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學解讀 “導說”第六篇(三十二)
3.納甲筮術是對先秦八卦筮術的改造，已然屬於巫術的分支
(兼論京房偉大的一麵，由此在八卦筮術上把《周易》文辭當占辭的一種方法給剝離出去)
從以上所知京房完成的是八卦納甲幹支五行筮術，是在先前八卦筮術基礎上進行的改造，但已然沒有走出八卦筮術的巫術思維方式。八卦納甲筮術已然是巫術的一種特殊形式而已。不過八卦納甲筮法與戰國及秦漢之際出現的那些篡改《周易》文辭而增加進去的“卜事之辭”(如阜陽出土的所謂《周易》)相比，是完全拋開了《周易》文辭當占辭的做法，而以一套卦符號和卦名稱建立起不與《周易》一書相關聯的獨立筮法體係，即八卦納甲筮法。
納甲筮法，是在先秦八卦筮術中的六十四卦（卦畫及卦名稱）基礎上，以“八經卦”分宮納入天幹地支與陰陽五行，通過五行生克產生出“六親模式”的一種筮術。以此妄想先知，先覺天地人的吉凶變化來，這種納甲筮術已然是水中月，鏡中花。但有一點是應肯定京房的貢獻，京房建構的八卦納進地支五行，徹底改變了以往的八卦筮術與《周易》混同一起的現象。這對《周易》脫筮入“經”的認識上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即無疑對認識《周易》一書與“八卦”筮術這兩種不同內容性質的學說提供了參照。
《周易》是哲學，與八卦筮術本不是一回事，但先秦時期被巫史混淆在一起而用於筮卜，確被京房有意還無意中把兩者分離開，這才是京房的功。並且對研究《周易》一書走向義理之路，無疑起到一種啟迪的積極作用。才有漢以後魏時王弼的義理解釋《周易》的出現，以及唐時孔穎達《周易正義》從義理上注疏的繼承。雖這些注疏並不符合《周易》一書的原義，而且又添加上陰陽，爻位取象的卦學東西來釋解《周易》，在釋解《周易》過程中不斷發展出新的思想學說。但畢竟不是把《周易》解釋成筮術講如何占筮人事吉凶的事。
象數義理釋《周易》與講“八卦”筮術是兩個不同性質概念，這應該是能被現代有知識的人分得清楚的事情。不正是京房的八卦納甲術不與《周易》文辭混淆於一起筮卜，為漢後出現象數義理釋解《周易》產生了一種影響作用嗎？也正是由於京房利用八卦與六十四卦及卦畫符號係統裝進了一套新筮法，也更進一步證明了八卦筮術是從“六十四畫符號”派生出的筮術，而《周易》是自成體係的一部哲學書。但京房建構的八卦納甲筮術，使他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對其後的中國人產生如此久遠的信仰，至到今天，或明天中國人都不會輕易的放棄。這與中國人更相信“天命”這一觀念有關，而把“數術”當成能先知命運與改變命運的不二法寶。
中國人繼承了京房的八卦筮術，而早忘掉了京房的悲劇性結局是提出的政治上的改革。因為在後封建的專製時代裏“天命”與“數術”，這種理論與方法完美的結合在一起成為中國人的世界觀與方**。
而對於京房建構的八宮卦術能不能預知人事吉凶呢？劉大鈞的《周易概論》一書說：“至於‘納甲’筮法可信不可信—這點，我們沒作考證，隻知京房本人被皇帝殺了，他既造納甲筮法，不知他當初占出自己這個下場沒有。”(《周易概論》第140頁)
雖然劉大鈞說這話顯得十分刻薄，雖然劉大鈞說這話以後改變了對八卦筮術的看法，並‘著’《納甲筮法》。不過劉大鈞所著的《納甲筮法》的那些內容，正是傳統上的東西，正是京房納甲筮法的框架。京房應是《納甲筮法》的祖始爺。
京房確實被皇帝殺了，這是不爭的事實。然京房因術得寵，但並非因術而得死。劉大鈞那話目的很明確，以京房造納甲筮法，而並沒有保著自己的性命，說明他沒有預先算出自己要被皇帝殺掉而能避開，以此來證明，納甲筮術不可信。這種證明本身沒有錯，確實京房建構的八卦納甲筮術是不能預知人事吉凶結果的。但京房的死，並不是死於造筮術，而是死於政治改革的主張。在“《周易》性質說”裏已涉及過京房，我們已知京房因陰陽災異之術得寵於皇帝。《漢書》京房傳裏說：“房數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
這京房的本事，能不使皇帝高興麽？皇帝正因不斷災異出現而犯愁呢？皇帝一高興，京房就得寵。當時的天子是漢元帝，是漢武帝的玄孫，漢宣帝的兒子。這時的西漢已進入未世景象，“災異”不斷，實是社會矛盾非常尖銳，統治階級內部已到了腐朽不堪的地步，是危機四伏的時期。
漢元帝登基後麵臨著嚴重的自然災害，即所謂的災異不斷，當時的皇帝要下詔自責，並切要采取措施解決災異問題。在非常落後的農業國度，全靠自然經濟維持社會運轉，一旦發生大的自然災害，就會出現社會動蕩，而且家天下的專製體製又極易產生官僚階層的腐敗，更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加俱。天災人禍加俱社會動蕩，高高在上的一家之長皇帝，也隻能祀求天帝降臨福祥，保佑天下太平。因為“君權神授”的觀念，雖然是統治者的“神道設教”，但久而久之，皇帝之家也就深信不移了，認為災異不斷也是上天的意誌了。
由於連年的災害，到初元三年漢元帝又下詔書自責，並且要求“丞相，禦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這道詔書，是讓推舉懂陰陽災異的人，來解決災異問題。京房就是這次以懂陰陽災異者身份進入朝庭的。京房進入朝庭，就“所言屢中，天子說之”而得以皇帝的寵信。皇帝自然是要迫切解決不斷出現的災異問題，並且會向京房詢問如何來消除這些災異問題。而京房的獻策，是出乎常人的意料。若按連年不斷的災異出現，如地震、山崩、地裂、水泉湧出，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北海水溢，流殺人民等等。這本為自然災害，並不反常，但在經濟、科技文化落後的農耕時代，又是大一統的家天下，皇帝就是一個大家長，天下人都是皇帝的子民，都要跟著皇帝吃飯穿衣求生存。一但出現大的自然災害，這個大家長就會焦慮不安。元帝時期，西漢已進入衰世時期，早在他的祖父漢武帝把國力消耗的差不多了，國家在走下坡路。然而在中國的皇帝時代裏，人們更相信災異是上天的意誌，往往從天命觀的角度考慮所出現的災異問題。而現實帝國裏的統治權力結構模式，又非常成熟（即有很成熟的曆史政治經驗的借鑒），無論王公貴族，世襲蔭祿地位者，也無論通過權貴推選，還是地方官史選拔的符合為帝國服務的讀書人才，都以權力結層構成利益戰線。
西漢後期宮庭的宦官勢力與王公國戚及朝廷大臣都有某種一榮則榮，一枯則枯的那種帝王統治下自然生成的並發症。京房進入朝廷，並且得到皇帝某種程度的信任，也自然會引起原班權貴的注意。京房入朝沒幾年終於陷入權力爭鬥的旋渦裏，導致京房被殺，也並非出乎意料之外。在一般人看來，皇帝是以麵對“明陰陽災異”的高人之間的交流，是如何能消除災異，可使天下風調雨順，陰陽和合，天下太平，皇帝就沒有了心中的焦慮和愁楚。
京房雖是以術參政，但京房的可貴之處，並不是以一個術士角色來為皇帝解釋災異和如何消除這些災異。從一般常識來講，京房應以陰陽、鬼神這種神秘上來闡述災異問題，如進行祭天祈禱什麽的大型活動，還搞什麽封禪的活動，以得以天帝的諒解，總之得與神的鬼的活動相關。可京房提出的並不是與一個“明陰陽災異”角色人的職能範圍責任相符合，卻提出了“考功課吏法”，這應屬於當朝丞相大臣政治家們的職能責任，然而京房提出的“考功課吏法”具然得到皇帝的認可。這又體現了京房的理性一麵，大概皇帝和京房多次交談中理解“考功課吏法”的必要性。也正是京房看清楚了帝國走向衰退的結症，應必須進行吏治改革。
“考功課吏法”就是對官吏的考核整治，這屬於政治改革，要冒極大的風險。既使現代的中國涉及到政治改革，已是舉步難艱，何況皇帝的時代，整頓吏治，本身是一種想象，而實踐是行不通的，那因是體製的使然。可京房真有點不自量力，所提出改革課題太大了，就是元帝也擔負不起。
西漢至亡國時圍繞著帝王周圍外戚，宦官勢力是盤根錯節。皇帝如同身陷在大牆內裏的籠中鳥，早已辨不清東西南北，誰忠誰奸。帝王體製所固有的痼疾，皇帝如何能辨的清楚。誰接近皇帝誰就能影響皇帝，這就是帝王製裏的怪圈。
京房提出的“考功課吏法”，元帝還算明智，也想當個明君，做個有作為的皇帝，就同意京房的“提案”。皇帝同意“考功課吏法”，當然得有一套方案，可操作的準則，還得有人推行。
“考功課吏法”的實施不僅涉及當朝權貴，王公貴族的利益，而且還要涉及到皇帝的專權問題。這就要建立一整套與政治有關的製度，若皇帝專權問題不加以約束，什麽“考功課吏法”都是紙上談兵，還會加快一層層的腐敗，最終改革是向死胡洞。
要想在家天下的體製上進行“考功課吏法”本身是行不通的。而事實上京房提出的方案還沒有進行實驗，自己就被套死在自己提出的主張上，即提出的政治改革措施還沒有開展，就身先死去，改革也隨之被扼殺。這在《漢書》京房傳裏有述。在“《周易》性質說”裏已涉及到京房的事跡，並講述過京房所上“封事”陳述自己的主張，已是心知肚明的知道自己的死期不遠了。但不是通過所造的八卦納甲筮術知道自己的凶險，而是看到的現實政治上的險惡預知到自己的凶險。所以京房是死於提出的政治改革的主張。京房是曆史上提出考官僚製的第一人。雖然沒有形成具體內容方案，但京房已看到帝國的危機與官僚製有關，這是京房又一項的偉大之處。
京房的死是悲壯的，是可欽、可敬的。京房的悲劇性正是後封建黑暗帝製下文人的縮影。在中國帝王專製史上，京房是提出吏治改革的第一人。可歎的是帝王時代裏不需要政治改革，帝王的想法，就是王法。帝王的命令，就是天下人遵守的法令。所以京房的“考功課吏法”並沒有在帝王時代的二千多年裏所傳承或有所影響，倒是京房的八卦納甲筮術對中國人產生了難以磨滅的影響。京房的筮術也許想在家天下的體製裏，尋求一個框正王道的一個有效途徑。從京房留下來的災異占，可以看到其目的很明確。是想以“術”匡正王朝裏的政治，以此約束皇帝的行為（這就是被後人認為京房攜術幹政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