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1章 狂生
我是那種不喜歡與人為伍的人，喜歡一個人獨處，如果有一天真的找到了母親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還適應跟她朝夕相處。
人總是會變的，一直在變，意識不到這種變化還好些，但是每一刻都很清楚自己的變化才最難受最煎熬。
有種眼睜睜看著自己走向深淵的無力和絕望感。
辜鴻銘老先生的影子還在我的腦海裏盤旋，不知道為什麽，反正越久沒有消息我的內心就越是不安，內心越不安腦子就越是不清醒，一開始隻是分不清楚夢境現實，現在有種在軟綿綿的雲霧上飛的感覺。
1842年，腐敗的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慘敗，伴隨著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的簽訂，原本十分強大的中國形象也轟然破滅。
在西方人眼中，昔日的天朝上國成了落後和野蠻的國度。在中國形象被嚴重扭曲的那個時代，一位特立獨行的中國文人用自己的筆維護了中國文化的尊嚴，改變了部分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他就是著名的思想家、國學大師辜鴻銘。
1857年，辜鴻銘出生於馬來半島的檳榔嶼，他的父親當時在一家英資橡膠園工作。辜鴻銘自幼就對語言有著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橡膠園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
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把10歲的辜鴻銘帶到了歐洲。對中國抱有好感的布朗對辜鴻銘說：“你的祖國已被放在砧板上，惡狠狠的侵略者正揮起屠刀，準備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學通中西，擔起富國治國的責任，教化歐洲和美洲。”
辜鴻銘沒有辜負布朗夫婦對他的期望，他在歐洲留學14年，學會了9種語言，獲得了13個博士學位，其成就令許多西方人讚歎不已，以至於德國著名教授納爾遜不禁感慨道：“……他廣泛地集西方文化於一身並加以消化吸收；這個人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國人；熟悉愛默生就像盎格魯—撒克遜人；通曉《聖經》就像一位真正虔誠的基督徒……”
1880年，辜鴻銘在新加坡碰到了一位學貫中西的人物、語言學家馬健忠。馬健忠建議辜鴻銘認真研究千年流傳的中國文明。這次會麵改變了辜鴻銘的命運，他決定回到祖國，研究中國典籍和文化。
1884年，辜鴻銘經人引薦，擔任了晚清權臣張之洞的德文翻譯。當時張之洞正在廣州用西洋新法編練軍隊，請德國軍官做軍事教練。但德國教官拒絕穿戴中國軍服、軍帽，拒行跪拜禮，眾人都束手無策。辜鴻銘依靠著出色的口才，說服德國人不但穿上了中國軍隊服裝，而且還同意行中國跪拜禮。自此，張之洞對辜鴻銘格外器重。
1891年，俄國皇太子尼古拉及希臘親王一行來到中國遊曆。當他們來到武昌時，辜鴻銘隨張之洞前往迎接。在歡迎宴會上，尼古拉與希臘親王用俄、法和希臘語竊竊私語，詆毀中國文明及張之洞，以為在場的中國人聽不懂，結果卻被辜鴻銘當場戳穿，令這些外國人大吃一驚。
尼古拉事後心有餘悸地稱，“各國無此異才”。臨別時，他特意送給辜鴻銘一隻刻有皇冠的懷表以示崇敬和歉意。
回到國內後不久，辜鴻銘就開始用自己的文章來捍衛中國文化的尊嚴。自1883年發表題為“中國學”的英文文章開始，辜鴻銘走上了向西方宣揚中國文化的道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幾年裏，他完成了一項史無前例的工作，將《論語》、《中庸》譯成英文，相繼在海外刊載和印行，後來又翻譯了《大學》。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發表了《中國劄記》，反複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1909年，辜鴻銘的英文著作《中國的牛津運動》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係還將該書列為必讀參考書。
1915年，辜鴻銘所著的《春秋大義》，英文版名為《中國人的精神》出版，立刻引起了轟動，先後被譯成德文、日文等多種文字，並在德國一度掀起“辜鴻銘熱”，一些高校和學術機構還成立了“辜鴻銘俱樂部”。
他的名字在歐洲幾乎家喻戶曉，清政府滅亡後，辜鴻銘在思想上仍堅持中國舊社會的傳統，尤其是他對女性纏足和男人納妾的支持招致許多人的批評。1915年，辜鴻銘應邀進入北京大學任教。
當時辜鴻銘還保持著清朝時代的裝束。這位民國時代仍穿長袍、拖長辮的“古怪”老頭成為北大一景。辜鴻銘雖以晚清遺老的形象出現在追求新思潮的北大校園，但其渾厚的學術功底，大氣磅礴的思想內涵深深吸引著北大學子。
他在給北大學生上課時，公開說：“我們為什麽要學英文詩呢？那是因為要你們學好英文後，把我們中國人做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詩教，去曉諭那些四夷之邦。”
辜鴻銘自始至終都堅持認為，愛國，首先要愛其文明。他曾告訴國人：“洋人絕不會因為我們割去發辮，穿上西裝，就會對我們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當我們中國人西化成洋鬼子時，歐美人隻能對我們更加蔑視。事實上，隻有當歐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國人———一種有著與他們截然不同卻毫不遜色於他們文明的人民時，他們才會對我們有所尊重。”
作為中國文化的捍衛者，辜鴻銘對當時西方彌漫著的反華論調進行了堅決的鬥爭。19世紀末，一陣“黃禍論”逆風突然吹襲到歐洲上空。德皇威廉二世專門畫了一幅《黃禍圖》，送給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誣蔑以中國人為代表的黃種人將給歐洲帶來威脅，歐洲白人應當聯合起來，抵製黃種人的入侵。麵對這股反華逆流，義憤填膺的辜鴻銘用英文發表了《文明與混亂》一文，嚴正駁斥了強加在中華民族身上的這種無稽論調，並強烈抨擊了西方的霸道政治，因此他被人譽為駁斥“黃禍論”第一人。在以後的幾十年間，辜鴻銘不斷用自己的筆來捍衛中國的尊嚴，贏得了許多西方正義人士的敬佩。
1928年4月30日，辜鴻銘因肺炎去世。盡管後人對辜鴻銘的評價褒貶不一，但他的學術成就及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的貢獻是舉世公認的。當德國著名作家勃蘭特夫人聽到辜鴻銘逝世的消息時，惋惜地說：“辜鴻銘死了，能寫中國詩的歐洲人還沒出生！”此話表明，西方人已經高度認同他在歐洲文化史上的地位了。
辜鴻銘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向西方介紹中國典籍，通過這種方法，他向世界大聲呐喊：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
辜鴻銘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西方對中國的看法。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辜鴻銘在西方對中國實行文明歧視和民族欺淩的時候，挺身而出，大義凜然地奮起譴責，捍衛了民族尊嚴；同時，他又大力向西方介紹和傳播中國文化，溝通中西文明，使西方進一步了解了中國文明的博大精深和中國曆史的悠久。
一個人在那個動蕩年代幾乎憑借一己之力把四書其三推向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尊重中國，這是多麽巨大的力量？
要說在我生活的年代有什麽人可以像老先生一樣還真找不出來，至少暫時還找不出來，亂世出英雄，亂世也出大文豪。
老先生在我心裏是真正的一代文豪。縱觀人類曆史，沒有一個國家或民族能夠脫離外界而孤立地存在，它必定要在與其他國家的不斷交流中生存和發展。當不同民族精神之河的洪流奔湧到一起的時候，它們必將相互碰撞並不斷匯合。十九世紀末的中國社會正是處於這樣一個中西文明衝撞交匯的特殊時期，不僅有西學東漸的浪潮，也有東學西漸的暗流。
在這兩股潮流的碰撞中，翻譯始終發揮著它不可替代的橋梁作用—讓中國人放眼世界，讓西方人了解中國。但每當人們談起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譯壇，想到的隻是嚴複、林紓這些致力於翻譯西學，向國人傳輸西方文明的譯界名人，而往往忽略了還有一些竭力向西方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的人們。
清末民初，中國人之將漢籍譯成外文者，比較聞名的有辜鴻銘、張慶桐和蘇曼殊。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無疑是辜鴻銘。
作為我國近代少有的精通中西文化的著名學者、翻譯家，辜鴻銘傾畢生精力於闡揚傳播東方文化，在當時的國際上享有盛譽，西方人對他甚為推崇，尊之為東方文化的”聖哲"。
但由於他的著譯多為英文且行事守舊狂放，因而國人對他亦或不甚了解，亦或心存偏見。事實上，他在我國翻譯史上的貢獻，特別是他把中國古籍經典譯成外文的成就，絕不亞於近代任何一位翻譯家，理應在中國的翻譯史冊上留下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