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關漫道 烽火仁心-03

  ——紀念援華抗戰的國際主義戰士理查德·布朗


  在中國，理查德·布朗醫生的名字較少為人所知。


  但在四十年代，某些中國和西方的出版物稱他是美國醫生，1943年，宋慶齡在統計參加中國抗日遊擊戰爭的外國人士名單時則清楚地標明布朗醫生是加拿大醫療傳教士。


  我個人對他的生平了解不多，沒有看到有關他的傳記和經曆的詳細資料，隻在網上看到了一部分他在中國時期所寫信件，寥寥數頁紙充滿了對中國人民的深情和堅決支持中國抗日戰爭之決心。


  他更用行動表明，他是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是積極投身於中國抗日戰爭的國際主義戰士，是一位“未曾被頌揚的加拿大英雄”。


  理查德·布朗(Richard F．Broable)，在1909年，舉家移民加拿大，定居於多倫多。


  他在多倫多度過了青少年時代，在小學和中學時，就熱心參加宗教活動，曾是很有聲望的聖詹姆斯大教堂(St．James Cathedral)兒童唱詩班的成員。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他參加了加拿大赴歐洲作戰的遠征軍，服役期間因頭部、背部等處受傷回國。


  戰爭的經曆引發了他對醫學的興趣，1922年，他講入多倫多大學醫學院學習；

  1930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1928年1月，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認識了一位曾在中國河南開封傳教的聖公會傳教士，他為海外傳教工作所吸引，決心將宗教的熱情化為行動。


  同年，他接受了河南聖公會的邀請，決定前往聖保羅醫院任職。


  在去中國之前，他認真進行業務方麵的準備，曾到英國熱帶(Tropical)醫學院進修眼科等專業，以適應中國環境的需要。


  聖保羅醫院是1912年由加拿大聖公會多倫多市聖保羅教堂的教徒捐資6000加元興建的，1914年正式落成。


  醫院最初建在河南開封市，1915年遷往河南商丘，抗日戰爭爆發前，醫院已具有相當規模，是豫東地區醫療水平最高的醫院。


  布朗醫生來到商丘後，很快適應了環境，他以高超的醫術贏得了同事的尊敬，尤擅長眼科手術，是當時中國做白內障手術的專家之一。


  他還熟悉各種醫療設備，為聖保羅醫院設備的改善和更新作出了貢獻。


  他為人隨和，對中國病人十分關懷和同情，來中國後努力學習漢語，很快便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這使他更容易與中國人溝通，他將全部精力投入醫療服務，希望為貧窮和缺醫少藥的中國人做更多的事情。


  抗日戰爭：


  1937年，日本發動了全麵的侵華戰爭，1938年初，日本侵略軍逼近河南，中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布朗醫生陷入深深的思考，他是坐等日本人到來，繼續留在日本侵略軍占領下的商丘聖保羅醫院，還是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選擇了後者。1938年2月，他前往武漢辦理護照延期手續和處理醫院的一些事務，同時了解當時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


  他從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工作的史沫特萊處得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及地方遊擊隊正在中國西北部堅持敵後抗戰，處境十分艱難，特別是缺醫少藥給部隊帶來極大困難。


  史沫特萊正在廣泛動員輿論界和友好人士積極給予支持。


  他還了解到，白求恩大夫和加拿大護士尤恩剛從武漢前往延安，準備幫助堅持敵後抗戰的八路軍，現正在旅途之中。


  布朗醫生回到商丘後決定利用自己三個多月的休假到延安去，盡力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做些事情。


  他和另外一位在河南服務的醫療傳教士，當時擔任中國北部和中部地區國際紅十字會主任的麥克盧爾醫生(Dr．Robert McClure)同行。


  布朗於1938年4月6日離開商丘聖保羅醫院前往西安。


  他在西安從國際紅十字會申請到一批醫療器械和藥品，然後搭乘屬於國際聯盟流行病聯合會的車前去延安。


  臨別西安前，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每個人都羨慕我的機會，我滿懷興奮，激動不已！”


  4月17日，布朗一行到達延安，和同行進行了交談。


  隨後，麥克盧爾醫生返回西安，布朗決定留下，加入白求恩大夫組織的“八路軍加美巡回醫療隊”。


  這是白求恩大夫當時在官方通訊中使用的名稱，目的是為了爭取美國各方的物資援助，事實上，當時醫療隊的三位成員都是加拿大人，即白求恩大夫，布朗大夫和尤恩護士。


  4月24日，布朗與白求恩一行離開延安前往晉察冀敵後抗日根據地，這是一次極其辛苦和忙碌的行軍，他們在前往晉察冀軍區司令部所在地——五台山的旅途中。


  沿路在八路軍的重要駐地停留，平均每一地住三四天左右，他們抓緊時間考察當地傷病員醫療的狀況，親自參與治療，盡可能多的為傷病員動手術，並幫助整頓醫院和診所。


  布朗醫生曾記下了當時工作的情景：“在八路軍120師的轄區，我看到在一個村子裏就有1400名傷員，而這裏完全沒有醫療設備和手術器具，我和白求恩大夫在這個村建起了第一個手術室，但我們能給他們留下的僅是很少一部分我們自己也不充足的設備；”


  “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到達這裏，沿途都是傷病員，我們已經做了很多手術，並保存了記錄”。


  曆時近兩個月的艱辛跋涉，布朗和白求恩大夫於6月17日到達五台山。在五台山根據地，布朗和白求恩大夫朝夕相處。


  “我們有很多的時間在一起交談，特別是在晚上”。


  他是白求恩大夫的翻譯，同時，作為出色的外科醫生，他日以繼夜地救助傷員，後來他在加拿大廣播公司(CBC)的一次廣播節目中曾回憶道，在與白求恩大夫相伴的日子。


  “我的日記告訴我，在三個月內我一共做了365例手術”。


  在離開五台山根據地的前一天，他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今天“除了許多訪問之外，我做了九例手術，這些手術是取出子彈、炮彈片和壞死的骨頭。”


  布朗三個月的假期很快就到了。


  7月13日，他踏上了返回西安的旅程，這段650公裏的路程他走了42天。返程中，在陝西東南部，他訪問了八路軍總部。


  籌建國際和平醫院：


  布朗醫生三個月的戰地服務令他難以忘懷。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軍的血腥暴行，看到了八路軍將士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浴血奮戰的英勇精神，切身感受到敵後根據地缺醫少藥的困境。


  當他身在前線時就決定要立即著手籌備一個為傷病員和平民服務的醫療項目。


  1938年6月6日，他在前線發出的一封信中寫道：

  “沿路皆是一種悲慘的、令人震驚的情形。許多傷員得不到照顧。有些人幾個月一直躺在肮髒的床上。在一個地方，許多戰士完全光著身子，沒有衣服穿，都很髒，半數在挨餓或因敗血症而慢慢地死去。……對所有的病人的常規血液化驗，血液血紅蛋白平均70％，它意味著需要100位醫生花費一年的時間來醫治這些人，而且要用很多錢。許多戰士因凍傷而失去肢體和手指，發展成壞疽。必須立即救助一批衣服和被褥，以減輕他們的痛苦。在一家山區‘醫院’，有175名傷病員，沒有一隻雞，甚至買一個雞蛋都要跑30裏路，需要是巨大的：錢和醫生。明早我們將要赴最後一站：五台山。我計劃要去漢口請求幫助，有可能還要到上海和湘江。……千萬請你們盡可能地幫助這些可憐的人，特別是傷員。”


  8月初，布朗醫生回到開封。此時他得知自己早已被聖公會除名。


  事實上，他與聖保羅醫院的領導早有意見分歧，他曾率直地批評教會和醫院更為看重等級和個人的威望，而沒有盡職為老百姓服務，沒有盡力去幫助減輕戰爭給人們帶來的苦難。這次他的前線之行更是受到教會有關人士的多方責難。


  “更壞的是，我被打上了共產黨的印記，所以，除了分手之外，沒有別的選擇。”


  同月，他前往漢口，多方為八路軍爭取醫藥援助。


  1938年8月27日，他曾致信華中國際紅十字會秘書馬克斯韋爾博士(Dr．Maxwell)，談到了他要籌建國際和平醫院的計劃，並希望得到華中國際紅十字會的支持。他在信中寫道：

  “我曾訪問過山西和陝西省，在山西北部和陝西，我看見到處都是受傷的戰士和敵後遊擊隊員，許多人由於不能及時做手術，從而再也不可能康複了，在許多地方，我看到傷員因敗血病而慢慢地死去，這對宣布要對貧窮和無助者施行救助的那些人是一種挑戰。”


  “這些人的需要是：藥品和醫院的設備、錢、受過訓練的醫生、我們的同情和尊重。”


  “我打算再回到陝西去為軍隊和平民中的傷病員服務，他們希望我與一些醫生和護士一起回到這個地區，並盡可能帶些醫療用品和錢，以便幫助和減輕傷病員的痛苦，給你描述一些情況以說明這種需要……”


  “山西西北部由八路軍120師占領。我看到在一個村子裏就有1400名傷員，而這裏完全沒有醫療設備和手術器具，我和白求恩大夫在這個村建起了第一個手術室，但我們能給他們留下的僅是很少一部分我們自己也不充足的設備，在陝西東北部另一個八路軍和敵後遊擊隊的基地，這裏有7個醫院，在這個區域內，很多鎮和村子都住滿了傷員，大約有4000人(八路軍戰士和敵後遊擊隊員)，白求恩大夫現在五台山，他是這個地區唯一合格的大夫，醫療設備極度缺乏，有些地區完全沒有。”


  “……我會見了八路軍總司令和副總司令，在這個地區的政府部門……沿路到處都是傷病員，他們住在老百姓家裏，老百姓盡量地照顧他們。總司令告訴我，自4月份以來，僅在這一地區就有18000名傷亡人員。此外，日本軍隊燒毀了許多城鎮、村莊，……最受罪的是老百姓，他們無家可歸，即將麵對寒冷的冬天。”


  “根據這些情況，我要求華中華紅十字會盡可能地給予藥品、手術設備和錢的援助，以便我能開辦一個大醫院，醫治這些傷病員(軍隊戰士和遊擊隊員)，並為老百姓，特別是婦女、兒童建立一個臨時收容中心。”


  “我打算立即籌款十萬元以應急需，我請求紅十字會至少能提供給我一半的款項，那一半我將自己去募集。”


  為了募集籌建醫院的資金，布朗醫生前往上海、湘江募捐，在募捐的講演會上，他詳細地介紹了八路軍將士英勇抗戰的情景和前線缺醫少藥的困境，並向聽眾宣讀八路軍總司令給他的信件，他的行動得到了中國人民和同情中國抗日戰爭的外國友人的熱情支持。


  布朗用募捐得來的款項和來自國際紅十字會的援助，在陝西東南部建立了一個國際和平醫院。


  “醫院發展很快，到1943年，已有920名醫護人員，組成12個巡回醫療隊，在河北西部和陝西西南部地區提供緊急醫療服務。”


  布朗本人因家庭原因未能看到新醫院的落成，他的夫人和兩個孩子當時居住在中國青島，為了照顧家庭，他曾在青島行醫。


  40年代初期，他加入了英國軍隊，從事醫療服務工作，曾參與訓練英國、澳大利亞和中國軍隊中從事爆破的人員，擔任過英軍的醫務官，還曾為被俘虜的33名德國將軍做過醫務官。


  後來，他擔任過聯合國的醫務官員。


  布朗醫生在中國的經曆，特別是他與白求恩大夫並肩在前線救助八路軍傷病員並積極籌建國際和平醫院的事跡是令人難忘的，為大家所敬佩。


  在當時極其艱難、危險的情況下，他不畏艱險，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努力奉獻，為支持八路軍的醫療事業付出了極大的熱情和心血。


  他用行動證明，他積極支持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忠實的朋友。雖然，他的家人和一些朋友曾經認為，布朗在中國沒有得到應有的稱讚，他的貢獻被白求恩大夫的功績遮蓋住了，為此，他們感到多少有些遺憾。


  事實上，中國人民不會忘記那些曾經在艱苦的抗日戰爭時期幫助、支持過中國人民的國際友人的。


  布朗醫生的事跡將會永載中加人民友誼的史冊，曆史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