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章 古傅臘月二十四

  為了那一點兒股份，友乾讓傑克遜住進自己的家裏，並請紀緒為其講解《為政忠告》。


  傑克遜高興地處理掉手中的首飾存量，又退了在“清茶館”的office，趕在小年之前就搬來了甄家，住進了清婉以前住過的繡樓。


  紀緒白天給學生講課，隻有晚上才有時間跟傑克遜翻譯那本《為政忠告》，就傑克遜有理解錯誤的地方，給與糾正。


  【一】《祭灶詞-上闕》範成大.詩


  古傅臘月二十四，

  灶君朝天欲言事。


  雲車風馬小留連，

  家有杯盤豐典祀。


  豬頭爛熱雙魚鮮，

  豆沙甘鬆粉餌團。


  臘月二十三，紀緒早早地給學生放了學。


  暮羽和有才一衝進家門，就鑽進了廚房，跟姐姐尋著“糖瓜”吃。傑克遜也在廚房，他在觀看清婉和采婗準備今晚祭灶用的供品，見暮羽和有才跑進來，就問：“先生也回來了嗎？”


  暮羽道：“回來了，就在南房。”


  傑克遜連忙去了南屋，見紀緒躺在床上，便硬拉他起來，去了自己住的繡樓。他拿出上午剛剛翻譯過的文章，逐字逐句地講給紀緒聽。


  紀緒感覺有些理論的釋義，與原意大相徑庭，便說道：“傑克遜呀，聽了你的釋義，就像那西域郎中借用西醫來套用中醫的理論，結果搞得是非牛非馬、非驢非鹿，還以為是神醫妙手呢！”


  傑克遜問：“怎麽，我又翻譯錯了？”


  紀緒道：“也不是錯了，但總感覺，我們的一些理論，到了你們的嘴裏就仿佛變了味。”


  “變成了什麽味兒？”傑克遜一臉懵懂懂的樣子。


  紀緒說：“其實呀，一本好書，就是一名醫，但中醫治病常常能標本兼治。而你的這本呀，我怕他們讀了以後，會走火入魔，走入歧路。”


  “那怎麽辦？”


  “其實，我們的中醫，並不是默守陳規，一成不變的，它是在不斷地發展，而正是這種與時偕行，才能‘大道天下，萬宗歸一’。”紀緒說，“你想改變西方的藥和術，這雖然簡單，但對人體的平衡和人與自然的關係，就走偏了。對於問題，我們不能采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這樣做，隻是治標不治本。”


  【二】《易傳》儒教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卦)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卦)

  傑克遜問：“我出問題的關鍵，在哪裏？”


  “就是你不能死搬硬套。”紀緒繼續說道，“變，是中國人的處事方式。‘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句話來源於中國文化的根本——《易經》[1]。”


  “《易經》？”


  “所以，你要翻譯中國的著作，必須先了解《易經》。”


  “他是一本什麽書？”


  “《易經》是一部哲學經典。它告訴人們，世界是變化的，變化有什麽樣的規律，以及如何麵對不確定的變化，在不同的階段，如何趨吉避凶，趨利避害，有很強的實用性，充滿洞察世事的智慧。


  一般書籍無不是‘文以載道’，而《易經》則以‘言、象、意’載道，其道之廣大，無所不包；其為道也，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它所揭示的天道、地道和人道，處處充溢著‘和諧’之理。它對儒家、道家、術家、禪家、陰陽家、墨家等百家群流，影響甚遠。所以說，《周易》是‘百家之宗’、‘萬經之源’。”


  傑克遜又興奮了起來，“既然這本書這麽有用，那我翻譯《易經》吧！”


  “關鍵是，你現在還翻譯不了！”紀緒說道，“我是讓你先讀一讀，如此，你才能明白《為政忠告》中所說的道理。”


  “那先生，您找一本來，讓我讀一讀。”


  “行，明天我去社學給你尋一本來。不過，你現在還看不懂，我大體給你講一講，等你閑暇的時候，就翻一翻。”


  “好，我都聽先生的！”


  紀緒說：“中華文化的‘博大’與‘精深’在哪裏？我以為就在於《易經》的哲學思想的博大精深，是華夏幾千年智慧與文化的結晶，被譽為‘大道之源’。它用陰陽兩種符號的不同排列組合，模擬各種事物的變化規律。


  《易經》的奧妙，並不在於那些帶有神秘色彩的卦象，而在於它用一種辯證的方式來觀察世界、解釋世界。它不但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思想觀念和人文性格，也對世界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唐朝宰相虞世南說，‘不讀易，不可為將相’；藥王遜思邈說，‘不知易，何以為醫’；就連現在的日本朝廷也規定，不懂“易”者，不得入閣。所以，你想翻譯好這本《為政忠告》，又怎能不了解《易經》呢？”


  傑克遜問：“這麽說，《易經》上寫的都是教人如何治理國家的。”


  紀緒說：“不，上麵寫的都是些占卜與算卦。”


  傑克遜問：“占卜與為政有關係嗎？”


  “有！”紀緒說，“在我們大多數生活和施政的過程中所得出的客觀規律，往往是短命的，或被後來的事實所推翻，唯獨這本《易經》，亙古常新，相延五千年之久，依然具有價值。


  傑克遜問：“《易經》上到底寫了些什麽？這書很厚嗎？”


  紀緒說：“文字倒是不多，不過，光是那個‘太極圖’，就最能表達《易經》的哲理，它借助‘言、象、意’所構造概念性和綜合性的係統模型，表述了事物的運動狀態和事物之間普遍聯係的狀況。促使人們掌握係統的、辯證的思維，從而解決人世間長期留下來的問題。”


  “像有才和暮羽在學校[1]裏讀書，也讀《易經》嗎？”


  “不，我們的鄉學分小學、大學兩個階段[2]，而這裏的社學，都是些十五歲以下的學生，隻是小學階段。這個階段的學生主要以啟蒙為主，用儒家的‘三綱五常’來填補學生們的頭腦，為以後進一步修養心性奠定堅實的基礎。隻有到了大學階段，才以授經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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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學校

  古代的學校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叫法。


  比如，在夏代，學校被稱為“校”；在殷商時代，學校被稱為“庠”；在周代時期，學校被稱為“序”。而國學和鄉學也是不同的概念，那時候的上學也是有等級之分的。殷商時期的學校高一級的學校叫“上庠”，低一級的叫“下庠”，再比如王府設立的學校叫做“辟雍”、“成均”，而國學指的是一些達官貴族家的孩子才能夠上的學校，鄉學就是地方性的學校，而明朝的學校被稱為“私塾”或“書院”等，近代開始，清政府就明確了教育製度以及名稱的冊立，把學校成為“學堂”，民國時期，“學校”之名才沿用至今。


  [2]古代的學生,學習什麽？

  古代的私塾教育，按照學生的年齡和教學目的、教學內容的不同，大體可分為小學、大學兩個階段。


  元代學者許衡在《小學大義》中說：“古者民生八歲，上至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令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禦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歲，自天子之元子眾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小學大學所以分也。當其幼時．若不先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及其年長，若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先之以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基本，進之於大學者，所以收小學之成功也。”


  古代教育是以儒學為主體的，因此教育的目的是要培養道德情操，成就聖賢人格。


  按照兒童認知的特點，十四五歲之前，以感性思維和形象思維為主，所以要學習和遵守各種具體的道德規範，從日常生活中不斷積累和體悟，通過“先入為主”的方法，用儒家的三綱五常占領孩子的頭腦，為以後進一步修養心性奠定堅實的基礎。而大學階段，則開始於十五六歲，這一時期的學生思維，逐漸發展出抽象思維和理性思維，能夠對道德倫理及禮製所包蘊之理進行深入探究，並可將內心之仁不斷推廣擴充，以實現儒家修齊治平的理想，所以這一時期的學習以經學為主。


  因此，小學階段的學習以啟蒙為主，而大學階段的學習則以授經為主，由此塾師也大致分為兩種，即“蒙師”與“經師”。當然，在現實社會中，塾師往往身兼經、蒙二師的職責，“經、蒙俱授”，隻不過在麵對不同的教學對象時，教學內容有所側重。


  對於小學、大學之別，古人論述頗多。


  宋代呂大臨說：“古之學者，有小學，有大學。小學之教，藝也、行也；大學之道，道也、德也。禮樂射禦術數，藝也，孝友睦姻任恤，行也；自致知至於修身，德也，所以治天下國家，道也。古之教者，學不躐等，必由小學，然後進於大學。自學者言之，不至於大學所止則不進；自成德者言之，不盡乎小學之事則不成。”


  朱熹也說：“古之教者有小學、有大學，其道則一而已。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就上麵講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


  小學階段學的是行、事，大學階段學的是道、理。小學屬於形而下，大學屬於形而上。可見，古人並不是一上學就開始讀經，而是有一個過渡階段，即由最初的童蒙須知、學則以及道德格言、名人嘉言善行的學習，再接觸四書，最後正式進入五經的學習。


  兒童一上學，首先就要學習一些須知、學則，用以收束孩子的身心，養成良好的習慣，在此基礎上才能展開其他教學活動。比如《弟子職》，為《管子》中的一篇，以四字為句，適於記憶朗誦，在古代一直備受重視。再如朱熹製定的《童蒙須知》，對日常的坐臥起居、灑掃應對都有嚴格的規定。“夫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言語步趨，次及灑掃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所當知。”《須知》內容淺顯明了、易於操作，符合兒童認知發展和道德形成的規律。


  當然，這些須知、學則還是比較簡單、粗陋的，要係統的學習，還應該有更充實的教材。


  朱熹曾命弟子於儒家經書中搜集整理重要的論述和名人道德言行，編為《小學》一書，這部書被後世當作蒙學教材，影響極大，注釋者就有幾百家。《小學》分內外兩篇，內篇有《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外篇有《嘉言》、《善行》。《小學》一書“既是儒典，又是蒙書，既被用於學童作為儒學入門書，又被許多成年人看作存心養性的性理學修養書。同時，它還具有很強的禮書性質”。當然，從根本上說，它“言易曉，事易行，於人道無所不備”，是一部讓兒童學習儒家倫常的理想蒙學讀本。


  《小學》在古代蒙學中的地位，得到了後世很多學者的肯定。


  如明代學者陳選說：“聖人之道，人倫而已矣，學之必自《小學》始。子朱子《小學》一書，其教在於明倫，其要在於敬身，蓋作聖之基也。”


  朱元璋曾下令親王、駙馬、太學生鹹講讀之。


  雍正親自為《小學集注》撰序，可見古代帝王對《小學》一書的重視。


  把《小學》一書弄熟之後，下一步就可以學習四書了。四書乃是朱熹最早編訂的，為《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論》、《孟》最初隻是子學，後來雖被列入十三經，但地位與五經還是不同的。


  宋代以後的學者，都非常重視四書，認為儒家思想主要集中在四書中，而五經隻不過是這些思想的來源和體現。宋代以後，儒學由今古文經學一變而為義理之學，儒家思想逐漸理論化、係統化，走向一條形而上學之路，目的是為儒家的三綱五常提供超越的理論根據。《論》、《孟》都屬於語錄體著作，相對淺顯易懂，而《學》、《庸》又比較短小，所以四書成了進一步學習儒家經書的基礎。


  此外，還可以讀宋代以後理學家的著作，比如《近思錄》等。


  《近思錄》為呂祖謙、朱熹編訂，摘錄了北宋時期周敦頤、二程、張載等人的著作，是學習儒家思想的指導用書。有了這些作為鋪墊，等到十五六歲後，就可以進入五經的學習。


  由蒙學而經學的順序，古人有很多論述。


  如明代學者施璜說：“《五經》以《四書》為階梯，讀《四書》無入處，不可以言《五經》。《四書》以《近思錄》為階梯，讀《近思錄》無入處，不可以言《四書》。《近思錄》以《小學》為階梯，讀《小學》無入處，不可以言《近思錄》也。故欲升入《五經》之堂室，必由《四書》階梯而上，欲升入《四書》之堂室，必由《近思》階梯而上，欲升入《近思》之堂室，必由《小學》階梯而上。”


  一般來講，古人研讀儒書、修養心性，先從《孝經》、《小學》開始，然後四書、《近思錄》等，最後才是五經。而打亂這個次序，會給兒童的學習帶來不良影響。


  如清代佚名《變通小學義塾章程》中指出，近世一些蒙師開蒙即訓《學》、《庸》，對於陶冶德行的詩歌韻文等蒙學教材不屑一顧，而四書又過於艱深，不利於兒童的道德修身。“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始入大學，今呼七八歲童蒙，而訓之以大人之學，—步登天，自問亦應失笑。”因此，“務須於子弟入塾開蒙第一年，專做小學工夫，專訓小學各種書本，講說啟蒙日記故事，以期先入為主，以端蒙養之基，此意先儒已多有言之者。其四子書，總須在第二三年訓讀”。對於儒家義理的灌輸，必須著眼於兒童的身心特點，量資循序，不能躐等。


  總之，傳統蒙學注重從“眼前事”開始，遵循由近及遠、由淺入深的規律，督導兒童學習和實踐儒家倫常。采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和方式，通過名人言行、榜樣示範等陶冶孩子的情操。然後再進行儒家典籍的學習，將以往的感性材料升華為理性認識，進而對儒家的內聖之學有一個係統的、超越的把握，以引導學生追求至善的人格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