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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第36章 蛇形漸進,通往歐洲合縱國的歐元

  1984年3月13日,科斯泰姆在布魯塞爾正式啟動了新圈子,參加會議的有比利時總理廷德曼斯,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各國金融與貿易領域的權威人士也紛紛趕來。德國總統卡爾·卡斯騰斯(Karl Carstens)雖然沒有到會,但他表示卸任之後就會參與新圈子的討論活動。會議達成共識,在新的形勢下,恢復莫內精神,重建一個新的委員會。施密特認為,委員會應該「制定總體戰略,來喚醒沉淪的歐洲」。會議還建議由施密特對歐洲貨幣體系(EMS)提出戰略報告,其他成員則分別負責起草歐共體、統一市場、安全與防衛、西班牙葡萄牙加入歐共體等專題報告。施密特最後特彆強調:「必須意識到儘管(法國總統)密特朗將歐洲問題置於考慮的中心,但是法國社會黨內卻沒有這樣的共識。」因此必須找到「一些能給密特朗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參與進來,以獲得密特朗的戰術性支持」。 

  這個最佳人選就是法國財政部長雅克·德洛爾(Jacques Delors)。科斯泰姆與德洛爾第一次見面是在1976年,之後兩人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繫,莫內的思想和勢力強大的圈子,對初出茅廬的德洛爾,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德洛爾曾是法蘭西銀行的高官,自信而常常直言不諱,他的能力有目共睹,連密特朗也對德洛爾格外看重。 

  1984年6月,德洛爾通知科斯泰姆,密特朗已經同意讓他參加科斯泰姆發起的新圈子活動,科斯泰姆驚喜之餘,建議德洛爾將重新啟動歐洲一體化作為一個主要的工作目標。後來,德洛爾在密特朗的支持和德國總理科爾的認可下,當選為「歐洲委員會主席」,這一職位相當於歐共體的內閣總理。對於密特朗而言,德洛爾是他在新圈子裡的代理人,而德國人拉攏德洛爾進入新圈子的主要目的,正是為了影響密特朗全力推動歐洲整合。雙方的默契就是將德洛爾放在「歐洲委員會主席」這一關鍵位置上,以便共同發力推動歐洲的經濟貨幣聯盟。 

  「新圈子」對德洛爾上任的消息自然是喜出望外,在關鍵崗位上安排了自己人,歐洲貨幣聯盟的速度將大大加快。可是,德洛爾出任「歐洲委員會主席」后,新圈子就需要再安排一位法國社會黨的人選,來填補德洛爾的空缺。作為臨時措施,德洛爾將以「客人」的形式參與「新圈子」的所有活動。當德洛爾來到布魯塞爾就任「歐洲委員會主席」后,「新圈子」立刻積極為他推薦歐洲委員會的組成人選。 

  1984年9月,「新圈子」被正式命名為「歐洲行動委員會」(The Ac-tion Committee for Europe)。80年代中期的歐洲與世界,已經與50年代莫內委員會成立時的國際形勢大為不同。蘇聯的威脅正在逐步解除,歐洲與美國聯合起來對付蘇聯的內在基礎日漸瓦解,西德與東德重新合併的可能性,已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幻想,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德國將再度出現在世界的舞台之上,不僅歐洲內部的法國和其他歐共體國家感到心理壓力加大,就連英國與美國也都顧慮重重,歐洲貨幣體系早已成為馬克的天下,如果德國統一實現,領土被肢解的德國將重新成為政治巨人。此時此刻,由德國人發力推動的「歐洲合眾國」運動,將促使美國產生對另一個超級大國出現的猜忌,而且歐洲內部也將被激發出強烈的民族主義。因此,「歐洲合眾國」的刺眼字樣,被籠統的歐洲所取代。 

  在歐洲整合的過程中,心理最為糾結的還是法國。日耳曼民族的彪悍,法國人早已深有體會。20世紀50年代法國主導的「煤鋼聯盟」,對於法國人而言是寬容和仁慈的美好感覺,歐洲聯合代表著歐洲團結一致,在美蘇兩霸之間爭取獨立地位的大義行為。可是,80年代的法國,經濟實力已經難與德國抗衡,法郎更成了馬克的跟班,當想到一個8000萬人口、政治統一、經濟強大、貨幣堅挺的德國再次出現在法國邊境時,法國人就會從骨子裡透出陣陣寒氣。 

  法國總統密特朗的應對之道,就是將德國的經濟與貨幣實力,與法國的軍事和政治地位整合起來,實現一種對法國和歐洲都更為平衡的態勢。德國有馬克,而法國有核武器,進一步聯合,則雙方共贏,退一步分裂,則後患無窮。當法國人想明白這個道理,德國人信服這一動機之後,雙方強化合作的動力獲得了一個新的突破。德洛爾正好扮演了這種突破的關鍵角色。 

  就在德洛爾準備代表「歐洲委員會」,第一次向歐洲議會發表演說之前,科斯泰姆給德洛爾寫了一封長信,就這次重要演說的內容,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德洛爾對此心領神會,在1985年1月的演說中,他正式提出到1992年,實現歐洲單一市場的重大目標。幾個月後,「歐洲理事會」的各國首腦們正式批准了德洛爾的目標,並責成他完成實施時間表的細節報告。歐洲一體化立刻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1985年6月6日,在「新圈子」的第一次正式會議上,德國總統卡爾·卡斯騰斯主持會議,德洛爾提出了未來強化歐洲貨幣體系的計劃。午餐會上,德國總理科爾對「新圈子」寄予了厚望,他認為「歐洲行動委員會」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將歐洲統一過程的歷史重要性,傳遞給年輕的一代人。只有我們不斷繼承這一精神財富,才能夠使歐洲統一的過程不可逆轉」。 

  1986年,德洛爾與「新圈子」的關係更加緊密,他讓同是社會黨人的好友亨利·拿列特接替他在「新圈子」中的位置。亨利·拿列特一直是密特朗的農業顧問,后擔任農業部部長。在「新圈子」的各次會議上,德洛爾將歐洲委員會的專家團隊,甚至翻譯人員都「借給」了科斯泰姆,以提供歐洲經濟貨幣領域的最新動態。除此之外,德洛爾每年由歐洲委員會給「新圈子」提供22000歐洲貨幣單位(ECU)的活動經費。 

  到1988年9月,「新圈子」已擴大到92名成員,他們來自各國政府、各國政黨、商業協會、銀行金融業和歐洲議會。其中13名成員是莫內時代的老人。「新圈子」形成的決議,可直接送達德、法、英、意、荷、比和歐洲委員會主席的手中,這些決議,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變成了政治家們在歐洲舞台上的台詞。政治家們在外交場合所難以啟齒的玄機,在私密的小圈子裡反倒能夠暢所欲言,充分交流。「新圈子」主要從幕後推動歐洲一體化的步伐,而很少在媒體上公開宣揚他們的計劃,這樣使得政治家們在國內政治舞台上,有足夠的表演發揮的餘地。這些同道中人,由於精神理念高度認同,很多人又是從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共同奮鬥的老朋友,相互信任,共同借力,彼此忠誠,絕不泄密,形成了堅不可摧的歐洲合眾國的信念聖地。 

  德洛爾委員會,歐洲貨幣聯盟的臨門一腳 

  1988年,歐共體作為一個國家雛形的政治基礎架構已經儼然成型,「歐洲理事會」「歐洲委員會」「歐洲議會」構建起未來歐洲合眾國大廈的三大支柱。但是,要建成一個真正的國家,缺了中央銀行這根最核心的柱子,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成功的。 

  貨幣聯盟作為撬動歐洲統一的主要槓桿,從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發揮重大作用,穩定歐共體內部的匯率關係,始終是促使歐洲各國合作的持續動力。 

  1970年的《維納報告》,確立了貨幣聯盟將從匯率聯盟起步,1972年的「蛇形浮動機制」正是這一戰略的具體表現。1979年啟動的歐洲貨幣體系,最重要的突破就是形成了歐洲貨幣單位(ECU),建立起歐洲的貨幣本位。然而,最終建成貨幣體系的關鍵部件——中央銀行,遲遲未能獲得重大突破。 

  誰掌握了貨幣發行權,誰就事實上控制著一切! 

  在這一關鍵權力的較量中,形成了德、法、英之間國家利益的外部博弈,以及各國財政部與中央銀行之間的內部爭鬥。 

  如果從德國戰後謙恭卑微的外交姿態與和平主義的國際形象,就判斷德國人已經永遠放棄追求世界霸權理想的話,未免也太低估了日耳曼民族的強悍意志。德國僅僅是學乖了,而不是變乖了! 

  德國支持歐洲統一的目的,是希望建立一個由德國駕馭的歐洲大陸。在軍事上跛腳,政治上裝孫子的窘境中,德國人手中唯一的重武器就是貨幣!德國人對於自己所需要得到的東西,異常清晰,始終如一,前後連貫,毫不動搖。歐洲的貨幣大權,必須也只能由德國中央銀行進行實質控制。時間的優勢在德國一邊,歐共體事實上已經是馬克貨幣區,德國經濟凌駕於所有歐洲國家,國家統一即將實現,政治侏儒時代已日漸遠去,蘇聯與東歐的衰落,為德國勢力向東擴張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間。在德國領導下的歐洲大陸,必將成為一個世界超級強權。在過去的一百年中,德國人吃夠了急躁的苦頭,這一次,它將以超級的耐心和毅力,去贏得屬於自己的未來。 

  法國永遠是理想遠大,計劃宏偉,但執行力不足。在它每一次與德國激烈爭吵之後,德國人在面子上總能讓法國感到些許寬慰,但仔細評估下來,卻發現德國人其實沒有作出任何實質性的讓步。法國人對榮耀和擁有權力象徵的快感,遠勝於對權力執行中所產生的瑣碎煩惱。法國想讓未來的歐洲中央銀行對它唯命是從,但它既缺乏實力,又沒有耐心。 

  英國在心態上始終沒有走出「偉大光榮」的過去,在英國人的眼中,20世紀的歐洲大陸,與19世紀沒有什麼區別。英國幻想著自己仍是當年那個舉足輕重的歐洲砝碼,偏向德國,則法國的雄心壯志不得不折戟沉沙,而滑向法國,日耳曼帝國的夢想就會煙消雲散。沒有英國的介入,歐洲大陸必然亂成一團。作為兩個世紀歐洲的貨幣權力中心,倫敦豈能容忍由巴黎或法蘭克福來決定自己的命運? 

  當各懷心腹事的歐洲大國們,參加1988年歐洲貨幣聯盟峰會時,一出精彩紛呈的大戲上演了。 

  在1988年6月的德國漢諾威歐洲峰會上,德法正式啟動了歐洲央行這一貨幣聯盟賽事中的冠軍決賽。峰會決定成立一個專家小組,來提出貨幣聯盟的最終路線,這個小組成員中包括了12個歐共體國家的中央銀行行長,誰來領導這一專家小組的工作,成為了峰會矚目的焦點,這個人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冠軍杯最終花落誰家。德國科爾總理最後亮出了底牌,他舉薦的正是「歐洲委員會」主席,法國超級紅人德洛爾!法國總統密特朗含笑點頭,英國首相撒切爾在茫然中追隨。 

  德國人這一招走得相當高明,科爾深知法國人非常看重聲譽,由德國人出面領導專家小組來制定一個對德國中央銀行有利的方案,註定會遭到法國人的堅決反對,而由法國人來領導,則可以充分滿足法國人的虛榮心。只要實質上對德國有利,科爾會滿臉微笑地將桂冠戴在法國人頭上。這也正是德國人在「新圈子」里,格外賣力地去籠絡德洛爾的根本原因。 

  對於德洛爾的任命,並非皆大歡喜。德國央行行長波爾就滿腹牢騷。很明顯,波爾認為自己才是貨幣專家小組的天然領袖,在12個央行行長中,他是理所當然的老大。再說,貨幣問題是央行的拿手好戲,財政部長出身的德洛爾,居然要領導央行行長們搞貨幣研究,既留下財政部指揮央行的惡劣印象,又是外行領導內行的糟糕先例。他還抱怨撒切爾夫人沒有敏感的政治洞察力,「她竟然歡迎成立以德洛爾為首的專家小組。她應該知道這個安排有政治上的特別考慮」。波爾一度甚至拒絕參加德洛爾委員會。 

  在這一問題上,波爾對委員會的強烈反感,與他後來對委員會報告的讚賞之間,多少有些讓人生疑。老辣的撒切爾正是看到波爾對德洛爾委員會的堅決抵制,才沒有否決對德洛爾的任命。英國不願意看到歐洲央行的出現,但也不想單槍匹馬地挑戰整個歐共體。但後來撒切爾卻因為輕信了波爾而後悔不迭。 

  德洛爾委員會成立后,將主要工作全部移到了瑞士的國際清算銀行中進行。國際清算銀行,設計初衷就是中央銀行們的中央銀行,它從理念到氛圍,從輔助團隊到核心專家,當然都是嚴重傾向中央銀行獨掌貨幣大權的方案。誰是歐共體央行中的老大呢?當然還是德國央行。其實,歐洲中央銀行壟斷貨幣發行權,就是德國央行獨霸貨幣大權。 

  不出所料,1989年4月,德洛爾委員會提交的《德洛爾報告》明顯傾向於歐洲未來的中央銀行將獲得甚至比德國央行還要大的「獨立性」。報告指出,歐洲央行「應該採取聯邦形式,我們可以稱之為歐洲中央銀行體系(ESCB)。這個新的體系,應該被賦予完全獨立自主的地位,它是歐共體的機構,而不隸屬於任何國家。新的體系由一個中央機構(擁有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和各國中央銀行共同組成。新的體系的職責是維持物價穩定。該體系的理事會必須獨立於各國政府和歐共體的權力部門」。 

  《德洛爾報告》中還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指導,如資本流動自由化、金融市場整合、永久性貨幣自由兌換、永久性的固定匯率等。但這些內容不過是老生常談,並無新意。最具爆炸性的還是「聯邦制」的歐洲中央銀行體系,它不僅代表了央行的徹底獨立,更意味著各國將放棄「貨幣主權」。這個報告所產生的震撼力,遠遠超過了1970年的《維納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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