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第21章 紅色中央銀行(4)

  農民謝仁地，全家6口人，革命前沒有一點田地，只有極少數的農具。謝仁地借了地主100擔谷田種，由於剝削重，一年只能得到10擔谷，全家不夠吃，每年都得向地主借糧，割了禾，交了租，還了債，又沒有米下鍋，又要向地主借……革命后，他分到了地主的穀子、衣服和犁耙等農具，分田時全家分得了57擔谷田，7丈8尺的菜園地。分田后第一年，他收了72擔谷，還有番薯、豆子等，除了口糧40擔，交土地稅3擔外，還餘下29擔穀子。菜園種的菜，除了自己吃的外還可以出賣，生活有了根本的好轉。當時，布價雖然很貴，但他每年都要買兩匹。另外還要添置一些農具。[14] 

  即使在蘇區的後期，由於軍費和政府的開支提高，「農民的負擔（包括農業稅、公債和借谷等）雖然不斷增加，但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農民的生活仍有很大的改善。1933年，農民的生活比較國民黨時代至少改良了一倍。農民的大多數，過去有許多時候吃不飽飯，困難的時候有些竟然要吃樹皮，吃糠麩，現在不但一般沒有飢餓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豐足了。過去大多數農民衣服著穿得很爛，現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兩倍」[15]。 

  政權的建立和穩固，革命戰爭的勝利，都離不開根據地。毛澤東曾幽默地比喻說：「革命要有根據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沒有屁股，便不能坐下來。要是老走著、老站著，定然不會持久。腿走酸了、站軟了，就會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據地，才能夠有地方休整，恢復氣力，補充力量，再繼續戰鬥，擴大發展，走向最後勝利。」 

  而根據地能存在，離不開根據地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根據地農民和工人的支持，同時，也離不開貨幣金融的保障。 

  正如毛澤東所說：「只有蘇維埃用盡它的一切努力解決群眾的問題，切切實實改良了群眾的生活，取得群眾對於蘇維埃的信仰，才能動員廣大群眾加入紅軍，幫助戰爭。」[16]「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嗎？那麼，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17] 

  正是有了這樣的思想為指導，蘇區金融制度的建立，處處為農民著想，從解決農村經濟的實際出發，國家銀行的措施極大地方便了農民的生活，樹立了蘇區貨幣的信用，政府更得到了廣大農民的衷心擁護和愛戴。正是因為得了民心，在為了反「圍剿」而大規模擴充紅軍時，蘇區到處可以看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爭相當紅軍的動人場面。 

  貿易「特區」和蘇區「央企」 

  一艘載滿布匹的民船溯江而上，駛近贛州下游一處時，船長讓船在西岸停了下來等候嚮導。突然，東岸響起「噠噠噠」的機槍聲。「快將船駛向東岸！」船長吩咐道。船工們拔起竹篙剛將船駛近東岸尚未停穩，岸上等候多時的蘇區江口貿易分局的工作人員便跳上船來。船長與他們打過招呼，便急忙高聲叫著「紅軍打劫了」，棄船「逃」回贛州。回去后，船長對布莊老闆說：「不好了，一船布被紅軍給『搶』走了！」老闆不僅不著急，反而讚揚船長幹得好。過不了幾天，這船布匹的貨款便一文不少地送到了布莊。老闆一算，整整賺了幾千銀元。而船長呢，還格外得到貿易局付給的數百塊銀元的酬謝費。 

  這奇特的場面，在當年蘇區和國統區毗鄰的區域屢見不鮮。實際上，這是蘇區與國統區之間的一種特殊貿易方式。 

  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失敗后，加緊對中央蘇區進行經濟封鎖，斷絕了蘇區和國統區之間的貿易。蘇區的農副產品和土特產品賣不出去，價格一跌再跌，急需的食鹽、布匹、煤油、西藥等也運不進來。一時間，蘇區一些物品的價格高漲，人心惶惶，直接影響了群眾和紅軍的生活，影響了人民對政府的信心。 

  政府認識到這是關係到中央蘇區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專門成立了中央國民經濟部，下設對外貿易總局，負責發展對外貿易。同時出台了一系列符合實際情況的靈活政策：獎勵私人商業經營各種蘇區必需的商品；對某些日用品和軍需品實行減稅；國營商業盡量利用私人資本與合作社資本，同他們實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勵國統區的商人到蘇區來做生意；從蘇區秘密派人到國統區開設商店和採購站等。 

  「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發展蘇區的對外貿易，以蘇區多餘的生產品（穀米、鎢砂、木材、煙、紙等）與白區的工業品（食鹽、布匹、洋油等）實行交換，是發展國民經濟的樞紐。」[18]在毛澤東的貿易大方針之下，毛澤民也積极參与進來。他認為蘇區的輸出物資價格便宜，利潤豐厚，國統區商人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不僅如此，他還同時利用軍閥的貪婪和內部矛盾，和他們進行地下交易。為了支持對外貿易，國家銀行從300萬元經濟建設公債中，撥出100萬作為外貿資金。 

  1931年冬季的一天，瑞金縣城的老百姓圍著政府貼出的一張告示議論紛紛：「蘇區地域，遍布寶藏。一旦開掘，國富民強。軍民報礦，一概有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 

  有人說：「瑞金縣的縣名，取自『合生瑞氣，挖地得金』，地下寶藏肯定不少。」另一人接過話：「舉報有獎，誰不想得，快點去找吧！」 

  幾天過後，毛澤民收到紅軍送來的一封信和一塊烏黑髮亮的石頭。信里說有個叫「鐵山壠」的地方產鎢礦，在紅軍之前有廣東商人在那裡開礦，國外洋人說有多少要多少。毛澤民立即做了調查，一擔鎢砂能賣8塊大洋，而一擔稻穀才2塊，這簡直就是蘇區的聚寶盆！毛澤民喜出望外，這下國家銀行要成財主了！ 

  贛南號稱「鎢都」，有大小鎢礦上百個。鎢鋼是製造槍械的關鍵材料，在國際上很搶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各個參戰國爭相擴充軍備，鎢礦成了重要的戰略物資，洋人和地方軍閥壟斷鎢礦的收購，不計其數的鎢砂被源源不斷地傾銷到海外。 

  紅軍如果掌握了鎢礦這樣的戰略物資，就有了和國統區討價還價的本錢，將會在蘇區的封鎖線上撕開一個裂口，給蘇區帶來巨大收入。 

  1932年春，蘇區成立了中華鎢礦公司，領導與組織蘇區的鎢礦生產。毛澤民兼任鎢礦總經理。中華鎢礦公司是蘇區組建的第一家「國營企業」，支撐著整個蘇區的財政運轉。 

  當時，國民黨許多軍政要員都有自己的買賣。毛澤民便派人和贛州城內他們經營的貿易百貨商場取得了聯繫。廣東軍閥陳濟棠，既炒黃金，又收鎢砂。他聽說有新的發財之路，喜出望外，立刻派親信與蘇區代表進行秘密談判。臨行前，陳濟棠鄭重囑咐：「忍辱負重，只許成功。」 

  毛澤民也來到贛州城，親自部署鎢砂出口事宜。利用粵軍急於發財的想法，經過幾輪討價還價，硬是將鎢砂價格從最初的每擔8塊大洋抬高了將近7倍，談到了52塊大洋！很快，雙方達成了鎢砂交易秘密協定：蘇區進口貨物由駐防在贛州的軍閥部隊護送，從廣東運入蘇區，再從蘇區把鎢砂運回。雙方各得其便。 

  陳濟棠在贛州做上鎢砂生意后，其他粵軍軍官也都急紅了眼，蔣委員長的訓令早被拋在腦後，紛紛同蘇區做起買賣來，用食鹽和布匹交換蘇區的鎢砂和農副產品。中華鎢礦公司生產的鎢砂，被貼上印有「國防物資」的大封條，大搖大擺地由民團護送出境，換回了根據地急需的食鹽、布匹、西藥、軍火等，還有白花花的銀元。 

  就這樣，中華鎢礦公司在很短的時間內，銷售量大增。1932～1934年，中華鎢礦公司共生產鎢砂4193噸，財政收入400多萬元，成為當時蘇區最重要的經濟來源，成了名副其實的「第一央企」。鎢礦收入對粉碎蔣介石的經濟封鎖和四次「圍剿」，充實國家銀行家底，起了巨大作用。 

  蘇區政府除了充分利用戰略物資打開貿易渠道外，還在蘇區邊界、交通運輸比較方便的地方建立起蘇區的「經濟特區」，稅收減半，動員和吸引國統區商販與蘇區進行貿易。通過發動和依靠蘇區群眾，建立堅強可靠的商品採購隊伍；通過建立與贛州大商號的秘密貿易關係，衝破了國民黨的層層經濟封鎖。 

  為了充分調動個體商戶搞貿易的積極性，蘇維埃政府同樣給予保護和鼓勵。規定：「保證商業自由，不應干涉經常的商品市場關係」，「肩挑小販及農民直接賣出其剩餘生產者，一律免收商業稅。商業資本兩百元以下的一律免稅」。因此，中央蘇區的一些小商小販不僅在蘇區的城鎮擺攤設點，而且經常潛入國統區採購緊缺物資。 

  同時，共產黨和國民黨圍繞貨幣與食鹽也展開鬥法。 

  國民黨對蘇區發行的銀幣非常惱火，於是派遣鑄幣專家，潛入中央蘇區，指揮當地土匪採用紅銅鍍銀的辦法鑄造劣質假銀幣。一時間，市場上假幣偽鈔泛濫成災，商人們拒絕接受蘇區鑄造的銀幣。蘇區政府立刻做出反應，組建假幣偵破組，重拳出擊，徹底端掉了國民黨安插在蘇區心臟的假幣製造窩點。 

  贛州商人發現蘇區政府支付的銀元，都是蘇區土造，質量不高，在國統區難以流通，所以他們只接受墨西哥的「鷹洋」。國家銀行偏偏又生產不出「鷹洋」。毛澤民通過開明商人，從上海購進了一台「鷹洋」鑄幣機和一批鋼模用材，中央造幣廠放棄鑄造只能在蘇區境內流通的1元銀幣，重點改鑄國統區通行的「鷹洋」，於是對外貿易又開始節節攀升，打破了國民黨的經濟封鎖。 

  俗話說：「百姓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其中食鹽更是不可或缺的商品，因此被蔣介石用來作為對付共產黨的「大規模殺傷武器」。國民黨政府在江西南昌設立了食鹽火油管理局，對蘇區周邊各縣下設食鹽火油公賣委員會，推行所謂的「計口售鹽」的辦法，對超量購買食鹽或知情不報者以「資匪通敵」治罪。 

  國民黨的這一招非常厲害，因為蘇區不產鹽，而每月食鹽需求量至少也要15萬斤以上，一時之間，蘇區食鹽供應空前緊張，鹽價暴漲。 

  為了應對這一困局，蘇區政府派遣一批人化裝成乞丐到白區要飯，買了鹽裝在討米袋裡帶回來。蘇區政府還發動老百姓把糞桶做成雙層，利用到國統區挑糞的機會，將鹽放在底層挑回來，甚至把棺材改做雙層，上層放一些臭豬腸，下層放鹽，讓一些人裝作送葬，過關時，國民黨士兵遠遠聞著臭味，就讓運鹽的「送葬隊伍」通過了。 

  中央蘇區實行對外貿易與發展個體商業並舉，使蘇區商業出現繁榮景象，對於打破封鎖和促進蘇區經濟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驚嘆道：「1933年，中央蘇區對外出口貿易，超過1200萬元，他們闖破國民黨的封鎖，大獲其利。」 

  國家銀行在實踐中認識到，蘇區政府和國家銀行的信用，靠的是物資的供給豐富程度和物價水平，只有保證了物資供應，蘇區貨幣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擁護。 

  錢袋子支持槍杆子 

  蘇區建立初期，經濟尚未恢復和發展，紅軍籌款是軍費和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前三次反「圍剿」的軍費，靠的是軍隊自己打土豪籌款和截獲國民黨物資。第三次反「圍剿」后，中央蘇區政府受「左」傾思想影響，貿然取消紅軍籌款的任務，斷絕了國家銀行和政府的主要財源。推行錯誤冒進的軍事路線，採取「陣地戰」和「正規戰」的戰略，並且盲目擴大紅軍規模。紅軍軍費變成由蘇區政府的財政負責提供。 

  為了支持槍杆子，蘇區政府制定出「保證革命戰爭的給養，保證蘇維埃一切革命費用的支出」的政策[19]，採取了統一財政，提高儲蓄，增加稅收，發行公債等措施解決軍費和政府開支。 

  蘇區建立初期，各級蘇維埃政府各自為政，毫無財政政策可言，亂收亂用，隨意浪費，更無計劃和預算。財政來源就是打土豪。稅收由於經驗不足，有些地方不分階級亂收稅，有的政府隨收隨用不上交。各級政府支出極為不平衡，收入少的苦到沒有煤油點燈，收入多的每月可達數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