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章 文化自信植根於曆史自信（二）
以下，轉自何新的文章：
方堃：文化自信植根於曆史自信
——何新著作《大曆史?重塑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編者前言
方堃|文化自信植根於曆史自信
我的學術確有發明，確有創新，確有淵源，確有根基，確有價值——大者濟世，小者益身，所以不妨研究，歡迎研究。研究者自得其樂，必可受益。但是我的學術也確有失誤，確有偏激，確有矛盾，確有荒謬——確須與時俱進，確須揚棄更新，所以不妨批判，應該批判。兩者都歡迎，樂見後來居上！－－－－何新
何新素以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和全球戰略評論家馳名中外。但實際上，正如他所夫子自道的：“幾十年來我所真正屬意的、真正愛好的，下了多年功夫的，是在國學研究上，主要成果即一套《何新國學經典新考》。”他出版的第一部學術專著，也恰恰是屬於曆史學領域的《諸神的起源》，該書第一版於1986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30年來在國內已有6個版本；在國外也有了幾個譯本，這在中國神話研究著作中是前所未有的。正是這本書奠定了他在當代中國的學術地位。
要在何新近30部600多萬言的史學著作中輯錄一本反映其概貌的選集，絕非一件易事。好在出版方給了《大曆史·重塑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這樣一個選題，使編者的“洪荒之力”有了使勁的方向。關於這本書，每篇都有“導讀”予以評說。這裏不妨先談談與本書不無關係的其他話題。
“道心惟微”與“理性的狡計”
黑格爾在《曆史哲學》中說：世界“曆史真正的源頭在中國；所以曆史的研究和曆史哲學的研究就必須首先從中國說起。……在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中，所謂的撰修——也就是專門寫曆史的人，源源不斷、連綿不絕，這是它的特色，任何其他民族都無法望其項背。雖然其他的亞洲國家也有一些自古流傳下來的傳說和神話，但是卻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曆史’。曆史隻有在中國才有”。
當然，他的曆史哲學“首先從中國說起”，是為了彰顯他自以為是獨家發現的“絕對理性”和“理性的狡計”。而實際上，他的“絕對理性”，並沒有真正超越《尚書·大禹謨》所講的“道心惟微”和《老子》《易經·係辭》《易傳》的“道”；他的“理性的狡計”與《大禹謨》的“人心惟危”和《荀子》《韓非子》的“人性本惡論”也並無二致，與《老子》所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也高明不了多少。不同之處在於，中國先哲主張“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大禹謨》），即人心人欲潛藏危險，必須通過把握規律（“道”）予以利用、疏導和節製；而黑格爾則通過研究歐洲蠻族的遊牧和海盜傳統在殖民化時代所獲取的巨大利益和巨大進步，發現了“惡是曆史進步的杠杆”這一秘密，發現了最敢於肆無忌憚地無惡不作的西方人注定要統治全人類的所謂必然性（他說：“受製於歐洲人，乃是亞細亞各帝國必然的命運；不久以後，中國也必然會屈服於這種命運”），這使得他實在忍不住要自信地偷著樂。他說：“理性是有機巧的，同時也是有威力的。……在這種意義下，天意對於世界和世界過程可以說是具有絕對的機巧。上帝放任人們縱其特殊情欲，謀其個別利益，但所達到的結果，不是完成他們的意圖，而是完成他的目的，而他（上帝）的目的與他所利用的人們原來想努力追尋的目的，是大不相同的。”“他（上帝）驅使熱情者為自己工作，熱情從這種推動裏發展了他的存在，因而熱情受了損失，遭到禍殃——這可以叫做‘理性的狡計’。‘觀念’自己不受生滅無常的懲罰，而由各個人的熱情來受這種懲罰。”在這裏，他實際上已暗示了湯因比所說的：“西方與西方化的國家在這條充滿災難、通向毀滅的道路上你追我趕，走火入魔。”但對黑格爾來說，既然“絕對理性”懵懵懂懂地運行了億萬年，終於才在他的哲學裏顯露出了本相，他就成為了與“絕對理性”合二為一的“上帝”，至於他的後人會不會整體性地“遭到禍殃”，他還來不及管那麽多；既然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他的後人能不能認識必然、哪天認識和遵從必然（順天而行），他也確實管不了。
與中國先秦哲人還有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雖然黑格爾在他的自傳中也承認，他所創造的正反合辯證邏輯定律正是得自《易經》的啟發；但他建立了世界哲學史上最為龐大的包羅萬象的客觀唯心論體係，以其鴻篇巨製極大地豐富了辯證法。馬克思批判地繼承黑格爾的辯證法，而成就了自己的辯證唯物論與曆史唯物論——相信總有一天，人類必將因無產階級的解放而徹底解放，完成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完成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全人類從此將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而這種“善的目的論”，也恰好與中國文化傳統對“道”或“天意”的體悟是相契合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以紮根的深層原因。
何新（學術）何新？
何新的學術研究，是他在“知青時代”靠係統閱讀馬克思、黑格爾、康德的名著起步的。但也是在這個時候，他意識到每個人都是有自己的命運和使命的；同時又通過閱讀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等著作，意識到中華民族也是有自己的命運和使命的；致力於中華文明的複興，就是他認定的這兩個使命的結合點。不過，如果僅憑這些在當年“解放全人類”的意識形態夢幻話語氛圍下並不難產生的青春抱負，並不能注定何新後來能在學術上有多大作為。而幸運的是，在研究黑格爾、馬克思的辯證法的過程中，他形成了自己的“泛演化邏輯”體係。遙想當年（1978年）剛入讀大學3個月的何新，被誤以為是“老學究”而受邀列席全國第一屆邏輯理論研討會，就不能不承認，共和國第一代人的知青歲月，雖然給1980年代初的中國文壇帶來了“傷痕文學”和此後徹底否定新中國前30年乃至中華文明5000年的種種“情結”，但也給何新饋贈了受用一生的學術研究的邏輯工具。他平生在學術思想界卓爾不群、獨樹一幟，也是這種迥異於他人的邏輯視角使然。1988年，他曾對社科院副院長李慎之誇下海口：“我認為自己已掌握了一套方法，如果老天爺給我時間和機會，我有誌刷新一代學術”，其底氣也在這裏。他的“新理性主義曆史哲學觀”，正是這種邏輯思想的應用和延展。曆史學是哲學及各種人文學術的基礎。古人說“六經皆史”，而何新的所有著作其實也都有著曆史學的視野、底蘊和風格，都遵循著建立各種曆史和當代社會現象的邏輯演化或邏輯聯係的內在理路。概而言之，何新（學術）何新？就新在這裏。
當他騎上自己的“泛演化邏輯”之馬闖入中國學術界以後，惹下的第一個“彌天大禍”，就是在1981年發表的《馬克思的曆史理論與社會發展的五階段公式》（認為馬克思的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命題的實質，就是關於東方社會製度的特殊性，特別是中國曆史以及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問題。抽象於歐洲曆史的社會發展規律不適用於中國曆史，例如中國古代沒有經曆過希臘羅馬那種普遍使用奴隸作為生產工具的社會製度。斯大林提出的社會發展五大階段公式不適用於中國，應當予以推翻），從根本上動搖了斯大林主義在中國史學領域的統治地位，實際上也是瓦解了中國當代意識形態話語體係的根基——既然“五階段公式”（規律）不成立，那麽我們並不一定是處在更高的社會進化階段，那我們的曆史方位何在？既然中國先秦史上並無典型的奴隸製、秦漢以後也無典型的封建製，那麽中國的曆史演進規律相對於歐洲，究竟是一個什麽特點或特色呢？這不僅給何新自己、也給中國的整個學術界提出了重構中國學術話語體係的巨大課題。
與此同時，西方話語蜂湧而入，迅速填補了斯大林主義和中國革命意識形態退潮以後的話語空間。此時的何新，也駕輕就熟於自己紮實的西學基礎，在《讀書》雜誌最早發表文章推薦顧準的《希臘城邦製度》，當時多數學界精英還不知道顧準是誰；1983年發表《中西學術差異：一個比較文化史研究的嚐試》；還接連發表了揭露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不相適應的種種弊端的係列學術演講（後結集為《中國文化史新論》出版）。作為1980年代“文化熱”的肇始者之一，何新當時與其他學術精英“言必稱西臘”的套路基本上並無太大區別，無非是與西方曆史比較，中國傳統上這也沒有、那也不足的套路。所以何新並非先知先覺者。但不同的是，他索繞心頭的中國曆史的特點、特色始終揮之不去，對東方複興、中華複興的趨勢、機會、路徑的探索始終沒有放棄。他後來回顧道：“在那前後黎澍先生的一句責罵：你通讀過24史嗎？你讀懂了13經嗎？對我乃如醍醐灌頂。離開黎澍以後，我即試圖以新的學術眼光，包括學習西方人類學、語言分析方法，深入讀史、讀經，重新解讀中國傳統文化。《諸神的起源》等著作就是這一研究過程的結果。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逐漸發現和重新認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重新理解和評估中國文化的價值體係。同時我從中國文化的特殊性這一意義重新解讀近代中國革命，我日益相信中華民族在人類曆史上是一個承擔著偉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並且決心致力於這個民族的文化複興。”從此，他一頭紮進華夏上古經典的故紙堆之中，曆經20多年沒有停歇下來。在這個人類真正的曆史源頭裏，他找到了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找到了中華民族的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找到了中華民族的獨特命運和對人類承擔的特殊使命。
不過，何新雖然寫了近30部曆史專著，但大部分都是對華夏上古史的考據和重構、對先秦經典的重新解讀，而沒有一部類似黑格爾《曆史哲學》和在俄羅斯思想家那裏常見的《俄羅斯的命運》之類的專著，甚至也沒有寫過係統體現自己獨特視角的《中國通史》或《華夏上古史通論》之類的著作。但他的史學體係是名副其實的大曆史，其中包含了重塑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所有要素。
本書正是以此為線索，著眼於編選何新史學論著中最具有思想性、概括性、結論性、方法性而又篇幅不太長的篇章，加上每篇之首的“導讀”，用五個部分大致構建了類似於《何新史學概論》的一個框架體係。
曆史哲學的新視野
第一編“曆史哲學的新視野”，是從人類曆史長程著眼，反思中華民族“為什麽能？”究竟“有多能？”曆史文化虛無主義“為什麽是錯的？”由於是“掛一漏萬”的選編，這些問題回答得或許不係統，但其中對中國曆史獨特演進規律和文化自信的言說，必定會予讀者以深刻印象。
蒙田說過：“有兩種不同類型的無知，粗淺的無知存在於知識之前，博學的無知存在於知識之後。”直到啟蒙運動時代，富於批判精神的西方思想家還大多對中華文明推崇備至。被譽為十七世紀的亞裏士多德的萊布尼茨（1646—1716年）針對那些非議中國哲學的言論告誡歐洲學界：“我們這些後來者，剛剛脫離野蠻狀態就想譴責一種古老的學說，……這真是狂妄之極！”法國影響力最大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1694—1778）說：“西方的一切都是東方給與的”“中國是全世界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當中國已經成為繁榮而且製度完善的國家時，歐洲還是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所以黑格爾也不得不承認世界“曆史真正的源頭在中國；……曆史隻有在中國才有”，因為歐洲蠻族確實是從文藝複興運動才開始真正脫離“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的“野蠻狀態”。但也正是黑格爾發現了縱有“鄭和七下西洋”之類的壯舉，中國文化確實沒有搶劫殺戳土著、殖民霸占域外領土的“基因”之後，誤以為中國人不懂“理性的狡計”，所以提出了中國曆史“停滯不前”、缺乏“反思的曆史哲學”等“存在於知識之前”的種種“粗淺的無知”謬論。這就為西方打造“受製於歐洲人”的殖民主義學術傳統，提供了係統而“高大上”的關鍵詞。一百多年來，這一套話語體係如洪水一樣入侵滲透到中國精英的曆史認知之中，使中國學界陷入“‘知識’之後”的“博學的無知”，幾乎“集體無意識”地成為西方學術和西方話語的“傳聲筒’、“打工仔”。何新指出：曆史虛無主義盛行，是民族共同體危機的征兆。今日華夏麵臨的西化、戎狄化威脅遠勝有史以來的任何時代，華夏之所以為華夏的基本價值幾乎蕩然難存，中國再度遭遇重大的文明危機！
“西方中心論”的基石是其構建的“歐洲人和西方人在過去和現在都比非歐洲人和非西方人優越”的曆史學言路。所以，重建中國話語體係，首先必須重建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位、以中國利益為主體的曆史解釋體係，重建與中國曆史的實際經曆相吻合的新觀念和新模式，重建以考古學為依據的客觀性和以曆史哲學為依托的邏輯性相統一的新史學體係。何新旗幟鮮明地提出：“必須尋求一種新的曆史哲學，以國家民族意識為本位而同時具有開闊宏大的世界主義視野。列祖列宗締造了一個偉大的曆史中國。現在必須創造具有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中國人！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在21世紀世界中的命運和地位，取決於這一點。”“讓我們重新審視我們的曆史吧！曆史是我們民族的光榮。曆史是我們民族的驕傲。曆史是我們民族的生命之源！”“我深信作為偉大華夏英雄先祖的後代，中華民族有資格擁有一個更光輝的文明未來！”
本編匯集了何新對中華5000年輝煌曆史的新評價，以及對積非成是的“中國文明封閉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論”等流行觀念的批判，並以他“關於新理性曆史觀的哲學思考”作結，為讀者提供了曆史哲學的新視野。
華夏諸神的起源
第二編“華夏諸神的起源”，概略地反映了何新幾部專著對華夏上古英雄時代的複原和再現。
何新誓言“刷新一代學術”，最出色地體現在他對華夏上古史的重構。本編各篇的“導讀”對此已多有概述。這裏強調一點：華夏先祖作為人類農業文明的發明者，最要緊的是觀測把握太陽等各種星體（天）的運行規律及其對萬物生長的決定性影響，以及把握與食物再生產直接有關的江河、山嶽、土地、動植物和風雲氣象的“秉性”。這使得華夏先祖在全人類最早發明了科學的天文曆法體係。何新率先揭示了這一點（古天文曆法學權威陳久金稱讚說，這是一個後來得到發掘出的古天文曆法文獻確證的“新的驚人發現”），並成為他解開華夏文化根脈之謎的一把鑰匙。他指出：隨著天文觀測的進步，華夏上古先民先後建立了以太陽、北鬥、北極樞等為不同天文坐標的不同天文曆法體係，逐步建立起通過綜合觀測多種星位坐標來觀象製曆的曆法體係；隨之在宗教祭祀上也經曆了由太陽崇拜到北鬥及北極星崇拜的演變。華夏上古“五帝”之一、奉行太陽神崇拜的強勢部落首領顓頊，其主要功德正在於對信奉“萬物有靈”的原始巫術進行了“絕地天通”的偉大改革，創立了以天文曆法為底色、以各種自然現象及其規律為背景、以曆代祖先的經驗積累為依托的上古之神道教，並通過各種形式的宗教祭祀活動，避免天文曆法的混亂和不斷失傳，並在夏、商、周三代逐步泛化或演化為宗教意識形態、政治製度和社會治理秩序。古人往往將人文神話（先祖中的英雄人物）、宗教祭祀、民間節氣（日）習俗等附麗於天文曆法學基礎之上，這正是華夏諸神和宗教的起源；先秦的“道”、陰陽五行學說等哲學觀念和“大一統”的政治理論，也正是建基於對“天道”的觀察、反思和抽象。
何新這個解釋體係，至少解決了三大問題：一是使華夏遠古諸神得以名正言順、各歸其位，為結合考古實證重構脈絡清晰、邏輯縝密、井然有序的華夏上古曆史體係掃清了障礙。二是破除了疑古論者常說的中國古代隻有巫術而無宗教的無知之妄論。他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本土宗教信仰。中國上古崇奉一種以天地自然神和祖先人文神為主要神靈的敬祖奉天的神道之教。上古神道教不是什麽原始“巫術”或“魔法”，而是具有係統化宗教神話和完整祭祀禮儀的發達、嚴密、成熟的宗教係統。周禮之主體製度，正是以神道教之宗教祭祀為核心的一套典章製度。這種神道教在漢唐即已傳播到東亞，特別完整地保存在韓國和日本。孔子的儒教或曰禮教，也正是通過對上古神道教的人文化改革演變而來的。戰國秦漢之際，佛教自西域傳入中國，漢、晉、唐、宋以後，中國的本土宗教以儒教為主，佛教與神道教及儒教等兼容並行。三是為今人讀懂先秦經典提供了源遠流長的曆史背景資源，從而也對我國何以早於西方1800多年就建立起“非常近代化的政府體製”找到了文化根源。《公羊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徐彥疏：“王者受命，製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漢書·王吉傳》：“《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大一統”之“大”，重視、尊重也；“一統”，指天下皆統係於天子。皇帝之所以叫“天子”，“大一統”之所以被歸結為基於天文曆法的“王正月”，正是華夏上古以來以天文曆法學為“科學基礎”的傳統文化的強大慣性使然（“道”或“天意”的唯一性在人間的實現）。秦漢確立的集權體製，並不是像西周那樣對皇親國戚、軍功勳貴及其不斷繁衍的家族利益最大化的製度安排，對王朝自身統治的穩定性和皇帝個人安全的保障性也並非最優選擇（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對此多有論證），但對中華文明的持續發展和黎民百姓的安居樂業，則有著“存乎神者之不測”或“理性的狡計”之妙。西方直到霍布斯（1588－1679）的《巨靈論》，才初步明白了這個道理。他說：“國家即偉大的利維坦——是一個人工模造的人；其中，主權（君主）是它的靈魂，官員是它的關節，獎懲是它的神經，財富是它的實利，安全是它的事業，顧問是它的記憶，公平法律是它的理智，和平是它的健康，動亂是它的疾病，而內戰則是它的死亡。”（略引）
何新指出：“我認為中國上古曾存在崇拜太陽神的係統天文宗教，而伏羲（曦神）、黃帝（光煌之神）、炎帝（雷電炎火之神）、祝融，原都是上古太陽神及火神、雷電神的名號，後來成為半人半神的古帝名號。所有這些論斷，對曆史及現實，以及理解華夏文明在東亞文明之位置均至關重要！”此言的確不虛。文化自信植根於曆史自信——何新對中華民族的獨特曆史和道路的把握不僅是深刻而係統的，而且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國學經典新解
第三編“國學經典新解”，基本體現了何新對先秦經典的獨特解讀和主要評價。遺憾的是未能編入讓當代中國人真正得以讀懂讀通先秦經典的何氏“譯文”。編者在這裏大膽地預言一句：經過精編精校之後的何譯（文白對照）《國學經典》，終有一天會成為國人閱讀先秦經典的主流讀本，就像《培根論人生》的中譯本雖然已有上10種，但其他譯本都隻能銷售幾千或上萬冊，而何譯本卻能發行100多萬冊一樣；事實上，近年已有學者以何著《國學經典新考》為訓詁依據和譯文標準，來開展自己的國學研究；中國民主與法製出版社2008年出版、次年再版的15卷本《何新國學經典新考係列》，因為出版方曾“延請專家及好編輯、好校對，對全書細加審定”，所以目前連“孔夫子舊書網”也一書難求。
需要說明的，一是每種經典隻收入了何新係列論著中的一篇解讀文章（比如，編《是中國第一部純哲學著作》時，原本很想將最能體現何新“泛演化邏輯”視野的《論老子的“有”與“無”》作為附錄編入，但此範例一開，本書的篇幅就沒法控製了）；二是《何新品中的史詩》《新考》《宇宙之問新考》《新考》等何著中的相關解讀文章由於篇幅原因未便收入；三是何新對經典的解讀更多體現在逐句逐篇的注釋和題解之中，“導讀”未能對此作出概括性介紹。所以本編難免有“窺一斑而未見全豹”之憾。
華夏史上的聖與雄
第四編“華夏史上的聖與雄”，選取何新相關論著中的9篇，讓我們能夠領略這些奠定了中華文明自東周秦漢以來曆史走向的聖哲（孔子、老子、子夏、墨子、孫武子、屈原、董仲舒）雄霸（秦昭王、漢武帝），麵對他們當時的曆史環境和趨勢，究竟“做對了什麽”必須做的事情，使他們得以成為中華民族乃至整個人類史上永遠不會墮落的神聖巨星。
何新認為，正因為曆史進程中存在理性的邏輯，是有規律可循的，是否知道當時曆史中必須做的事情，是否具有這種判斷力，就是一個政治家（也包括思想家）偉大與昏庸的區別。在廣義上，皇帝或國王不過都是曆史的奴隸。因為他們不得不做曆史要他們做的事情——不做就會垮台；他們也不能做曆史不要他們做的事情——做了也會垮台。漢武帝晚年曾對衛青說：“漢家諸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製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事。”這說明漢武帝對“當時曆史中必須做的事情”是有深刻領悟和使命擔當的。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評論秦始皇創建大一統中華帝國的曆史功績時感歎道：“嗚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這就意味著，當權者哪怕“做對了”“曆史要他們做的事情”，也並非都是出於道德目的。所以，黑格爾曾嘲笑18—19世紀的德國曆史學是一種幼稚的道德史學。何新指出，中國曆朝曆代直到今天出版的那種種曆史書，也無非是在沿襲著孔子所開創的主觀道德史學套路。所以需要探索曆史的終極性意義和目的，需要認知社會演進的曆史規律，需要在這種框架下重新解讀和建構曆史。何新選取中國曆史上的這9位“聖與雄”來樹碑立傳，也正是基於這種曆史哲學理念。
希臘印度偽史考
第五編“希臘印度偽史考”，是作為“立此存照”的啟示錄，使我們知道西方積500年之功所打造的龐大話語體係，是何等的漏洞百出、是何等的假冒偽劣。這組文論，與其說是考據、考證之作，不如說是提供的視角與方法，使國人不再陷入“言必稱希臘”的迷魂陣裏“找不到北”。當然，它對前幾編以中華民族為本位的曆史言說體係本身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是對黑格爾所說的“曆史隻有中國才有”的確證。
清流文人常說“金錢如糞土”，但西方文藝複興以來的龐大話語體係，正是從“威尼斯商人”——美第奇等家族銀行所資助的“糞土”中生長出來的罌粟之花，雖然無比的美麗誘人，但確是西方“上帝”實現其“狡計”的有效意識形態工具。國人往往並不真的相信意識形態有多麽強大而神奇的力量。但你隻要去印度實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雖然有西方的數百年殖民統治和印度獨立建國後70年的“選舉民主製度”，但在印度的政治經濟和精神生活秩序中，印度教3000多年來所構建的“種姓製度”仍然是一個最強大的客觀存在，並且與“普世價值”珠聯璧合、和諧相處。這就是曆史傳統和意識形態控製人類精神和社會生活的一個最顯明的例證。當代傑出的曆史學家許倬雲指出：這個問題的根源在於，世界特別是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精英原本就有著根深蒂固的“婆羅門情結”，其文化和製度設計都是根源於這個力圖世世代代充當“最高種姓”式的統治者的“情結”；他說：也正是因為這個貽害無窮的“情結”，“人類是大自然的癌症，西方人是人類的癌症，西方精英是癌症中的癌症。”
世人之所以對西方統治精英集團這個災難性、毀滅性的“癌症”認識不清，就是因為正如《聖經》所說的：“魔鬼永遠都是以天使的麵孔出現在世間。”這個“天使的麵孔”，就是西方自文藝複興運動以來打造的為“資本統治人間”服務的話語體係。它如今已內化為全人類看待和解釋世界萬事萬物的“無意識”、“潛意識”或“本能”。這是一個金碧輝煌的大廈，因為它確實幾乎窮盡了人類所可能有的哲學智慧、語言技巧，其中也充滿著炫目的“真理顆粒”（就像當今世界庫存的核武器足以毀滅地球數百次一樣，它們之所以能夠被製造出來，也是基於人們對原子世界的“真理”有所發現的）。而不解構這個大廈，不掙脫西方話語體係的精神控製，作為對“人類命運共同體”負有特殊的天賦使命的中華民族，就看不清楚已被西方話語體係全麵歪曲過的人類幾千年的曆史，更看不清楚人類未來如果要繼續生存發展下去可供選擇的新前途、新命運，就隻能如黑格爾所沾沾自喜地預言的“受製於歐洲人，……中國也必然會屈服於這種命運”。這就是何新積30多年之功，辛辛苦苦地係統研究了人類唯一擁有的真正意義上的曆史——華夏上古曆史之後，才在60多歲時“驀然回首”，以病痛之軀奮力一搏，開始解構作為西方龐大話語體係基石的“世界偽史體係”之旅。近年的何新，已無力撰寫早年那種“學術範”的長篇大論，也無法像其中年解讀先秦經典那樣，窮盡中國曆朝曆代的考據研究成果，結合近代以來的考古實證，以現代學術工具予以重新審視，構建自己的宏大解釋體係。所以，他近年出版的兩部“希臘偽史考”和解構西方編造的印度偽史之作，都隻是一些論證並不嚴密的“讀史劄記”、“學術短論”。但是。如果缺少這一部分，何新的整個史學體係就是殘缺的，他的曆史哲學在內在邏輯上也非“自洽圓融”的。人們讀再多的何著，也是難以獲得真正的“大曆史”視角的。
在本書的編選過程中，浙江大學出版社王雨吟女士嚴謹細致，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周文、慧堅、世殊等老朋友及我的同事海波、古娜、文暢、黃媚給予了無私協助。在此對他們一並表示衷心的感謝！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為了方便讀者閱讀，本書編者對部分篇章的標題作了改動；有的是幾篇整合為一篇（“導讀”中有注明）。若有不準確之處，由編者承擔責任。另外，每篇所加的“導讀”，參考了許多學者的許多相關研究成果，在此謹致謝忱。經何先生同意，還盡可能采用了他的許多未刊稿的內容，但“導讀”文稿未經何先生審閱。由於編者學力不逮，凡有不準確和錯誤的地方，皆由編者文責自負。
2016年8月24日於南海之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