個人,綜合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家長沒有延遲滿足感的能力,不能夠慢慢地培養孩子優良的性格,給他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激發他的探索精神,讓他展示一切美好的本性,反而壓抑孩子的成長,扼殺孩子的能力,就是“欲速則不達”。
另外,在創業領域,有一條完美的理論曲線,叫飛機起跑曲線,也就是冪次法則。在創業前期,有一長段路徑都是平的,看起來沒有什麽變化,這就是需要創業者忍耐積蓄的那段時間。但是一旦抬頭開始起飛,就會高速地往上衝。
“樊登讀書”講過《指數型組織》《從0到1》,它們從數學、科學的角度告訴我們,世界上大量的事情是按照冪次分布的。
人們如果懂得這個理論,就能明白有些事在前期看起來很普通,似乎毫無期望,但真正堅持下去,超過某個限度,成功就紛至遝來。有一個詞叫作“擊穿閾值”,比如九十九攝氏度的水,表象看起來跟冷水一樣,但是給它加熱到一百攝氏度,立馬就沸騰起來。
我們做一件事情,能不能夠忍耐到擊穿閾值的那一刻?
每天都能拿到反饋,都能獲得成就感,都能得到獎勵,那很可能我們做的隻是簡單重複的事情,因為隻有這樣的事情才可以當下給出反饋。重大的成績,都需要長久積蓄能量,正所謂博觀約取、厚積薄發。
孔子對子夏說的“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是非常重要的。孔子不希望子夏上任後,為了盡快展現能力,先做些容易被看到的表麵功夫,以期望國君早點看到他的“政績”,而忽略了真正的社稷民生。古時候,生產力水平低下,有利於地方長久發展的工作,都不是短期內能做成的。比如發展經濟,要開墾耕地、興修水利等一係列投入;發展文化,要做好教育工作,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些真正經世濟民的大政績,沒有哪一樣是能急於求成、唾手可得的。
葉公語孔子:帶團隊要兼顧製度與人性化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葉公語孔子”中的“語”,做動詞使用,念第四聲“yù”,是告訴的意思。
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對話。葉公對孔子說:“我們這個地方有直躬者。”
關於直躬者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一個人直身而行,說明這個人很正直;另一種解釋,直躬者是一個直人,他的名字叫作“躬”。
我更傾向於“躬”不是一個人名,直躬者指的是正直做事情的人。
葉公舉了一個例子,說明他同鄉之人的正直。那人父親偷了一頭羊——攘羊,就是把別人家的羊拉回家了——他站出來說:“我檢舉我父親偷羊了。”大義滅親,舉報了他的父親。
孔子說:“我們那裏正直的人,與你說的情況不一樣。他們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也就是說,假若父親把羊偷回家了,兒子不會去宣揚這件事;如果是孩子做了這樣的事,父親也會替孩子隱瞞下來。這當中,也有直的地方。
每個讀者都可以權衡到底哪個算直,什麽才是真正的直。
孔子重視倫常,認為人倫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你為了表示自己正直,把自己的父親舉報了,這件事情違背常理。這樣的人可能內藏心機,有著自己的目的,才會做出這種有違倫常的事。
孔子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首要看重的是人倫之長。《鄉土中國》裏,費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的狀態,中國人的人際關係不同於西方,西方孩子稱呼父親都是直接叫名字,因為大家在上帝麵前都是兄弟,是一種平等的狀態。
中國人的人際關係,像在水裏扔一個石子而蕩開的漣漪一樣,一定是一層又一層,有近有遠,有親有疏。即便都是親兄弟,關係可能都不一樣,因為每個人聯姻的家族不同,當各自跟妻子聯姻以後,形成了新的家族,漣漪就朝新的方向蕩過去。這是中國人看待人際關係的一個基本思路。差序格局的這種概念,有親疏之分。沒有親疏之分就沒有等差,沒有等差就形不成社會的道德規範,這是孔子始終堅持的名分概念。
孔子所在的時代,社會法製極度不健全,道德才是約束社會行為最重要的標準。如果沒有道德的製約,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將無絲毫限製,必然民不聊生。孔子和葉公對於“直”有不同的看法,其實是當時社會背景下“德治”和“法治”理念的差異。而當今社會,法製健全,自然不能以現在的觀念去決斷當時孰是孰非。當然,讀者也可以有自己的選擇,各抒己見並無不可。
樊遲問仁:時時處處都要嚴格要求自己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樊遲有一天問孔子怎麽做到仁。
孔子說“居處恭”,在自己家裏的時候,要恭敬端莊,生活起居不要太過隨便;“執事敬”,辦事認真、嚴肅;“與人忠”,與他人結交、合作,要保持忠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哪怕去蠻夷之地,這些原則也不能夠放棄。
這些話聽起來不太深奧,倒像是做事情的一些準則。
有可能樊遲並不是一個很有天賦的人,領悟能力一般,所以孔子直接給他提一些明確的要求:隻需要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做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就夠了。
我聽到一個比較不錯的解讀,樊遲問的並不是“仁”,而是“行”。這個說法也是有考證、可以驗證的。
在《論語》的其他章節裏,子張在要出門的時候問行,已有先例。
樊遲可能接到了出使任務,走之前對孔子說:“我現在要出發了,老師有什麽要囑咐我的?”
按照這種理解,上下文之間就通順多了。因為馬上要出使到夷狄之地,孔子就對他講“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我個人覺得更大的可能是樊遲問行。
行己有恥:做事不能用膚淺的事物簡單衡量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鬥筲之人,何足算也?”
生活中,我們經常會遇到有人這樣評價自己:“我這個人最大的優點就是‘言必信,行必果’。”今天覺得誠信是很了不得的品德,但是在孔子看來“言必信,行必果”是“硜硜然小人哉”的行為。這裏的“小人”不是罵人,是指德行境界不高的人。“言必信,行必果”,隻能算普通人中鏗鏘有力的守信者。
子貢有一天問孔子,怎麽才能夠算是“士”。不是每一個人都要追求成為君子,成為比君子低一點的“士”也很了不起。《道德經》中有雲:“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說的是“士”很了不起。
有目標、有追求,對自己的道德修養有要求的人,叫作士。
如何才能夠成為士?
孔子說“行己有恥”,就是慎獨。“行己”,一個人待著的時候,都有恥、有底線,知道有些事不能做,不能人前一套背後一套。《禮記·中庸》中說“君子慎其獨也”,與之一脈相承。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出使到各個地方,能夠辦成事。子貢是外交家,又是商人,經常代表國君出使。所以孔子說:“你能夠保持住自己內心的底線,出去能夠辦成事,就算是士了。”子貢其實做得不錯。
子貢問他:“以上標準有點難,如果做不到的話,比這個低一點的標準是什麽?”
孔子說:“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宗族鄉黨都能有好評,做到孝敬父母,跟兄弟友愛。
子貢接著問:“要讓宗族鄉黨都讚許,這個要求也不低,有沒有入門級的標準?”
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言必信,行必果,也叫作小人之信。就是作為一個境界不那麽高的人,這也算是不錯的一個表現。
我們要解釋清楚,為什麽孔子對於言必信、行必果並不是那麽看重。
信和通達比起來,哪個更重要?
比如,我們承諾了別人一件事情,後來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發現原來的計劃完不成。此時,如果要兌現小人之信,把這件事給辦成,堅守自己的信譽,需要付出極高的代價。而且很有可能,在堅持完成承諾的背後,會損害到更多人的、更大的利益,顯然得不償失。
所以應該怎麽做呢?通權達變。當變化出現時,要能夠快速地做出反應,立即協商,找到一個更恰當的解決方案,不至於讓大家的利益受到重大損失。
假如要言必信、行必果,任何一個善戰的將軍也不敢說自己能達到這個要求。戰場上的局麵總是在不斷地發生變化,戰術必然要不斷地調整。
假如要言必信、行必果,任何一個經商的人也不敢說自己完全做得到。商業合作,本身就需要與合作夥伴不斷地保持溝通,共同麵臨VUCA(烏卡)時代。VUCA是Volatility(易變性)、Uainty(不確定性)、plexity(複雜性)、Ambiguity(模糊性)的首字母,“VUCA時代”即“變幻莫測的時代”。我們當下就是處在高度不確定的、高度變化的這麽一個時代。
如果隻是講究小人之信,那就隻能做最簡單的、變化度最低的、自己一定能夠掌控的事情,才敢說“言必信,行必果”。
通權達變才是君子所需要學會的本領,其核心不是“信”,而是“易”。易者,移也。一件事情合適不合適,對大家有沒有好處,都需要溝通、商量、同步信息、頭腦風暴,要一起來麵對和解決問題,而不是簡單地按照最初的規劃處理。
處理變化度很低的事情,可以掌握“言必信,行必果”的準則,這就是孔子為什麽說“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這種人也算不錯了,因為至少是一個講信用的小人。
最後,子貢問孔子:“今天這些當政的人,屬於哪個級別?”其實指的就是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家。
孔子“噫”地感歎了一句。在今天的河南、山東一帶,還有用“噫”這個字來表示感歎的。孔子說,都是鬥筲(shāo)之人(一鬥十升,一筲五升),何足算也。
在孔子看來,這些人器量小,每天算計的都是升鬥小民之事,他根本不願意評論這些人。
我們形容一個人,往往會說器量如何。器量就是一個人能承載重任的多少。孔子曾說,子貢像是祭祀的器具,這個評價可不低。
孔子提倡的是“君子不器”,就是不要把自己變成一個沒有彈性的、馬上就能被人測出心量的器具。
在孔子眼中,當今從政的人是鬥筲之人,他們的器量不但能被看到,而且很小,他們隻是追求蠅頭小利、追求名聲、追求麵子。
生活中,一個人創業也好,打工也好,隻是為了麵子生活,就叫鬥筲之人。哪怕是成功的創業者,其目的單純的就是追求上富豪排行榜,也叫鬥筲之人。
我們要追求的應該是不能用膚淺的事物來簡單衡量的一種境界,這才是孔子提倡的。
狂者進取:不要苛求同行者盡善盡美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關於這句話,存在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解。
第一個理解,狂狷之人在孔子看來是不錯的。
“不得中行而與之”,著名學者張中行的名字就出自這句。中行就是中庸之道,中庸在孔子看來是一種至高的美德,是合適的極致。中庸之道非常難,生活中找不到拿捏分寸特別合適的人。孔子說他這一輩子都沒有遇到過一個能夠真正做到中庸的人。
做事情,“過”與“不及”兩者都存在問題。柏拉圖也說過,尋找中間的平衡態就是美。
孔子說找不到“中行”之人,沒有這樣的夥伴跟自己同行,怎麽辦呢?
如果一定要找,那就是狂者和狷者。
狂者和狷者有什麽優缺點?
“狂者進取”。他們雖然有點小毛病,偏激、過分、毛毛糙糙的、喜歡吹牛、願意說大話,但是他們銳意進取,努力奮鬥,努力工作。
子路對孔子而言,就是狂者。子路說話經常沒有分寸,喜歡拍胸脯做保證。比如他經常說,如果他來做某件事,一年就搞定了。狂者,起碼做到了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狷者是類似於顏回這樣的人,或者像子遊、子夏。他們雖然沒有那麽進取,但是潔身自好。潔身自好導致的結果是畏首畏尾,比如找他們做一件事,他們覺得自己幹不了,很有可能會拒絕。公西赤就是典型例子,他總覺得自己做不了,或者不合適做一些事情,根源是他潔身自好,不允許自己犯錯誤。
孔子的學生中,狂者、狷者居多。這些人都是可以教育的,把他們往中間拉一拉,更靠近中庸。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狂者、狷者是孔子願意交往的人。
第二個理解,換了另外一種語境,這句話是孔子的感歎。
孔子感歎自己一輩子都遇不著一個“中行”的人,難道自己隻能跟這些狂者和狷者在一起嗎?
這麽理解的話,孔子對自己隻能和狂者、狷者待在一起,感覺很煩惱。
以上兩種理解,要看孔子當時說這句話的心情到底是如何的。如果是厭煩失落的語氣,那很有可能是第二種理解。
但是我個人傾向第一種理解,因為孔子的人生準則有不“求全責備”,而能夠教育狂者、狷者,本身也是一件有成就感的事。
南人有言:堅持是成功的基本保障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這段話看起來有點前言不搭後語,令人費解。
孔子在講關於占卜的事。
“南人有言”,南人就是南方人,有考證說此處的南方人可能指的是宋國人。孔子的祖籍就是宋國,在今天河南一帶。宋國的人特別善於占卜,還流傳著一句與占卜相關的古語,“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意思是一個人如果沒有恒心,那麽他就不能從事巫醫職業。
巫醫是什麽?巫需通鬼神,醫要濟生死,這是古代非常重要的工作。在我們今天看來,巫醫無用,縱然偶爾有效也不過是心理安慰,更大可能還把人治壞了。但是在孔子乃至更早的時代,醫學極度不發達,現代醫學更是沒有,沒有顯微鏡,沒有醫療器材,多數靠巫醫。巫醫將醫療與鬼神結合,也是在努力地探索怎樣治病救人。巫醫很難做,充滿了大量的不確定性,需要強烈的探索之心,所以要求從業者有恒心,要不斷地鑽研。
這一段話的主旨是恒心。孔子感歎說南人說得真對,他認為人貴有恒,還引用了《周易》裏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來支撐自己的看法。
很多人認為《周易》闡述的是預測的理論,其實不然。《周易》代表著中國古人的生活態度,是一本教人如何生活的書。“潛龍勿用”“見龍在田”“飛龍在天”“亢龍有悔”等,闡述的是哲學範疇,是在給我們傳達一種處世態度,讓我們理解變化。比如否極泰來,就是告訴我們,哪怕現在處在特別糟糕的情況中,也要想到總有一天,事情會有轉機。剝極必複,是周而複始的過程。
《周易》中的這句“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說的是如果一個人沒有恒常的德行,不能夠堅持,大半都會招惹羞辱。比如剛喊出來“我要創業了”,不到三天就關門了;或者找一份工作,沒幾天就不幹了,都是做事缺乏恒心。公司HR在挑選應聘者的簡曆時,如果看到一個人在過往的三年中跳槽了十家公司,心中難免咯噔一下。
最後,孔子說“不占而已矣”。占卜其實很不容易,要用到很多的占卜器具,比如龜甲、艾草等,還需要學很多的技術,研究各種工具……占卜還分很多的流派。做一個好的占卜師,要學的知識非常多,需要花很大的氣力,而這些都需要恒常、恒心。
放棄的人,是為什麽放棄?孔子認為是自己選擇了放棄。“進無進也,退無退也”就是這個道理。一個人願意前進,不是因為有人逼迫他前進,而是他自己願意前進;一個人選擇後退,也不是有人逼他後退,是他自己選擇了後退。
孔子這一段講的並不是占卜需要恒心,更多的是說放棄是一個人自己的選擇,他隻是拿占卜這一行業舉例。
生活中,進取也好,放棄也好,都是個人選擇,不要把責任推卸給別人。人貴有恒心,隻要自己堅持,就能夠堅持。
曾看過毛大慶寫的一篇關於馬拉鬆的文章。意思是跑馬拉鬆靠的不是肌肉,更大程度是一場大腦內部的戰爭:可跑可不跑,隨時都可以停下來走,甚至隨時可以上車,被人拉走,回家休息,立刻結束……你想堅持跑下去,就要戰勝放棄的念頭。馬拉鬆並沒有太高的門檻,你接受訓練,並且堅持,是能夠跑下來的。
我跑步訓練了半年,就去跑了“半馬”。一個人如果願意戰勝自己的負麵思想,就能獲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但自己選擇放棄,那誰也拉不回。停下腳步就是放棄。
無論是古代的占卜行業,還是今天的馬拉鬆長跑,或者我們去創業,去做一份工作,都需要有恒心。
這與別人無關,是一個人自己的事。
和而不同:尊重個性才能創新發展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十幾年前,有一次國際漢學家大會在北京召開,我去采訪漢學家。
我問他們:“中國文化對全世界最大的貢獻到底體現在哪兒?”
有一位白胡子的漢學家對我說了兩個字:和諧。
我問他為什麽是這兩個字?
他說,中國的和諧是一種建立在不同之上的和諧,就是這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中國人允許人與人之間的不同: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你有你的目標,我有我的目標;你有你的追求,我有我的追求……但是我們大家可以和諧相處,這就叫作和而不同,不需要都變成一樣的人。
小人同而不和,是要求對方必須和自己一樣,比如你的習慣要和我一樣,你的穿著也要和我一樣……如果建立在這樣一種相同的基礎之上,導致的結果反而可能是不和。
《晏子》中,齊王問晏嬰,什麽叫和。晏嬰說,譬如調羹。如果要做一碗羹,以水調水,或者以羹調羹,都調不出一碗羹。調羹就一定是以水調羹,既要有水,又要有羹,和在一起,才能夠形成一碗羹湯。如果事物之間沒有不同,消除了差異化,所有的東西都一樣,怎麽能夠創造出一個新的事物呢?看《舌尖上的中國》,我們也能從中體會到,完全不同的東西放在一起,才能出美味。這就是和諧。
孔子求和,墨子尚同,墨子的政治理想是大家都一樣。《墨子》中,墨子連每個人住的房間都規定好,誰住多大,什麽樣的人穿什麽樣的衣服,一切東西都是規規矩矩的,他希望所有人都一樣。他們之間的思想主張不一樣,是因為生活環境不同。孔子生活在社會的中上層,是君子、士大夫這一層;墨子生活在社會的下層。社會上層的人從上往下看,他們希望大家可以不一樣,但是能夠和諧。社會下層的人從下往上看,不患寡而患不均,希望“均貧富”。
墨子重視的是平等,孔子追求的是和諧。如果我們采用墨子的主張,社會經濟發展會很困難。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幸福,社會所追求的創新、創業,都來自人們能夠看到不同的希望。所有努力的人,都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變得跟別人不一樣,讓生活變得更加美好。
中國人的和而不同,對於整個世界的貢獻是極大的。我國文化曆來崇尚和諧友善,對外也是和風細雨、潤物無聲,沒有逼著別人認同我們的意誌。我們尊重對方有不同的東西,但是不排除我們可以和諧相處。
把這個思想用在公司裏也很重要。團隊中凡是講創新、講領導力,其中一定有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叫作擁抱不同。一個團隊的組成成員個性可以完全不一樣,思維方式可以完全不一樣,能力可以完全不一樣,隻要大家能夠相互尊重、取長補短,就能夠讓這個組織煥發出生命力。如果一個人因為別人不能認同自己的觀點,就對別人充滿情緒,開始吵架、不和,導致團隊氛圍變差,他就完全沒有理解什麽叫作“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善者好之:帶團隊不能盡信人言好壞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貢問孔子:“如果鄉裏的人都喜歡一個人,這個人是不是就算是一個好人?”孔子說不一定。
子貢接著問:“那如果鄉裏的人都討厭他,我們是不是就能夠看出來他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孔子說不一定。
孔子補充說,在鄉黨裏,好人都喜歡的、壞人都討厭的人,才基本上可以判斷是好人。
孔子特別討厭“鄉願”,他曾說“鄉願,德之賊也”“惡紫之奪朱也”。“鄉願”看起來很像聖人,實際上是和稀泥的老好人,走到哪兒都說沒問題,對誰都表示支持。有一句俗話描述,叫“樹葉掉下來怕打破頭”。誰都不得罪的這種人,很容易被人們誤以為是聖人。如果整鄉的人都說某個人好,孔子就懷疑此人很有可能是個“鄉願”,不做實事,到處賣好。
如果一個人性格張揚霸道,願意做事,但是可能不擇手段,也招人恨。有一句話叫作“不打籃球的人不會犯規”,但是打籃球不能惡意去犯規。所有人都說某人壞話,鄉人皆惡之,那這個人的工作方法肯定有問題,甚至從根本上說,他做的事就是錯事,所以這種人也不行。
隻有那些被有分辨能力的人給予認可,被鄉裏名聲不好的人排斥的人,才是個好人。
孔子說的這句話很好理解,隻是我覺得其中的道理不太具有可操作性,因為善與不善難以區分。另外,也有很多人因為羊群效應,沒有自己的判斷,會盲從別人的觀點,所以這部分跟風的意見,實際上沒有價值。
對鄉裏的人進行輿論管理,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尤其是那些發布輿論的人,我們沒法評判他們的好壞。他們有可能是好人,但他們糊塗,所以發布了錯誤信息;或者也不糊塗,但他們掌握的信息不對稱……社會中的問題很複雜,有可能出現偏差,所以很難依照簡單的標準來評判好或者壞。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假如大部分的人覺得孔子說的這句話有道理,這句話反倒有用。當一個人陷入輿論的旋渦時,就需要找“背書”,比如你想讓他人知道自己是好人,就需要請公認為好人的人站出來為你說話。這時候大部分的人就能夠理解,你可能是可以信賴的。
輿論的問題很複雜,好人做出錯誤的判斷太常見了。一件大事發生,或者一個社會問題出現時,網上言論就會撕裂成兩大陣營,開始吵架。兩大陣營中的人,難道真的一邊是對的,另一邊是錯的?並不是。不同陣營的人都堅持認為,自己的看法是對的。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往往是信息不對稱,雙方都是更多地接觸到了支持自己觀點的信息。
關於通過輿論評判一個人的好壞,我們一定要分析羊群效應的影響因素,也要注意那些不負責任的言論和不對稱的信息。人要學會理性而科學地分析,不能人雲亦雲。
易事而難說:好的領導以公心對待下屬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我以前講關於人力資源的課程的時候,常引用這一句話。這句話簡直是做人力資源工作的寶典。領導要怎麽做才是一個好領導,下屬怎麽分辨自己的領導是好還是不好。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事”,就是一起做事,合作的意思;“說”,通“悅”,高興的意思。與君子共事很容易,難在無法取悅他。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想取悅他,而做法不合乎道,他是不會高興的。君子型領導會明白這個道理,比如下屬幫自己搬家,但自己不會放鬆對他工作上的要求;有的下屬想送領導一部新手機,他得體地拒絕了。
生活中,有的人想要讓領導開心,會替他打個飯、夾個菜,替領導考慮得周到一些,而有的領導真的會因此覺得這個下屬對自己忠心耿耿。如同我們講過的“浸潤之譖,膚受之愬”,因為距離太近,讓人產生了錯誤的結論和判斷。而一個真正的優秀領導者,不怕有人來講交情、講苦勞,他還是會保持客觀和公正,還是會按照規矩辦事,不因為個人的偏見改變規矩。
“及其使人也,器之”:為什麽這種人反倒好合作?因為他們實事求是、公正客觀,隻考慮把合適的人放在合適的崗位上,人用其長。
“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若領導是小人,和他共事極難,但是很容易取悅他。給他送點禮,說點好聽的話,把他捧著供著,照顧他的生活,他就覺得你不錯。但是,千萬不要覺得他高興,自己就得意忘形,因為這樣沒有原則的領導,並不值得跟隨。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與小人型的領導共事,一旦遇到問題,背鍋的永遠都是下屬。因為這樣的領導求全責備,他不是按照一個人的特長把人放在一個合理的位置去做事。所以,雖然關係不錯,但出了事,大領導怪罪下來,他就會追究下屬。下屬在這種管理下,永無出頭之日,因為領導要挑毛病,簡直是這個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一件事了。這樣的領導帶團隊,沒有原則、做事不公平公道、給下屬挑刺,往往會導致團隊成員手足無措。
君子是有原則的,以一顆公心在做事。小人為什麽那麽容易高興?因為他們私心重於公心,憑感情、憑自己的感受做事。
小人型的領導,你們平常再哥們兒義氣,觥籌交錯,但小人終究還是小人,到推卸責任的時候,他毫不手軟。最後,甩鍋甩得多了,一定沒有人願意跟隨他了。
但是,君子願意承擔責任。君子型領導會讓下屬以做好事情為重,根本不需要誰來取悅自己,隻要君子之交就夠了。
君子也不是不能被取悅,而是要以道悅之。下屬把事做好了,好的領導是發自內心地高興,高興於你的成長;當下屬格局提高後,從公司的角度考慮問題,而不是從個人角度進行思考的時候,好的領導也會發自內心地高興,會認為你能勝任更重要的崗位。
君子泰而不驕:內修德行才能抵禦外在誘惑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孔子把君子和小人對照著定義出來,我也習慣把君子和小人集中在一起對比: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群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群。
什麽叫泰而不驕?安然舒適的樣子叫作泰,有一個成語叫泰然自若。君子每天的生活狀態是從容、安定、祥和的,他不需要驕慢。
“小人驕而不泰”,是說小人經常驕橫、傲慢,卻並不安定。
我們見過這樣的人:一坐下來,先吹噓自己剛見過某某知名人士,炫耀自己戴的表有多麽昂貴,認識多少大人物……這種行為和正在聊的事情沒有任何關係,但他還是要說。他為什麽這樣使勁地吹噓?因為他內心不安定,而內心不安定的時候,他就不會舒泰。
越是那種張牙舞爪、五馬長槍的人,他的內心越是虛弱、不安定。
荊軻刺秦王的時候,帶了一個叫秦武陽的助手。秦武陽在街市之上可以殺人,十幾歲就殺過人。人們以為秦武陽膽氣極壯,就派他跟荊軻去刺殺秦王。結果秦武陽一上秦王的大殿,兩股戰戰,路都走不穩了。秦王當時就心生懷疑,為什麽他會這麽害怕?荊軻呢,一個知識分子、外交家,並不是專業殺手,反而泰然自若。荊軻見秦王有疑心,就在旁邊解釋秦武陽的不堪表現,說這是小地方來的人,沒有見過這麽大的陣仗,請秦王海涵。而後荊軻借機給秦王獻圖而實施刺殺。像秦武陽這樣的人,也就能做點欺淩弱小的事情,是驕而不泰的小人。
《自卑與超越》中講到,很多人為了彌補自己內心的自卑,所用的方法就是“驕而不泰”。比如,我小時候被別人欺負過,我自卑,所以我現在要欺負別人。越是驕橫,越是希望通過外在的這些東西武裝自己,給自己貼標簽,讓別人肯定他多有錢、多能幹,甚至是多心狠手辣。這樣的人,內心總在擔憂中,永遠不能夠舒適安閑。
但是一個君子,內省不疚,隻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安定了。君子有沒有可能倒黴?肯定有的。比如蘇東坡,被下到大獄裏,一貶再貶,他依然安之若素。人生中,遇到劫難,避不開就去承受,像蘇東坡一樣坦然麵對,君子不惑於外物。
小人內心不穩定,往往是被利欲所吸引。一個人如果被利欲所吸引,內在的德行與信念就隨時有可能動搖。想想看,有多少錢算夠,有多大的名聲算夠,有多大的權力算夠……外在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促使小人做出應激反應,他得趕緊再幹點什麽,慢慢地就形成驕而不泰的處世方式。
君子跟小人衡量自己價值的出發點不同。君子的價值來自內在,是舒泰的;小人的價值來自外在,是波動不定的。
希望大家都能夠生活得泰然自若,能夠得大自在,時常處於泰而不驕之中。
剛、毅、木、訥:成熟者深思熟慮後再行事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是少欲。孔子曾說,他沒見過一個人能夠做到真正的剛。有人跟他說申棖這個人怎麽樣,他說“棖也欲,焉得剛”。意思是一個人欲望過剩,就不會剛。
“毅”是堅韌。孟子講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是剛,不受外在的物質、環境影響。“威武不能屈”就是毅,堅持道義而不會屈服。
“木”是質樸。一個人看起來質樸,沒有特別多的表情。明代思想家呂新吾的《呻吟語》中將人才做了這樣的區分: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資質;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資質;聰明才辯,是第三等資質。
“訥”是少言。略顯遲鈍,似不能言,看起來不怎麽說話。
孔子喜歡剛、毅、木、訥的人,不喜歡巧言令色的人。一個人說話之前,要經過思考,如果張嘴就來,什麽都能夠摻和得上,幹什麽都能發表意見,往往在他頭腦中起作用的是係統一,而不是係統二。
係統一跟係統二的區別,來自我們講過的《思考,快與慢》一書。其作者丹尼爾·卡尼曼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學問水平相當之高。書中將大腦分成快和慢係統。
係統一很快、省勁、衝動,不太使用邏輯、數學,張嘴就能夠應付,是人類進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節省能量的一種方式。運用係統一的人,往往可以講很多不負責任的話。
係統二理性、謹慎,不是情緒、誘惑起作用,而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翁。
生活中,大部分時候我們是被欲望、情緒帶著走,很難進入那種深沉厚重的狀態。
如果一個人不進行深刻思考,是不會表現出剛、毅、木、訥的樣子的。
切切偲偲:親友之間也需要誠懇恭敬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路問了一個跟子貢一樣的問題,怎麽才能夠做一個合格的士。
孔子回答子貢,說:“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因為子貢經常出使,是一個八麵玲瓏,能夠跟所有人打交道的人。孔子建議他,把事做好就可以。
孔子跟子路講的就完全不一樣。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切切”是誠懇的樣子,“偲偲”(sī sī)是恭敬的樣子,“怡怡”是快樂、和諧的樣子。一個人做到誠懇、恭敬、快樂,就是士。
具體怎麽做呢?孔子又特意交代了一番。
孔子說,和朋友在一起的時候要切切偲偲,和兄弟在一起的時候要怡怡。
這裏驗證了孔子的教育方法,以一個法門為切入點,把某件事做到極致,如同修煉。
日本有“掃除道”,鍵山秀三郎通過打掃衛生,通過掃廁所、刷馬桶,讓自己的心性修煉到一個很高的境界。
日本還有“媽媽道”,研究怎麽照顧孩子,怎麽不溺愛地照顧孩子。一位“媽媽道”的研究者,能夠把早上的一份飯做出的心意,讓孩子看了以後願意成為一個好孩子。想想看,做飯都能夠影響孩子健康成長,那麽其他的,比如家裏怎麽收拾、怎麽布置、怎麽打掃衛生,也都可以作為教育孩子的切入點。
有的人專門做臨終關懷,把臨終關懷這一件事情,做到至高境界。
孔子跟子貢講“行己有恥”,能夠做到慎獨這一個法門就夠了;孔子跟子路講,子路能管好自己的急脾氣就不錯了。子路大大咧咧,他連孔子也“?”,跟朋友、兄弟在一起,更是張牙舞爪了。所以孔子也是針對子路的性格,給出的指導。
他說,對朋友切切偲偲,久而敬之,不瞎開玩笑,不亂說詆毀的話,恭敬誠懇,管好內心和舉止。跟兄弟在一起的時候,開開心心,兄友弟恭,不爭不搶。
生活中,很多兄弟、朋友在一起時,相處並不誠懇、恭敬、快樂。比如交流時意見不合,在他人麵前爭著表現,娛樂遊玩時想法不同,等等。有這些困擾的人,都可以深入學習這句話。
善人教民:讓人做事,要告知意義所在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孔子所在的那個時代,打仗民兵合一,國家不能夠供養足夠多的專業軍隊。魯國並不是特別強大的大國,如果供養幾十萬人的專業軍隊,沒有足夠的勞動力耕種,所有人都得餓死。
什麽叫作兵民合一?平常看起來都是老百姓,到了打仗的時候,領到發放的槍支,立即投身戰鬥。但如果不經過訓練,把這些人送上戰場,也很難形成戰鬥力。
古時候各國家都有訓練老百姓的政策。每年農閑時節,所有步兵要集中操練一次,車兵三年會演一次。每五年,要進行一次大的混合演習,把車兵和步兵混在一起操練。
孔子說“善人教民七年”。一個能幹的善人,管理國家的時候,用七年時間訓練的老百姓可以投入戰爭。孔子認為教民,不能隻教他們打仗的一些技巧,應該使“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即讓老百姓知道自己是為什麽而戰的。如果老百姓隻是因為國家發錢而去打仗,那可能沒有什麽戰鬥力,甚至會出現臨陣而逃的情況。如果老百姓知道自己要保家衛國,退無可退,隻能選擇拿起武器,那就會煥發出強大的戰鬥力。
以不教民戰:人才儲備的核心在於培訓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不教民”是一個名詞,指沒有經過訓練的老百姓。
孔子說,把沒有經過訓練的老百姓送去作戰,這就是放棄他們了,讓他們白白送死。孔子特別重視訓練,打仗之前,必須得讓老百姓受過足夠的訓練。
戰爭時期,很多年輕人根本來不及訓練,就被投入戰場。
抗日戰爭中,日本侵略者始終沒有打過潼關。
當時鎮守潼關的將軍叫孫蔚如,他在陝西的易俗社(唱秦腔的地方)發表了演講,號召廣大群眾積極抗日。非常多的百姓加入了抗戰隊伍。同時孫蔚如將軍還讓家裏的親戚參軍,可謂全民皆兵。其中很多年輕人,頭一剃,就上戰場了。不少人沒有槍,拿著木棍,拿著長刀,一邊訓練,一邊找物資槍械。他們讓訓練不夠的人參戰,是迫不得已的一件事,隻有戰才能有尊嚴地活下去。最後守住了潼關,始終沒有讓日本人跨過潼關一步,卻也損失慘重,非常悲壯。
同樣,“二戰”後期,日本在失敗之前孤注一擲,強令國內年輕學生加入侵略軍隊。正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最終日本侵略者投降,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我們當下是和平時代,沒有戰爭,而在企業管理上,這個道理也很適用。
有的公司招聘員工,恨不得人一來就立刻上崗,培訓工作做得非常不好。等新人沒有把事情做好的時候,又把人開掉。
新人入職應該做足夠的訓練,因為培訓不到位,招來的人都逐一離開,實際上耗費的成本,遠遠大於培訓的投入,而且還耽誤了工作。尤其是有的小企業習慣挖人,在別的公司挖一個好用的人來。但挖過來的人,真好用的也不多,畢竟企業之間還是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並不如公司培養起來的好。
比如華為這樣的大公司,入職培訓的時間變得越來越長。我甚至聽說有的公司的入職培訓時間長達一年。但很多中小企業別說三個月入職培訓,一個禮拜都做不到。有的企業,一見到人,就開始布置任務了,這就叫作“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磨刀不誤砍柴工,員工對企業有了解、有認知,對自己要做的工作熟悉了之後,才能真正高效地工作。
一個成熟的團隊,不能隨便對一個未經過培訓的員工施以重任。不管是對團隊還是對個人,這都是不負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