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審理進入了第二天。
上午十時，天野檢察官開始對被告進行直接訊問。
站在證人台上的村田和彥的態度，比我想象的要坦蕩得多。他哪裏象被強拉上證人台來的樣子呢，簡直是全身都表現出他正在期待著這個機會的到來。
天野檢察官站了起來，他的麵部表情比平時要嚴肅得多，現在，他那“魔鬼檢察官”的本領完全表現出來了。
“被告在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幹什麽來著？”劈頭就是猛烈的一擊。
“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加入了女劍戟柴田三千代的團體，到地方上巡回演出。一九五六年又回到東京，給一位電視作家當助手，勉強維持一個人的生活。”村田和彥不慌不忙地用鏗鏘有力的聲調答道。
“從一九五七年你就靠摘投機交易謀生吧？”
“是的，我想這下可交好運了。想想過去的悲慘生活，現在能有自己的家和自用汽車，我就非常滿意了。”
“被告是從什麽時候起對小豆交易產生了興趣呢？”
“從到北海道十勝地區巡回演出時開始的，那一帶是日本小豆的主要產區，在那裏學到了小豆交易方麵的知識。有句成語說：‘不當富豪，就當乞丐’。我想，我就是一直過著乞丐一樣的生活，怎麽也不會變得再壞了。”
“那麽，被告現在大約有多少財產呢？”
“大約有一千萬元。”
“有那麽多財產，被告沒有歸還過去欠‘戲曲座’的債款嗎？和伊藤京二個人間的借貸，怎麽說也還是個人間的事情。自己富裕起來了，當然應該履行誓約書上的義務。”
“我在一九五八年還清了那筆錢。”
整個法庭一下騷動起來了，這個秘密連百穀律師也沒有公開過呀！
“你還給誰了？”
“還給‘戲曲座’現在的會計瀨川忠夫了。”
“有什麽可作證據的東西嗎？”
“記得他給了我一張明片，上邊寫著收到了這筆款。隻是忘記放在哪裏了。”
“可是瀨川忠夫說不記得有這麽回事呀。”
“大概是他侵吞了，反正劇團以為是收不回來的錢了。現在提起此事，瀨川君可能認為我一定要被判處死刑，因而堅持說不知道的。”
檢察官好象有點冒火的樣子。
“那麽，被告對金錢的看法怎樣？”
“不說‘萬能’，也是‘至上’的東西。我本想相信人的，但是失望了。一個孤獨的人，要想活下去，隻能相信金錢的力量。”
真是膽大包天的發言。幾乎所有的被告，即使相信自己是無罪的，也都本能地對審判官懼怕三分，因為怕給審判官以壞的印象，說每一句話都是提心吊膽的。
但是村田和彥剛才的發言，好象連檢察官和法官他都沒放在眼裏，宛如獨自一人麵對牆壁在發泄自己的鬱憤。
這個人莫非說是自暴自棄了嗎？是不是因為他意識到不管自己如何否認也難免判處極刑，因而故意這樣出言不遜呢？
那麽，敏銳的百穀律師聽了這種可能使自己的努力付諸東流的發言，心情會怎樣呢？
想到這裏，我觀察了一下百穀律師的麵龐。他默默地閉著眼睛，好象在打瞌睡。
三位法官的確變了臉色。能使他們的表情發生微小變化的事情，要是放在一般人身上，就要興奮得連話都說不出來。天野檢察官這時變得滿臉通紅。
“被告爰讀什麽書？”
“愛讀日本的明治文學。”
“是尾崎紅葉的著作嗎？”
“不是，是島崎藤村的著作。”
在這一瞬間，檢察官大概是聯想起《金色夜叉》的主人公間貫一注①來了吧。我想這一段問答恐怕是在他的訊問預定表上所沒有的。
但是，檢察官好象馬上又恢複了鎮靜。
“和東條康子性交，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
在這裏使用“性交”這個詞，使我感到檢察官是在發火了。
在這種場合，平常都使用“肉體關係”這個詞。這兩個詞本來使用哪個都可以，但至少在法庭上聽到，這裏邊有微妙的差別呢！
“是從一九五八年六月開始的。”
“是從什麽機緣開始的呢？”
“最初是在銀座偶然遇見的。”
“大概不會在當天就發生了關係吧？”
“不是的，那天隻是邊喝茶邊談些趣事。不相信人的我，從那以後不久，也想對人相信了。”
“被告在戰前參軍以前，沒有和康子發生過肉體關係吧？”
“沒有，朦朦朧朧地對她有點愛慕之情倒是事實，但是從來沒有對她傾訴過，連手都沒有和她握過。”
“現在回憶起當時自己的心情，有什麽感想呢？”
“我覺得當時是一片真情，至少我是這樣……”
“一度邂逅相遇，也許純屬偶然，但後來又相會數次，是誰主動相約的呢？”
“不好說是誰主動，互相都說——下次什麽時候再見麵呢？”
“你是什麽時候知道她是有夫之婦的呢？”
“第一次見麵那天，詢問她的身世時知道的。我們分別以後，已經相隔十五年了。即使過去我們有過婚約，對她的變心我也沒有恨她的理由，何況我們根本就發有過婚約呢。”
“那麽，你們發生關係，是被告誘惑對方的嗎？”
“假若是強奸的話，我就得負全部責任。或者對方若是自己沒有過性生活體驗的處女的話，話也可另當別論。可是對方是一個洞知其中一切的已婚婦女，恐怕不能說全部責任都在我一個人身上吧。”
從另一意義上說，村田和彥好象是在氣得發抖——但從他說出這樣反擊的話，可以想見這個被告不是懾於死刑的命運而在戰栗。
“那麽，被告是說康子對你表示過使人一沾她就要陷進去的媚態嗎？”
“對您這樣的用詞雖然不能完全同意，但從客觀效果來看，也可以說是這樣。”
“那麽，被告怎麽知道她有那種意思呢？”
“在我們第二次見麵的時候，康子又把我十五年前贈送給她的瑪瑙衣帶簽子帶在身上了。當然，這是我當時能買得起的東西，值不了多少錢，和她現在穿的衣服反而是不相稱的。這點東西她竟然保存了十五年，而且在和我重逢的今天，又把它帶在身上，我從這裏感到了一個女人的愛情。”
“你說你們發生關係，不好說是誰誘惑誰，那麽最初是在什麽地方呢？”
“在千馬太穀的‘若葉莊’旅館。”
“當然，在通奸罪已經廢止的情況下，你們的這種行為，並不觸犯刑律，但是和有夫之婦發生肉體關係，被告精神上沒有一種罪惡感嗎？”
“多少有這種感覺，但在現實的喜悅麵前，那種罪惡感就被衝到一邊去了。”
“是為了肉休的喜悅嗎？”
“不僅是肉體的，也有精神的。”
“康子死後，在她的遺物中，發現了好幾封被告寫給她的情書，現在已作為物證交上去了，其中有這樣兩首詩：‘愛戀他人之妻的悲愁，若能為稱所體察，哪怕叫我罪人，我也欣喜若狂。’‘我的內心深處，藏著難言秘密，舍身而戀的本性，隻能對你傾訴。’這詩是被告寫的作品嗎？”
“是從島崎藤村的詩集中摘引下來的。我覺得這詩最能表達我當時的心情，所以就抄錄在信裏邊了。”
“你們那種關係，一直繼續到下半年，一個星期相會兩三次，而且在一起摟著睡吧？”
“是的……”
“假若是那樣相愛，你們沒有想雙方都清算一下自己過去的結婚生活而正式結婚嗎？”
“我是想這樣做的，康子也說想這樣做，隻是在這半年當中時機還沒有成熟。”
“被告在十一月和內妻注②順子開始過分居生活，就是采取的第一個步驟嗎？”
“我已經產生‘往者不可追’的心情，不能說在內心深處沒有過這是一個機會的想法，但是導致我們分居的直接原因，是與我和康子的戀愛沒任何直接關係的。順子對我們的戀愛關係也許已經有所察覺，但一直沒有表麵化。”
“你和順子的結婚生活，持續了幾年？”
“從我回到東京的一九五〇年開始，大約有四年了。”
“在這期間，你們的夫妻生活還算圓滿吧？”
“是的。”
“突然出現這樣的破局，是什麽原因呢？你們的戀愛若不成為問題，那麽什麽問題是直接原因呢？”
“這個我現在不想說。”
我想，他是在行使沉默權。即便是與本案無關的問題，被告若是執意拒絕回答的話，檢察官和法官是不能強迫他作出回答的。
但是，他采取這種態度，決不會使審判變得對他有利。這時我看到三位法官都微微皺了皺眉頭。
“那麽，今年一月十六日第一次事件發生的時候，被告采取了什麽行動？”
“那天晚上我一直呆在家裏，在畫行情曲線表。到了半夜十二點左右，康子掛來了電話。”
“在十二點以前，被告一直是一個人在家裏嗎？沒有人能證明你當時不在現場吧？”
“沒有。”
“康子的電話是什麽內容呢？”
“她的聲音完全變了，沙啞得簡直不象是康子平時的聲音。她說：‘我馬上想看到你，這裏發生了不得了的事情，你馬上開著自用車來一下好嗎？’問她到底發生了什麽不得了的事情，她也不回答我，她隻是哀求我什麽也不要問了，叫我馬上就去。我也不放心起來，馬上準備了一下就開著車去了。”
“東條家的住址你知道嗎？”
“雖熱沒有進去過，但地址是知道的。”
“當時你知道東條預定在哪天出差嗎？”
“在前一天的中午聽康子說過。”
“那麽，被告到東條家以後情況怎樣？”
“到門口迎接我的康子臉色刷白，她什麽也不說，拉著我的胳膊就往裏走，一直把我拉到裏屋去了，一進屋就看到東條的屍體躺在那裏。”
“在他生前，你沒見過他嗎？”
“沒見過。”
“那時，被告怎麽樣了？”
“我想我一定也變得臉色刷白，記得當時我連話都說不出來了。但是過了一會兒，我恢複了平靜，問道：‘怎麽啦？怎麽死的呀？’奇怪是覺得有點奇怪，不過當時我還以為是腦溢血或心髒麻痹忽然發作而突然死去的呢。”
“康子是怎樣回答你的呢？”
“她死盯住我的跟睛看著我，她那可怕的眼神，真使我有點毛骨悚然。過了一會兒，她開口說道：‘殺死的，是我殺死的。’”
“被告當時是什麽感覺呢？”
“當時眼前一下變得模糊起來，好象是一片雲霧，各種胡思亂想掠過心頭，說不上來是什麽滋味。”
“康子當時怎麽樣？”
“她一直沉默不語。也許是為了使興奮鎮定下來，她把威土忌酒注入杯中一飲而驚—雖然她平時在我眼前從來沒喝過酒——把酒杯遞給了我，喃喃地說了聲‘永別了’。
我的頭腦清醒過來以後，喝了一杯酒，問道：‘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呀？！’”
“這時康子怎麽說呢？”
“叫我按著順序再現她當時的話，是不可能了，總之，她說過這樣的話：東條憲司不知在什麽時候覺察到了我們的關係，他好象是為了在現場抓住確鑿的證據，使了一個說坐夜車去大阪的計策，又偷偷地回來了。他大概推測到，他一出去旅行，康子一定會把我帶到他家裏來的。”
“這真地隻是康子說的話，而不是事實本身嗎？”
“康子確實是這樣說的。但事實本身不是這樣，我在家裏一直呆到半夜十二點。”
“但是，什麽事物都有一個常識問題。說東條憲司覺察到被告和他妻子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於是以出差為口實，給他們以幽會的機會，然後再闖入現場，抓住確鑿的證據，這種心理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實際上他沒有發現被告在他家裏的話，恐怕不會發生致命的搏鬥吧。比如，他說明一下計劃變了，改在明天早晨坐飛機出發，不是就可以把自己的真正意圖掩蓋過去嗎？若是一般人，一定都會這樣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