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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哲學解讀 “導說”第五篇(十二)

  今天我們從今本《周易》一書裏所看到的那套稱為“卦符號”的,就是一共有六十四個不相同的“六聯體”符號組成。那麽,這套符號在商代產生時(至目前考古上所發現的這套“六聯體”符號的最早時間,還沒有超出商朝),是否已是六十四個不相同的“六聯體”符號係統呢?在考古上雖然發現屬西周時期的某種器物上一次出現有十幾個“六聯體”的符號,但截至目前在考古上還沒有發現屬商朝及西周時期的不同器物上出現有完整的六十四個不相同的“六聯體”符號。那麽,如何驗證考古上發現的屬商周時期出現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聯體”符號,自產生時就是有六十四個不相同的“六聯體”組成的一套符號係統呢?實際這是個很好證明的事情,因《周易》裏所傳承的這套符號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不過我們還是回過頭來看一看前麵所舉例的屬商朝及西周時期的十二個器物上出現的三十六個“六聯體”符號,就可分析推理出這一問題。


  前麵所舉的十二個器物上出現的三十六個“六聯體”符號中,已有三個“六聯體”符號是重複出現的。這三個重複出現的“六聯體”符號其中之一是:引用資料(二):安陽苗圃北地遺址磨石上的一個“六聯體”符號(商代晚期)與引用資料(六):陝西扶風齊家村卜骨上的一個“六聯體”符號(商末至周初)相同。兩個都是以“八八十八八八”這六個符號上下排列的“六聯體”。若是將這一個“六聯體”符號與《周易》一書裏所用的六十四個不相同的“六聯體”符號其中的一個對應起來,那麽,這個“六聯體”符號就與《周易》裏《豫》篇裏的符號相同。這個符號後來也就演變成六十四卦裏的《豫》卦符號。


  另一個是淳化縣石板鄉石橋鎮出土的西周陶罐(西周中晚期)上有一個“六聯體”符號與洛陽唐城花園發掘出土的西周陶簋(西周晚期)上的一個“六聯體”符號完全相同。兩個都是“—八—八— —”這六個符號上下排列組成。若是將這個重複的“六聯體”符號與《周易》一書裏所用的六十四個不相同的“六聯體”符號其中的一個對應起來,那麽,這個“六聯體”符號就與《周易》裏《睽》篇裏的符號相同。這個符號後來也就演變成六十四卦裏的《睽》卦符號。


  第三個重複出現的是洛陽唐城花園發掘出土的西周陶簋(西周晚期)上的一個“六聯體”符號與山東陳莊遺址出土的龜甲(西周早中期)上的一個“六聯體”符號寫法排列完全相同,即都是“一八八一八八”這種符號和上下排列方法。若是將這個重複的“六聯體”符號與《周易》一書裏所用的六十四個不相同的“六聯體”符號其中的一個對應起來,那麽,這個“六聯體”符號就與《周易》裏《艮》篇裏所用的符號相同。這個符號後來也就演變成六十四卦裏的《艮》卦符號。


  通過以上考古所發現的商和西周時期出現在不同器物上的三十六個“六聯體”符號的對比,我們發現其中就有三個“六聯體”符號是重複的出現,這說明了什麽呢?這說明這種“六聯體”符號是一個有規則的組合係統,這種有規則的“六聯體”組合,隻能是有兩種“符號”作為基礎符號,才能組合出六十四個不相同的“六聯體”符號來,否則就不是六十四個不相同的“六聯體”符號了,也不會是“六聯體”的組合了。從這三十六個“六聯體”符號中,就發現有三個“六聯體”符號的重複出現,無疑說明出現在商代與西周時期的不同器物上的“六聯體”符號,已是一套有規則的符號組合。即正是那套不多不少的六十四個“六聯體”符號,故運用時才會重複出現。


  為何我們要證明這套符號在產生時就是有六十四個不相同的“六聯體”符號所組成呢?這是關係到這套符號的初始及早期流傳中,是否如當今易學界裏把這些“六聯體”符號釋文成是“數字”而稱之為“數字卦”的正確與否問題。即出現在商周(西周)時期的不同器物上的“六聯體”符號被當今易學裏說成是“數字”而稱之為“數字卦”是否成立的問題。這也是關係到《周易》一書(即原創《周易》文本)所傳承的早已是一套(“數字卦”)算卦工具呢?還是《周易》作者所用這套符號時,這套符號還根本沒有成為卜筮工具而隻是一套記事符號,《周易》作者才作為文章的排序而用呢?

  以上我們通過考古上所發現的商代及西周時期出現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聯體”符號的比較與分析,無疑證明了商周(西周)時期出現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聯體”符號是有六十四個不相同的“六聯體”符號係統,也就是《周易》一書裏所用並傳承下來的那套符號。既然這套“符號”是有六十四個不相同的“六聯體”符號組成,那麽,這套“六聯體”的符號就不可能是數字組合。為什麽這樣說呢?因為隻要證明這套符號是個“六聯體”組合,那麽,這套“六聯體”符號必須有兩個不同的符號作為基礎符號,才能排演出“六聯體”的六十四個不重樣的組合來。即使是以兩個數字組合出這套符號,但已不再是數字符號,而是一套新的符號係統誕生了。若是有兩個以上的數字來組合,就不可能組合出六十四個不重樣的“六聯體”組合來,這是有“六十四畫符號”自身組合規律所決定的了。隻要驗證了這套符號起始就是六十四個不相同的“六聯體”符號組合,就必定是有兩個不同的符號(即基礎符號)才能組合出六十四個不重樣的“六聯體”符號來,那麽,這就關係著“數字”組合說的破產,也更是使“數字卦”之說不攻自破。


  前麵我們通過對考古上所發現的商代及西周時期出現在不同器物上“六聯體”符號的舉例,並由此證明這套符號是有六十四個不相同的“六聯體”符號組合。既然是六十四個不相同的“六聯體”符號係統,而在所舉例的屬西周早期之前出現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聯體”符號裏卻有三或四種不同的符號出現,這是為何?這就涉及到“六十四畫符號”(即六十四個不相同的“六聯體”符號)的起源問題。


  對於這套符號(即“六十四畫符號”)的起源問題,在當今易學界裏一般把這套符號的起源說成是“八卦”的起源,這種說法本身是個錯誤的說法。我們已經論述過“八卦”其說是卜筮上把“六十四畫符號”演變成卜筮工具後。即把六十四個不相同的“六聯體”符號演變成卜筮工具後,把每個“六聯體”的符號賦予上八種物象中的某些物象,以取象比類聯想附會人事吉凶,再後才總結出“八卦”之說,並給於理論化(秦漢時期的“係辭”一文)。


  本身所謂的“八卦”符號隻是組合“六十四畫符號”(即初始形成的六十四個不相同的“六聯體”符號)過程裏的必然過程。“六十四畫符號”產生時並不是先有所謂的“八卦”,而後有64卦。這六十四個符號是以兩個不同的符號為基準組合,而由2聯體可組合出四個不相同的2聯體符號,由3聯體時可組合出八個不相同的3聯體號,若由4聯體時可組合出十六個不相同4聯體符號,若由5聯體這種基礎符號可出三十二個不相同的5聯體符號來,若由6聯體的這種基礎符號可組出六十四個不相同的6聯體符號來,依此類推乃無窮大。而不是由“三聯體”符號一下子組合出的六十四個不相同的“六聯體”符號來。因八個不相同的“三聯體”符號(即所謂的“八卦”符號)不是憑空蹦出來的,而是“六十四畫符號”產生組合時的一個組合過程(後麵會講六十四畫符號的演義組合過程)。


  傳統易學上所說的“伏羲創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隻是個神道設教和政治說教下的虛妄之說。從考古上發現的商代器物上的“六聯體”符號,已使傳統易學上所說的“伏羲創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不攻自破。


  那麽,關於這套符號的起源問題,當今已有不少學者有過論述。如在網上看到王先勝的一篇文章裏(《八卦起源占卜(數卜)論分析》作者王先勝)雖然對本屬“六十四畫符號”的起源問題進行的討論,可說成是“八卦的起源”,但王先勝的這篇文章裏所歸納的有關學者對所謂“八卦”起源的各種說法還是值得一看,我們不妨摘錄如下:

  “八卦起源於占卜或數卜是學術界最普遍和流行的一種觀點,或可謂主流認識,如:馮友蘭認為八卦由模仿占卜的龜兆而來,是標準化的"兆";高亨認為八卦中的陰陽爻象征占筮用的兩種竹棍,八卦是有節和無節兩種竹棍的不同排列方式;李鏡池認為陰爻和陽爻象征古代結繩記事中的小結和大結,古人用結繩方法記錄占筮之數,後來衍化為八卦。由於"諸種假設均缺乏文物驗證"[1],所以它們現在隻是成為一種曆史記憶和資料。 在當代,由於殷周數字卦的發現和破譯,八卦起源於占卜或數卜的觀點似乎有了考古依據和線索,所以易學界比較重視這種新的發現,在認識上可能更加傾向於八卦起源卜筮論,如:唐明邦先生認為張政烺1980年提出八卦由古代數卜記錄符號演化而來,"這一發現對探討八卦起源,筮數同卦象的關係,打開了新思路 "[2]。鄭萬耕先生認為馮友蘭、高亨、李鏡池等人的卜筮說乃至章太炎、錢玄同、郭沫若等人主張的八卦起源生殖器說"都是無從確證的猜測",而張政烺的理解雖"仍屬猜測,但它具有相當的考古文獻上的根據,為我們探討卦爻畫的起源,開辟了新的途徑"[3]。陳詠明先生一方麵認為張政烺對殷周數字卦的破譯與朱自清關於八卦符號源於數卜、數目的推想相印證,同時又說"八卦的形成、發展和運用,都是為了占筮,須從占筮的角度去把握,方不致偏離方向"、"由於人類社會的發展,生活內容日趨複雜,即使可以增加內涵,八種卦象也不足以包括所占之事和事物的變化了,於是加以推衍,成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於是卦象涵蓋的內容加多應付的事變也加多"[4];朱伯昆先生在四卷本《易學哲學史》中有類似的說法:"……八卦所以演為六十四卦,看來是出於占筮的需要。隨著占筮的發展,八種卦象不足以包括所占之事,於是加以推衍,成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便可以應付無窮事變了"[5]”。


  ([1]、[2]唐明邦主編《周易評注》15頁,中華書局1995年8月第1版。 [3]鄭萬耕著《易學源流》13—14頁,沈陽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4]朱伯昆主編《周易知識通覽》32—36頁,齊魯書社1993年12月第1版。 [5]朱伯昆著《易學哲學史》第1卷13頁,華夏出版社1995年1月版。)

  學者們對這套符號(雖然他們稱之為“八卦”符號)的起源,近幾十年來不凡有過種種的說法,從“龜兆”、“竹節”、“數目文字”(“1957年,唐蘭先生受西安豐鎬遺址出土有字卜骨的啟發,首次對四盤磨卜骨和西安地區同類卜骨上的文字進行考釋,認為是屬於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這種文字是用數目字當作字母來組成的。他將其上的數目字分別釋為"五"、"六"、"七"、"八"”。見《殷墟四盤磨"易卦"卜骨研究》,曹定雲 考古1989年第07期)、“生殖器”、“占筮”,“數卜”、“數字卦”等。特別是近些年來對“數字卦”說,似乎成了學術界最普遍和流行的一種觀點。而恰恰把商周時期出現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聯體”符號,說成“數字卦”,則是個錯誤的說法。


  那麽,這套符號產生時,是受到什麽的啟發,而推演出以“六聯體”的這套符號組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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