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四章曹操對儒家的態度（3）

  如果說曹操是一個放蕩奸詐、唯恐天下不亂者，這些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漢末名士又怎麽會讚賞他、推許他？


  如蔡邕等又怎麽願意和他交往，甚而橋玄還引導他“交許子將”取名於時？

  由此不難看出，所謂曹操少年時“飛鷹走狗，遊蕩無度”、“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等某種角度上不過是一種歪曲之語。


  而且由曹操年輕時就已“博覽群書”、“明古學”以及起兵之後仍然“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等。


  也可看出，曹操不但早期接受了較為係統的儒家文化學習，成年後更沒少花時間和精力來鑽研儒家文化思想。


  可以說終其一生曹操都沒有離開過對儒家文化的學習和研究。


  畢竟儒家思想在兩漢一直居統治思想，儒學為官方之學，使它上對帝王將相，下對一般士人乃至整個社會的群體意識都有極重要的深遠影響。


  而人是社會的產物，也是傳統文化的產物，生長於一定社會環境之下的任何人無不會在思想上被深深地烙下這個時代主流思想意識的痕跡。


  在兩漢普興儒學、崇尚儒學，以儒學為進身之本、以儒家思想為衡量事物準則的社會環境下。


  曹操無法不學習儒學，也不能不以儒家思想為價值觀和人生觀的某種依據。


  也因此，曹操不僅在年輕時顯示出為名士所欽佩的某些儒士品質，在以後的政治生涯裏也多顯露出其價值觀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


  漢末以荀彧為代表的一大批儒學名士最後擇曹操而輔，除了因曹操有雄才大略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看到了曹操秉持有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治世思想。


  曹操對儒家文化思想的敬畏不是沒有，但是也要放在什麽時候。


  漢末，由於儒家文化思想在社會上仍然發揮著很大的意識作用，而自身又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所以曹操對儒家文化思想始終都存有一份深刻敬畏。


  這種敬畏既表現為他一方麵繼續沿用儒家思想為執政思想，另一方麵依據現實統治需要實行某些與儒家思想相衝突的措施時又表現出對儒家思想的一種妥協。


  就前者來說，曹操的許多舉措都體現了這點。譬如用人方麵，他就頗為重視有儒學素養才德兼備者。


  如任用蔣濟為丞相西曹屬、任用邴原為五官長令史、以崔琰為東曹掾、以徐宣為左護軍留統壽春等，

  在曹操統治集團裏，很大一部分官吏即使不是儒學之士，也有著儒學背景。


  在對待這些儒士的態度上曹操也是尊之重之。


  如邢顒曾“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欲按法治罪，曹操卻以“顒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免除對他的刑罰處置。


  再如用畢諶為兗州別駕後，畢諶卻在張邈叛亂時投降張邈。


  盡管曹操因此很憤怒，可當再次俘獲畢諶，“眾為諶懼”，以為他要殺掉畢諶時，他卻以“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忠於君乎！吾所求也”。


  不但免畢諶一死，還以之為魯相，不論是辟用邢顒恕其擅離職守之過，還是任用畢諶原其背叛之罪，一向以嚴格執行法令著稱的曹操卻在儒家忠孝麵前寬貸枉法。


  在改變風俗和推行文化教育方麵，曹操同樣以儒家思想為主導。


  針對漢末以來社會風氣衰敗現象，他頒布和推廣《禮讓令》，以為“斯合經之要矣”。


  並在頻繁的戰爭中積極興學重教，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


  這些行為不但使儒家思想得以延續和播揚，也極大地影響了曹魏大臣及其繼位者。


  至於魏文帝、明帝乃至高貴鄉公曹髦皆能在很大程度上實施措施振興儒教，而大臣如劉馥、楊俊等也都能在任職一方時興修學校，傳播儒學。


  不僅如此，在家庭教育上曹操重視的也是儒學教育，要求子孫勤讀儒家學說，並請精篤儒業者如邢顒、崔琰、邴原等來輔導他們。


  以此故，曹丕“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曆五經、四部、《史》、《漢》”，而曹植等也都深受儒學熏陶和影響。


  可見在曹操的思想裏，不論是用人還是處事始終都深受著儒術治國理念的影響，在他的價值觀、世界觀裏始終都有著儒家文化思想這杆標尺。


  特別是當統一北方大局趨於基本穩定的情況下，麵對人們議論他“有不遜之誌”時，建安十五年十二月他頒發了《讓縣自明本誌令》，於其中他自剖心跡，以齊桓、晉文和周公自譬，強調了自己沒有篡漢之心隻有忠漢之舉、自己將永遠忠漢等。


  這讓人看到了曹操從心理上無法真正走出儒家“君君臣臣”那一套理念的約束和限製：不僅擔憂自身偏離儒家思想，也非常畏懼他人視其言行有偏離儒家思想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