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物價工貲貲產
第十九章
晉南北朝人民生計
第一節 物價工貲貲產
欲知一時代中人民生計情形者，必先知其生活之所費，次知其所入幾何，以供此費，為有餘，抑為不足？若有餘者，其餘財用諸何方？而其俗之侈儉可知矣。一切費用，若能均以錢幣計算，自為最便。苦於前代，錢之為用，不甚普遍；晉室東渡以後，又南北分離，幣製既不統一，又皆不甚整飭，公家所鑄之錢，不得民信，民間乃以他物代之；其所以為代之物，又不能畫一；故其計算極難也。
語曰：“食為民天。”欲知人民生活情形，自宜首知其穀價，而欲知穀價者，又必先考其度、量、衡。曆代度、量、衡製，略見於正史之《律曆誌》，然與民間所用，實不甚相符。《隋書》所載晉、南北朝度製，以晉荀勖準《周禮》所造，即所謂晉前尺者，為計算之準。此尺與《漢書·律曆誌》所載王莽時劉歆所造之銅斛尺，後漢之建武銅尺相符。魏杜夔所用之尺，較此長七氂。江東所用，謂之晉後尺，當此尺一尺六分二氂。宋民間所用之尺，傳諸梁、陳者，當此尺一尺六分四氂，魏氏所用之尺，分前、中、後三種：前尺當晉前尺一尺二寸七氂。中尺當其一尺二寸一分一氂。後尺，亦即後周民間所用，當其一尺二寸八分一氂。又有所謂東魏尺者，為高齊所沿用，當晉前尺一尺五寸八豪。後周保定中，詔遣大宗伯盧景宣等累黍造尺，從衡不定。後因修倉掘地得古玉鬥，（事在保定元年，見下。）以為正器，據鬥造律、度、量、衡。其所造者，謂之玉尺。（《隋誌》雲：俗間見玉作名為玉尺，見鐵作名為鐵尺。）與相承一銅籥雲是蔡邕銅籥者，校計相符。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氂。當時因此大赦，改元天和。《誌》雲：“百司行用，終於大象之末。”然又雲：“平齊後以宋氏尺同律、度、量，班於天下。”則玉尺僅官司用之而已。此尺以鐵作，俗間名為鐵尺。《誌》又載宣帝時達奚震及牛弘等議，謂“今之鐵尺，是大祖遣蘇綽所造，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平齊之始，已用宣布，因而為定，彌合時宜”，則鐵尺初非取諸宋氏。不知周氏諱言之而妄雲為蘇綽所造邪？抑綽之所造，實取正於上國也？《誌》又雲：“未及詳定，高祖受終。”則其尺亦未嚐行也。量法：《隋誌》引魏劉徽《九章商功注》：謂王莽銅斛，當魏九鬥七升四合有奇。又雲：梁、陳依古鬥。齊以古升五升為一鬥。後周武帝保定元年五月，晉國造倉，獲古玉升。五年十月，準為銅升，班之天下。依甄鸞算術：玉升一升，得官鬥一升三合四勺。開皇以古鬥三升為一升。大業初依複古鬥。稱法：梁、陳依古稱。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為一斤。周玉稱四兩，當古稱四兩半。開皇以古稱三斤為一斤。大業中依複古稱。案魏孝文、齊神武、周武帝，皆有釐正度、量、衡之舉；隋煬帝大業三年，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尤為曠然一大變革；然實皆未行。（《魏書·本紀》：大和十九年六月，詔改長尺、大鬥，依《周禮》製度，班之天下。《北齊書·本紀》：天平三年八月，神武請均鬥、尺，班於天下。《周書·本紀》：建德六年八月，議定權、衡、度、量，班於天下。其不依形式者，悉追停。《隋書·本紀》：大業三年四月，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案《魏書·張普惠傳》：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複征綿、麻，上疏曰：“仰惟高祖，廢大鬥，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萬姓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職，奔走以役其勤。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其道。今宮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絹、布匹有丈尺之盈，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銖之重，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並欲厚、重，無複準極。得長、闊，厚、重者，便雲其州能調絹、布，橫發美譽，以亂視聽。今若必複綿、麻者，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複本幅、度。其在庫絹、布並絲、綿，不依典製者，請遣一尚書，與大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後普惠表論時政得失，又以審法度、平鬥尺為言；而任城王澄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亦以律、度、量、衡公私不同宜一為首。二人之論，皆在明帝之初，距大和十九年，不過二十年耳。則謂改製之始，民樂輸將，後乃稍離其本，不過遜順之辭，實則大和之詔，初未嚐行也。《通典》言梁武帝五銖錢實重四銖三參三黍，其百文重一斤二兩，齊文襄五銖錢實重五銖，百文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較其多寡、重輕，兩相符合，而《左氏》定公八年《正義》，謂魏、齊鬥、稱，於古二而為一；《隋誌》謂其以古稱一斤八兩為一斤，此即公家定製，與民間所用，實不相符之證。後周則觀《誌》言其平齊後即班宋氏尺於天下，而達奚震等仍以為言，而可知其令之不行矣。曆代之度、量、衡，蓋無不徒有其名者。《晉書·律曆誌》言：荀勳新尺，惟以調音律，至於人間，未曾流布，故江左及劉曜儀表，並與魏尺略相依準；又言裴以醫人命之急，而稱、兩不與古同，為害特重，宜改治權、衡，不見省；其明證也。）《左氏》定公八年《正義》，謂魏、齊鬥、稱，於古二而為一；周、隋鬥、稱，於古三而為一；蓋據當時實在行用者，約略言之也。度、量、衡器，初非概由官製，民間自製，自不能無“增損、訛替”。語見《隋誌》。而前世取民，多以實物，官司恒利於度之長，量之大，衡之重；民間交易，權操於豪強、商賈，其所利者，亦與官司同；故增損、訛替之餘，度必漸增其長，量必漸增其大，衡必漸增其重。《日知錄》雲：“《漢書·貨殖傳》：黍千大鬥。師古曰：大鬥者，異於量米、粟之鬥也，是漢時已有大鬥，但用之量粗貨耳。《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一尺二寸為大尺，十尺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鬥，三鬥為大鬥，十鬥為斛。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凡積秬黍為度、量、權、衡者，調鍾律，測則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製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其大者。按唐時權、量，是古今、小大並行。大史、大常、大醫用古，他有司皆用今。久則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廢矣。”（《大鬥大兩》條。自注引《通典》載諸郡土貢，亦有用小斤、小兩者，然皆湯藥之用，如上黨郡貢人參三百小兩，濟陽郡貢阿膠二百小斤是也。）愚案《晉》、《隋書》《律曆誌》引《九章商功法程》雲：“粟一斛，積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積一千六百二十七寸，菽、合麻、麥一斛，積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據精粗為率，使價齊而不等其器之積寸也。以米斛為正，則同於《漢誌》。”然則隨物之精粗、貴賤而異其度、量、衡之器，民間本有此法。久之漸趨畫一，取其一器以為正，（如量粟、菽、麻、麥皆用米斛。）而度量衡之長、大、重，亦隨之而增矣。（此較增損、訛替者，所增為巨。）《齊民要術·作醬法》雲：“豆黃堆量不概，鹽曲輕量平概。達奚震及牛弘等言：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曆誌》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於黃鍾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複小稀，實於黃鍾之律，不動而滿。”堆量、輕量；或概、或不概；或撼、或不動；雖同用一器，所得多少，又自不同。此等皆隨俗而殊，斷難畫一。故計算曆代之物價，總隻能得其大較之大較也。（商業興盛之國，交易皆集於都會，小都會又取準於大都會，則度、量、衡及錢幣等，皆易於畫一。以農業為主之國，交易分成多區，區各有其取正之所，商人勢不得不屈於其俗，欲定一尊甚難。中國曆代，皆欲畫一度、量、衡及錢幣，而皆徒有其名，蓋為此也。）以大較之大較言之：南朝之量與衡，視為與古略相放，北朝之量與衡，視為於古二而為一，或當相去不遠也。（據《隋誌》所載尺法，惟東魏於古，二而為一，尚有奇零，餘皆不逮頗多。然此係官家定製，民間所用，未必如是。正恐二而為一，由來已久，而官家乃從而用之也。）又《梁書·庾詵傳》，載詵嚐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既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蓋以詵之米為己之米，己之米為詵之米也。魏大和五年班祿增調，《魏書·本紀》言穀二斛九鬥，《食貨誌》言粟二石九鬥。皆可證斛、石仍同。然《肅宗紀》：孝昌二年二月，詔有能輸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鬥二百斛賞一階，入二華州者，五百石賞一階，地方儲積，固有多少之殊；運轉亦有難易之別；官家須用，亦有緩急之不同；然酬獎之厚薄，似不應縣殊至是？則北方斛、石，似又因地而不同矣。此等亦難於詳考也。
度、量、衡既略明，又宜進考其時之幣價。漢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鑄小錢，實為錢法一大變。其後宋孝武帝孝建元年造四銖錢。三年，用徐爰議，收銅繕鑄，私鑄始甚。前廢帝即位，改鑄二銖；又用沈慶之說通私鑄，而錢法大壞。史述其弊，至於“鬥米一萬，商賈不行”。梁武帝鑄五銖及女錢，二品並行，亦卒為私錢所亂。後廢銅錢，更鑄鐵錢，大同後遂至積如丘山，交易者不複計數，而惟論貫。北朝大和十九年，始行五銖錢，後世宗又鑄之，其行皆不廣。肅宗以後，私鑄轉甚。亦至風飄水浮，米鬥幾直一千。迄於齊、周，無以善其後。（本節所論幣製，宜與第二十章第四、五節參看。）以是言之，其時物價，宜極騰貴。顧史所載者，與前世並無大殊，錢價仍遠較後世為貴，其故何也？曰：當時錢幣之為用，本不普遍；惡錢雖與好錢並行，蓋皆減折行使；論物價者，仍以好錢為準，而史從而書之，故覺其物價無甚變動也。《晉書·食貨誌》雲：“董卓鑄小錢，貨輕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參看《秦漢史》第十六章第四節。）魏武作相，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夫民間果其通用，豈魏武一令所能罷？此觀於曆代私錢之難禁可知。蓋董卓所鑄之小錢，本已廢而不行矣。《誌》又雲：“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至明帝，乃更立五銖錢。”錢之用便於穀、帛，不待再計而知。民間果其通用，更豈魏文一令所能廢？《誌》又載晉末桓玄議廢錢，孔琳之駁之，謂“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此言最合事情。（琳之去魏世近，蓋必有所見，非慢然言之也。）《晉書·張軌傳》：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為貨，息穀物量度之耗。二漢製五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為段。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複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製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此為琳之之說之鐵證。蓋前世錢貴，民間零星交易，並不甚用錢，（參看《秦漢史》第十六章第四節。）故錢之用，惟於商賈為最切，商賈不行，即寖至於廢矣。《晉誌》載琳之之議又曰：“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複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錢廢穀用既久”句，《宋書·琳之傳》作“錢廢穀用，三十年矣”。《南史》作四十年矣。三、四二字，未知孰是，（古人好舉成數，逾於三十，即可言四十；又其言數不甚精密，雖迫近四十，仍可言三十也。）而既久二字，則必為後人所改，蓋作史者疑自黃初之世，至於明帝之時，不及三十年，而不知琳之此語，乃上溯漢獻帝時言之也。此亦足證董卓所鑄小錢，自致於廢，而無待於魏武之令也。（即謂有待於魏武之令，自初平元年至建安元年魏武作相，亦不過六年。宋自孝建三年五月鑄四銖錢，下逮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罷之，及其明年三月斷新錢專用古錢，亦不及十年也。參看第二十章第四節。）《隋書·食貨誌》雲：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似鐵錢至梁亡始廢。然其為用見於史者，僅《陳書·沈炯傳》，謂其為宋子仙所逼，令掌書記，王僧辯購得之，酬所獲者鐵錢十萬而已。此蓋破敗之餘，銅錢闕乏，又或吝惜不出，而非其時鐵錢之果行也。然則積如丘山，適足見其壅塞不行而已。當時短陌大行，最貴者京師以九十為陌，次則八十、七十，末年乃以三十五為陌。此即錢日貴，物日賤，向值百錢者，落至僅值九十、八十、七十，甚至僅值三十五也。錢日多而物日賤，錢之不行可知。魏肅宗初，任城王澄上書論當時錢貨，謂大和五銖，不入徐、揚之市，河北且無新造五銖，與此正可參證。大和五銖，不可謂之惡錢，且猶如此，況於梁之鐵錢哉？齊初，孔覬上《鑄錢均貨議》，言：“盜鑄者摩澤淄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皆淄染，不複行矣。所粥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複賤買新錢，淄染更易。反覆生詐，循環起奸。”觀此，知當時私鑄雖甚，而私錢之廢而不行者亦多；且新舊二錢，判然異價；論物價者，安得不以舊錢為主？又宋文帝時，江夏王義恭欲以大錢一當兩，沈演之議，謂：“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今王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鏹所布，爰逮荒服，悉皆流行之矣。”此說謂晉世錢貨不行之地尚多是實，其謂宋世流行，則不過故甚其辭，以伸己說，故《隋誌》謂梁初尚惟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也。錢且不行，況於新鑄？其論物價之辭，必以舊錢為主，更不待言矣。
陳宣帝陳頊太建十一年（579年），鑄行一種新的錢幣“太貨六銖”，此錢銅質優良，輪廓整齊，錢文瑰麗勻稱，鑄造精妙絕倫，居南朝之冠。
然則當時幣價，果何如邪？案《齊書·王敬則傳》載竟陵王子良啟，謂“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惟劬，斛直數倍。今機杼勤苦，匹栽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僮恤所上，鹹是見直。民間錢多翦鑿，鮮複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一，困於所貿。鞭棰、質係，益複無聊。”又謂“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官受則匹準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四民所送，猶依舊製。昔為損上，今為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子良傳》載其啟，又謂“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棰革相繼。”然則當齊初，好惡錢之相比，為以兩當一，或以十七當十。與所謂鬥米一萬，商賈不行者，相去何其遠邪？足見此等情形，即有之亦為時甚暫也。物直自永初至元嘉，殆減其半，至齊初則僅十之一矣。合梁世短陌之數觀之，略可見其時物直降落之情形也。
銅錢而外，金、銀亦略具錢幣之用。前世用金，皆以斤計，此時則多以兩計，（詳見第二十章第五節。）即其通行漸廣之征。漢世黃金一斤直錢萬。晉、南北朝之世，史無明文。然史亦未言其相異，則其比直或無甚變動。黃金一斤直錢萬，則一兩直錢六百二十五。新室幣製，銀八兩為一流，直千，（見《秦漢史》第七章第二節。）當金價五分之一。是時若無變動，則銀一兩直錢百二十五也。
金、銀為用不廣，錢又不足於用，所資以交易者，實惟穀、帛為多。宋世周朗，亦主廢錢幣用穀帛者，其言曰：“自淮已北，萬匹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不患其難。”可見北多用帛，南多用穀。欲計布帛之直，必先考其長、廣。《宋書·律誌》謂“布幅廣二尺七寸，四十尺為匹”，較《漢書·食貨誌》所雲“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者少廣。《魏書·食貨誌》雲：“舊製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匹。”則與《漢誌》符同。又雲：“六十匹為一端。”案大和班祿之先，戶以九品混通，各調帛二匹，又各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詳見第三節。）一匹二丈，則六十尺。蓋因有是調，乃有一端之稱也。前世多言布帛，南北朝之世，則多言絹、布，蓋以絹為絲織之總名。《北齊書·李元忠傳》雲：元忠貢世宗蒲桃一盤，世宗報以百縑，又載世宗書辭曰：“聊用絹百匹，以酬清德。”上言縑，下言絹，其明征矣。是時銅錢日少，故絹價日廉。《晉書·石勒載記》：勒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百姓私買，則中絹四千，下絹二千。魏大和十九年行錢，內外官祿，皆準絹給錢，絹匹為錢二百。永安二年鑄五銖，官欲貴錢，出藏絹，分使人於三市賣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蓋官賣止收好錢，私市兼收惡錢。）普泰元年，天下調絹四百一匹，此則利於多取，其時絹價未必至是也。《北史·房謨傳》雲：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絹濫，退絹一匹，征錢三百，人庶苦之，乃表請錢、絹兩受，任人所樂，可見四百為多取也。自石勒之時，至於魏世，絹價約落至十分之一，亦頗與南朝情形相似矣。
史所載穀價，多在饑荒喪亂之時，實不足考人民生活情形，（晉、南北朝穀價異常者：《惠帝紀》：元康七年七月，關中饑，米斛萬錢，時直齊萬年之亂。大安二年十月，公私窮蹙，米石萬錢，時直張方之亂。《懷帝紀》：永嘉五年六月，百姓饑儉，米斛萬餘，時劉曜、王彌陷京師。《湣帝紀》：建興四年十月，京師饑甚，米鬥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時劉曜自前月逼京師。《成帝紀》：鹹和四年正月，蘇峻子碩攻台城，城中大饑，米鬥萬錢。《魏書·僭晉傳》雲：穀石數萬。鹹康元年，大旱，會稽、餘姚尤甚，米鬥五百。《石季龍載記》：時眾役繁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鬥。《呂光載記》：光之稱酒泉公，穀價騰踴，鬥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呂隆之將亡也，姑臧穀價踴貴，鬥值錢五千，人相食，餓死十餘萬。《魏書》本傳同。《禿發氏載記》雲：隆為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群下議之，其尚書左丞婆衍侖曰：“今姑臧饑荒殘弊，穀石萬錢。”則尚未至如《隆載記》所言之烈。蓋其初危急時，與後極困弊時，穀價又有不同也。《宋書·沈演之傳》：元嘉十二年，東諸郡大水，民人饑饉。吳、義興及吳郡之錢塘，升米三百。《前廢帝紀》：大明八年，去歲及是歲，東諸郡大早。甚者米一升數百。京邑亦至百餘。餓死者十有六七。一升，《南史》作一鬥。案《孔覬傳》言：大明八年，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鬥將百錢，《南史》亦同，則作鬥者是也。《梁書·武帝紀》：天監元年，大旱，米鬥五千，人多餓死。《庾革傳》亦言革以是時行會稽郡事，時承凋敝之後，百姓凶荒，所在穀貴，米鬥數千，人多流散。《侯景傳》言：景圍台城時，食稍盡，米斛數十萬，人相食者十五六。《南史·景傳》雲：景食石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人。爾後米一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有食其子者。《魏書·島夷傳》雲：城內大饑，人相食。米一鬥八十萬。皆以人肉雜牛馬而賣之。軍人共於德陽前立市，屠一牛得絹三千匹，賣一狗得錢二十萬。皆熏雀掘鼠而食之。案穀價之翔貴，由於水旱者實少，由於兵亂者特多且甚，此以見人禍之更烈於天災也。）其稍近於常情者：《晉書·食貨誌》載戶調之式，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鬥，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此恐亦僅能取諸戶主。課調既愈遠而愈輕，則二十八文，必尚不及米五鬥之價。此大粗略；且遠夷情形，亦與中國不同；不足以考穀價。《齊書·豫章王嶷傳》：嶷為荊、湘二州刺史，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此條最可考見南朝穀價。荊、湘為產米之區，（參看第二十章第一節。）穀斛不及百錢，餘瘠薄之地當較貴，則當在百錢左右也。梁天監四年，大穰，米斛三十，其必病農，自無疑矣。然《魏書·食貨誌》言：天興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隋書·食貨誌》言：東魏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魏初絹匹，假依石勒時中絹為四千，斛得錢約五十，其斛儻與古量相同，已去天監之世不遠。東魏之世，鬥、稱於古，既已二而為一，則古斛一斛，僅得四錢半，不惟視梁之米斛三十為廉，且較漢宣帝時穀石五錢猶下矣。豈其所謂斛，猶以古斛言之邪？然南北朝時，不論南北，糶價皆賤，則似不足疑。此當時論者，所由多以傷農為慮也。
日食之量，在前世為人五升，已見《秦漢史》第十五章第一節。晉、南北朝之世，似亦無甚差殊，此固不應有異也。《晉書·食貨誌》載鄧艾論屯田之語曰：“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北，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十萬之眾，五年食三千萬斛，則人年食六十斛，以三百六十日除之，日得一鬥六升餘，此似乎大多。然《宋書·樂誌》載晉成帝鹹康七年，散騎常侍顧臻表諫伎樂之語，謂“兵食七升，忘身赴難”。又《宋書·劉傳》，載策攻縣瓠之語，謂“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萬斛，五年合須米二百四十萬斛”，則人歲食米二十四斛。以三百六十日除之，日得六升又三分升之一。則與五升之數，相去不遠矣。《後漢書·伏湛傳》注引《九章算術》雲：“粟五十率三十，一斛粟得六鬥米為。”鄧艾之語，蓋據粟言之，一鬥六升粟，得九升許，以稍精鑿之米言之，則亦與顧臻、劉所雲相去不遠也。《梁書·何胤傳》：胤謂王果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鬥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陳書·孝行傳》：司馬嵩丁父艱，日食薄麥粥一升。張昭及弟乾，父卒，並日食一升麥屑粥。此為衰者、毀者之食，不能以例常人。《梁書·江革傳》：革為元延明所執，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齊書·孝義傳》：崔懷慎孤貧獨立，宗黨哀之，日斂給其升米；所以為至觳之養，免死之周也。此升皆近於古。《北齊書·庫狄伏連傳》：（附《慕容儼傳》後。）家口百數，盛夏之日，料以食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若為南朝之量，必不能支。蓋謂盛夏可以少食，故又略減於古之五升。亦足證魏、齊鬥、稱，於古二而為一也。
《晉書·何曾傳》雲：曾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子劭，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大官禦膳，無以加之。讀史者皆以為極侈，其實亦不盡然。《北齊書·韓軌傳》：子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然則萬錢為宴客之侈者。曾乃日食之，劭則又倍之耳。若尋常之食：則《宋書·衡陽主義季傳》雲：義季為荊州刺史，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誌。給豐每月米二斛，錢一千。並製豐啖肉。豐所啖肉，未必更由官給。然則日得錢三十三，足以啖肉，且不闕於甘旨之養矣。《顏氏家訓·治家篇》雲：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朝夕肴膳，以十五錢為率。遇有客旅，更無以兼。獨食月得四百五十錢，略半於義季所以周續豐者，亦不為甚儉矣。《南史·褚彥回傳》雲：時淮北屬江南，無複鰒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鰒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雲可得十萬錢。何曾所食，設有若彥回時鰒魚者，但一味，已去萬錢十之三四矣。故史事苟記載真實，而又參互詳考之，無甚遠於情理而不可解者也。
衣料：布帛價已見前。《宋書·沈懷文傳》雲：齋庫上絹，年調巨萬匹。綿亦稱是。期限嚴峻。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綿一兩亦三四百。此雖異常之價，然二者橫調既同，價之增當亦相近。假以絹一匹為錢二千五百，綿一兩為錢三百五十，則綿一斤之價，當絹二匹又二十五分匹之六，絹匹三百，綿斤當得六百七十二文矣。《齊書·褚淵傳》：淵死後，弟澄以錢萬一千，就招提寺贖大祖所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白貂蓋為名裘，（當時之貂，亦產於今之吉、黑。《魏書·勿吉傳》曰：其父母春夏死，立理之，若秋冬，以其屍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失韋傳》曰：亦多貂皮。間關至中國殊不易。《三國誌·鮮卑傳》注引《魏書》謂其有貂、豽、子，皮毛柔蠕，天下以為名裘，其地尚較勿吉、失韋為近也。）質價固非賣價，然淵甚貧，所質必與賣價相近，以是度之，裘亦不能甚貴也。
《宋書·後妃傳》：明帝陳貴妃，家在建康縣界，有草屋兩三間。上出行，問尉曰：“禦道邊那得此草屋？當由家貧。”賜錢三萬，令起瓦屋。則以草屋改為瓦屋，每間所費，為萬至萬五千錢。《蔡興宗傳》：父廓，奉兄軌如父。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軌。廓亡而館宇未立。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補宅直。造價若倍於改為，則五十萬之貲，可得屋二十五間或十八九間也。造屋所費如是，買宅價亦相近。《齊書·王琨傳》：琨罷廣州刺史還，宋孝武問還貲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南史·呂僧珍傳》：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千萬買鄰為虛言，百萬買宅為實語，則其所費，倍於蔡廓耳。廣州固仕宦者膏腴之地，季雅亦以豪舉稱，故其所費較多也。崔慰祖賣宅四十五萬，與蔡廓起宅所費略侔。桓閎弟子曇深，為臨城縣，罷歸，得錢十萬，買宅奉兄，（見《南史·桓護之傳》。）則其人以行義稱，故其所費為獨少也。《晉書·石勒載記》：勒將營鄴宮，其廷尉續鹹，上書切諫。勒怒，欲收之。其中書令徐光又諫。勒為之止，而歎曰：“人家有百匹貲，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勒時中絹之價為四千至千二百，下絹之價為二千至八百，已見前。百匹市宅，以中絹計，為錢十二萬或四十萬；以下絹計，為錢八萬或二十萬；亦與南朝相去不遠也。
《晉書·食貨誌》言：惠帝蕩陰反駕，囊錢三千，似至儉矣。然《魏書·蕭寶夤傳》言：寶夤脫本衣服，著烏布襦，要係千許錢以奔虜；又《司馬楚之傳》言：有上蔡董毛奴，齎錢五千，死於道路；則當時民間行旅，原不過齎錢數千，惠帝亦儕於氓庶耳。《魏詠之傳》言：詠之生而兔缺，聞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遂齎數斛粟西上，以投仲堪。晉世布價，十倍齊初，粟價亦當十倍，數斛粟亦當得數千錢也。《習鑿齒傳》：桓溫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問國家運祚修短。答雲：“世祀方永。”溫不悅，送絹一匹，錢五千文。星人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高義，乞為標揭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匹，令仆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鑿齒曰：“君幾誤死，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貲，是聽君去耳。”以蕭寶夤、魏詠之所齎例之，溫之所贈，亦未為薄也。
不徒以為行貲不為菲也，即以為棺價亦然。《齊書·劉祥傳》：祥從祖兄彪，以崇聖寺慧首鬀頭為尼，以五百錢為買棺材，以泥洹轝送葬劉墓，為有司所奏。又《張融傳》：遺令以三千買棺。《梁書·劉歊傳》；歊著《革終論》，欲死後以一千錢市治棺。二人固主薄葬者，然歊論言“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誌，儻不見從”，則亦非過於儉者。然則當時棺價，極亦不過數千錢耳。
後魏賈思勰著《齊民要術》，雜載物價頗多，今摘錄如下：《種瓠篇》雲：破以為瓢。其中白膚，以養豬致肥。其瓣以作燭致明。一本三實，一區十二實，一畝得二千八百八十實，十畝凡得五萬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錢，並直五十七萬六千文。用蠶矢二百石，牛耕功力直二萬六千文，餘有五十五萬。肥豬、明燭，利在其外。《種胡荽篇》雲：春種者五月子熟，拔取曝幹格柯打出，作蒿盛之。冬月亦得入窖。夏還出之。但不濕。亦得五六年停。一畝收十石。都邑糶賣，石堪一匹絹。秋種者十月足霜乃收之。一畝兩載，載直絹三匹。《種桑柘篇》雲：一枝直十文。（此上有奪文。）胡床一具直百文。十五年任為弓材，一張二百。亦堪作履，一兩六十。裁截碎木，中作錐刀靶，一個直三文。二十年好作犢車材，一乘直萬錢。欲作鞍橋者，生枝長三尺許，以繩係旁枝，木橛釘著地中，令曲如橋。十年之後，便是渾成柘橋。一具直絹一匹。欲作快弓材者，宜於山石之間北陰中種之。其高原、山田，土厚、水深之處，多掘深坑，於坑之中種桑柘者，隨坑深淺，或一丈五，直上出坑，乃扶疏四散。此樹條直，異於常材。十年之後，無所不任。一樹直絹十匹。《種榆白楊法》雲：榆：三年春，可將莢葉賣之。五年之後，便堪作椽。不挾者即可砍賣，一根十文。挾者鏇作獨樂及盞，一個三文。十年之後，魁、碗、瓶、榼、器皿，無所不任。一碗七文。一魁二十。瓶、榼、器皿，一百文也。十五年後，中為車轂及蒲桃。一直二百。車轂一具，直絹三匹。其歲歲料簡剝治之功，指柴顧人，十束顧一人，無業之人，爭來就作。賣柴之利，已自無貲。歲出萬束，一束三文，則三十貫。莢葉在外也。況諸器物，其利十倍。歲收三十萬。砍後複生，不勞耕種，所謂一勞永逸。能種一頃，歲收千匹。惟留一人守護，指揮處分。既無牛耕、種子、人功之費，不慮水、旱、風、蟲之災。比之穀田，勞逸萬倍。男女初生，各與小樹二十株。比至嫁娶，悉任車轂。一樹三具，一具直絹三匹，成絹一百八十匹。聘財、資遣，粗得充事。白楊：一畝三壟，一壟七百二十株，一株兩根，一畝四千三百二十株。（案當作根。）三年中為蠶，五年任為屋椽，十年堪為棟梁。以蠶為率：一根五錢，一畝歲收二萬一千六百文。歲種三十畝，三年九十畝。一年賣三十畝，得錢六十四萬八千文。周而複始，永世無窮。比之農夫，勞逸萬倍。去山遠者，實宜多種，千根以上，所求必備。《種棠篇》雲：八月初天晴時，摘葉薄布，曬令幹，可以染絳。成樹之後，歲收絹一匹。《種穀楮篇》雲：三年便中斫。指地賣者，省功而利少；煮剝賣皮者，雖勞而利大；自能造紙，其利又多。種三十畝者，歲斫十畝，三年一遍，歲收絹百匹。《種槐柳楸梓梧篇》雲：楊柳：三歲成椽，一畝二千六百六十根，三十畝六萬四千八百根，根直八錢，合收錢五十一萬八千四百文。百樹得柴一載，合柴六百四十八載，載合錢一百文，柴合收錢六萬四千八百文。都合收錢五十八萬三千二百文。歲種三十畝，三年種九十畝。歲賣三十畝，終歲無窮。箕柳：至秋任為簸箕，五條一畝，歲收萬錢。柞：十年中可雜用，一根直十文。二十歲中屋樽，一根直百錢。《種紅花藍花梔子篇》雲：花，負郭良田種頃者，歲收絹三百匹。一頃收子二百斛，與麻子同價。既任車脂，亦堪為燭。即是直頭成米，二百石米，已當穀田，三百匹絹，端然在外。此皆當時物價間可考見者也。
力作者以一人一日之所作，為計算之單位，此乃事理之自然。今俗語工夫二字，專指時間言之，乃其偏端之義。溯其原，則夫指人力；工亦作功，謂一人一日之所作也。《宋書·孝義傳》：王彭，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裏哀之，各出夫力助作磚。此為夫字之義。《晉書·文帝紀》：帝將伐蜀，謀眾曰：“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劉曜載記》：曜葬其父母及妻，遊子遠諫，謂：“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皆以一人一日所作為一工也。庸力者即準此論直。《齊書·王敬則傳》：敬則為會稽大守。會土邊帶湖、海，民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為錢。送台庫以為便宜。竟陵王子良啟言：“塘丁所出，本不入官。均夫、訂直，民自為用。今郡通課此直，悉以還台。租賦之外，更生一調。”均夫者，通計全工須用人力若幹，均之各家。訂直者，定一人一日之作，所直若幹，有不能力作之人，許其出直以為代。（史言士庶皆保塘役，士人未必能力作，必許其出直以為代也。）民間訂直，或不必皆以見錢，敬則則一以見錢計直而取之，故雲評斂為錢。《東昏侯紀》言其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為直，斂取見錢，其所為亦猶是也。民間有以夫力助人，亦有借人夫力而以夫力還之者。又有技藝者，其顧直與徒能力作者不同。《宋書·孝義傳》：吳逵，經荒饑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弟、及群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時病困，鄰裏以葦席裹之，埋於村側。既而逵疾得瘳。親族皆盡，惟逵夫妻得全。家徒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磚，期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鄰裏嘉其誌義，葬日悉出赴助。逵時逆取鄰人夫直。葬畢，眾悉以施之。逵一無所受。皆傭力報答焉。逆取謂暫未給直。施之則不取其直。傭力報答，則以夫直還夫直也。又郭原平，性閑木功，庸賃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為人作匠，取散夫價。父亡，以為奉終之義，情理所畢，營壙凶功，不欲假人。性雖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自賣十夫，以供眾費。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每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曾暫替。所餘私夫，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本性智巧，既學搆塚，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赴，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夫日助之。散夫，蓋別無技藝，僅能力作之人。原平既閑木工，此即所謂作匠，原不應取散夫之價，故其取之為謙虛。搆塚雲取賤價，蓋亦指此。客為依人之稱，兼具隸屬之義，故晉世佃客、衣食客，皆注家籍。（參看第十八章第四節。）十夫客受取買主之貲，蓋亦同於奴婢，故有自賣之名。所異者，還其買價，即可自贖耳。《宋書·自序》言：世祖出鎮曆陽，沈亮行參征虜軍事。時營創城府，功課嚴促。亮病其以歲月之事，求不日之成。謂：“比見役人，未明工作，閉鼓乃休。呈課既多，理有不逮。至於息日，拘備關限。”公家役民，程課之法，亦必本諸習俗。彼此相況，則民間庸顧之法可明。雖受顧直，而其日可不工作，是為息日。非息日者，工作亦有定時，往必後於未明，罷必先於閉鼓。息日若未往之先，既罷之後，工力自仍為所自有。此時力作，是謂私夫。故原平得庸賃以養母，又得聚以自贖也。庸力得直，可使農民於稼穡之餘，別有所入。無常職者，尤恃此為日食之資。程課寬嚴，平直高下，於民生舒蹙，所關實大。《齊民要術》言：指柴十束顧一人，無業之人，爭來就作；又言柴一束三文；則日得卅錢，已為顧直之優者矣。其《種紅花藍花梔子篇》又言：“一頃收花，日須百人。一家手力，十不充一。但駕車地頭，每旦當有小兒、僮女，百十餘群，自來分摘。正須平量，中半分取。”則指物顧人，自為當時通法。蓋由民間錢少故如此。日得錢三十，準諸穀價，不為不優。然此尚須賣出柴始得錢，而主人亦不更給食，故其平直如此耳。顧臻言“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泰之戲，日廩五鬥”，此蓋當時伎樂庸直。伎樂之藝，自更優於匠人；且為侈靡之事；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自古然矣，故其所得亦較優也。
李悝盡地力之教曰：“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嚐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此言計算農家生計，最為清晰。不足四百五十，合粟十五石；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假亦以粟十五石計；則五人終歲，當得粟百八十石，乃可勉支，此為至儉之率矣。魏、齊鬥、稱，於古二而為一，當得粟九十石。周、隋鬥、稱，於古三而為一，當得粟六十石。南朝斛、石，去古不遠，米斛以百錢計，當得萬八千錢；絹匹以三百計，當得六十匹絹也。今試本此，以觀其時人之所入。晉世，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食俸日五斛。大康二年，又給絹，春百匹，秋絹二百匹，綿二百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十頃，騶十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奉日五斛，年得千八百斛，恰十倍於農家五人終歲之計。絹三百匹：依石勒時中絹官定之價，為錢三十六萬；私價百二十萬。下絹依官價，為錢二十四萬；私價六十萬。綿二百斤，據前所引沈懷文說，一斤之價，當絹二匹又二十五分匹之六，依石勒時中絹官價，斤得錢二千六百八十八；私價得錢八千九百六十。下絹官價，斤得錢千七百九十二；私價得錢四千四百八十。以二百乘之，為錢五十三萬七千六百，或一百七十九萬二千，或三十五萬八千四百，或八十九萬六千。合綿、絹二項，為錢六十九萬七千六百，或三百九十九萬二千，或五十九萬八千四百，或百四十九萬六千。以粟斛千錢計，又得八百九十七斛六鬥，或二千九百九十二斛，或五百九十八斛四鬥，或一千四百九十六斛。菜田一頃，所入不易計算，以再食俸一年計，又得千八百斛。奉、綿絹、菜田三項合計，其所入，為四千四百九十七斛六鬥，或六千五百九十二斛，或四千一百九十八斛四鬥，或五千有九十六斛。當農家五口之計，二十四倍又百八十分之百七十七有六，或三十六倍又百八十分之百十二，或二十三倍又有八十分之五十八，或二十八倍又百八十分之百五十六也。特進，食奉日四斛；春服絹五十匹，秋絹百五十匹，綿一百五十斤；菜田八頃，騶八人。光祿大夫，食奉日三斛；春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綿百斤；菜田六頃，田騶六人。大子大傅、少傅同。尚書令，食奉月五十斛，絹春三十匹，秋七十匹，綿七十斤；菜田六頃，騶六人。依此可以類推。《晉書·會稽王道子傳》，謂其時軍旅薦興，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蓋以上公而受兵卒之餉，宜乎其窮蹙矣。《魏書·薛虎子傳》：虎子除徐州刺史，上表言：在鎮之兵，資糧之絹，人十二匹，蓋月得一匹。匹以錢二百，穀以斛五十計，月得穀四斛，歲得穀四十八斛。《劉芳傳》言：芳常為諸僧傭寫經、論，筆跡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則侔於穀四百餘斛。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宜矣。若論貲產之數，則貧民所有，不過數千。《齊書·顧憲之傳》：西陵戍主杜元懿請增諸埭稅，憲之議言：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是也。富人則有千萬倍於此者。元嘉北伐，有司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之民，家貲滿五千萬，僧尼滿二千萬者，並四分換一，過此率討；（詳見第八章第七節。）《南史·張敬兒傳》：敬兒誣襄陽吳泰與袁同逆，收籍其家，僮役、財貨，直數千萬；此尚苞括各項資財。若《晉書·郗鑒傳》，言其子愔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宋書·蕭惠開傳》，言其自蜀還資財二千餘萬；《齊書·豫章王嶷傳》，言其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曹虎傳》言其在雍致見錢五千萬；（《南史》作七千餘萬。又雲：悉厚輪大郭，他物稱是。）則尚非其貲產之全。其貪積最甚，若梁之臨川王宏者，（見第十二章第五節。）則其貲財，更不可以稱計矣。財多如此，故其用財亦無節限。《齊民要術》言：男女嫁娶，得絹百八十匹，粗足充事。絹匹二百，不過錢三萬六千。《宋書·武帝紀》言帝儉德，諸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晉書·卞壼傳》：言壼廉潔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詔特賜錢五十萬，既已數倍或十數倍於平民。而劉敬宣女嫁，武帝乃賜之錢三百萬。蕭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世祖子，發遣之資，須應二千萬，乃以為豫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則更不成語矣。婚嫁一端如此，其餘諸事，又可推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