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第40章 債務驅動，美利堅盛世的脆弱(2)
美國財政部副部長安東尼·所羅門，在一份內部備忘錄中驚呼：「目前，美國在國際外匯市場中面臨著絕對極端危險的情況……美元飽受巨大壓力的主要原因是：人們幾乎普遍認為，美國與德國在匯率政策上會發生嚴重衝突，兩國的合作已經破裂。美國方面希望美元匯率保持穩定或升值，然而德國卻希望或預期美元匯率將貶值……大量雪崩式的私人資金早就異常緊張，隨時準備逃離美元。美元面臨的壓力很可能越過臨界點……依照目前的外匯市場局勢和投資者的心理預期，美國面對的已不僅僅是一個具體的戰術問題，而是局勢有可能迅速惡化，演變為一次全面爆發的毀滅性危機。」
在這次戰後美元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危機中，美聯儲甚至已經預感到大廈將傾的真實恐懼。面對全世界一片拋棄美元的聲浪，美國緊急制定出「營救美元」的後備方案，這就是通過IMF搞出的以特別提款權（SDR）置換美元的計劃。如果到了全世界共同放棄美元的最後關頭，IMF將出面號召所有國家，用手中的美元外匯儲備在IMF的「SDR替代賬戶」（SDR Substitution Account）中兌換為SDR。這一計劃的核心就是，用SDR來全面替代美元，再用回籠后的美元，投資美國國債。
美國人這一計劃相當於美元「通電下野」，放棄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以化解世人對美元的憤怒。然而，美債帝國的實際統治大權仍然牢牢地握在美國人的手中！以前，各國的美元儲備，除了購買美債，還有其他的投資選擇，SDR改革后，IMF將各國交出的美元儲備，可以全部購買美國國債。這樣一來，SDR只是一張皮，裡子仍然是美債，換湯不換藥！美元本位制在名號上變成了「SDR本位制」，貨幣發行的抵押品卻依舊是美國國債。最後，美國國債將成為世界統一貨幣背後的真正資產，永遠不必償還了！
1979年，世界貨幣面臨一個重大的拐點。如果不緊急遏制通貨膨脹，美元就非常可能「通電下野」，而猛然啟動世界貨幣SDR，火候卻尚未成熟。1944年美元攝政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值美元如日中天之際，美國黃金儲備天下第一，國力軍力之盛，古今罕見。在如此強大的背景下，美國都不敢貿然廢掉黃金的帝位，而是採取了徐圖緩進，「挾黃金以令諸侯」的策略，終於收服了世界各國貨幣。如今，美債帝國搖搖欲墜，美元已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在國內，經濟凋敝，失業高企，通脹肆虐。在國際上，歐洲反骨已現，日本躍躍欲試，中東親歐仇美，俄羅斯虎視眈眈，沒有足夠的國際支持，美元「通電下野」易，SDR號令群雄難！
此時，美債帝國唯一的出路，就是對通貨膨脹痛下殺手，先穩定美元信心，一切再從長計議。
值得高度注意的是，儘管這套方案最終沒有實施，但是作為美元崩潰時的備用方案，卻早已在1980年前後預備好了。
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SDR替代賬戶」的概念，再度在國際上拋頭露面。世界各國對美元兩輪量化寬鬆政策的憤怒，已經不亞於1979年美元所遭遇的窘境。對於美元儲備龐大的亞洲國家，如何擺脫美元困境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美國此時再度提出「SDR替代賬戶」方案，聲稱是為了提供儲備貨幣多元化的解決之道，緩解全球經濟失衡的問題，其實，新瓶里裝的不過是舊酒。
到目前為止，IMF僅僅是各國貨幣儲備集中起來的一個資產池，它的規模有限，主要是向受援國提供別國「過剩」的流動性，以解燃眉之急。換句話說，IMF只能利用現有的資金，而無法創造信用。因此，IMF還不是全世界的「最後貸款人」，離世界中央銀行的定位尚有關鍵差距。未來不能排除IMF可能將SDR的「一籃子」貨幣，演變為類似歐洲貨幣單位（ECU）的概念，同時擔當起「世界匯率警察」的職能，重新恢復固定匯率制度。如果再賦予IMF創造信用的功能，它就儼然變成了一個放大版的「歐洲中央銀行」。再往下走，恐怕就是SDR升格為「世界歐元」了。各國的貨幣主權將被迫上繳給IMF。
這將是一場不流血的國際金融政變！
新自由主義，1%的富人的吶喊
石油美元是一把雙刃劍，高油價在強化美元的國際需求的同時，也導致了美國工業經濟的停滯。美國實體經濟在全球市場中地位，在歐洲和日本的激烈競爭之下正在節節敗退。公司利潤不斷萎縮，生產率的增長陷於停滯，高通脹帶來資本結構的惡化。美國的工業實力遭到了戰後最嚴重的削弱。美元危機進一步導致華爾街主導世界財富分配的機制日漸弱化，到1975年，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所擁有的社會財富份額，已經降到了1922年以來的最低點。
1%的富人決定必須徹底改變遊戲規則，讓財富分配的天平重新向他們傾斜。以洛克菲勒家族為核心的美國統治精英們，決定從根本上顛覆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美國建立起來的福利國家制度，以及對富人們財富擴張的種種限制。
20世紀70年代中，約翰·洛克菲勒出版了《第二次美國革命》（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一書，其中，洛克菲勒明確提出了必須對政府進行激烈的改革，削減政府權力，「將政府的職能和責任，盡最大可能地轉到私人部門手中」。在書中，洛克菲勒刻意選擇了一些經濟案例，凸現出政府對金融、商業的管制毫無必要，對社會福利的支持則是在浪費錢財，只有不受任何限制地追逐利潤的公司，以及與之相配套的金融體系，才是美國發展的動力源泉。80年代里根總統有一句名言：「政府解決不了問題，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此話正是洛克菲勒該書要表達的中心思想，沒有這個思想覺悟，里根恐怕也不會被金權集團所選中。
「第二次美國革命」的思想，吹響了美國媒體輪番攻擊政府的衝鋒號，低效、無能、浪費、赤字、通脹的帽子鋪天蓋地，政府一下子成了經濟衰退的元兇。1%的富人巧借美國百姓對通脹和失業的不滿之火，準備燒掉政府對金融業與跨國公司的監管枷鎖。說白了，政府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對公共福利的支持，妨礙了1%的富人攫取更多財富的自由，他們要的是一片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在這裡，政府不能約束富人對窮人們的財富壓榨，但有義務防止窮人們起來反抗。
1976年，「第二次美國革命」進入了實施階段。在洛克菲勒資助下的精英組織「三邊委員會」，堪稱是向美國政府輸送高級幹部的「中組部」。在「三邊委員會」的支持下，毫不起眼的喬治亞州州長卡特，當選為總統。沒有背景的總統，往往更聽話，特別是需要推出重大政策改變時，更需要這樣的弱勢總統。結果，卡特還沒進白宮，大佬們已經將26名「三邊委員會」的骨幹安插到了政府的各個重要崗位上，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卡特連面都沒見過。卡特的整個外交政策和主要的國內政策，基本上全盤來自「三邊委員會」。正是在卡特的任內，政府開始解除對金融業的管制，大量金融創新開始湧現。里根當選總統后，更誓言將解除管制和私有化作為執政的重心。金融革命正是爆發在里根時代，結果是金權革了政府的命！
在學術界，「第二次美國革命」的精神被豐富為「新自由主義」的思想體系，這一主義，不折不扣地體現了1%的富人的主要訴求。
貨幣主義的大本營——芝加哥大學，本身就是在洛克菲勒家族的資助下發展壯大起來的，貨幣主義所形成的貨幣政策，對1%的富人的貢獻良多。貨幣主義大師弗里德曼，被派去親自調教里根總統，同時，也為英國首相撒切爾「開小灶」，1%的富人需要在思想和行動上，統一協調美英兩國的金融巨變。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開始大行其道，他認為「通貨膨脹歸根到底就是一個貨幣現象」，反通脹的核心就是緊縮貨幣供應。美元是1%的富人統治世界和分配財富的核心工具，必須毫不猶豫地堅決捍衛。為此，美元大幅加息和升值是必要的。因為富人們的主要財富形式都是金融資產，強勢美元是穩定的金融市場的前提條件。因此，強勢美元符合美國1%的富人的核心利益。
與貨幣主義遙相呼應的就是強烈呼籲減稅和削減福利的供應學派。他們聲稱，只要大幅減稅，美國經濟就會「神奇」地爆發出巨大的生產力，削減福利則會迫使工人失去懶惰的依賴，努力工作增加生產。其實，減稅的最大受益者當然是1%的富人，而削減福利的受害者，則顯然是99%的中產階級和窮人。在整個供應學派鼎盛的20世紀80年代，人們最終也沒有看到「神奇」的生產力爆發，放眼美國，到處是德國貨和日本貨，美國的工業經濟卻再也沒有恢復70年代初的國際競爭力。
貨幣主義和供應學派，都堅決反對政府干預，強烈要求私有化。有了這些理論基礎，美國的統治精英們準備從幾個方向入手，重新奪回財富的分配大權。
美國的公司治理制度需要從根本上加以改革，必須強調債權人和股東的利益優先，在公司利潤增長停滯的情況下，工人的實際收入要削減，否則富人的收入就上不去；政府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的干預，必須進行最大限度的削弱，以便騰出巨大的經濟資源，供1%的富人重新進行財富分配；政府支持工會聯盟的傳統必須打破，工會組織保護著工人的福利和待遇，不削弱工會的力量，就難以壓低工人的收入，財富再分配就無法進行；金融機構的勢力必須得到進一步強化，與其投入大量資金重振工業體系，強化與德國和日本的競爭實力，不如用金融繁榮取代工業復興，進入所謂「后工業時代」；重新梳理金融部門與非金融部門之間的關係，確保前者獲得明顯優勢；廢除法律對公司合併與收購的種種限制，讓金融部門從中獲得暴利；強化中央銀行的權力，確保物價穩定，以便繁榮金融市場；重建與外圍國家的貿易關係，加速經濟資源向中心國家的轉移。
1%的富人已經打好了算盤：緊縮貨幣反通脹，經濟必然陷入衰退，失業人口將大幅增加，這正是迫使工人接受更低收入的良機；緊縮貨幣還會導致美元升值，這會加速工業企業向其他低成本州的轉移，從而有效地削弱傳統工業中勢力強大的工會組織，減少工人罷工的損失，降低大公司的經營成本；緊縮貨幣，還將迫使利率飆升，擁有大量資本的富人們，將從中獲得巨大的收益；緊縮貨幣的同時，還要大規模減稅，經濟衰退和稅收減少同時併發，政府財政必然出現巨大的赤字，只得依賴發行國債來彌補虧空，於是國債承銷將為金融部門帶來驚人的超額利潤；緊縮貨幣，將使美元重新穩定，歐洲美元迴流，金融市場繁榮，企業併購活躍，金融部門收益暴漲。經過這樣一番布局，社會財富的分配將明顯有利於1%的富人。
所有的這一切，都必須從緊縮貨幣、強化美元的地位入手。此時，美聯儲主席的位置就顯得格外重要。保羅·沃爾克正是一個理想的人選。
沃爾克的貨幣「化療」，美債帝國轉危為安
1979年10月6日，剛上任兩個月的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在美聯儲大廈召集了公開市場委員會的秘密會議，商議如何對通脹動刀子。沃爾克乃是洛克菲勒帳下的悍將，發跡於洛家旗下的大通曼哈頓銀行（今天摩根大通的前身），后被洛家重臣羅伯特·羅薩（Robert Roosa）看中，選拔到財政部進行歷練。這個羅薩正是60年代使用美債套牢歐洲美元儲備的總設計師，歐洲人被迫接受美國國債而不是黃金作為外匯儲備的主要投資選擇，羅薩堪稱是美債帝國的奠基功臣之一。在羅薩的調教下，沃爾克曾在尼克松時代擔任財政部副部長，親手策劃並參與了廢除黃金的「政變」。大功告成之後，沃爾克被洛家提拔到紐約美聯儲銀行行長的關鍵位置，掌握著美聯儲的「兵權」。
為了有效阻擊通貨膨脹，沃爾克決定從根本上改變美聯儲控制美元貨幣供應的方法，直接控制貨幣供應量（M1），而不再以利率來間接調控貨幣。直接控制貨幣供應量，就是按住M1的增長，放開利率，無論利率飆升到何種程度，也絕不動搖，這種治療方法更像直接殺死癌細胞的「化療」，很酷、很暴力。而控制利率，則是通過對聯邦基金利率（Fed Fund）的調整，用資金成本來影響商業銀行信用擴張的意願，間接調整貨幣供應的總量，它的思路就是按住利率，放開貨幣，信用擴張順其自然。間接控制好比吃中藥，重在調養，靠激發經濟的內在機能來發揮功效。直接控制貨幣供應的好處就是見效快，力道猛，不過，由於利率將出現劇烈波動，對經濟的副作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