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政策”與《白門柳》

  ※“特殊政策”與《白門柳》


  陳越平同誌是我的老前輩、老領導。雖然在他擔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期間，我隻是部裏的一名普通幹部，對他說不上有多少接觸和了解。但是，在支持我從事長篇小說《白門柳》的創作這件事上，卻體現了他與眾不同的眼光與胸懷，使我永生難忘。


  事情是這樣的：1980年春天，我作為宣傳部張江明副部長的隨行人員，赴廣西桂平參加“太平天國學術討論會”，在行經西江的船上，經王曉吟介紹，認識了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的編輯邢富沅，一路上談史論文，頗為投契。末了，他提出讓我寫一部曆史小說，篇幅和題材都由我自己決定。我自幼受家庭熏陶，對中國傳統文化情有獨鍾，後來又就讀於中山大學中文係，從事文學創作一直是我的一個夢。受到正式約稿，自然極大地激發起我的創作衝動。回來之後，經過一番考慮，決定以明末清初那一段天崩地解的曆史為背景，以江南地區一群有改革思想的知識分子為主角，通過他們所走過的坎坷曲折道路，來揭示我國早期民主思想產生的社會曆史根源。把構想報給出版社之後，得到了認可，我就開始動手創作。但是我很快就發現，由於在宣傳部工作，每天必須按時上下班，寫作隻能利用業餘時間進行，而我的寫作計劃又相當龐大，如果不集中精力全力以赴，是根本無法完成的；更別說一心二用的結果，也必定會影響本職工作了。麵對這種兩難困境，我當時想到的唯一辦法就是調離宣傳部，到一個可以從事創作或研究的單位。當時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正籌辦文學研究所。於是我就向部裏打了一個報告，說明原委，申請調到那裏工作。回想起來，我這樣做其實是頗有一點“冒險”的。因為當時十年動亂結束不久，百廢待興，而越平同誌又是原則性很強的人。在此之前，他就曾在會上頗為嚴肅地批評過一些打算“另謀高就”的同事，說宣傳部不是旅店，想來就來，想走就走。那麽，我是否也會落得想做“旅客”之嫌呢？這樣忐忑不安地等了幾天之後，時任副部長的林江同誌把我找去，記得也沒有繞什麽彎子，就直截了當地對我說：“你的報告部長會上研究過了，認為目前部裏能寫點東西的人不是多了，而是還不夠。因此你就不要調走了。至於小說創作的事，我們覺得也應該支持。越平同誌說，就給你一個特殊政策：允許你不用每天坐班，部裏有需要你參與的工作，就通知你回來做，平日就在家寫你的小說。”


  當時林江同誌雖然再沒有多說什麽，但是我卻很明白這個“特殊政策”的給予，在宣傳部這樣的正規單位是多麽不容易，如果不是出於對一個年輕人的關愛和扶持，如果沒有一種獨到的眼光和氣度，是不可能如此決定的。事實上，正是由於越平同誌當初的這個決定，並在後來長達16年歲月裏，林江、黃浩，還有於幼軍等幾任部長也“蕭規曹隨”，始終對我的創作給予相當的關照，《白門柳》才可以善始善終地完成。


  因為這個緣故，我在寫作的過程中，一直強烈意識到這部小說完成得如何，已經不僅僅是我個人的事情，也關係到越平同誌和幾位後任部長當初的決定是否得當的問題，所以不敢有絲毫懈怠之心，而是竭盡全力去把它寫好。最後，總算稍可告慰的是，這部三卷本小說分別獲得廣東省第二、第四、第六屆魯迅文藝獎，並於1997年獲得了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茅盾文學獎和國家圖書提名獎。


  在廣東省委宣傳部為《白門柳》舉行的祝賀會上，越平同誌與吳南生、歐陽山等老前輩也出席了。我自然很希望他能說上幾句勉勵的話。但他表示從領導崗位退下來之後，就給自己定下一條：不再在公開場合發表講話，所以這次也不能破例。這在我而言，無疑是一種遺憾。不過事後，原中南局宣傳部部長王匡的女兒、我的老同學王曉吟告訴我，有一次，越平同誌與她談到當初那個“特殊政策”時，曾經說道：“如果是錐子，即使放在布囊之中，也會脫穎而出的。”那麽看來，他對我所交出的答卷，還算是滿意的。這才使我放下心中的一塊石頭。


  從那以後又過了15 年。去年，越平同誌不幸離我們而去了。現在回憶往事，我依舊對他充滿感激之情。不過，他當年那個“特殊政策”，恐怕已經遠超出了我與《白門柳》的範圍，將會留給後人更多的啟示。


  2013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