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第35章 金陵夢斷(3)
黃炎培、傅斯年等一批國民參政會的「御史言官」們，在1945年7月的國民參政會上，聯名提出對發售美金公債營私舞弊的質詢案，傅斯年還搜集了一大堆孔祥熙美金公債案的原始資料和證據，打算正式提交參政會討論，一定要玩一手「美式民主」，捨得一身剮，也要把皇親國戚、親美大財閥孔祥熙拉下馬。
然而就在國民參政會正式開會的前夜，蔣介石侍從室秘書陳布雷卻找上門來，與傅斯年議員「懇談」，要傅斯年「以大局為重」，不要給「友邦」和「反動分子」攻擊政府的口實，要相信蔣委員長一定會秉公辦理，希望能把孔祥熙案的卷宗先拿到蔣介石官邸，「委座要提前看」[15]。當然，這批卷宗最後必然是永遠「失蹤」了。事後，雖然孔祥熙被迫辭職下野，從此遠離權力中樞，但是他並未遭到司法調查，更未受到任何刑事追究，被他貪墨的那些錢也不了了之，湮沒在了歷史的故紙堆中。
蔣介石擺明了就是要罩著孔祥熙，事實上，統治國民政府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哪一個身上都不幹凈。
早在1943年，《亞洲華爾街日報》就估計宋子文的身家有7000萬美元，他在通用汽車和杜邦公司都有投資，而僅靠他出任財政部長、央行總裁、中國銀行董事長等國家公職的那點薪水，顯然是不可能賺到這麼多錢的。美國政治作家默爾·米勒在1953年採訪連任失敗的杜魯門總統時，杜魯門大力指控是宋子文、孔祥熙一干人在計劃偷偷侵吞美國政府的對華援助。杜魯門越說越激動，最後竟不能自抑，破口大罵：「他們都是賊，個個都是該死的賊（They're thieves，every damn one of them）……他們從我們給蔣介石送去的38億美元中偷去7.5億。他們偷了這筆錢，而且將這筆錢投資在巴西的聖保羅，還有就在這裡，紐約的房地產！」[16]
被他們貪走的美元，最終也是需要中國普通老百姓辛苦勞動創造出財富來償還的。他們偷走的，其實並不是美國納稅人的錢，而是中國老百姓的血汗錢。這樣的政府，不是「國民政府」，而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榨取國民血汗的財富壓榨機！
如此的「國民政府」，早晚必被國民所拋棄！
金融版「潛伏」
1939年秋天的紐約，陳光甫在一家中餐館面試了一個年輕人，只見這位小夥子儒雅中暗含著老練。他目光犀利，思維敏捷，對陳光甫的英文提問，他以英語對答如流。陳光甫暗自點頭，果然是美國財政部助理部長兼貨幣司司長、他的老朋友白勞德親自保舉的青年才俊，當真是後生可畏。陳光甫當即拍板，聘請眼前的這位年輕人為自己的秘書，著力栽培。
這位年輕人名叫冀朝鼎，出身山西名門，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太平洋國際學會研究員。並不為人所知的是，他是1927年白色恐怖最盛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在黨內組織關係上受周恩來的單線領導。他的弟弟，則是日後代表新中國出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冀朝鑄。
在接受組織派遣赴美留學期間，通過中國共產黨與美國共產黨的組織關係，冀朝鼎結識了美國財政部貨幣政策研究室官員、1935年加入美國共產黨的愛德樂。後來，愛德樂又將冀朝鼎介紹給美國財政部的實權人物白勞德。白勞德當時是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FR）的成員，看到來自中國的冀朝鼎人才難得，就引薦冀朝鼎作為研究人員進入太平洋國際學會工作。
這個太平洋國際學會可是非比尋常，它作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分支機構於1925年在檀香山成立，由中美日等太平洋沿岸地區國家的精英階層組成。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卡耐基基金會對其提供資助，代表摩根和洛克菲勒家族利益的華爾街聯盟控制著這個組織[17]。同時向這個組織提供經費的還有美孚石油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IBM、通用電氣公司、《時代》雜誌、J.P.摩根、花旗銀行、大通曼哈頓銀行以及其他與華爾街有關係的機構。
作為這個機構的美方主要代表，財政部的實權人物、助理財長白勞德對於戰後國際金融秩序的制度設計，有自己的一套見解。他認為，為了避免類似大蕭條那樣的悲劇再度發生，應該搞一個全世界各主要國家都參加的國際平準基金，基金數額至少為50億美元，由會員國按規定的份額繳納，份額的多少根據會員國的黃金外匯儲備、國際收支及國民收入等因素決定，並且基金要以這50億美元為準備，發行獨立的貨幣單位「尤尼它」（Unita）。每一個「尤尼它」等於10美元或含純金137格令（1格令=0.0648克純金），將「尤尼它」與美元和黃金掛鉤，所有會員國貨幣都要與「尤尼它」保持固定比價，不經基金會員國3/4的投票權表決通過，會員國的貨幣不得貶值。另外取消外匯管制、雙邊結算等歧視性措施，並對會員國提供短期信貸，以解決會員國國際收支逆差問題。
這就是今天統治全球金融秩序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前身，而白勞德建議的這個國際平準基金計劃，最終以「懷特計劃」的名稱永載國際貨幣金融史冊。
提出了國際平準基金計劃的白勞德和美國財政部，急需一塊試驗田來測試自己的計劃到底成效如何。這時中國為了穩定自己的幣值，主動於1938年8月派徐新六、胡筆江赴美洽談建立中美平準基金的事宜；然而兩位中國銀行家還沒來得及飛離中國本土，就被日本戰機擊落。亟需美國援助的國民政府在悲劇發生的第二個月就迅速委派陳光甫繼續赴美談判。
本來這是一件美國財政部求之不得的事，然而由於美國孤立主義勢力的強大和中立法，又不能直接貸款給中國政府。於是熟悉美國政治氣候和商業套路的陳光甫，建議美國財政部把用於促進貿易的貸款交給一家在美國註冊的公司，即中國環球進出口公司，用這個平台作為未來建立平準基金的過渡，而公司的記錄美國政府可隨時檢查。這些貸款由美國缺少的中國自然資源做擔保，包括桐油、錫、鎢等。出口這些資源將使中國能夠建立最低限度國防能力的重要工業，如卡車、汽車運輸、通訊、現代採礦機器和現代加工廠等。[18]隨後，陳光甫與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和白勞德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談判，終於在1938年下半年達成了第一筆2500萬美元「桐油貸款」協議。
急於建立中美平準基金的白勞德和陳光甫都心知肚明，這個「桐油貸款」不過是未來建立中美平準基金的預演，白勞德需要及早向這個中國環球進出口公司安插「自己人」，陳光甫也需要一個得力的人既能應對公司的日常業務，也能保持與美國財政部的密切溝通。恰在這時，冀朝鼎出現了。而陳光甫安排給冀朝鼎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撰寫「桐油貸款」報告。[19]
而冀朝鼎能成為白勞德的「自己人」，使得白勞德推薦他扮演如此重要的一個角色，並不僅僅是因為冀朝鼎的舉薦人愛德樂是白勞德的心腹，或者是冀朝鼎卓爾不凡的能力，也不僅僅是因為兩人同在太平洋國際學會共事，更重要的是，白勞德本人也是「組織上的人」。1944年，白勞德代表美國政府參加布雷頓森林會議，用自己的「懷特計劃」PK掉了代表英國利益的「凱恩斯計劃」后，就被美國聯邦調查局以蘇聯間諜嫌疑的罪名給「雙規」了。此後不久，打入全球資本主義大腦神經中樞，進行深度潛伏的白勞德，莫名其妙地死去了。
隨著戰事的深入，中國外貿路線幾乎全被日本軍隊切斷，實際上已無外貿可言。中國環球進出口公司自無存在的必要，於是陳光甫就帶著冀朝鼎回國，走馬上任新成立的中美英平準基金委員會的主任一職。冀朝鼎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平準基金委員會的秘書長。平準基金委員會的主要委員，像陳光甫、席德懋、貝祖詒，都是身兼數職的金融界大佬，各有各的銀行「堂口」，各有各的一大攤子事，對於平準基金委員會的日常工作不可能親力親為，於是基金的日常運作就全部控制在了冀朝鼎的手中。而平準基金在當時幾乎相當於中國事實上的中央銀行，這位深度潛伏的「共諜」，真可謂是位高權重。
更匪夷所思的是，冀朝鼎不僅在平準基金委員會中呼風喚雨，不久居然又成了孔祥熙控制下的外匯管理委員會的秘書長。原來，冀朝鼎在他的位置上，敏銳地覺察到在兩個委員會之間，特別是在陳光甫和孔祥熙之間，權力的天平遲早會向後者傾斜，為了潛伏到更深的位置上，他必須利用兩者的矛盾，適時地調整自己的策略，轉到孔祥熙的陣營中去。儘管陳光甫的才學、私德、個人魅力要遠勝於孔祥熙，儘管兩年多的朝夕相處，使他與陳光甫之間早已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儘管背棄陳光甫令冀朝鼎內心痛苦不堪，然而為了更大的正義，有些事，他必須要做。
在日軍攻佔香港后，原本在香港開門營業的平準基金不得不遷到陪都重慶，就在中央銀行的大樓里辦公。而平準基金工作人員包括冀朝鼎，都住在重慶北岸范庄孔祥熙大院的樓房裡。冀朝鼎佔據了「有利地形」，能夠每天與孔祥熙接觸。憑藉孔、冀兩大山西豪門的世交關係，冀朝鼎很快就成了孔家的常客，每周陪宋靄齡一起打橋牌，和孔祥熙親近到稱他為「老伯」。不久，他就被孔祥熙任命為外匯管理委員會的秘書長。
在孔祥熙的算盤裡，冀朝鼎與平準基金委員會的美籍委員愛德樂是死黨（就是那位潛伏在美國財政部的美共黨員），還與美國財政部關係密切（能不密切嗎？美國財政部里到處是「共諜」），在白宮也「上面有人」（怪不得麥卡錫很抓狂），待5億美元「三無」貸款到位，正好用冀朝鼎來取代陳光甫跟美國人打交道，把陳光甫徹底踢出局。冀朝鼎同為山西老鄉，還是豪門世交之後，又喝過美國洋墨水，與美國上層關係密切，業務能力也超強，這樣「信得過、靠得住、用得上」的幹才不用還要誰？孔祥熙哪裡會想到有著如此背景的冀朝鼎會是共產黨員！於是冀朝鼎很快就成為孔祥熙的心腹，贏得了孔祥熙的最高信任，以至於孔祥熙把自己沒穿過的貴重西服都送給了冀朝鼎。等到1944年2月平準基金委員會一解散，冀朝鼎立刻就變成了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
到這時，冀朝鼎已經成為國民政府貨幣政策事實上的制定者！大權在握，冀朝鼎要出手了。
法幣破產：外匯自由化的惡果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下詔，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舉國歡騰，中國人民以3500萬生命為代價，終於贏得了這場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大決戰。此時，對於國民政府來說，當務之急就是如何接收淪陷區，如何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
戰時主管金融財政工作的孔祥熙，此時因為美金公債弊案已經下台，接替他出任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的是宋子文。重新站在管理國家經濟核心舞台上的宋子文，發現自己面對的實在是個爛攤子。
一部國民政府的歷史，就是一部戰爭史。先是北伐，而後「剿共」，還要跟各路地方實力派軍閥混戰，接著又是抗日戰爭，基本沒有幾年消停過，戰爭早已打得民窮財盡，政府正常的財政稅收日漸萎縮，根本入不敷出。國民政府前期還能依靠江浙財閥的支持，發行公債度日。到了1935年以後，江浙財閥的金融力量基本上被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強行奪了過去，而蔣政府又多次賴賬，信用極差，使得公債也日益乏人問津。抗戰爆發后，不得不靠借外債過日子。然而這麼大的國家，應付如此規模的一場戰爭，求助外援也只能是權宜之計。萬般無奈之下，為了籌措軍政費用，彌補財政赤字，蔣介石便更多地傾向於讓國家銀行墊款，從1945年之後，中央銀行對政府的墊款占政府開支的比例常年高達60%以上！
中央銀行也不是阿里巴巴，念動咒語就能憑空變出財富來。面對政府的慾壑難填，中央銀行只剩下一招：開動機器印鈔票。如今，這一招有個難記易忘而且令人似懂非懂的名字，名喚「量化寬鬆」。
中央銀行大念其「量化寬鬆」的咒語，結果就是喚醒了一個名叫「通貨膨脹」的魔鬼，而宋子文採取的在淪陷區以1元法幣兌換200元偽幣的掠奪政策，則打開了禁閉魔鬼的瓶塞子。不久，這個魔鬼將把國統區變成人間煉獄。
當初侵華日軍為了穩定淪陷區的經濟秩序，以貫徹其「以戰養戰」的策略，每攻佔一地，即宣布以1元日本軍票兌換1元法幣，從而將法幣排擠出淪陷區。當汪偽政權建立后，發行偽中儲券，1元偽中儲券兌換2元日本軍票，實際使貨幣貶值一半。等到光復以後，宋子文竟然宣布以1：200的比價用法幣兌換偽中儲券，這就意味著淪陷區一位月薪1萬元的白領，在日本人打進來后，還能維持1萬元的月收入；汪偽政權成立后就只剩下了5000元錢，但日子還能過；好不容易熬到光復，通宵狂歡，第二天醒來突然發現自己的月收入就只剩下了25元錢！剩下的9975元錢到哪裡去了呢？被政府強制剝奪，拿去填預算的窟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