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六章，治理
“治理一郡一縣，轄地廣闊，人口繁多，耳聽目見不能周遍，下情無法傳達上來。事情處於似是而非之間，一定要仔細觀察，周密分析，等事情確定無疑之後再加以實施，大概就不會耽誤事情了。”
“做事一定要從開始就認真謀劃。為官理政之初，士人百姓都在觀察、聽聞，這也是分別廉與貪、賢與愚的基礎，因此做事務必詳細審慎，不可輕易樹立新的法度，以防不合人情，以後難以更改。自身要保持檢點清白，一定不能輕易與人交往，以防一有沾染，行動受製於人。”
“不僅僅是賄賂可以玷汙一個人，如果喜好技藝，那麽就會有從事占星、醫術、卜筮之人投其所好；如果愛好稀奇的古玩，那麽有人就會將古書奇畫送給他；如果愛好花卉，那麽有人就會以奇花異草打動他。嗜好一旦偏離，就會掉人陷阱之中，即使是切磋詩文的交往，也有改變情操、敗壞事情的，因此不能不謹慎從事。”
“鄭端。順治十六年進士。曾官江南巡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禦史等。著有《日知堂文集》《政學錄》《朱子學歸》等。”
“為官理政以多問明察為第一要務。這是堯、舜治理天下的高明之法。現在的人耳目閉塞，隻憑借一人的判斷，以為寧可錯謬也不詢問他人，擔心那樣會犯沒有主見的錯誤，真是可笑。這是遇事不能追求事情本原的緣故。自己的內心如果明白，就會從各種議論中選取最合乎實際的意見，自然不會有偏聽偏信的失誤。心中一旦有愚昧和陰暗，即使詢問封疆大吏和普通百姓，尚且不能自己決斷，更何況一個人獨斷呢？所謂獨斷者，首先要集中各種謀略。謀略不集中眾人的智慧就不會精當，決斷不由自己則不會有結果。”
“凡是為官理政之始，不可僅憑一己之見就設立法令規條。雖然這些法令規條曾經在一些地方實行過，也恐怕變易了地方而與當地風俗不合。假如違背人情而強行實施，最終必將是格格不入。如果由於難以推行而中途改變，以後再有命令，人們便不再信任了。因此，開始理政之時，不如一切照舊而行。如果運轉順利，何必要改變呢？或許個別條目不便推行，要詳細觀察而慢慢地變更。人們隻見上下相安，而全不知其何以相安無事，不也很好嗎？故而君子根據當地習俗以實施教化，詳察失誤然後采取預防措施。”
“麵對政務必須善於思考。周密思考就會有收獲沒有損失，不周密思考就會既有收獲也有損失。這就是《左傳》所說的“政務如同農民種地一樣，需要日日夜夜的上心思考”。”
“樹立法度應先講求其可行。如果不講求其可行而冒昧地實行，或者受成例所製，或者受能力所限，或者違背人情，或者背離當地風俗，其法度最終無法實行，白白增加一番攪擾。”
“方大浞，字菊人，清湖南巴陵。今湖南嶽陽人。”
“鹹豐五年，以諸生起家軍旅，授廣濟知縣。累遷宜昌知府、直隸布政使、山西布政使等。著有《蠶桑提要》《農桑提要》《捕蝗纂要》等。”
“”朝廷設立官職，全是為了百姓。隻要對百姓有益，不妨礙公事，那麽無論是寬和嚴，無論是水和火，都可以作為仁政。不能依據百姓的需要而使他們得到利益，那麽用刑罰輔助教化足以產生弊病。如果偏執己見，到處獲取虛名，不把百姓的事當作自己的事情，不把百姓的想法當作自己的想法，恐怕嚴苛與寬縱的罪過是相等同的，好事比耽誤事情危害更大。”
“剛毅，他塔拉氏，字子良，滿族鑲黃旗人。曆官江西按察使、山西巡撫、兵部尚書、軍機大臣等。”
“凡事規劃謀略尚未詳細全麵時一定不去輕率推行，利害還未懸殊時一定不隨意改變。如果要拯救以往積弊，必須深究產生積弊的原因。如果是當世的弊病，隻對這個時期加以治理；如果是法規產生弊端，就要將法規全部革除。這樣又要根據新法來校正舊法，就要長遠打算，考慮困難。如果知道弊端應該革去，而所作所為不能把握問題的根源，知道事情簡單可以去做而不能把握其要領，那麽舊患沒有消除，新的災禍又重新滋生，為了醫治腿病反而使腿萎縮，問題輾轉加劇。這些都是用一種弊端代替另一種弊端。而且，喜好革除弊端，而不能推究其終始，令下之後欺詐隨之而起：法規難行而違背眾人意願，則法規出台奸詐隨之出現。隻有視當地習俗以實施教化，詳察失誤然後采取預防措施，才可以使政事與時世相協調。”
“夫謀遠似迂，人皆忽而憎之。蓋因其無攻身之急，無旦夕之驗故也。今之百官蒞任，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非養交飾譽以待遷，即容身免過以待去，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既不肯為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
“謀劃長遠好像迂拙，人們都輕視而且厭惡它。這是因為它沒有危害自身那麽急迫，沒有馬上應驗的緣故。現在的官員主政，講求迅速建功，責備其過錯也很嚴厲，不是結交朋黨、謀取名聲以等待升遷，就是保全自己免於出錯以等待調離。這些並不是憂國憂民、公而忘私之人，大多數是懷有得過且過的想法。既已不肯做十年的謀劃，更何況去做長久的思考呢？”
“唐代人崔郾曾經在陝西為官。當時，他的為政風格以寬鬆為主，甚至出現了一個月裏沒有鞭笞過一個人的情形。後來，他出任鄂嶽觀察使。在鄂州，他一改在陝西的為政風格，實行嚴刑峻法，很少有人能夠得到他的寬宥。有人對此感到不解，就詢問前後寬嚴截然不同的緣故。崔郾說：“陝西土地貧瘠，百姓窮苦，我盡力去安撫惟恐不及。而鄂州土地肥沃，民性彪悍，又夾雜著蠻夷的習俗，不用威猛之政，根本無法得到治理。這就是所謂的‘政貴知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