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8章 老學究

  我羨慕別人看車的模樣，尤其是喜歡看女生開車的樣子。好像韓城跟我說過開車的男生很酷很帥，所以以後找女朋友的時候一定要開車載她去玩。


  他這麽說是好意，他堅信我一定會考下駕照，堅信我的耳朵總能聽到一點東西，考駕照戴人工耳蝸就是了，之所以我一直沒有這方麵的動作他以為是因為家境貧寒。家境貧寒當然是主要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原因是母親正是為此離奇失蹤，我對此留下了深深的陰影到現在仍然不可自拔。


  人工耳蝸身邊關心我的人偶爾都會提起，關係一般的我當沒聽見關係好的我就回一句再說吧算是基本禮貌。


  出來的時候正趕上大堵車，金陵城在中國雖然不是一線大城市但是說二線前列或者準一線還是靠譜的，堵車的時候一輛奔馳s和一輛長安麵包的差別應該是最大的，在奔馳s裏堵車簡直是一種享受。精致的內飾高檔的音響優良的底盤和全車降噪隔音，坐在裏麵仿佛跟外麵擁堵嘈雜的世界完全隔離自顧自的享受著高雅與舒適。


  我開始幻想自己手握方向盤的樣子，杜小丙的手正扶著方向盤扭過頭看我，前麵擁堵的長度超過幾百米，高德地圖上亮起紅色警報。


  “一會你可以上車感受一下再買，是你的車。”


  我笑了，伸手撓頭，“也對，賣車的不知道我是個聾子且沒駕照，還以為我是扮豬吃老虎的隱形大少呢。”


  杜小丙突然想起一件事，“身份證帶了麽？”


  我點頭，出門在外身份證當然要帶的，其實我之所以也讚同自己開車北上是因為感覺到了沒車的種種不方便和被調查，有車的感覺是從師母開始然後唐婉感受更深，如果不是唐婉開車上山教授說不定真的就沒命了，在那深山老林裏叫人叫車等著過去教授還能挺得住？


  自己沒車隻能乘坐公共交通，公共交通全部實名，那麽誰想要追查一下足跡太簡單了。說白了有時候等於自投羅網。


  身份證我是不離身的，還有一張學校統一辦的信用卡，我的額度因為有教授的擔保所以是2萬5千元，別人基本上都是2000到5000不等。我還沒有使用過，一次都沒有，但是帶著一張可以隨時透支兩萬多多卡在身上無遺讓我多了一份信心和膽量。


  “奔馳車跟別的車都不同基本上全都是懷擋，就是在方向盤的右下方，這種換擋方式在原來的老別克和雪弗蘭身上都有，使用下來我覺得要比下方檔位更方便更舒適。而且現在的車基本都是自動擋了左腳徹底解放，再加上各種電子安全係統駕駛輔助係統開車就變成了一件極其簡單的事情。”


  “就是奔馳s不太適合我們的年紀，哈哈。”說著說著她自己笑了，笑的四海飛揚笑的青春激昂。反正我喜歡看她這樣的開懷大笑，我們的人生都有極其苦悶的部分，那麽能笑出來的時候就笑笑沒什麽不好。


  如果一個人在還是少年青年的時候就一直壓抑著自己的情緒情感那麽他也許一輩子都不會快樂，也許會變成一個精神病一個憂鬱症患者。


  於是堵車在奔馳s裏的時候我們自然而然的聊起了錢先生先生，從錢先生在京大任教開始聊起，我也不知道為什麽就從這裏切入，根本沒想什麽自然而然，可能跟我小時候唯一知道的好大學就隻有京大一所有關係吧。


  即便現在我成了金大曆史係的學霸但是內心深處還是想要去京大讀書，京大的考古學研究生也許可以考考，當然這都是微弱的內心想法。


  當時京大學風自由，教師在課堂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學生常設疑問難，競相爭論。當時學術界討論老子問題日趨熱烈，胡先生主張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問學於老子；而錢先生、顧頡剛則主張老子在孔子後。


  三位先生在課堂外大家互相討論學問，是朋友；在課堂中則把自己的學術主張灌輸給學生，並且當眾批評對方的觀點。比如胡先生對錢先生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的考據謹嚴，十分佩服，常常對學生們做義務的宣傳；但是，在課堂上，他對錢先生等人的關於老子和《老子》一書的時代論爭，卻也慷慨陳辭，奮力抨擊。錢先生在講課中，也隨時聯係批評胡先生的一些論點，常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學生們或主胡說，或讚錢說，彼此爭論不斷。


  有一次，讚同老子晚出之說的同學認為胡先生“在老子時代問題上有成見”，胡先生憤然地說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會有成見呢？”不過他的態度仍很客觀，隨後又對同學們說，“在大學裏，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家，同學應當自己去選擇，看哪一個更合乎真理。”在京大，他與胡先生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學校，成為京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說。


  1937年後北方各高校紛紛南遷，京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並，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錢先生將曆年講授中國通史增刪積成的五六厚冊筆記裝入衣箱底層夾縫，在十月與湯用彤、賀麟三人結伴，自天津海行，南下長沙，開始了抗戰時期流轉西南八年的學術生涯。


  與在京大時期一樣，錢先生在西南聯大主講中國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學生，內遷西南的各個高校都紛紛請他講學。傅斯年曾是國學大師黃侃門下的高足，也是胡先生最得意的學生之一。30年代，錢先生任教京大時，即與傅斯年相識。錢先生與他在學術觀點上又是同不勝異的。


  在錢先生看來，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將古代典籍拋之腦後，這做法與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樣有害，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西南聯大時期，隨著錢先生自己史學理論體係的日漸成熟，對史料考據派進行了全麵批評。為此，作為學派領袖的傅斯年對錢先生的攻擊自然不會高興。京大複校，錢先生不在被邀之列，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二人終於未能成為真正的“同道”。至此，錢先生告別了京大，與傅斯年分道揚鑣了。


  由於錢先生早已名重學林，所以各高校爭欲聘請。他往返於各地之間，在幾個大學講學著述；1947年，家鄉的江南大學正式成立，應榮德生先生之邀，翌年春，出任江南大學首任文學院院長兼曆史係主任一職。


  錢先生是國學大師，晚年的時候，他曾寫了一部《師友雜憶》，書中，有一部分章節記述了自己的教育經曆，其中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讀中學時的一次考試。那是一次地理考試，隻有4道題，滿分100分，每道題25分，錢先生拿到試卷後，從第一道題開始審題，審到第三道題的時候，他興奮了。


  原來啊，這道題的內容是關於長白山地勢軍情的，他對這個問題一直很感興趣，此前曾讀過很多這方麵的資料，所以看到這道題之後，便情不自禁地開始答題，而且不是“為了答題而答題”，完全是興之所至，洋洋灑灑地盡情揮毫，早已經忘了自己當時是在考場上。也不知過了多久，他總算把這個題目答完了，便從頭到尾開始檢查，可就在此時，交卷的鈴聲響起，可他隻顧著全神貫注地答第三道題，餘下三道題，他一個字也沒寫，但已經來不及了，隻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


  按照常理推算，錢先生的這次考試，是不能及格了，因為他隻答了四分之一的題，即使那道題給他滿分，他也隻能得25分。可是，卷子發下來後，錢先生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得了75分!

  原來，負責這次判卷的是史學大師呂思勉，呂先生看到錢先生的卷子後，發現他雖然隻答了一道題，但這道題答得特別出色，論證合理、充分，對於一個中學生，能做到這一點，實在是難能可貴。呂先生素有愛才之心，他就錢先生的這道題寫了長長的批語，對錢先生的答案給予了高度肯定，同時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處，並給出了75分的成績，使錢先生僅憑一道題就及格了。


  由此可以看出，作為評卷人的呂思勉，並沒有按照僵化的規定去評卷，而是用靈活的方式，對學生的創造力進行鼓勵。


  1949年錢先生雖沒有赴島，卻也因為憂心時局，與不少知識分子經廣州去了南港。在南港，自認是流亡知識分子的錢先生，除在徐複觀主持的《民主評論》發表文章外，又與謝幼偉、唐君毅、崔書琴等學者，借用華南中學在九龍偉晴街的課室三間，籌辦“亞洲文商夜學院”，實現為中國人辦教育的目的。


  1956年錢先生為新亞書院爭取到美國方麵每年2.5萬美元的補助，解除了新亞書院的經濟危機。1963年，南港政府邀請新亞書院、崇基書院、聯合書院合並組成一所新大學——南港中文大學。中文不是語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


  據說當時想了很多名字—中國大學，中華大學，最終還是錢先生堅持，“不如叫中文大學”。錢先生還堅持必須由中國人擔任校長，為此曾與港英政府斡旋良久，“所爭乃原則性者，他日物色校長人選，餘決不參一議。”當時港英政府派來商議的英國人富爾敦，通粵語，讀中國書，曾說錢先生“君心如石，不可轉也。”當時，錢先生期待的是，自此中文在南港再不受輕視。“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這首廣為流傳的《新亞校歌》，歌詞是錢先生親自寫的。“南港原來是殖民地社會，錢先生辦了新亞，才有一個學校專門來研究中國文化、中國曆史，這個影響很大。


  後來新亞成為南港中大的一部分，確實也有很重要的意義。”錢先生心心念念的，是中國在那個年代仍然無法統一，“他說作為中國人，我們怎麽能不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當年新亞在三座書院中名聲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錢先生提出的所有條件，幾乎全被接受。除了校長由中國人擔任，校名定為“中文大學”，他還與富爾敦約定，新亞研究所將成為南港中大“第一研究所”，並寫入新大學創建法規中。


  但南港中文大學成立後，錢先生稱需要時間進行學術研究，露出倦勤跡象。另一方麵，中文大學呈現集中發展的趨勢，成員背景複雜，辦校理念與錢先生主張應聯合書院成立大學組織的想法相左，一時引發議論。錢先生多次請辭不成，隻好向新亞書院請長假表態。


  1965年6月，錢先生正式辭去新亞書院校長之職，結束在南港辦學16年的生涯。


  居然我們兩個交相呼應的聊了20分鍾錢先生，彼此之間又數落了不少，這時候車子已經能夠緩慢前行了但是距離順暢距離到達車行還相距甚遠。杜小丙抽空給對方打了一個電話確認大概要7點30分到，那邊也表示理解，畢竟這個時間堵在路上神仙也沒辦法。


  車子蝸牛般緩慢前行我們接著又聊起了錢先生的另外一個觀點，我們都比較認同的觀點，先生把人生全體分為三大類，第一是“物質的”，亦可說是“自然的”人生，或“經濟的”人生。


  一切衣、食、住、行，較多隸屬於物質方麵者，均歸此類。人生本身即是一自然，人生不能脫離自然的大圈子大規範，人生不能不依賴物質支持，此是人類生活最先必經的一個階段，我們可稱之為文化第一階層。沒有此最先一階層，將不可能有此下各階層。


  然而人生是多方麵互相融攝的一個整一全體，所以物質人生中，早已須有很大的精神成分。若使人類沒有欲望，沒有智慧，沒有趣味愛好，沒有內心精神方麵種種的工作活動參加，也將不會有衣、食、住、行之一切物質創造與活動。因此換言之，衣、食、住、行隻可說是較多依賴於物質部分，而實非純物質的。隻可說是較更接近於自然生活，而並非一種純自然的生活。


  隻要我們稱之為“人生”的，便已歸屬到“自然人生”與“精神人生”之兩方麵，決不再是純自然、純物質的。即就環繞我們的自然界而言，如山川、田野、草木、禽獸、風景氣象，試問洪荒時代的自然界，何嚐便如此？這裏麵已經有幾十萬年代的人類精神之不斷貫注、不斷經營、不斷改造、不斷要求而始形成。


  此刻環繞我們之所謂自然，早已是人文化了的自然，而非未經人文洗煉以前之原始自然。一切的“物世界”裏，早已有人類的“心世界”之融入。


  故所謂物質人生，隻就全部人生中之比較更偏近於物質方麵者而言，而實無所謂純物質的人生。


  其次是“社會的”人生，或稱“上層的”人生、“集團的”人生。這是第二階段的人生，我們稱之為文化的第二階層。在第一階層裏，人隻麵對著物世界，一切人生全都從“人對物”的關係而發生、而存在。在第二階層裏，人麵對著人，即人生大群。這時的人生，主要在添進了許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人類的生活，不先經第一階層，將無法有第二階層。


  但人類生活經曆了某一段時期之相當演進，必然會從第一階層進入第二階層，乃始得為正式的人生。第一階層隻是人在物世界裏過生活，亦可謂之一預備階層。待其進入第二階層，才開始在人世界裏過生活。


  最後才到達人生第三階層，我們可稱之為“精神的”人生，或說是“心靈的”人生。此一階層的人生，全屬於觀念的、理性的、趣味的，如宗人生、道德人生、文學人生、藝術人生等皆是。


  這是一種無形累積的人生；這是一種曆史性的、超時代性的人生。隻有這一種人生，最可長期保留，長期存在。


  孔子、耶時代，一切物質生活，一切上層組織、社會法律、風俗習慣，到今幾乎是全歸消失，不存在了。


  在他們當時的第一、第二階層裏的人生，到今亦是全部變質了。但孔子、耶對人生所提示的理想與信仰，觀念與教訓，就其屬於內心精神方麵者，卻依然存在，而且將千古常新。


  這是屬於心世界的，是一種看不見、摸不到，隻可用你的心靈來直接感觸的世界，來直接體認的人生。


  “哈哈，是不是有點過於嚴肅過於高大上了？不像是我們自己的年紀到像是兩個退休了閑的沒事幹的老學究，哈哈！”杜小丙再次爽朗大笑，我也跟著笑，默默的開心的笑。


  抬眼車行終於到了，我的限量版奔馳也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