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0章 醫門戶分於元章

  【一】《大學》儒教


  有一次，世祖皇帝忽必烈問政趙孟頫。


  間歇時，趙孟頫小心問道：“陛下，能否恢複科舉製？”


  皇帝看了趙孟頫一眼，說了句，“恢複科舉製，有什麽好處麽？”


  “現在有很多學子、儒士成天無所事事，流落入勾欄瓦舍，憑寫個曲、填個詞混口飯吃；有的幹脆就棄儒從商，做起了買賣……”趙孟頫洞察皇帝的臉色，繼續說道，“若是能恢複科舉，讓那些英才進入霄宸，效命於朝廷，豈不是……”


  皇帝打斷了趙孟頫的話說：“把享樂與金錢看得很重的人，不適合進入朝廷。這種人一旦進入朝堂，便會大肆斂財，盡情地享受他追求的那種紙醉金迷的腐化生活。”


  “可現在的孺子，都不上學了，長此下去，如何是好啊？”


  “孩童不上學，這當然不行！你們集賢院想個轍，在每個社區[指1270年在各地成立的農村社和城市社]設立‘社學’，讓孩童都必須上學。”


  “關鍵是，百姓不願意花這份冤枉錢。”


  “哦，”皇帝又問，“若是辦成義學，百姓是否會踴躍參加？”


  “免費的，自然上學的人就多。隻是我們的財政，能否承擔的得起呀？”


  “這我想辦法，隻是，你必須讓孩童們明白，上學不是為了考科舉。”


  趙孟頫無言以對，心想：不科舉，上學還有什麽用？


  看到趙孟頫一臉的茫然，皇帝說：“你們儒家有一句經典叫‘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對吧！”


  “是，這話源於《大學》。”


  “原話是怎麽說的唻？”


  趙孟頫背了一遍原文：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


  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


  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


  國治而後天下平。


  皇帝又說：“你把這段話的下半部分，為朕說一說。”


  趙孟頫解釋道：“要想‘修身養性，齊家治國’，首先要使自己獲得足夠的知識，獲得知識的途徑在於認知萬事，研究萬物。有了知識，就可以幫助大宗把采邑經營好。家是諸侯國的縮影，把家經營好了的人也一定可以把國治理好。一個能把自己國治理好的人，那麽他也一定能協助天子讓世界充滿和諧，天下太平。”


  “所以嘛，我們現在要做的事就是讓那些孩童先學好知識，有了知識幹什麽呢？把自己家的日子先過好了，怎樣過好家的日子呢？那就是先解決溫飽，怎樣解決溫飽問題呢？‘之乎者也’能解決吃飯問題嗎？”


  “不能！”趙孟頫迎合了一句。


  “你是集賢院直學士，主管我朝教育，腦子能不能活泛一些，讓孩童們學一些有用的東西？不要光學那些《四書五經》什麽的……”看到趙孟頫更是糊塗，皇帝便舉例說道，“你可以把《周易》調出來，改成‘農桑’、‘中醫’這類學業，豈不更好？”


  “可《周易》是萬經之源呀！”


  “正因為它是萬經之源，深奧的很呢！你讓那些孺子、學子如何能理解的了啊？還不如留給專業的人士去研究。你再想想，我們大元朝地大物博，為何還吃不飽飯？不就是耕種上出現了問題麽，你讓學子們學一些‘農桑’，學會多打糧、多產桑蠶，這不失是一種解決溫飽的好辦法。”


  “都學農桑？”


  “醫學久廢，後進無所師友。朕所怕的是，以後朝廷取人，都是學非其傳啊！如此以往，其為害甚大，你可曾想過？”


  趙孟頫隨聲附和。


  “你的祖先大宋王朝隻看重文化，隻重視科舉。有道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你們宋朝在三百多年的時間裏，除了出了歐陽修、蘇軾等幾個文化巨匠外，可曾出現扁鵲、華佗、張仲景和張仲景這樣的醫學巨公？沒有吧！”皇帝麵帶憂慮地說，“你是不知道啊，現在的西域[指西歐地區]，瘟疫頻發，卻又久久得不到抑製，這難道不應該引起中原人的警覺嗎？現在東西方之通商頻繁，若真有一天商賈把疫情帶入了中原，是‘之乎者也’能製止，還是中醫藏藥能治之？”


  “當然，還得靠中醫啦！”


  “你看，如果把有些社學做成‘醫學社’，從小培養孩童這方麵的興趣，若能出個一兩個醫學大才，豈不也是你大功一件？”


  趙孟頫高興道：“不過，‘農桑’和‘醫學’在‘農社’適用，在‘城社’就有些不適用了。”


  “城社可以修一些‘陰陽學’，做一下城市規劃，解決市民的居住環境，讓百姓住的舒心些，豈不也是一件善事？有的也可以設‘蒙古字學’麽，讓蒙漢之間的交流能夠順暢起來。即便學業有成，舉薦到朝廷裏來，最起碼交談也方便些，不似你我，中間還總得夾著個‘通事’[指翻譯]，多別扭呀！”說完，皇帝哈哈大笑。


  忽必烈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他的思路確實不同尋常。


  趙孟頫趕緊起身說道：“那麽，臣先退去，擬出個章程來，然後呈送陛下過目。”


  “好，好，好！”說通了儒士的榆木腦袋，皇帝也倍感高興，“孟頫啊，記住了，學文化，不是隻為了效忠朕，而是為了造福百姓。所以，你們這些儒士啊，不能老想著恢複科舉，你們這樣做，豈不是為那些一心想升官發財的人打開方便之門了麽！”


  “是，是，陛下說的甚是！”


  趙孟頫回去後趕緊召集人馬，籌辦社學之事。很快，便草擬好了一個設立“社學”的章程來，呈報給皇帝批示。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皇帝下詔曰：“勸農立社，社長專以教勸農桑為務……社長宜獎勤罰惰，催其趁時耕作，仍於田騰樹牌代，書某社某人地段。社長以時點視……每社立學校，擇通曉經書者為學師，農隙使子弟入學。如學文有成者，申複官司照驗。”


  隨著詔書下發的，還有集賢院[相當於教育部]的一份《社學教條》。


  這份《教條》，不僅要求各學校遵照執行，而且還要求各州府等時常視察並考核各縣社學，分別予以獎懲，務使教條都能切實施行。


  其主要內容翻譯成現在的話說，如下：


  一、將道德教育擺在首位，以培養少年兒童懂得並遵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社學教育目標。


  二、批判了當時傳統的課程、教育原則和方法。指出當時的施教者對學生隻知嚴加管束而不是曉之以理；隻要求學生死讀書而不培養他們明辨是非的能力，這是違背教育規律的。特別是體罰學生，“鞭撻繩縛，若待拘囚。”使得學生“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仇寇而不欲見”。


  三、提出了新的教育原則。指出對兒童的教育要符合兒童的生理、心理特征，使兒童在學習中獲得成功和鼓勵，在愉快而不是壓抑的環境和心情下學習，少年兒童才能獲得學習的動力並不斷進步。


  四、提出社學日課表。社學“每日功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仿，次複誦書講書，次歌詩。”


  五、主張授書課的教學上“貴精不貴多”。“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使學生精神有餘，“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


  【二】《儒醫之門》紀曉嵐.格言

  儒之門戶分於宋，


  醫之門戶分於金元。


  醫者，仁術也；儒理，愚術也。


  鐵穆耳繼位後，更是大力興辦社學。


  大德三年[1299年]，成宗皇帝派趙孟頫來江浙省任儒學提舉，就是對前階段開設的社學進行一次大檢驗。在江浙行省實施了元朝建國以來第一次“童子試”，並提拔舉薦聰悟絕倫之資的少年進入官辦的府、州、縣學繼續深造。


  考試之前，一些縣尹[縣長]來找趙孟頫說：“能否取消‘醫學社’的《四書》考試，隻考《孝經》、《小學》及專業科目。”


  趙孟頫笑道：“你們的‘醫學社’已經取消了《五經》科目，怎麽還嫌多，連《四書》也不學了？”


  “哎呀，趙大人呐，你可不知道，醫學的科目太多，哪有時間看那些與專業無關的書籍？我是怕，萬一考《四書》科目的話，我縣恐怕將無人進入‘書院’[市級中學]深造的。”


  “這我做不了主，等我上個折子，請示聖上吧！”


  趙孟頫隨即擬了一個折子，呈報給皇上。


  很快，皇帝的聖旨就下來了，把趙孟頫是好一頓大罵！

  詔書上說：


  所有的醫學生要學習《素問》、《難經》、《仲景叔》和《脈訣》之類，亦須通《四書》。務要精通，不精通者禁止結業，不得行醫……務要成才，以備試驗攫用，實為官民便益。


  成宗皇帝認為：醫者通掌刑命之官一樣性命枚關，所以對於醫學生員的要求要嚴格控製，除去要熟讀正人倫禮儀的《四書》外，才能有實德以便宜從醫。也就是說，想要做一名合格的醫生首先要有醫德。


  趙孟頫組織進行的“童子試”一結束，成宗皇帝又對“農桑社”的專業成績極為不滿。


  大德四年春，元成宗轉發江浙等處儒家提舉司的奉立，重申，對社學所學內容進行了規定，並提出了舉辦社學所能培養的人才規格，即既懂農桑生產，也懂詩書禮儀規範的人才，規定了社學所延請儒學教師的經費支付細節以及評判人才的標準，即由鄉民自籌資金以付束惰，而學問有成的評價標準由官方機構進行審判。


  規定還要求，大力興辦“農社學”，即同勞動生產相結合的一種民間學習組織。這種民間學習組織相對於其他正式學校來說，最大的特點就是，其學習過程並不同勞動生產相脫節，而學習時間與內容的安排更具有隨機性，往往在田間，依據勞動時間的長短來安排教學。


  接到聖旨後，趙孟頫一點兒也不敢耽擱，騎上馬便去農村社找那裏教學的好友吾丘衍商量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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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社學


  社學是地方官奉朝廷詔令在鄉村設立的“教童蒙始學”的學校，是元代以後農村啟蒙教育的一種形式。


  多層次辦學、多形式興教是元代教育的一個顯著特點。在諸多層次、諸種形式的辦學中，不能不提到社學。社學是官立的用於啟蒙的一種教育組織形式。


  至元二十三年(1286)朝廷頒令：凡各縣所屬村莊以五十家為一社，設社長一人，“教勸農桑為務”，並設學校一所，擇通曉經書者為教師，施引教化，農閑時令子弟入學，讀《孝經》、《小學》、《大學》、《論語》、《孟子》，並以教勸農桑為主要任務。江西東北地區(隸屬於江浙行省)於此時開始創辦第一所社學。


  元朝滅亡，社學也一時停辦。


  明洪武八年(1375)朝廷下令各地立社學，延請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各府、州、縣皆立社學，以教化為主要任務，教育15歲以下之幼童；教育內容更包括禦製大誥、本朝律令及冠、婚、喪、祭等禮節，以及經史曆算之類。


  正統元年(1476年)朝廷令提學官及府縣官對社學進行扶持和監督，社學中品學兼優者，可免試補為秀才。


  弘治十七年(1504)，朝廷再次明令各府州縣建立社學，並規定民間幼童年齡在15歲以下者，應送社學讀書。


  明正德(1506-1521)年間，李夢陽為江西提學副使，改革過去社學的弊端，大力發展社學。他首先在南昌、新建二縣辦起16所社學，典型示範，先遠後近，逐步推廣到全省。他要求管理學校的官吏，按照規定精選社學教師，免除他們的徭役，尊重和敬禮他們，不準他們擅自向學生征收課金、雞米、酒食，以免使人民感到入學是種苦役而設法逃避。對社學教師好的提升，不好的開除，有獎有罰，有利於辦好社學。為了使人們重視社學，還規定今後不是社學出來的學生，不能進縣州府學。在李夢陽的推動督導下，江西社學有了一個較大的發展。


  正德十三年(1518)四月，王陽明在平定江西南部暴動後，認為“民風不善，由於教化不明”。於是頒令，要求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並頒行《社學教條》，使江西社學又得到一次大的發展。


  清初，朝廷沿襲了元、明兩朝舊製，又令各省道的府、州、縣置社學，每鄉一所，擇“文義通曉、行誼謹厚”者為社師。凡近鄉子弟，年12以上，20以下，有誌學文者，皆可入學肄業，入學者得免差役。至雍正十年(1732)，江西全省共有社學278所。至清末，社學逐漸消亡，代之以新式學堂。


  明清兩代，社學成為鄉村公眾辦學的形式，帶有義學性質，多設於當地文廟。社學一直是為封建統治服務的地方文教機構，但在鴉片戰爭爆發後，廣東人民亦曾利用它作為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