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淵第十二
顏淵第十二
天下歸仁：換一種方式看待這個世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顏淵》的大部分內容是孔子和學生之間的問答。
第一個登場的是顏回，顏回問孔子，什麽是仁。
孔子回答學生的提問是因人而異的，每一個學生的性情、秉性、經曆不同，孔子給的答案也不一樣。
在回答顏回的問題時，孔子給出了關於仁的一個非常高級的定義，叫作“克己複禮為仁”。在有些人眼中，克己複禮是一件很虛偽的事，但如果深入地理解人類的大腦，就會發現克己複禮是一個人進化的過程。
我在“樊登讀書”講過一本書，叫《怪誕腦科學》。書中講到，人的大腦是一台刻錄機，但這台刻錄機相當於在進化的過程中不斷拚湊而成的半成品，存在著大量的漏洞。比如，我們容易衝動，有強烈的欲望無法抑製，思考問題的時候總流於表麵，容易被情緒驅使，總是感到恐慌；又比如，我們對他人的行為會進行主觀臆測，會做簡單化的歸納，得出不符合事實的結論……總之，人的大腦經常會犯很多錯誤，如果不加以克製，在遇到矛盾的時候，第一反應就是自我保護。
我們的大腦有時是自私的、焦慮的，而當我們被不夠理性的大腦主導全部的生活時，我們體內的動物性特征就會更加明顯。
克己複禮的根本，其實就是管好大腦，實現孔子說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遇到任何事情時，不要任憑大腦衝動地做出決定，在“產生反應”和“即刻行動”的中間，要能停下來思考一下這件事情該不該做、符不符合禮。
禮的作用，歸根結底就是為人的行為做出相應的規定，讓人更接近於仁的狀態。
孔子接下來說的話情緒很強烈：“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
王蒙先生寫過一本點評《論語》的書，書名就叫《天下歸仁》。孔子的這句話誇張嗎？並不誇張。孔子的意思是，人哪怕隻有一天能夠做到克己複禮，那麽全天下就都能回歸到仁德的境界。
實際上，生活中的大部分煩惱，都來自我們的內心。我們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就是內心的投射。希望整個世界變好，不是費力地去改變世界中的每一個人，而是去改變自己的心境。當自己能夠做到克己複禮時，整個天下就複歸於仁愛的境界。
在《思辨與立場》這本書中，作者著重介紹了批判性思維對人的積極作用。作者在研究批判性思維多年之後，得出一個結論：如果一個人在生活中總感受到煩惱，那麽一定是思維方式錯了。
東方的哲學家與西方的思想家最終得出的結論是一樣的：隻要你能夠把自己的內心管好，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就會發生改變，就能夠感受到“天下歸仁”。
也許有人會疑惑：如果你變好了，但其他人依然很壞怎麽辦呢？別人繼續做壞事，又怎麽可能天下歸仁呢？
這裏存在一個誤區。其實，仁不是指秩序，而是指個人修養的境界。天下歸仁並不是說世界上從此沒有不合理的事情了，不代表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完美的，而在於一個人自己所認知的世界發生了改變。
當我們能夠換一種方式去看待這個偶爾有些混亂、有些不合理的世界時，我們的內心就會變得寧靜，這就是“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孔子秉持“君子思不出其位”，就是說一個人要觀照自己的內心，把自己的事做好，整個世界就好了。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這句話是孔子對前麵一句的解釋：為什麽我敢說“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因為你想要實現仁德的境界，隻與你自己有關，與他人無關。很多人在生活中感受到無奈，說“我想做一個好人，但是現實情況不允許。世道險惡，是環境逼迫我變壞的”，將自己修為不高歸結在他人身上。
孔子提醒我們“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隻要你想要仁，任何人都不能阻撓你。
顏淵對孔子所說的話，向來“無所不說”，不會質疑。顏淵很快就理解了孔子的意思，說：“請問其目。”
有一個成語叫“綱舉目張”，“目”是撒網捕魚時的網眼。“請問其目”，其實是問孔子：“想要實現克己複禮，我的‘抓手’是什麽，我應該做些什麽，能不能給一點操作層麵的建議？”
孔子接下來說的這句話非常有名，言簡意賅且充滿力量。他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中國古代有一些諷刺孔子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說，孔子告訴顏淵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聽後馬上跑回家，把門關起來了。別人問顏淵怎麽了，他說：“夫子說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我又做不到，隻好躲起來，哪兒都不敢去了。”
這是對孔子的諷刺，歪曲了孔子的意思。
什麽叫“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想要理解這四句話，我們不妨先分析一下人為什麽會做一些不符合禮的事情。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禮沒有硬邊界，人們一不小心就會越過它。人們在做很多不恰當的事情時，是缺乏自我覺知的，我們常常不知不覺地說錯話，不知不覺地傷害人，不知不覺地去看無聊的八卦……
很多人並不是故意去做不好的事情，隻是因為沒有覺知，感受不到禮的存在，自然無法清晰地判斷自己是不是遵循著禮在做事情。
孔子所說的這四句話，依然是在提醒我們在行動之前停一下，思考該不該這麽做。
西方的心理學認為，要改變一個人的行為，第一步是覺知，第二步是接納，第三步是改變。如果一個人對自己所做的錯事，沒有覺知，就不可能改變，更不可能做到克己複禮。孔子強調覺知的重要性，與西方心理學的理論是不謀而合的。
要做到克己複禮，就要對自己的行為有敏銳的覺知力，不以惡小而為之。雖然有的行為隻是逾越了一點點界限，但不要小看微習慣的力量。一個人的整個狀態，本身就是由微習慣決定的。
顏淵說：“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孔子的很多學生都說過類似的話，意思是“我雖然不聰明，但老師說的話我一定遵照實行”。
很多學生都曾請教孔子：有沒有一句話可以讓我一生行之？他們都希望能夠從孔子這裏得到一句最適合自己的座右銘。
釋迦牟尼有一個弟子叫周利槃特，他天資不足，總是記不住經典。釋迦牟尼就對他說，當別人都嘲笑你，說你記不住的時候，你就掃地，邊掃地邊念“掃塵除垢，掃塵除垢”，反複誦念。由於他心念專注，竟然比其他人更早地證悟了。這就是“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
顏回很謙虛，他說：“我雖然天資有限，但是我願意將老師說的話一生誦之。”
在此節，孔子給出了實現克己複禮的方法，告訴我們自我覺知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諸位讀者能結合對於大腦的認知，重新理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含義。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理解自己，才能真正理解世界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即冉雍，是德行科的學生。冉雍也來問孔子什麽是仁。
孔子給仲弓的建議與給顏淵的不一樣。
孔子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出門如賓”，意思是你每天出門，都要像是去見非常重要的客人。很多人可能不認同這一點，覺得自己可以休閑一點、輕鬆一點，不需要總端著。
有一次，我和蘇芒老師一起做直播。蘇芒老師說，可可·香奈兒曾對周圍的人講，每天出門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戴要得體、要精致，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今天有可能會遇到誰，說不準命運的某個好機會，就要在今天降臨。
這和孔子說的境界不同，但是行事的方法是一樣的。
帶著要去見一位重要客人的心態出門，那麽你的行為舉止就一定會端莊很多。孔子並不是讓你穿名牌，但至少應該衣著得體，考慮到自己經過時會給他人帶來怎樣的影響。心中有他人，視他人如大賓，別人才會敬你如大賓。
“承事如祭”就是在做事情時，要像去參加祭祀一樣虔誠而認真，先將自己的狀態調整好。
孔子很喜歡認認真真做事情的人。當年子路問他“子行三軍，則誰與”，意思是，夫子如果要去打仗，想帶誰去。孔子回答他“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就是說，像子路這樣膽子大到敢空手去跟老虎搏鬥的人，他不選擇同行。“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與“使民如承大祭”是同樣的道理，讓我們做事情的時候要認真、嚴肅，比如在職場中，上級交給你的事情，哪怕再不起眼，也要認認真真地去實行。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承接上文做事的方法，教我們如何待人，意思是要換位思考，不願意別人加諸自己身上的事情，也不要把它加諸別人身上。
這句話在《論語·衛靈公》中也出現了，是孔子回答子貢的提問，說：“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許讀者會覺得奇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指“恕道”，為什麽在這裏又變成了追求仁道的方法？實際上，恕道和仁道是相通的，做到忠和恕，本身就是通往仁德的一種路徑。
這句話極具力量，是整個東方文化的核心之一。在一次西方的倫理學大會上，背景板上寫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甚至有人認為整個倫理學都可以被濃縮成孔子的這句話。
其實這句話實踐起來並不難，它的關鍵並不在於討好別人，而是理解自己：我做好我自己就行了，別人信服我我高興，別人不理解也沒關係；我能理解自己的需求，就能同樣地推測到別人的需求；我不希望別人用強迫的手段令我屈服，所以我也不會將這種強迫施加給別人。
以上是孔子在回答仲弓如何做到仁。接下來，孔子描述了做到這三件事以後的效果——一是“在邦無怨”，二是“在家無怨”，這分別歸於不同的級別。“在邦”是為諸侯、為魯君服務；“在家”是作為卿大夫，為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工作。仲弓當時在給季桓子做宰，孔子是告訴他在做官時應該問心無愧，不要怨懟。
擁有仁，便能安之若素，內心安定，做事情既對得起自己的內心，也能夠遵守禮的要求，並且從來不把自己的意誌強加給別人。
我們在工作中難免會遇到很多委屈，比如領導不理解，同事難溝通，此時能夠做到無怨，就接近於仁德了。很多人都能做到前三步，待人誠懇恭敬，做事嚴肅認真，也能尊敬他人的需求，不將自己的意誌加諸他人，但往往會卡在最後一步，也就是心中怨氣難平。
有怨氣往往是境界不夠，所以孔子囑咐：“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仲弓說：“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意思是，我雖然不聰明，但是願意把老師的囑咐作為座右銘，一生實行。
仁者，其言也訒：說話做事要沉得住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孔子的學生眾多，大家出身不同，性格各異，每個人對學問的接受能力也不一樣，孔子與之對話的角度也都不同。
司馬牛是司馬桓魋的弟弟。孔子在宋國時，司馬桓魋曾經想要謀殺孔子。後來，司馬牛離開了司馬桓魋，跑到魯國向孔子求學。
《史記》裏有孔子學生的列傳，司馬遷評價司馬牛“多言而躁”，意思是話多，性格躁動，情緒容易激動。
司馬牛問孔子什麽是仁，孔子說：“仁者，其言也訒。”
“訒”的大意是要沉得住氣，要忍住表達欲，不要一想到什麽就立刻說出口。俗語有雲，“禍從口出”，如果一個人說話很隨意，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就說明沒有做到克己複禮。
顏回、仲弓、司馬牛三人都來問仁，但孔子的回答各異，這是典型的“孔門對話模式”。孔子回答學生的提問時，從來沒有標準答案，而是針對性地提出建議。孔子在回答司馬牛的時候，並沒有告訴他“仁就是訒”，而是說“仁者，其言也訒”，這是從實踐層麵給出具體的方法。司馬牛對於仁的理解還沒有到達很高的層次，但他可以先知道仁者通常會怎麽做，仁者有一個基本的特點，就是“其言也訒”，說話慎之又慎。
司馬牛的反應與顏回不同。顏回聽完孔子的回答，說的是“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司馬牛是接著問：“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他對孔子給出的方法提出了疑問：“不亂說話，這就叫作仁嗎？”也許司馬牛認為這個邏輯是不對的，也許是覺得孔子給他的答案太簡單了。
孔子說：“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孔子沒有正麵回答司馬牛的質疑，而是給了他反思的空間，對他說，如果我們知道做事情是有難度的，那麽我們在說的時候難道不應該慢點，把嘴巴管得嚴一點嗎？
生活中，很多人都意識不到“做比說難”這一事實，往往喜歡逞口舌之快，以為說了就等於做了，愛用吹牛來滿足自己炫耀的欲望。
人與動物最大的區別之一，在於各自大腦對於外界的反應是不一樣的。比如，在絕壁之上有一條半米寬的小路，下麵是萬丈深淵，當人走上這條小路時，一定會嚇得兩腿發抖，但如果讓貓去走，少見貓的腿會發抖。
我們觀察貓，它無論是走在牆腳還是房頂，哪怕在十幾層大廈的窗戶邊，都能從容自若。而對於人來說，如果我們在地上畫出一條半米寬的道路來行走，當然沒問題，但是當這條小路出現在山頂上時，那就沒有人敢走上去了。並不是我們不具備在上麵行走的能力，而是我們的大腦會聯想，會預設情景，會判斷結果——我們具有想象力和創造力，這就是人腦和動物腦的根本區別。
自從人類社會有了語言、文字，人腦就開始把語言、文字與現實相融合，當我們想到某個詞、某句話時，可能會感覺某件事已經發生在自己身上了，我們會因此產生興奮、恐懼、憂慮等情緒。動物沒有人類的聯想能力和創造能力，正因為如此，動物也沒那麽多煩惱，它們不會為未來而憂慮，不會一想到“餓”字就擔心下一頓飯在哪裏，也不會一想到“死”字就感到絕望和無助。動物世界遵循著殘酷的叢林法則，很多動物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但它們還是可以怡然自樂地在世間行走。
動物和人的這種區別，既是人類創造力的來源，也是煩惱的來源。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麽有的人會“其言不訒”，想到什麽張口就說，不管自己能不能做得到，隨口承諾。因為語言、文字能夠給人帶來幻想的快樂，當我們把內心的期望說出口，就會聯想到自己已經實現了。我們不經意間把語言和現實融合在一起，這就是很多人愛說大話、愛逞口舌之快的重要原因。
對應孔子之前所說的“克己複禮為仁”，我們可以得出修煉自己的一個關鍵方法，即管好自己的大腦，不能任由大腦支配。人人都免不了想要吹牛，當我們希望別人高看自己一眼，想要把自己吹噓一番時，應該停一下想想看，自己正要說出口的這句話，將來能不能真的做到。
司馬牛並不覺得“其言也訒”有什麽了不起，孔子也沒有正麵反駁他，孔子隻是告訴他，“其言也訒”是仁者的基本行為，即便做到了這一點，還遠遠達不到仁的境界，但至少可以在通往仁的路上前進一步。這也是孔子針對司馬牛的性格提出的勸誡，畢竟司馬牛“多言而躁”。
希望我們在下次忍不住誇下海口、輕易許諾之前，先想想孔夫子的這句提醒。
君子不憂不懼：此心光明，亦複何言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既然仁的要求那麽高，司馬牛就想先學會怎麽做君子。
孔子說：“君子不憂不懼。”
這時，司馬牛習慣性地追問道：“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意思是，隻要做到不憂慮、不畏懼，就是君子了嗎？
生活中，很多眼高手低的人往往就像這樣，當被告知要去做某一件事情時，他們總會把這件事情的目的拔高，第一時間追問做好這件事的意義是什麽，能不能達到自己的目標。但我們不去做，又怎麽能切實地看到成果呢？
司馬牛繼續追問孔子，可能是覺得孔子的回答有些敷衍，覺得孔子給出的方法太簡單了。
孔子真的是在敷衍他嗎？當然不是。
我在“樊登讀書”分享過一本書叫《掃除道》。作者鍵山秀三郎就是用“掃廁所”這一招，實現了對公司進行全麵而細致的管理，並且一掃就是五十年。
掃除這個行為可以說再簡單不過了，但它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創立公司最初的十年，掃除是鍵山一個人在幹；快二十年時，很多員工開始幫鍵山打掃衛生，並且還順便打掃了公司鄰近的道路；二十年後，掃除成了一項特殊的研修活動，很多外部人士也參與進來了；三十年、四十年後，日本全國各地設立了“掃除學會”，整個社會興起掃除之風，甚至掃除還成了日本一種維護治安的治國之策。
其實，我們要解決生活中一個看似很宏大的問題，有時候隻需要一個小小的抓手就夠了。
我有一次被邀請參加一家世界五百強的石油公司的年會。這家公司的抓手很簡單，就是安全。年會上，從總經理到基層員工，每個人上台講的都是關於安全的話題。我當時不理解，為什麽不講KPI、不講銷售額、不講產品運營模式、不講未來的藍圖，隻講安全？安全有什麽可講的呢？但實際上，對於這家體量龐大的企業來說，隻要公司的安全指數不斷上升，品質和銷量就會不斷地上升，所以追求安全，就是最重要的抓手。
我們不必在一開始就追求太高、太遠、太複雜的目標，往往單一指標的改善就會帶來全局的改善，“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就是這個道理。
如果一個人的腦海裏全部都是大目標，意味著這個目標是縹緲的。當你每天隻想著做一個了不起的人，隻想改變世界，你該從哪兒著手呢？所有偉大的目標，都要先找到一個小的切入點，再一寸一寸地往前推進。
孔子給了司馬牛一個切入點，但司馬牛覺得這個點太小、太簡單了，於是產生了疑問。
孔子為什麽希望司馬牛“不憂不懼”？因為司馬牛內心不安定，經常惶恐而憂慮。司馬牛命途坎坷，他有三個兄弟都在宋國作亂，他不認這些兄弟，孤身跑到魯國跟隨孔子學習。去國懷遠，兄弟反目，他有憂懼的情緒，也是可以理解的。
孔子先提醒他要不憂不懼。當司馬牛再次質問後，孔子還是沒有正麵回答，隻是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當一個人在自我反思時，問心無愧，他還有什麽可憂懼的呢？
這就如同王陽明在臨終前，有人問他：“先生，還有什麽話要交代？”王陽明說：“此心光明，亦複何言。”我的內心是光明的，坦坦蕩蕩地來，坦坦蕩蕩地走，再沒有其他要說的話了。
想要做到坦蕩蕩，就要“內省不疚”。想想看，我們每天所憂懼的事情：別人會怎麽對我，別人會怎樣評價我，別人會不會怨我……
所謂“內省不疚”，就是哪怕我在做事情的過程中，有可能會傷害到一些人，有可能會顧慮不周，有可能會犯錯，但我有我的底線，我有我的道德準則，我願意承擔這樣做的結果。“內省不疚”絕對不意味著完全不犯錯，而是代表著你心中有良知，能夠知道自己的出發點是善意的，並且願意為自己所做的事情負責。
當一個人在做事情時能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就不至於每天擔驚受怕。擔驚受怕的根源在哪裏？源於內心缺乏原則，缺乏自我評判的一杆秤，對事情的看法都取決於外界的反饋：領導怎麽看，同事怎麽看，客戶怎麽看，朋友怎麽看……憂懼就會無窮無盡。
建立自己內心的道德準則，這也是批判性思維的核心。《思辨與立場》認為，批判性思維的核心並不是批判他人，而是拿一套工具來審視自己的思維，審視自己的良知，審視自己所做的事。
我覺得孔子如果生活在今天，一定會非常喜歡《思辨與立場》這本書，因為這本書把孔子提出的思想和原則變成了可以操作、可以量化、可以一步一步實踐的工具。西方的工具可以幫讀者達到東方的境界。
綜上，“不憂不懼”不是“我膽子大，什麽都不怕”，而是帶著批判性思維去內省，讓自己問心無愧，半夜敲門心不驚。
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以豁達的態度麵對人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司馬牛非常憂愁地感歎：“大家都開開心心地和兄弟在一起，而我一個兄弟都沒有，孤身一人。”
司馬牛的三個兄弟在宋國造反，他沒有參與其中，獨自跑到了魯國跟著孔子學習。很多時候，他都會感覺到憂慮，既羨慕別人兄弟有愛，也懷念自己的家鄉。
子夏就是卜商，他說：“我聽過（有人猜測應該是聽孔子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一個人總滿腹憂慮是沒有用的，這是由天命決定的，天命給你多少，你就能得到多少。
我們看一些比較早的香港電視劇時，經常聽到一些闖江湖的人把“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掛在嘴邊，而這其實是一種誤用，將這句話用到了極端，有了“毫無顧忌，想幹什麽就幹什麽”的意味。“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幸”，這些以歪門邪道追求利益的人，並不懂什麽叫“生死有命”。
這裏涉及對度的把握，子夏並不是真的認為一切都由天命決定，而是希望司馬牛的心中稍微有一點天命的概念，明白有些事情是我們自己不能左右的，就可以把心放寬一些，減少焦慮。
其實，孔子說的很多話，我們都要加上應用的尺度，如果尺度把握不好，就會過猶不及。一個人過度小心謹慎，終日喟然歎息，什麽都不敢嚐試，就是“不及”。但如果變成了黑社會的那種隨時敢去拚命的狀態，就是“過”，兩者都不對。
我們要知道世界上有些事是個人不能完全掌控的，憂慮是沒有用的，能夠理解到這一層，讓自己豁達一些，這句話就能對我們產生正麵的影響。如果我們過度解讀這句話，認為一個人做什麽事都是理所應當的，都是上天安排的，從因果循環的角度來說，你所做的一切，終將回報到自己身上。
“敬而無失”的“敬”是謹慎的意思，就是盡量不出錯；“與人恭而有禮”，就是交朋友要能夠更加細心一點，講究周到的禮數，推己及人。
我們可以聯係上文來理解子夏的話：雖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但我們個人能做到的是“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隻要一個人能夠做到“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那麽“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他人的力量》一書中講到，友情在這個世界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樣東西。孔子經常強調“君子求諸己”，他希望我們能努力向內找，把自己做好。但如果一個人隻是一味地在自己身上找問題，其實會錯失很多能讓人真正得到提升的機會。
我們的生活有著很大的隨機性，這種隨機性很大程度上就源於你交到了一個好朋友，他可以把你帶入一個你未曾接觸過的世界，讓你了解一個新的領域。朋友是我們立足於社會的重要支柱，有時候，能夠給你最大幫助的人，未必是聯係緊密的兄弟、發小，而是稍微疏遠一些的朋友，他們可以為你帶來新的思路，讓你的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
“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一個人能夠真正做到君子的狀態，怎麽會擔心自己沒有兄弟呢？這是子夏對於兄弟的看法，他希望能夠幫到司馬牛。
也希望這句話能夠幫到大家，讓我們以更開闊、更豁達的態度來麵對外界。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小心“枕邊風”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這句話雖然很拗口，但真的非常重要。
子張曾經問過“幹祿”，他特別想當官，所以問孔子從政、掙俸祿的方法。
有一天，子張又來問孔子什麽叫明智，或者說，一個人怎樣才能變得更加明智。
孔子說，如果你能夠做到，受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也不輕易地做決斷，不隨便地去行動，這就叫作“明”。
“浸潤之譖”，指的是像水一樣滲透在你身邊的讒言。
人和人之間極難控製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觀的推理。為什麽“枕邊風”特別可怕？因為吹“枕邊風”的是我們最親近的人，他會對我們的決策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比如，老板的太太總說“你公司的小張真不行”，一開始老板可能覺得“你懂什麽，你又不是我們單位的”。如果太太還是經常有意無意地對小張做負麵評價，用一件件小事來描繪小張的負麵形象，這就叫作“浸潤之譖”，像水一樣，一點點地滲透到老板的大腦裏。老板時常聽到小張的壞話，很難不受影響。假如有一天，小張在工作上出現了一個失誤，哪怕這個失誤很小，老板都會覺得“還真像我太太說的，這人不行”。這就是“枕邊風”的厲害之處。
“膚受之愬”，是指貼近肌膚、讓人能夠有感受的誣告。
比如有人對領導說，小張的人際關係不行，然後揪住小張的行為細節，說他跟您相處都能這樣偷奸耍滑，他對別人更不可能真誠，這就是“膚受之愬”。即便這個領導平時對小張的印象還不錯，也難免被誤導，因為我們的大腦本身就喜歡進行簡單的推理和歸納，哪怕對方是用一些完全經不起琢磨的例子去詆毀小張，領導也會受到影響，似乎是自己親身感受到了小張的種種不好。
關於這種簡單的歸納和推理，在《彈性》一書中有詳細的論述。書中有一個實驗：實驗者給被實驗者展示了一種顏色，然後對第一組被實驗者說這是藍色，對另一組被實驗者說這是綠色。接下來，實驗者給被實驗者一種介於藍色和綠色之間的顏色，再問他們這是什麽顏色。有趣的事情發生了，當看到一個模棱兩可的顏色時，剛剛被告知是藍色的被實驗者更多地選擇了偏藍，剛剛被告知是綠色的被實驗者則更多地選擇了偏綠。
這是一個心理學的實驗，這個實驗說明，我們的決策會受到外界信息的影響。我們也可以以此推論，對於你曾經並不相信的話，如果有人總在你耳邊重複，終究會影響你的判斷。
我們可以從正麵來理解這句話，你每天多聽點不同的意見是有好處的，從各個角度獲取豐富的信息，會讓你避免偏聽偏信。
但放在《論語》這段話的語境中，這句話是很可怕的。我們不妨問問自己，你能受得了“浸潤之譖”和“膚受之愬”嗎？一個領導再明智，都不可能把自己的大腦武裝得“密不透風”。我們難免會受到謠言的影響，無法讓自己的大腦不再進行主觀推理，也無法停止臆想。
我覺得孔子的表達實在是精妙，“浸潤之譖”和“膚受之愬”這兩個詞準確而生動地描摹出了我們被他人的語言所影響的內心狀態。
我在講關於領導力的課時，會建議領導者在做出任何一個決策之前，一定要問自己一個問題：這有沒有可能隻是自己的一個推理？隻要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就會減少一大半的決策風險。在生活中，我們也可以常常把這個問題拋給自己，因為我們生活中大量的煩惱，都是推理出來的，比如覺得某個人是壞人、覺得領導是針對自己、覺得合作方心懷鬼胎、覺得朋友話裏有話……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孔子又強調了一遍，做到這一點，不僅僅是明智，還意味著有遠見。
大善是無情的，把情感裏摻雜的東西去除，不要讓自己脆弱而情緒化的大腦那麽容易受到周圍風吹草動的影響。作為一個領導者，要格外小心你身邊的司機、秘書、太太對人、事、物的評價。周圍人的態度像水一樣浸透在你身邊，很有可能會影響你對一個人、一件事情的判斷。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任是管理的基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這段對話中有一句名言，叫“民無信不立”。
子貢問孔子怎樣治理政事，如何管理國家。
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一個國家要想治理好，糧食得充足，讓大家有飯吃；軍隊要強大，這樣才能維護國家的尊嚴，保護好老百姓的利益。做到這兩點之後，還要保證老百姓對政府有足夠的信任。做到以上三條，政治就算得上清明了。“足食”“足兵”“民信”是一個國家得以穩定向前發展的“三駕馬車”。
子貢接著問了一個限製性條件的問題：如果一個國家因為現實條件不允許，無法同時做到“足食”“足兵”“民信”，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需要減少這“三駕馬車”中的一駕，哪一個可以去掉？
孔子說，可以先去兵。如果國家經濟條件不允許，必須縮減經費，那就縮減軍備的經費。無論如何，也要讓老百姓吃飽飯，讓老百姓相信政府。
子貢又問，假如真的窮途末路，連這兩者也要舍棄一個呢？
孔子說，寧肯吃不飽，也要讓老百姓相信政府。因為“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有人解讀這句話，覺得太殘酷了，孔子說哪怕餓死，也一定要保護政府的信用度，這未免太不顧及老百姓的生死。
其實不然。想想看，當一個國家麵臨危難時，可以先“去信”嗎？
如果先去掉政府的信用，並不能對局麵有任何改善。因為“去兵”“去食”是物質層麵的，是可以節約成本的，但“去信”不能夠節約成本，不能改善經濟上的困局，這是第一個方麵。
第二個方麵是，“去信”必定會導致人民內心惶恐，天下大亂，民變四起，群盜蜂擁而至，即便此時有兵有食，老百姓的日子也是過不下去的。
因此，孔子給出的建議，哪怕從現在來看，也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可以聯想2008年全球爆發金融危機，大量的銀行即將倒閉，老百姓產生了徹底的恐慌，因為銀行一旦倒閉，就意味著大家存在裏麵的錢得不到保障了，那就天下大亂了。
當時的美國，很多銀行到了倒閉的邊緣。雖然大量的人提出反對，但當時擔任美國總統經濟複蘇顧問委員會主席的著名經濟學家保羅·沃爾克還是站出來，極力說服國會，讓國家出錢救銀行。從道理上說，銀行自己經營不善，為什麽還要拿納稅人的錢去救銀行？因為銀行主要的產品是信用。人們為什麽不把錢放在家裏，而放在銀行？因為銀行值得信任。假如銀行宣布倒閉，就意味著整個國家的銀行信用體係崩塌了，之後所引起的連鎖反應是其他金融機構都無法承受的，最後甚至可能令整個國家破產。這是美國當時的情況。
子貢的問題比較極端，這是一個思想實驗。孔子認為，如果必須刪除一個條件，可以減少軍備的投入，這樣也不夠，那就在食物上減少一些；但無論如何，國家的信用不能沒有，否則，有再多的兵，有再多的糧食，也沒有用。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這是一句多麽有力量的話。
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論外在修養的重要性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棘子成是衛國的大夫。有一天，棘子成與子貢聊天，他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我們曾講過“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文”是指一個人的外在表現，比如談吐和舉止是否得體，講不講禮貌，穿著是否整潔；“質”是指內在，看一個人有沒有內涵，有沒有豐富的知識、學養，道德修養如何。關於文和質的討論，在《論語》中始終是一個重要的命題。
棘子成說，一個人隻要有足夠好的內涵，外在就不用裝樣子了，外在的裝飾都是浪費。在當時很多人的心中，儒家的形象就是這樣，戴著帽子，穿著禮服，講究作揖，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格外謹慎。比如在《論語·鄉黨》中，孔子上殿時怎麽走，退朝時怎麽走，乘車時要注意什麽，怎樣吃飯，居家和外出如何著裝……衣食住行全都有細致的規定。當時的很多知識分子覺得這樣太煩瑣了，老百姓更覺得煩，除了婚喪嫁娶要找作為“小人儒”的儒生之外，平常不愛和儒家打交道。
子貢的修養沒有孔子那麽好，說話沒有孔子客氣，他回應棘子成的這句話有些狠，他說：“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子貢對身為大夫的棘子成說：“可惜啊，像你這樣的夫子，竟能夠這樣說君子。”“駟不及舌”類似於我們常說的一個成語——“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意思是你的舌頭隨便一彈，把一句話說了出來，四匹馬拉的車都追不上，後悔都來不及了。
子貢的意思是，你不用再解釋了，因為你的境界他已經知道了，多說無益。這確實是罵得有點狠。
但子貢還是接著解釋外在修養的重要性，他說：“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如果把文當作酸文假醋，內在空虛卻一味地追求外在，那可能真的沒什麽意義。但是子貢認為，文不是假裝，而是一個人由內而外所生發出來的良好素養。文跟質其實是一回事，是緊密關聯的。外在的表現，是一個人內在的反映。文跟質本身並不是矛盾和對立的，而是共生的。
一個人舉止謹慎，語言適宜，著裝得體，都是緣於內心對別人的尊重。我們如果重視與他人的交往，去拜訪別人的時候總不會衣衫不整吧？子貢的講法是很有道理的。
最後一句“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是指去毛的獸皮。虎豹的皮毛當然比犬羊的皮毛昂貴，但是如果兩者都把毛去掉，當它們被放在一起時，就分辨不出哪個是虎豹的皮毛，哪個是犬羊的皮毛了。虎豹皮毛上的斑紋可以向人們展示它的內在，誰能說這個紋路是沒有價值的呢？
如果虎豹的皮毛和犬羊的皮毛我們無法分辨，結果會怎樣？會導致社會的交易成本陡升。我們沒法判斷一個人是什麽來路，有沒有學問，能否接受重要的任命，因為他隻有質，沒有文，內在跟外在不一致，我們很難通過某個具體的方式來衡量他的品質和能力。那麽，這個社會運轉起來將會非常困難。
除非一個人並不想融入這個社會。比如莊子，他是一個隱士，他不在乎外在的紋飾，隻喜歡與自然相處，甚至比起被供奉在廟堂，更願意做一隻在泥巴裏自由自在打滾的烏龜。當一個人不想踏入社會，不願意跟別人交流時，有質無文也無妨。
但我們需要去跟別人合作，而且要讓別人認識你、了解你，你才有機會好好做事。
如何做到這一點？虎豹之鞟與犬羊之鞟必須有區分，而最簡單的分辨方式就是看皮毛，看它外在的斑紋。
棘子成的說法，代表著世人對儒家的質疑。子貢在這一點上非常敏感，一提起這件事，子貢就生氣，因為對儒家不理解的人太多了。他不留情麵地批評了棘子成。
我要補充的一點是最後一句話的標點，我個人認為句號可能會更加合適，因為這句話是子貢的陳述。當然，中國古書沒有標點符號，這隻是我的猜測。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管理國家的底層邏輯，是藏富於民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對曰：“盍徹乎？”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有若是孔子的弟子，長得跟孔子有些像。魯哀公有一天問有若：“年成不好，大家沒飯吃，用度不足，這時候該怎麽辦？”
“用不足”之前沒有主語，魯哀公沒特指是誰用不足。
有若對曰：“盍徹乎？”“盍”是古語中很常用的疑問詞，同“何不”，有若是給魯哀公出主意，說何不用“徹”這樣的稅法呢？
“徹”是一種稅法，指的是十分抽一稅，也就是百分之十的稅收比例，比如打下來1000斤糧食，交100斤糧作為稅。有若說，如果有年饑，那就減少賦稅，收一成稅就夠了。
魯哀公說：“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到這裏，我們才知道有若把魯哀公的意思理解錯了。魯哀公說：“我平常收兩成都不夠用，你怎麽能讓我隻收一成的稅呢？”
原來，魯哀公說的“用不足”不是針對老百姓，而是他自己的錢不夠用。
如果是孟子聽到這句話，一定會據理力爭，孟子的思想跟有若其實是一樣的，他經常勸國君少收稅。
有若脾氣還比較好，他說：“如果老百姓能吃飽飯，手裏的錢多了，國君怎麽會沒錢花呢？假如老百姓手裏沒錢，國君的錢又從哪兒來呢？”
這就是“藏富於民”。
國家和百姓的關係是儒家經常會討論的一個論題。減稅對於刺激經濟是有好處的，錢到了老百姓手裏，它的周轉速度會比藏在宮廷裏快得多。百姓富起來了，君王又怎麽會沒錢呢？
比如社會上的巨富，他們擁有大量的金錢，而這些錢個人是消費不完的，他們如果把錢變成一個賬戶的數字存起來，整個社會的“景氣指數”就會降低。尤其在古代，沒有發達的金融業，比如宋徽宗有那麽多的錢，全都用來建他的園林了，老百姓之間沒有錢可流通，更沒有途徑賺到錢。如果這些錢留在小商小販手裏，錢的利用率會高很多倍，而金錢的流通會帶來經濟的繁榮，大家有了更多的方式去做交易，去賺錢。
拿當時的魯國來說，一旦老百姓收成多了，手頭寬裕了，國家的“蛋糕”就更大了。雖然國家今年的稅減少了，但是隻要給老百姓休養生息的機會，明年大家的收入就可能翻上幾倍，哪怕這時稅收比例再低一些，整體的稅收也會更高。
這個道理很容易理解，隻是很多國君急功近利，不肯如此做。
有若從一個純樸的經濟學家的角度與魯哀公對話，而魯哀公的問法，則顯示出他是一個自私自利的君王。
這是特別有趣的一段對話。“用不足”沒有主語，所以引發了一係列的矛盾。假如這個對話是對於真實事件的記錄，那我們就知道當時的很多諸侯國為什麽滅亡了，因為國君心中根本沒有想過老百姓怎樣才能夠活得更好，他心中想的是自己如何過得舒坦，如何建立“酒池肉林”。
《絲綢之路》裏講到美國為什麽要搞獨立戰爭，導火索其實很簡單，就是因為英國人在殖民印度時，把印度治理得一塌糊塗，導致印度開始鬧大饑荒，收不上來稅了。在印度收不上來的稅，英國人要從美國身上補回來，結果導致美國人鬧獨立。
如果一個領導者自私而短視，隻是覺得國庫需要多少錢，就要收多少稅，最終的結果是整個國家的“餅”變得越來越小，甚至會出現社會的動蕩。
無論何時，一定要照顧到老百姓的利益，這是作為一個國君最起碼的責任。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情感偏激會帶來什麽後果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隻以異。’”
子張問孔子，什麽叫“崇德”，什麽叫“辨惑”。
“崇德”是與自身修養有關的，即一個人如何遵崇德行，或者如何帶動更多的人遵崇德行。“辨惑”是指如何去分辨人生中令人疑惑的問題。當有些事分辨不清時，就會讓人頻繁地陷入痛苦中。
子張的性格特點是做事雷厲風行，說幹就幹，但他有時候思想會有些偏激。
孔子說：“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是以忠信為根本，將忠信作為做事的原則。
“徙”是轉移的意思，“徙義”就是依據義來進行改變。孔子曾說“義之與比”，也是類似的意思，就是人不能僵化，如果一個人崇德，但隻是完全照本宣科、僵化地崇尚德行，是不可取的。比如在古代，男女自由相愛，但沒有經過媒妁之言，家族感覺蒙羞了，甚至要把這對年輕人處以死刑。這樣極端而僵化的禮法，根本不是孔子所提倡的。
很多人把禮變成了教條化的宗法，變成了約束人的枷鎖，正是因為忘記了“徙義”。我們不僅要堅持忠信的原則，還要按照實際情況尊重它的變化，要判斷一件事是否合乎於義。孔子從來不會斬釘截鐵地認為自己是絕對正確的，哪怕忠和信這樣的美德，如果不考慮是否適宜，在孔子看來也是小人行徑。比如，一個人如果去跟土匪、強盜講忠信，那他就是小人。
真正崇尚忠信的人，既要有基本的立場和底線，同時也需要有靈活性，要因時而變，因地製宜。
接下來，孔子說：“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這句話揭示了人們痛苦、擰巴的原因。愛一個人的時候，愛得要命，覺得對方哪裏都好，希望把最美好的祝福都給對方。但一旦恨起來，就想立即叫他死，恨不得要毀了他。很多戀人愛的時候死去活來，一旦分手，就要將對方的一切曝光，當初愛得多麽激烈，分手時就會多麽不堪。
在同一個人身上呈現出這種“既欲其生，又欲其死”的矛盾，是因為你在判斷一個人時，隻是以自己的情感為中心。你判決一個人的生死，根本不是取決於他對社會的價值，而是取決於你喜不喜歡。你高興就讓他活，你不高興就讓他死。他對你好，他就是好人；他對你不好，他就是壞人。當你以自己的情緒和情感為出發點，來決定自己對待他人的態度時，就遠離了批判性思維，遠離了公正和公允。
如果這樣，一個人就會陷入困惑，陷入哭鬧，因為他沒有原則，隻是自私地考慮自己的喜好。
最後一句“誠不以富，亦隻以異”看上去與前文關係不大，因為這句話引自《詩經·小雅》中的一首怨婦詩的最後兩句。這兩句詩的意思是，你離開我、拋棄我，不是因為她家比我有錢，隻是因為你的心變了。
孔子為什麽在說完“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之後，引用了兩句怨婦詩？因為我們對一個人由愛到恨的變化，就如同棄婦怨恨前夫一樣。好惡太深就容易迷惑，判斷一件事情沒有基本的公允標準，全是來自自己的情緒。
孔子說這句話，其實映射了子張的性格。子張容易偏激，情緒一上來，就不顧後果地去行動，這使他很容易陷入迷惑之中。等到情緒平靜下來，或者對某個事物、某個人有了不一樣的感受，他就可能出現與之前完全相反的行為，這就叫作“惑”。
在生活中，有很多人總是在關係中糾結、痛苦，導致反目成仇、同床異夢、愛恨交織……核心就在於人們不能夠公允地對待自己和他人。
如果我們對他人的判斷，不是完全建立在自身好惡的角度上，或許這一切都能避免。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確的關係，是各安其位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孔子在《論語·季氏》中說“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意思是齊景公財力雄厚，馬匹很多，但老百姓依然不喜歡他，不覺得他有什麽可被稱頌的。齊景公的形象在孔子眼裏並不好。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被考證大約是在孔子三十五歲的時候。
孔子的回答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就是過去“三綱五常”中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第一個“君”是名詞，第二個“君”是動詞，“臣”“父”“子”與此相同。
這句話的意思是，君要像君的樣子，臣要像臣的樣子，父要像父的樣子，子要像子的樣子。
用一句話概括，叫“各安其位”。在我們的生活中，家庭關係就該遵照這個規則。很多讀者經常苦惱地和我傾訴，說父母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對，不知道怎麽才能改變他們。我總會告訴他們，不要管父母的事，因為如果孩子去管自己的父母，這個家就會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狀況，家的秩序就錯亂了。
如果孩子像批評一個小孩子一樣去批評自己的父親，父親就會變得越來越弱。父親會逐漸變得跟小孩子一樣，想成為一個被照顧的對象，就會犯更多的錯誤。健康的家庭秩序是父親有父親的位置，孩子有孩子的位置。父親應該是大的，孩子應該是小的。作為晚輩，我們要做到“父母唯其疾之憂”，父母隻要不生病，孩子就不要那麽操心，不要總是去幹涉父母的事。
孔子為什麽要跟齊景公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已經失政了，出現了“田氏代齊”的端倪，即齊國的大權即將旁落在國君的家臣田氏的手裏。
雖然在齊景公之時，齊國的權力還是在薑姓手裏，但齊景公已經感受到了這方麵的危機。所以聽到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覺得了不起，覺得孔子是知音，因為他內心深有感觸。他說：“如果君不能夠坐在君位上，臣不像臣子應該有的樣子，父親不能像父親那樣，兒子不能夠像兒子那樣，就算國家再富有，有再多的糧食，我也吃不著啊！”
他已經預見了自己家族的未來，同時，他在父子關係上也遇到了類似的問題。齊景公沒有嫡子，他的兒子都是庶出的，所以他遲遲不立繼承人。沒有太子的結果就是多個庶子不斷地爭鬥。齊景公切身體會到了什麽叫君臣的關係不對位，父子的關係也不對位。
我們現代人聽到孔子的這句話會覺得他有點迂腐，我們在生活中一定要這樣規規矩矩的嗎？但如果你讀過一些心理學的書籍，尤其是了解過家庭關係的規律，你就會發現這句話有一定的道理。
在家庭中，每個人都要扮演自己的角色，要待在自己應該待的位置上，而這是非常重要的。父親要讓自己擁有父親的威信，就要做到父慈子孝。如果一個父親天天發脾氣，就是把自己變成了小孩子，因為大喊大叫絕不意味著權威，相反，他意味著一個人內心像孩子一樣不成熟，容易失控。當“父不父”的時候，“子就不子”了，所以兒子長大了以後就會叛逆，跟父親對著幹。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代表著良好的君臣關係。如果君不像君，不做一個領導該做的事，而是去跟下邊的人爭利，沉迷於玩辦公室政治，熱衷於搞派係鬥爭，他就無法樹立領導者的威嚴。那接下來，臣子也不可能好好地做臣子了，他會以私利為重，受野心的驅使，想要謀反，想要篡位，想要另立門戶……一切混亂局麵，都是雙方互相激蕩的結果。因此，君臣父子的關係是很重要的。
這個道理，在今天家庭關係和公司管理中，都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
子路無宿諾：子路的斷案能力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子路無宿諾。
這段故事裏產生了一個成語——片言折獄。
直到今天，我都沒有確定片言折獄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我們隻能依據不同的情況來判斷，或者，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
什麽叫“片言”？兩方爭論請你評理，如果你隻聽了幾句話，這幾句話就叫作片言。
“折獄”就是斷獄。片言折獄，指的是隻聽一麵之詞，或者聽兩方說幾句話，就把案子斷了。
孔子說“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意思是能夠做到片言折獄的人，可能也就是子路了，子路總是隻聽一半的話就把案子給斷了。
“子路無宿諾”，這句話不加在引號裏是對的，因為孔子提到子路時，隻會稱呼他“由”。“子路無宿諾”的意思是，子路說一不二，承諾別人的事立刻就能夠辦到。
這裏存在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子路承諾別人的事，立刻就會去做，行動力很強；另外一種可能是子路的威望很高，任何矛盾隻要由子路來調停，大家就會立刻照做，當晚就能得到解決。
由“子路無宿諾”這句話往前推論，片言折獄是一件好事。因為孔子是一個以息訟為目標的人，希望大家都別打官司，因為打官司會占用大量的公共空間和社會資源。如果有一個人可以通過較少的信息，隻聽一半的話，就能把案子斷了，說明此人能力很強。並且，子路能夠做到“無宿諾”，說明他威信高，他所斷的案子雙方都願意接受。
但是從我們今天法治社會的角度來看，片言折獄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你遇到的是子路、孔子、狄仁傑、包拯，這似乎是可以的，但假如我們把片言折獄作為評斷一個法官是否明智的標準，那每一個法官都會去追求片言折獄，隻聽片麵之詞就把案子給斷了，那未免太輕率了。
我們讀《白鹿原》就能夠理解，在過去的宗法社會中，一個像子路這樣斷案子的人判斷一件事，靠的是信任，是威望，是良心。因為當時人少，地方小，矛盾少，大家的訴求簡單，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形式也都很單一，前麵有大量的案例。在這種社會環境下，一些有名望的老人家說的話一般是管用的。
但是到了今天，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更為複雜，新情況層出不窮，此時，如果法官還是片言折獄，就會出問題。所以，我們才提倡依法治國，現在的每一個案子，都要一層一層、抽絲剝繭地厘清事實真相。另外，片言折獄是一個不太好用的詞，用它來造句也不太容易，在現在的法製社會也很難行得通。
孔子在這裏想表達的，也許是子路辦事能力很強，決斷力很強，威望也很高。尤其是最後一句“子路無宿諾”，讓我們能夠明確這是一句誇他的話。如果沒有這句，那麽孔子的話到底是褒是貶，我還是存疑的。
必也使無訟乎：學會進行“第3選擇”，減少矛盾和爭辯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前文孔子說子路片言折獄。此節，孔子說到自己。
孔子當過魯國的大司寇，大司寇相當於當時的最高法院院長，是很高的一個級別。孔子每天要“聽訟”，聽別人來他這裏吵架、辯論，爭哪方有理。
孔子說：“關於‘聽訟’這件事，雖然我做過大法官，但我斷案能力一般，跟普通人相比並沒有什麽出奇之處。在做大司寇的時候，我的目標是沒有人打官司。”
孔子的願景是天下息訟，整個世界的官司越來越少才好。
這太難了。尤其在當代社會，不太可能做到無訴。孔子提出的這句話，也體現了他的人生選擇，這是他作為教育家與法家的不同。如果讓韓非子來麵對“聽訟”，他會憑規矩辦事，不看人情，隻講法條。秦國就是靠法家，如商鞅、韓非子、李斯這樣的人治理起來的。
孔子希望天下無訟，所以他成了教育家。法家憑法律辦事，而教育家選擇規勸。在《第3選擇》這本書中，我們看到了作者史蒂芬·柯維的願景。史蒂芬·柯維在書中講到，聯合國有一個大使曾對他說，假如全世界所有的大使都讀過他的這本書，聯合國裏就不會有人吵架了。所謂“第3選擇”，就是讓每個人都能夠站在對方的立場思考，都能夠後退一步，達成一個更公允的目標。彼此認可後，自然就不會再爭辯了，這就叫作“必也使無訟乎”。
如果我們想成為一名教育家、一名外交家，或者任何一個以溝通、談判為事業的人，甚至一家企業的CEO，我們的目標當然是希望少打官司，雖然這很難做到。
無訟，是孔子的理想，也是我們應該努力追求的。希望我們可以盡量減少與他人的矛盾和衝突，哪怕做不到無訟，也至少不要動不動挑起官司。
居之無倦：警惕“思維的慣性”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這是一句很簡潔的話。
子張來問孔子如何為政，孔子隻說了八個字：“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之”就是為官，“居之無倦”就是為官不疲倦、不懈怠。為什麽無倦很重要？一個人剛剛當官的時候，狀態是非常積極的。初入官場，手裏有了責任和權力，心中有抱負，他會很認真地去對待每一件事情，會帶著批判性思維，理性地做決策。但是一個人當官太久，一生在官場裏，見的事情太多了，就可能憑著慣性去做事。
我們如何定義一家公司或者一個組織有官僚體係？其最關鍵的體現就在於組織裏的成員完全依照僵化的流程做事，不敢加入自己的理性思考。如果員工隻認流程，隻依照慣性做事，而不思考一件事情怎樣做才是最優的，甚至哪怕明知道會給公司造成損失，還是按照流程辦事，眼睜睜地看著公司陷入困境。這就是“倦”。
孔子說“居之無倦”，就是為官者能夠不懈怠地主動思考。《論大戰略》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書中講到，像拿破侖這樣的人，稱得上天縱英才，軍事上幾乎沒有犯過錯，甚至與亞曆山大和愷撒齊名。在整整十年時間裏，拿破侖率軍吞並意大利和羅馬帝國，占領德意誌，攻下奧地利……戰功輝煌，一時無兩。
然而他最終還是失敗了。《論大戰略》中認為，導致他失敗的，正是他在軍事上一路凱歌之後的慣性。拿破侖明知道天寒地凍不適合作戰，而且後備軍需也跟不上，竟然還是執意攻打莫斯科，導致在冰天雪地之下凍死了那麽多的人。
為什麽拿破侖會犯這麽簡單的錯誤？因為輝煌的戰績讓他忽略了現實中存在的種種問題，他開始憑慣性做決策，喪失了對常識的敬畏：到俄羅斯得準備多少糧食？供給線是否跟得上？到了之後天冷下雪該怎麽辦？……這些都不在他的考慮範圍內。
如果是年輕時的拿破侖，肯定知道這些常識。年輕的時候，拿破侖在每一場戰役前都會精密謀劃，連翻越阿爾卑斯山到意大利一共有多少座穀倉，每一座穀倉能容下多少糧食，他都了然於心，甚至炮兵陣地要布一門炮，還是一圈炮，哪個炮車少了一顆螺釘，他都能夠看得到。
年輕的時候，他有著敏銳至極的洞察力，願意積極地思考，重視每一個關鍵的細節，但是在經曆了無數次戰爭的勝利之後，他陷入了慣性中，不再謹小慎微，不再殫精竭慮。
這就叫作“居之倦”。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這句話說得真好。不忘初心就是“居之無倦”。不管一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工作了多少年，換過了多少領導，做了多少事情，完成了怎樣的成績，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都應該像第一次接觸它一樣，保持認認真真、恭恭敬敬的態度，謹慎地去完成。“使民如承大祭”，事情才能做好。
“行之以忠”：“行之”是做事的原則；“忠”是忠心，是表裏如一的意思。這句話與“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原則是一致的。
在這段話中，孔子告訴子張，在當官的過程中，要能夠減少慣性的思維和行為，減少機械化、流程化、官僚化，做事的時候秉承一顆忠心，認認真真地對待每一件事情，而這就是為政之道。
如果你在工作中也時常有倦怠感，希望這句話能對你有所啟發。之所以倦怠，往往意味著一個人是在僵化地按照流程做事，而不是用自己的思想和判斷力在做決策。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做學問的方向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這句話與《論語·雍也》中的一句是一模一樣的。後人認為，可能是編竹簡的時候出錯了，造成了重複。
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個人如果隻是博學，沒有外在條件的約束，很有可能流於放蕩，但是如果隻是約束而沒有博學，又可能會導致太過謹慎，畏首畏尾。
如果能夠把這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才是做學問的方向，也是中庸之道。
君子成人之美：美與惡的分界到底在哪裏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這句話的一種理解是：“君子成人之美”，是君子要多看到別人好的、進步的地方；“不成人之惡”，就是不要總去批評別人、指責別人。
按照以上的理解，很有可能會曲解孔子的意思，變成類似於“鄉願”的態度，隻讚美、恭維別人。但實際上，孔子對於別人做得不好的地方，一向是直言不諱的。
孔子不喜歡“鄉願”，因此這個理解並不合理。
我個人認為“成人之美”的意思是成全、促成。君子要能夠促成別人的好事情。舉例來說，有個孩子考上了大學，沒有錢交學費，如果你有點餘力的話，幫他交一筆學費，讓他能夠上學，這就是成人之美。幫助一個人適應工作，幫助一個人求學，幫助一個人向善……幫助別人去實現美好的事情，都是成人之美。
有人庸俗地歪曲了“君子成人之美”的意思，實際上是沒有理解美和惡的區別。比如有人找你行賄，讓你幫忙搭線送錢辦事情，如果你覺得幫了忙是成人之美，這就是對這句話的誤解。如果沒有原則，在送禮、行賄、賭博之類的事情上去促成別人，就是成人之惡！
做任何事情，都要分清楚，我們到底是在幫人變好，還是助人作惡。
生活中，有些事情不像我舉的例子這樣容易判斷。比如，經常有人問我：“你認識很多人，能不能幫忙給我的孩子找個工作？”我會勸他們說：“孩子剛大學畢業，雖然眼下的確艱難一點，但是我們不能幫他找工作。”
為什麽呢？因為一旦大人幫他安排了工作，把他塞進一家公司，就是剝奪了孩子對於人生的選擇權。在大人的“幫助”下，孩子的主動性會喪失，他會感覺到，他的命運是被你們安排的，他不需要努力，不需要思考和決策。有的孩子甚至會陷入被動攻擊的狀態中，故意不好好工作，以此去反抗父母對他的控製。
當孩子失去了動力後，就會出現放棄整個人生、放棄自主奮鬥的可能性。他在早期失去了體會痛苦的機會，就無法感受到什麽是工作，什麽是奮鬥。父母幫孩子“掃除障礙”看似是幫孩子，實際上是害他。這就能讓我們理解什麽叫“君子不成人之惡”，哪怕對方是用懇求的態度讓你幫忙，如果你發現這件事對彼此都不是真的好，那就要果斷地拒絕，不要礙於麵子去做，而且要把你的原則講清楚。
對於親戚朋友提出來的“給孩子找工作”的需求，我的回應就是鼓勵孩子去自己奮鬥。如果暫時不順利，我們可以在經濟上救急，但是將選擇工作這一抉擇留給孩子，不要剝奪一個孩子奮鬥的過程。
美和惡之間的分界有時是難以度量的，是需要我們權衡的。
“小人反是”這四個字太有力量了。小人取得一個人的信任的方法是什麽？是拉著別人打牌、一起幹壞事，用行賄把人拉下水。他們的手段是，隻要成為別人做壞事的幫手，關係就搞定了，這就是小人的行徑！
如果你對小人說：“我們應該一起去做一件了不起的事，做一件有偉大意義的事。”他聽到後會畏難、會排斥、會拒絕。
我們要朝君子的方向努力，在對他人伸出援助之手時，要把握的原則是成人之美，而不是成人之惡。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正直公允是身為管理者的必要條件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是當時季氏家族的掌門人，也是把孔子迎接回魯國的人。
此時，孔子德高望重，但也已經很老了，他在生命的暮年回到魯國。季康子問他，怎樣把政事搞好，孔子說“政者，正也”。為政者，首先要正派。
正派意味著一個人公正、正直，沒有多餘的私心雜念。達到以上的要求，就能夠立得住了。如同孔子說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身為領導，要像北極星一樣，穩穩地坐在自己應該處的位置上，周圍的人自然會環繞著他有序地運行。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意思是打鐵還需自身硬，如果一個領導者想要基層的人都能保持正直、公正，首先自己就得做到正直、公正。
孔子對季康子說的話，聽起來有點諷刺的意味，我想季康子肯定是做了一些令孔子不太滿意的事情。
我品味這句話的時候，覺得這個答案太過簡單。如果一個領導隻信服這一個道理，認為隻要自己剛正不阿，一切問題都能解決，這未免也太理想化了。實際上，無論是領導一個國家，還是管理一家企業，僅僅靠剛正不阿是遠遠不夠的。一個體係要想變好，靠的是整個體係的力量，而不僅僅是領導的正直。正直和公正，隻是領導者將團隊管理好的必要條件，並不是充分條件。
管理團隊的第一步是建立團隊，你需要號召一些成員，讓他們信服你。第二步是建立體係，意味著你不再僅僅依靠自己，還依靠一個成熟的體係、製度來管理團隊。第三步是建立文化，意味著你不是隻靠體係的力量在管人，還用整個文化氛圍在影響和改變大家。這三步，在建立領導力的過程中是很重要的。
如果領導自身不正，那麽就算建立了體係，甚至建立了文化，公司也很難真正立得穩。一個人如果內心不正直，是很難隱藏的，他必然會做很多不規範的事情，也無法真正讓人信服。
綜上，孔子對季康子說的是為政的一個必要條件，他希望季康子做一個正派的人。
苟子之不欲：做好欲望管理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又向孔子請教，他苦於盜賊太多，問孔子怎麽辦。在古代，盜與賊是兩種不同的職業，偷財產的叫作盜，傷人的叫作賊。孔子對季康子說，作為領導者，欲望不要那麽強烈。因為領導是老百姓行為的風向標，如果領導的欲望過於強烈，一層一層地滲透，百姓自然也會有不合理的欲望，會爭搶不屬於自己的東西。
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個原因是君王剝奪得太多，比如像魯哀公那樣，覺得自己收兩成稅還不夠用，就會與民爭利。與民爭利的結果是上下交征利，整個國家會變得混亂，老百姓生活越來越艱難，就會去偷東西，導致盜賊四起。第二個原因是君王的欲望太多，激發了百姓的欲望，人們不再像以前那樣純樸，不再滿足於當下，認為隻有溫飽不夠，還想要生活得更奢侈。
在人類曆史的發展上，有這樣一個案例。古羅馬時期，愷撒要求大家不要穿絲綢。因為皇宮裏開始穿絲綢，會激發社會上老百姓對於絲綢的渴望，大家都覺得這種來自東方的服飾太美了，也想擁有。白銀就會大量地通過絲綢之路流到東方。愷撒隻能站出來禁止皇宮穿絲綢。到了大英帝國時期，茶葉、精美的器具隨著大英帝國的傳播在全世界不斷地流行，也使得大量的白銀開始流入東方。
這樣的曆史案例也說明了，君王的行為和態度會引得百姓爭相效仿。如果君王欲望太過強烈，自然會激發百姓不合理的野心，最終導致盜賊四起、民生混亂。
君子之德風：美好的品德像風一樣撫慰人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我經常引用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這句話就出自此節。
季康子還真是尊敬孔子，他在孔子這裏受了那麽多的批評，還跑過來問孔子：“我想做一個有道之君，那麽，我把壞人殺掉，是不是就能跟好人親近了，這樣做怎麽樣？”
季康子太想獲得孔子的肯定了，也太想獲得一個好的名聲，甚至想出了殺人這招。結果孔子說：“你作為當政者，幹嗎老想著用殺人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如果你自己追求善良，追求美好，老百姓也會追求善良和美好。君子的德行像風一樣，小人（此處的小人不是罵人，而是指被管理者）的德行像草一樣。風刮過來，草自然會隨著風的風向倒過去。”
這就是孔子的理念，如同他說的“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子對季康子自始至終講的都是一個道理。
為什麽季康子會想到殺人這樣極端的手段，而孔子卻能雲淡風輕地用風和草去比喻這件事情？
當一個人做事情向外用力，總希望改變周圍的人和環境時，就會越來越偏激和嚴苛，也許殺人尚且不足。而當一個人向內用力時，才有可能做到無為而治——做好自己，讓自己成為德行的楷模，身邊的人自然就會改變。接著，所有人都會潛移默化地受到正麵的影響。
這是孔子對領袖人物在道德修養層麵的要求。
士何如斯可謂之達：有名氣不等於有實力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張問了孔子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他說：“士怎麽做才能夠稱得上通達？”
“達”也是儒生都追求的標準，如同仁、義、君子。孔子問他：“你所說的通達是什麽意思？你先給我描述一下你的理解。”
子張說：“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邦”是指魯國這樣的諸侯國。“在邦必聞”是說在諸侯這裏有名聲，“在家必聞”是說在卿大夫那兒也有名聲。
孔子對子張的回應是：“你說的這個叫作‘有名’，不叫通達。”那麽在孔子看來，什麽叫“達”？
孔子給出了他的理解：“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這三句話需要連起來理解。
“質直而好義”，“質”是指內在，這句話說的是一個人的內在是正直的、有原則的。
“察言而觀色”，這是指“外圓”。一個質直而好義的人，假如像子路一樣剛強氣盛，絕不能稱作通達。因為子路的下場是非常淒慘的，孔子也曾擔心子路“不得其死然”。子路的性格就是典型的“內方而外方”，孔子並不是不喜歡子路，隻是認為子路沒有做到通達的境界。
孔子理解的通達，是一個人內心有原則、有立場，但是對外需要察言而觀色時，也能懂得變通。如果沒有外圓，就無法通達。在與人交往時，我們不能指望其他人都能與我們的內在“兼容”，因為人與人的差異性太大了。
接近於通達的人是誰？是子貢。子貢的內心是“直而好義”的，他認同孔子，認同儒家學說，他是有底線的。但是他在外卻很懂得權衡，與各國的諸侯、大夫都能夠打成一片，成為富可敵國的商人。這就是一種通達的狀態。
我們真的有必要做到外圓內方嗎？隻堅持自己的原則還不夠嗎？其實，這個世界是需要我們做一些妥協的，需要我們多替別人著想，試著去理解他人，以他人能夠接受的方式去和人打交道，減少溝通成本。通達絕不是巧言令色，不是犧牲自己的利益和原則，隨意地去逢迎別人。
除了做到外圓內方，還要“慮以下人”，也就是把自己排在別人後麵，多替別人考慮。
能夠做到以上三點，那就能“在邦必達，在家必達”，無論是在諸侯國，還是在卿大夫的家中，都能夠做到通達。
“夫聞也者”是說一個人有知名度。
“色取仁而行違”，“色”是指外在，“色取仁”就是一個人看起來好像要做一個仁人，而行為卻不一致，內外兩張皮，表裏不一。
“居之不疑”，一個人明明不是一個仁者，但是自我感覺特別好。
有一類人我們相處起來很難受，不論你對他說什麽，他總覺得自己特好，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一切都是緣於別人不公正，因而滿腹委屈。對於這樣的人，我們可以送給他四個字：“居之不疑”。
明明自己造成了失誤，卻不自知；表麵上看起來像好人，實際行為卻為人所不齒，並且自我感覺良好，這種人“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名聲也能傳出去，都在情理之中，而且這種壞名聲還傳得更快。
所以，孔子說的“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對應子張的“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孔子的意思是，聞名和通達是兩回事。如果一個人想出名，辦法多的是，做個壞人出名更快，但那不叫作通達，隻能叫作“被人知道了”而已。
先事後得：莫問結局如何，但求落幕無悔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做過孔子的車夫，也做過一個小的地方官，他的特點是求知心切、勇武果斷，有點像子路。他經常因為問一些太過實際、沒什麽太大思想價值的問題而被孔子“刺”，比如他問孔子怎麽種地、怎麽種菜，孔子就“?”他說“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這就是樊遲，我的老祖先。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舞雩”是魯國求雨的地方。孔子的人生理想就是跟著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在河裏洗完澡以後回到舞雩台上唱歌。這一次，樊遲又給孔子駕車了，兩人在舞雩之台遊玩的時候，樊遲又問了孔子問題。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的提問得到了孔子的認可。
他問了三件事。
第一，崇德。怎樣能夠把自己的品德修養得更好？
第二，修慝。如何改正自己的過失？
第三，辨惑。怎麽辨別是非而不糾結、痛苦、遲疑？
孔子先是表揚了樊遲問得有水平，然後做了如下回答。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要想成為一個有德行的人，最起碼要做到“先事後得”，即吃苦在前、享樂在後。很多人是先談好條件再做事，但孔子告訴樊遲，想要崇德，要做到努力在先，所得在後，不要讓自己的欲望走到了前麵，以免變得貪婪。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要想改變自己的問題，就要多反思自己，而不是整天挑別人的毛病。
挑他人的毛病是最容易的事情。每一個人都可以說出無數個對他人不滿的地方，給自己找到逃避責任的理由：我是沒錯的，都是別人的問題。沒有一個人是盡善盡美的，要想找出別人的毛病太容易了，但這對你沒有任何幫助。不進行自我反思，你不會得到任何好的改變，也就談不上修慝。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一朝之忿”就是突然發怒。有時候我們看網上的文章，寫得簡直是“刀下見血”，能瞬間調動讀者的情緒，但實際上，發言之前，人們搞清楚事情的全貌了嗎？有沒有進行批判性的思考？有沒有獲得足夠多的信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就怒不可遏，這就叫作“一朝之忿”。
每個人生氣都很正常，但不能因為生氣而連累自己的身心性命，不能連父母的安危都不管了。如果一個人衝冠一怒、“忘其身，以及其親”，這難道不是迷惑嗎？
孔子擅長因材施教，他所說的這些現象中，可能有樊遲的影子。樊遲就是一個果敢勇武的人。果敢勇武絕對不是一件壞事，但如果不加限製、不掌握尺度，就有可能“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所以孔子在提醒他，告訴他這就是辨惑的方法。
樊遲這一次的提問得到了孔子的肯定。值得一提的是，孔子所說的概念和道理，我們不能僵化地理解，比如孔子說要提防“一朝之忿”，不代表讓我們遇到什麽事都不表態。不敢表達自己的態度，是“鄉願”，是畏首畏尾，是樹葉掉下來怕打破頭，而這些不是孔子所倡導的。孔子的這句話是針對樊遲說的，樊遲性子剛直，喜歡往外冒頭，所以孔子叮囑他要注意收斂。
我們要結合師生之間對話的特點，來理解孔子的話，這樣才能理解孔子的中庸之道。
舉直錯諸枉：領導者要打造公司的“一致性”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xiàng）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樊遲問孔子什麽是仁。孔子說愛人。有一個詞叫“仁者愛人”，就出自這裏。
樊遲理解了“仁者愛人”的意思，即人應該推己及人，去感受別人，所以沒有再追問。接下來，樊遲問孔子什麽是“知”，此處的“知”同“智”。怎樣才算是有智慧呢？孔子說“知人”，就是看得懂別人，能夠識別他人。
樊遲沒理解。畢竟他主要的工作是給孔子駕車，不常討論學問，也沒有過人的天賦。看到樊遲疑惑的樣子，孔子又解釋了一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選拔人才，要篩選正直的人，慢慢地，那些想走歪門邪道的人，也都能變得正直了。
領導選拔人才的過程，本身就是在表達他的價值觀、標準和態度。傑克·韋爾奇在《商業的本質》一書中講，CEO在任職過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打造公司的一致性。如何讓其他人感受到公司的一致性？用誰、提拔誰、開除誰？這都是在向大家不斷地強調標準，讓大家一次一次地看到公司對於人才的要求。
對於孔子的話，樊遲還是沒聽懂，但老師已經解釋得這麽詳細了，他實在不好意思再追問就出門了。
他出門後，見到優等生子夏，就問子夏：“我剛才問夫子什麽叫作有智慧。夫子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啥意思？”
子夏說：“你真是賺到了，這句話多棒、多有營養！”子夏瞬間就理解了這句話的意思。子夏說：“舜當年掌管天下的時候，在民眾當中選人才，把皋陶（gāo yáo）選拔出來（皋陶是曆史上的名臣。皋陶、伊尹、子產都是在《論語》中經常出現的名臣的代表）。德行不好的人一看，舜選拔的是這樣正直而有才華的人，和自己不是一個路數，知道自己討不到好處就離開了。”
關於“不仁者遠矣”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是不仁者有自知之明，覺得自己夠不上選拔人才的標準，就離開了；另一種解釋是不仁者沒覺得自己不對，隻是感覺不對路子，而去找更符合自己路數的領導者了。所以，隻要把皋陶推舉出來，就不用再多說什麽，大家都知道了選拔人才的標準。
“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商湯從老百姓當中選了伊尹。伊尹也是一代名相。與舜選拔皋陶一樣的道理，“不仁者遠矣”。
子夏給樊遲舉了兩個古代著名的君王選拔宰相的例子，告訴他什麽叫作“舉直錯諸枉”。
反之，如果“舉枉錯諸直，能使直者枉”。如果一個組織中，選拔的全是奸佞，隻講哥們兒義氣，誰跟自己關係好就提拔誰，那麽整個組織的風氣都會被帶壞。
無論是一個組織的管理者，還是一個家庭氛圍的締造者，都應該去思考自己到底應該“舉”什麽、“錯”什麽。
忠告而善道之：人際關係中，最重要的是界限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子貢問孔子怎樣交朋友。孔子說，朋友如果犯了錯，走錯了路，你要忠告他，好好地去引導他。假如你說了該說的，做了該做的，也規勸了他，還是勸不住，那就別勸了。這就是分寸，是尺度。如果非要長期規勸，就會自討沒趣，甚至自取其辱，最後連朋友都沒的做。
這句話的關鍵倒不是在於朋友還做不做得成，核心是在於你規勸得太過分的話，不是為友之道，反而可能會使事情變得更糟糕。有時候你的手鬆一鬆，勸說之後留給朋友一個空間，讓他自己回家琢磨琢磨，也許過兩天他就想明白了。如果你像一個高壓鍋一樣，非要給他灌輸你的觀點，讓他產生了一種被強迫的感覺，甚至參與到對方的決策中，非要替對方做決定，結果可能就是他為了和你對抗，反而會朝著錯誤的方向走下去。
這句話的核心在於，我們不要總是試圖左右別人的選擇。
為什麽孔子要跟子貢這樣講？《論語》中有一句話叫“子貢方人”，意思是子貢喜歡評價別人。孔子婉轉地批評了他一句“夫我則不暇”，用大白話來說就是“你怎麽整天評價這個、評價那個，換成是我，我可沒這閑工夫”。子貢確實有時間，而且作為商人也很成功，主觀性很強，又很聰明，毛病可能就是喜歡替別人做決定，喜歡評頭論足，所以他在交朋友上會遇到困難也不意外。
孔子就告訴他“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深入地思考這句話，會發現很多事情其實是一個人的事，其他人都沒有幹涉的權利，甚至連婚姻都是一個人的事。克裏斯多福·孟在《親密關係》中提到“婚姻是一個人的事”的觀點。我當時看完這句話感到很不解，因為我此前一直覺得婚姻是兩個人的事。
在作者看來，如果認為婚姻是兩個人的事，那麽其中一方無論做多大的努力，都隻有百分之五十以內的效果，這就導致很多人在婚姻中抱怨，說：“我付出了這麽多，為什麽你沒有反應？”如果你認為婚姻是你自己一個人的事，要把自己管好，不要老想著去改變對方，這樣兩個人的關係反倒可能會更加融洽。大部分人在婚姻中所遇到的痛苦，就在於夫妻雙方耗盡了一生的心力，都是為了能夠改造對方，最後不歡而散，互相自取其辱。
對於親子關係也是如此。孔子說：“事父母幾諫，見誌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我們對父母可以勸說，但如果父母不願意聽，就別再管了，要“勞而不怨”，替他們打掃戰場，替他們收拾“爛攤子”，做好子女該做的事就行了。
孔子能劃出人與人之間的界限感，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能力。我們普通人有時候“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就會陷入困惑和痛苦中。比如像子貢這樣，總覺得是為了朋友好，長期而密集地規勸，甚至幫朋友做選擇，導致的結果反而是與朋友疏遠。
他其實不是為了朋友，而是為了自己，為了把自己的意識強加給對方。所以孔子勸他“忠告而善道之”，做自己該做的，說自己該說的，這樣就足夠了。朋友做不到沒關係，各自過自己的日子，各自為各自的人生負責，這才是朋友間的相處之道。
君子以文會友：結交益友，是多麽美好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曾子說的話都比較實在，他說，君子要以學問來結交朋友。
有人問，如果不以文會友，會如何？比如有人以酒肉會友、以權力會友。人交朋友有各種各樣的出發點，有的人就是以利益結合的，為了共同的利益去組建團隊，獲得更大的權力。
關於以文會友，最為典型的方式是一字之師。寫好了詩詞文章，經旁人指點，改換一個字後更為貼切，也就可以互相結為朋友，取長補短。劉禹錫在《陋室銘》裏說的“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就是一種以文會友的狀態。通過探討文化、學問來結交朋友，同頻共振，找到共同的願景，達成心靈上的默契。
“以友輔仁”講到了朋友的作用。朋友的作用不是以友輔利，也不是以友輔權、以友結黨。朋友的意義是“輔仁”，即幫助修煉仁德，讓自己變成一個更好的人，形成第四類人際關係。
第四類人際關係的概念出自《他人的力量》一書。這本書強調了朋友對我們的作用。一個人努力地向內用力，自我精進，當然是好事，但如果完全處於封閉的狀態，可能會忽略人際關係給你帶來的躍遷機會。在自我修煉的過程中，還可以借助外界的力量。比如，有些朋友可以幫助你打開一扇窗，讓你了解一個曾經完全不熟悉的領域，拓展你的認知層麵。
第四類人際關係意味著人與人之間不是冷漠的關係，不是互相奉承的關係，也不是天天找碴兒的關係……不是這些不健康的、會給你帶來沉重負擔的關係。
第四類人際關係的核心是，我既可以坦率地對你講出你的問題，同時也能夠真誠地讚美你，指出你的優點。這也能印證“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雙方互相促進、互相鼓勵，捕捉亮點，改正缺點，一起變得更好，達到仁的境界。
台灣地區的輔仁大學，校名的“輔仁”二字就出自於此。
“樊登讀書”有很多線下的社群，還陸續開了一些書店，也都是為了給大家提供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