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第32章 皇權與金權(5)
在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打擊下，日本和德國都推行對內鎮壓、對外侵略擴張的政策，建立了法西斯統治，以提高國防開支、實現國家經濟軍事化的手段來克服危機。
在德國，由於皇權的崩潰，政權的更替是自下而上，通過大選來實現的。
1929年席捲世界的經濟危機爆發了，德國經濟急轉直下，1930年，德國失業人口達到200萬，1932年飆升到600萬。納粹黨立刻抓住這次歷史性機遇，指責《凡爾賽條約》和戰爭賠款導致了德國的經濟危機，抨擊政府軟弱無能，陷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經濟的蕭條和社會的動蕩使德國人民對魏瑪共和國徹底喪失了信心，轉而支持納粹成為國會的第一大黨，希特勒政府上台了。
很多人誤認為納粹政權是一個獨裁政權，擁有著社會運作的所有權力，可以隨心所欲地支配一切社會資源，希特勒可以決定所有人的命運。實際上，作為政治家的希特勒必須依靠德國社會的四大權力平台的配合，才能運作政府。
當時德國的社會權力平台，包括工業資本家、軍隊、官僚階層和容克地主階層。希特勒通過保證農產品利潤、管制農民工資、減少貸款利息和稅收，以及免交失業保險等一系列措施，保護容克地主階層的利益，並獲得了他們的支持。
由於歷史上以普魯士軍官團為核心的軍隊勢力與容克地主階層淵源極深，普魯士軍官團的精英都是出身容克地主階層，保護容克地主階層使希特勒贏得了軍隊的支持。
通過要求官僚階層的猶太人和反納粹的人士提前退休，大量納粹黨員成為公務員，加強了納粹的勢力。
資本家在納粹上台後權力大增。這個階層的人士並沒有被大規模地組織起來，也沒有按照向某一個領袖盡忠這樣一種原則受到控制和制約。納粹政府基本上是不干擾工業和商業自由運作的，而且納粹黨除了處在戰爭的緊急狀態下之外，對於工業資本家總體而言也沒有太多的控制。
傳統觀點認為，納粹德國實行的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和完全獨裁的政治體系，實際上這種認識並不准確，因為當時的德國並沒有真正建立起這樣一套組織模式。應該說，納粹德國的這套系統是一種專制資本主義，但不是獨裁資本主義，其主要特點是對整個社會進行有效的組織，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各種社會行為和資源的調動主要是為了滿足資本主義追求利潤的目的。[17]
日本和德國最大的不同是帝制皇權，日本不是依靠政黨和大選掌握政府，而是以自上而下方式，由天皇和強勢的軍部來主導，依靠對內策劃一連串暗殺、政變等恐怖事件，對外發動侵略戰爭來擴大勢力和影響，建立軍事法西斯專政。
日本「君主立憲」是由君主為主體的立憲，憲法只是君主管理國家的手段，而不是對君主的制約。恰恰相反，憲法不僅要保護天皇，還要明確一套機制，使天皇的權力不會受到任何限制。天皇是「帝國元首」，由天皇任命內閣大臣，各級官員必須效忠天皇；天皇是軍隊的「大元帥」，直接統帥和指揮軍隊，政府和議會不得干涉；天皇可以召集或解散議會，可以頒布詔書取代法律；議會只對天皇起協助和諮詢的作用。可見，日本天皇比希特勒的權力大多了，而且有法律明確規定。當然，法律歸法律，天皇的實際權力仍然取決於天皇本人與財閥、政黨、軍隊之間的博弈，大正天皇的權力與明治天皇的權力就不可同日而語。
日本軍隊勢力集團，在明治維新后的政治基礎上，經過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兩大對外戰爭，成為政府的權力中樞，佔據特殊的政治地位。軍部勢力有兩大支柱，一是參照德國，實施軍政軍令大權分立、統帥權獨立的原則，極大強化了軍方政治地位。二是日本的法律明文規定內閣中的陸海軍大臣，必須由現役軍人擔任，更是確立了軍隊干政的法律依據，如果軍方抵制，內閣必然垮台。1907年制定的《軍令》，明確有關統帥權事項只需軍部大臣同意，而繞開了總理大臣。該制度使政黨、政府對軍權不得染指，軍部卻可以根據軍方意志派員擔任內閣大臣，直接操縱國家政務，掌握內閣的存亡。正如「大正政變」中，陸軍大臣的辭職就輕而易舉地搞垮了軍方不滿意的西園寺公望內閣。
明治維新時代，國家的目標是用一代人的時間將日本建成工業化國家。而日本底子薄，起步晚，唯一的方法是由政府引導，傾全國之力發展經濟。這樣日本形成了幾個和政府緊密相連的龐大的壟斷企業，壟斷資本家的利益常常和國家利益結合起來，資本家常常使用合作的態度執行國家政策。
日本的政黨政治活動在早期依賴元老舉薦制度。政黨要想組閣成功需要跨過兩個門檻，第一是元老的舉薦，第二是選舉中獲勝。各個政黨不是努力通過自己的綱領和宣傳去爭取選民的支持，而是揣摩如何博取元老們的歡心。當元老一個個離去后，缺乏民眾根基和綱領的政黨內閣，在面對強硬的軍部的行動時毫無還手之力。
憲法保護下的皇權、強硬的軍隊、合作的資本家和軟弱的政黨，這一切都讓天皇的軍國主義專制道路比希特勒更加一帆風順。
裕仁還向世界證明了他比希特勒高明的地方——天皇對基層臣民的控制和鼓動能力。這些人包括低級軍官、浪人和農民。一旦內閣大臣官僚或軍隊里的高級軍官不聽指揮，他就直接發動基層民眾和下級軍官，用「下克上」的方式去完成天皇的意志。
裕仁在他的皇室宗親的幫助下，很早就開始培養年輕的軍官和官僚。早在1921年他在歐洲旅行時，就接見了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岡村寧次等日本青年軍官，並獲得了他們的效忠，他們後來形成了裕仁向軍中元老挑戰的組織——「巴登巴登十一親信」，其中的崗村寧次、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都是日本軍事擴張的核心人物。
裕仁在宮中建立了控制和培養年輕軍官和官僚的教導中心，取了一個比較隱晦的名字叫「大學寮」。對於下級軍官和初出茅廬的官僚來說，能在神聖的皇宮裡聽講討論，真是莫大的榮幸，這裡待過的人很少會背叛天皇，同學之間結下的友誼會貫穿整個人生，他們的聯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直對日本的政壇發揮著重大的影響力。
東京大學哲學系博士大川明周被指定為大學寮學監，他多年在裕仁的親信身邊工作，是日本第一大幫會「黑龍會」頭子的忠實助手，還在中國當過10年間諜。他周圍聚集了代表各階層的大亞細亞主義擁躉、間諜和民族主義分子。他被稱為「軍國主義的精神教父」和「日本的戈培爾」，是黑白兩道通吃的實幹家。
在大川博士的指導下，大學寮的課程里加入了他認為有用的各種「主義」。儒家思想、武器發展、應急計劃的制訂、陸軍的改組和地緣政治理論等。天皇的首席顧問開了一門關於天皇地位的課程，解釋皇室的各種職責，說明這些職責在調節天皇與其忠實親信的分歧時的作用，以及講解決不能讓公眾和輿論玷污天皇的必要性。來講過課的甚至還有準軍事體系的人員，如秘密警察、商業間諜、販毒老手、妓院老闆、恐怖分子和審訊專家等戰鬥在「法西斯主義建設」第一線的行家裡手。[18]
除了培養人才以外，天皇還支持拉攏幫會和法西斯組織，比如黑龍會和血盟團，讓他們以暗殺和政變來誘導民意，清除反對派。
黑龍會創立於1901年，是日本國家主義運動的中心和日本浪人的大本營，勢力之大，超過其他任何一家團體。當時成立日本內閣，沒有黑龍會大佬頭山滿的同意，誰也行不通。黑龍會在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中，也曾大顯身手。之後與日本軍方的合作日趨緊密，配合軍隊侵略中國和發動太平洋戰爭。
血盟團是日本右翼恐怖組織，由法西斯僧人井上日召發起，主要成員是學生和農村青年。井上日召曾在中國搞過特務活動，20世紀20年代和老朋友大川博士一起回到日本。他和他的門徒企圖以暗殺的方式打倒政黨、財閥和特權階級，在日本實現「君民共治」的法西斯制度。「美元套利陷阱」牽扯的財政部長井上准之助和三井總裁團琢磨，都死在血盟團的槍下。
有了這些組織的暗中配合，天皇在短短的一年時間裡，運用「乾坤大挪移」，幕後操縱日本政局，屢屢使出陰謀、暗殺和戰爭手段，打得政黨勢力灰飛煙滅，財閥資本家俯首帖耳，國際社會啞口無言，把皇權緊緊握在手中。他的成就已經遠超大正，直追明治。
「這樣就結束了日本民選政府的實驗。犬養毅的被害，有效地使政友會銷聲匿跡。此後13年內，雖然日本人仍繼續定期投票選舉，但他們的選票毫無意義——最多不過是對當時公開化了的問題，發表一些不切實際的看法而已。在隨後的歲月中，既然財閥已甘心成為國家整軍尚武的機器上的輪齒，那麼裕仁從他的皇祖列宗處承襲的軍事計劃可能遭遇的阻力，唯有來自陸軍的『軍國主義分子』。」
「當最後一枚手榴彈爆炸后，煙消霧散；最後一輛出租汽車開到秘密警察大樓前停下來；西園寺公望最後虛張聲勢的恫嚇伎倆被裕仁鎮下去之後，死者共計不過4人。一年之後，希特勒奪取政權時，還得刺殺政敵51人，並縱火焚燒了德國國會。希特勒的名字於是立即在全世界成為魔鬼的同義詞；而裕仁在他的這場『三重陰謀』的大政變后，卻仍未被人識破——依舊是在宗教色彩的戒律掩蓋下的神秘人物，表面看來仍然完全是一個正人君子的典範。他佔了當皇帝的便宜，他可以憑藉上千年搞陰謀的經驗。」[19]
1936年2月26日，當1000多名日本下級軍官和士兵高呼推翻財閥統治、打倒貪污腐化的官僚政客而血洗東京時，震驚世界的「二二六」兵變將敢於對抗天皇的勢力徹底打垮了。
西園寺公望本在被刺殺之列，但最後政變士兵「突發善心」，放過了他。此時的西園寺公望徹底明白了，這是一種來自最高層的最嚴厲的警告，他根本不是裕仁天皇的對手，憲政不可能制約天皇，金權也難以戰勝皇權！
從此，日本打開了世界大戰的潘多拉盒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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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本天皇的陰謀，（美）貝爾加米尼著，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605頁
[11]The House of Mitsui，Oland Russell，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39，p254-255
[12]出處同上，p255
[13]出處同上，p249-250
[14]日本真相，高宗武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27頁
[15]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美）比克斯著，王麗萍，孫盛萍譯，新華出版社，2004年，第8頁
[16]Tragedy and Hope，Carroll Quigley，GSG&；Associates，1996，p561
[17]貨幣戰爭2：金權天下，宋鴻兵編著，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2009年，第175頁
[18]日本天皇的陰謀，（美）貝爾加米尼著，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458-459頁
[19]出處同上，p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