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1章 這是屬下的本職
不過也不能小看官府的管製，他們也是能起到一定功效的——畢竟直接促進了被史學家視作白蓮教支派的新教派大量誕生呢。
羅教、黃天教、弘陽教、聞香教、無為教等皆如是。
他們甫一誕生，多立刻與白蓮教這等黑名單上頭一號的邪教劃清界限，換換湯藥，化化妝，成了民間新貴。
甚至有羅教這樣的幸運兒，被二五眼的皇帝當作能打擊白蓮教勢力的武器而優待縱容，更是叫一個茁壯成長。
到這裏，我們基本上可以明了白蓮教並非是從頭到尾出場隻穿一件黑風衣的反派，而是在其漫長的發展史上，有過純如小蓮花一樣的青蔥歲月，也有過眼線飛到鬢角的黑化期，還有過馬甲三千的千麵狐時期。
同時其內部也並非是鐵板一塊，而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彌勒明王稱兄弟，無生老母擁入懷，隻有你想不到，沒有它做不到。
或許會有人疑惑，這些教派的教義究竟有什麽魅力？如何能有這麽大的能量？
但事實上，明代老百姓識字率縱使比前代要樂觀，你說寶卷上的字他們就能看懂嗎？
脫胎於佛理、混雜了多種宗教的教義中蘊含的高深道理，他們能理解到嗎？
隻怕都是困難的。
那麽過去認為是白蓮教利用了佛教、彌勒教、淨土宗等教派的教義並將其改換壓縮為老百姓能理解的知識，以此才吸引大量尋求心靈寄托的老百姓入教，這種思路隻怕是有問題的。
這種自上而下的預設本身就是一種知識沙文主義的體現，就差沒說老百姓是“愚夫愚婦”了。
但如果不是光從文獻出發，而是對民間傳統結社和秘密宗教史有所了解的話，就會發現在白蓮教發展的過程中，對民間傳統結社的利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謂民間秘密社會，無論其存在形式是宗教教派還是會黨幫派，都是具有一定民俗的背景，甚至在普遍意義上某些民間教派就是廟會共同體，隻是把自然崇拜或地方崇拜換成了某位教派的神。
鄉民不會排斥這種“功能性神靈大雜燴”，相反的，“靈驗”與否才是他們更看重的考慮因素，如果新的教派神更靈驗，香頭能夠治病救人，何樂而不為？這可不是嚴肅的改宗換派，而是把新神請入舊有的大家庭。
那麽為何這些秘密結社最後往往會走上造反路？而且常有一呼百應的戲碼？教義魅力沒那麽大的話，那是不是因為首領的人格魅力？
當然也不是。
舉個例子吧，假如你是河南某地的貧苦農民，當地有某個教派正在茁壯成長，教派的香頭（或名會首、社首）看病請神非常靈驗，教眾也互幫互助的，反正過得比你好。
你生病了，隻好去找香頭看病，看好了病，你加不加入你恩人的教派？
你加入了這個教派，也有兄弟姐妹來和你有難同當了，雖然日子照樣難過，但是大家在一起有個幫襯，總比沒有好不是？
更何況，婚喪嫁娶，哪個不要香頭出力？
現在香頭拜著無生老母，老母要號召我們去拿到我們該拿到的東西了，你不一起去嗎？
也許你害怕，念及家中老小，不敢跟著一起擼起袖子就是幹，那香頭怎麽看你？
你的老母親去世誰來給她主持喪事？
你的小孩生重病誰來給他請神治病？
你當然不敢做這個出頭的櫞子，本來就是邊緣，還要去當邊緣的邊緣嗎？
作為後世穿越過來的蘇超，自然知道大明這些“恐怖組織”形成的關鍵，也知道他們給大明，乃至於後世帶來多大危害。
羅暢的“京觀”或許隻是一個導火索吧，讓蘇超堅定了要鏟除天下邪教的決心。
當然，蘇超也知道不可能將所有的教派都清理幹淨，但是最少也能將那些過於激進的教派清理掉或者是打壓下去。
“馮清，去把杜轉叫來。”蘇超下定了決心之後，便對馮清說道。
馮清忙應了一聲，轉身出去找杜轉了。
杜轉是蘇超新任的文書，是他在鄭州州衙找的一個主簿，將他調到了自己的身邊，當文書。
至於將來能不能升職為幕僚，還要看看杜轉的水平和人品如何。
杜轉今年二十九歲，倒是比蘇超大了兩歲。
蘇超之所以選杜轉為自己的文書，就是因為杜轉的名字起得有意思。
在蘇超看來，杜轉就是杜撰，這當文書的自然要會寫東西才行，更要會杜撰東西才行，不如你就是不是稱職的文書。
“老牧，你一會兒也幫我多參和一下，看看如何處置這些個亂七八糟的教派。”蘇超對牧朝歌說道。
牧朝歌忙說道：“是，侯爺，這是屬下的本職，屬下自然會給侯爺一些建議的。”
蘇超笑道：“你現在可是開封府知府了，即使是暫領，那也是知府了，可不是我的幕僚了，還提什麽本職不本職的？”
牧朝歌笑道：“那可不是，不管到什麽時候，屬下都是侯爺您的幕僚，為您做事就是屬下的本職。”
蘇超笑道：“你這話本候聽著暖心，哈哈。”
說道這裏，他斂去笑容，說道：“本候打算在大明開展一次為期五年的清剿邪教的舉措。
這次要從朝廷上直接布置下去，這就需要皇帝的詔書才行了。
你幫著本候好好想一下，如何說服皇帝。
本候不但會讓大明各府的錦衣衛署理處動起來，城衛軍也要動起來。
還有就是各地的衙門也要全力動起來，將清剿邪教作為政績考評之一。
你在開封府布置的就不錯，勒令那些裏長也都參與進來，以他們為眼線，一家一戶的清查那些亂七八糟的教派。
就以你這裏作為樣板，要全國各地照樣子做。
我想這五年下來，就算還有一些人會被遺漏，那也會將這些個邪教打壓下去，讓他們不得發展。
同時在給陛下的奏折中，也要將清剿邪教的事情作為國策，每年都要三令五申，這樣長此以往，那些邪教也就沒有了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