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第19章 紅色中央銀行(2)

  巴黎公社的教訓表明，沒有掌握經濟命脈的革命政權是何等地脆弱和不堪一擊。而現代社會中，銀行，特別是以中央銀行為核心的金融體系，對於一個政權和一個經濟體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明確指出，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要「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裡」[4]。 

  在巴黎公社失敗半個世紀后，正是列寧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張變成了現實，列寧對銀行體系的認識與實踐都是非常到位的，他指出，銀行是「現代經濟生活的中心，是整個資本主義國民經濟體系的神經中樞」[5]。「現代的銀行同商業（糧食以及其他一切商業）和工業如此密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以至於不『插手』到銀行，就絕對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來。」 

  正是因為蘇聯牢牢控制了銀行系統，才使得它奇迹般地度過了數不清的困難，竟然在短短15年的時間裡，從一個落後的末流國家，變成了一個世界級的超級大國和共產世界的領袖。 

  從1905年日俄戰爭以俄國慘敗告終開始，俄國在列強中淪落為可憐的乞丐。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俄國十月革命爆發，為建設蘇維埃保存實力，蘇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並與德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布列斯特和約》，割讓了1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喪失了90%的煤炭、73%的鐵礦石、54%的工業以及33%的鐵路，並向德國賠款60億馬克。緊接著就是蘇俄持續多年的內戰，局勢直到1923年才逐漸穩定下來。蘇聯成立之後，經濟工作逐步進入正軌，在國家控制下的銀行系統立刻對經濟復甦和重工業崛起發揮了巨大威力。短短15年之後，蘇聯的工業生產總值就躍居世界第二，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當1939年，日軍與蘇軍在諾門罕迎頭相撞時，在7平方公里的戰場上，在數百米寬的正面，蘇軍坦克洪流遮天蔽日，炮聲隆隆，日本關東軍精銳損失殆盡。在衛國戰爭時，強大的重工業生產能力保證了蘇聯向前方源源不斷地供應軍事裝備，直到攻克柏林。 

  沒有強大的金融力量，就不可能有強大的工業和國防。 

  一手抓槍杆子，一手抓錢袋子 

  革命離不開錢，沒有錢，革命寸步難行。後來的中國共產黨也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親身體會到錢對革命，特別是對獨立自主的革命的極端重要性。 

  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大多是青年，一般沒有固定的職業和收入來源，而要在短時間內建立一個全國性有影響力的政黨，缺乏經費是萬萬不能的。在建黨初期，主要經費來源僅僅是靠陳獨秀、李大釗等少數知識分子教書、寫文章掙來的稿費和其他一些人的捐獻來維持，這顯然絕非長久之計。因此，經費問題成為建黨中的一個大問題，最後只能依靠共產國際的援助，才完成了中國共產黨建黨的各項工作。 

  最初，陳獨秀，一介書生，意氣十足，堅持中共要獨立自主，不能受制於人，不願意接受共產國際的援助而聽命於人。他多次拒絕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表示，以致「一大」以後，中共中央每月兩三百元的經費都難以籌措。 

  1921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租界被捕，面臨七八年的牢獄之災。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花了很多錢，費盡周折，打通了會審公堂的各個關節，並請了著名的法國律師出庭辯護，才順利地將陳獨秀營救出獄。回想連從監獄里自救的錢都拿不出，還怎麼獨立於人，陳獨秀感慨地說：「現在的統治者們既這樣無情地壓迫我們，我們只有和共產國際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不必再有疑慮。」即便如此，陳獨秀也不完全同意中共成為共產國際的附庸，他僅僅同意黨的各部門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向共產國際申請經費。這樣，黨的工作才得以迅速開展。 

  陳獨秀之後，另一個想獨立自主、大幹一番的是李立三。 

  1930年蔣馮閻大戰，李立三認為國民黨的統治正在崩潰，中國革命必將發展為全世界最後的階級決戰，於是要求「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在這一暴動藍圖中，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全力配合中國革命，共產國際只是執行這一計劃的配角。 

  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出發點和歸宿從來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的利益為核心，他們要在中國尋找到能夠與蘇聯結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國主義壓力，保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安全。1920年4月，維經斯基來華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政治局給他指示的第一條，即「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採取一切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國革命。即給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提供巨大幫助，推動了北伐革命的有力發展，同樣也是出自蘇聯國家利益的需求。現在，突然間跳出個李立三，一口一個「暴動」，「指手劃腳」地要求「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從蒙古出來，援助中國，向敵人進攻」，要求蘇聯置自身安全於不顧，全力配合中國革命，真是令共產國際和蘇共驚訝得目瞪口呆了。 

  「國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進行了干預：停發中共中央的活動經費。這是中共自建黨以來所受到的最嚴厲制裁。」 

  「被停發了經費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6] 

  最後，深刻理解當時中國社會情況的毛澤東，找到獨立自主解決財源的方法，才從根本上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經濟基礎。 

  毛澤東的思路就是建立「紅色割據」。1928年，他提出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的問題。他指出：「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著另外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出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7] 

  後來，中國革命的實踐正是沿著這一思路才獲得了成功。 

  依靠紅色根據地，共產黨實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贏得了廣大農民對紅色政權的支持和擁護，農業生產蓬勃發展，為根據地的經濟獨立奠定了基礎。 

  巴黎公社的教訓和俄國蘇維埃的成功經驗，使毛澤東和其他根據地創始人清醒地認識到，革命要想成功，必須一手抓槍杆子，一手抓錢袋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伊始，新生的紅色政權就決定創立自己獨立的金融體系，創建蘇維埃共和國自己的中央銀行——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 

  國家銀行最重要的工作有三項：第一，統一貨幣；第二，統一財政和稅收；第三，支持蘇區的生產與貿易。 

  沒有統一的貨幣，就不可能建立可靠的財政稅收；沒有財政稅收，蘇區政權就不可能穩定，也不可能取得長期戰爭的勝利。同樣，統一的貨幣將有力地促進生產與貿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活躍蘇區經濟，增加政府的財政稅收，鞏固新生的蘇區政權。 

  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銀行——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 

  1931年11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民受命籌建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以下是國家銀行的5位創始人： 

  毛澤民，國家銀行行長。出身農民，4年私塾。工作經歷：小學庶務（管理日常經費和伙食），安源煤礦工人俱樂部經濟股長，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總經理，中共中央（上海）出版發行部經理，《漢口民國日報》總經理，閩粵贛軍區經濟部長。 

  曹菊如，國家銀行會計科科長。出身店員家庭，小學文化。工作經歷：在南洋當店員，閩西工農銀行會計科科長。 

  賴永烈，國家銀行業務科科長。工作經歷：店員，紅軍戰士，永定縣農民銀行創始人。 

  莫均濤，國家銀行總務科科長。出身店員，12歲輟學做童工。工作經歷：漢口鑄造廠翻砂工，英資銀行信件傳遞員，紅軍戰士。 

  錢希均，國家銀行會計。出身農民，上海平民女校學習。工作經歷：中共中央出版部發行科科長、交通員。 

  這些人就是蘇區千挑萬選出來的跟銀行「沾過邊」的人，其中曹菊如和銀行的來往，僅僅是替老闆存款取款，而莫均濤在漢口的銀行當過藍領工人，甚至從來沒有點過錢。如果這5份簡歷擺在羅斯柴爾德或摩根面前，告訴他們這些人能管理好中央銀行，他們最好的反應也只能是嗤之以鼻。這5個人既沒有「常春藤」大學的學歷，也沒有華爾街的工作經歷，甚至連當時上海外灘銀行的保安都不一定當得上。 

  如果說他們能辦好農村合作社，有人或許相信。辦中央銀行，跟羅斯柴爾德或摩根平起平坐？那是天大的笑話！無論是人力、物力還是財力，和一般人想象的中央銀行都相差十萬八千里！ 

  而當時擺在這5位面前的任務，是要建立一套獨立的中央銀行體系，這簡直比登天還難！ 

  想想擺在他們面前的難題有多少吧： 

  銀行的啟動資本如何獲得？ 

  貨幣以什麼為本位？ 

  紙幣發行的準備金是多少？ 

  如何建立貨幣信用？ 

  如何在蘇區統一貨幣？ 

  銀行的金庫建在哪裡，如何保密？ 

  金庫賬目如何記錄？ 

  紙幣如何發行？誰來設計圖案？印刷紙張和油墨從哪裡來？紙幣如何防偽？ 

  銀元如何發行？是獨立設計還是仿製？ 

  如何開展貸款、匯票貼現等業務？ 

  無窮無盡的問題鋪天蓋地而來，想想都發愁！ 

  但正是這「五虎上將」，在瑞金城外6里葉坪村一幢普通的農家小屋裡，幾張桌子、幾把算盤一擺，開始了國家銀行從無到有的艱難創業，奠定了今天中國銀行系統的基礎！ 

  建行之初，國家銀行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沒有啟動資金，其財政來源主要是戰爭中繳獲的物資。每逢紅軍有重大作戰行動，國家銀行都會組織沒收徵集委員會，隨部隊到前方籌糧籌款。 

  1932年，毛澤東指揮的漳州戰役大捷后，毛澤民也隨軍來到漳州。他走街串鋪，找商人們談話，宣傳紅軍的政策，希望商人們與紅軍保持經常的貿易聯繫，互通有無。同時，國家銀行在漳州城頒布了有關沒收和徵集的布告，紅軍不沒收商店，但可以接受商店老闆捐款。這一政策受到漳州大小商戶的擁護，紛紛捐款。這次出征，紅軍不僅得到大批軍用物資，還籌得105萬大洋，國家銀行的資金有著落了！ 

  為了將在漳州籌集來的部分資金儲存起來，國家銀行決定建立一個秘密金庫，他們在臨近瑞金的石城縣爛泥壟村找到了一個靠山的房子，緊靠房后的山坡上開有一個地窖，這個地窖空間不太大，但是十分乾燥。而且在地窖前的這座房子，既可以掩護，又可以派人看守。國家銀行將秘密金庫選在此處。 

  為了保密，存庫那天沒有使用國家銀行的工作人員。要放入秘密金庫的黃金（金條、金器、金飾等）由部隊的戰士提前用麻布包裹好，放在5個挑擔里。另有20擔的銀元和銀元寶也提前包裹好。還有3個擔子的珠寶和2個擔子的紙幣（外幣和國民黨的法幣）。這30擔「寶貝」由一個排的戰士輪流挑到離那間房子還有一里路的山下停住，然後放出警戒。到了晚上，再由另一個排的戰士將這30個擔子趁著夜色挑進房子內，再存到房后的地窖里。為了防火，這30個擔子都用事前準備好的石板蓋起來。當這些「寶貝」清點打包時，毛澤民都親自過目。放置到地窖后，毛澤民也親自視察。他們將30個擔子的東西造好清冊，一共兩份，一份由毛澤民親自保管。為了保密，清冊上寫的是黃酒若干，白酒若干。黃酒代表黃金，白酒代表白銀。那些擔子放好后，由戰士們用石塊將地窖口堵死，外面做好偽裝。第二天，參與貯存的紅軍戰士全部撤離，另外換了一些戰士在地窖前的房內守衛。[8] 

  在保密工作中，毛澤民首先不讓國家銀行的人沾邊，然後又組織了4批戰士來運送，每一批人只掌握一部分信息。包裹金銀的不知道儲藏何處，負責運輸的不知道終點在哪裡，儲藏包裹的不知道裡面是什麼，最後警衛的更是毫無線索。不僅如此，毛澤民在清冊上還以黃酒白酒來掩飾，真可謂思慮周詳。「後來的實踐證明，這一決策十分高明。在後來紅軍被迫撤離中央蘇區進行長征時，當初儲備的這部分資金髮揮了極大的作用。」[9] 

  在啟動銀行代理金庫業務時，大家不知如何著手記賬。一次，前線部隊送來一批繳獲的現洋，經手人員發現，現洋的包封紙竟然是國民黨稅務機關的四聯單。仔細查閱后，毛澤民和曹菊如欣喜若狂，如獲至寶。他們對四聯單認真分析、研究，從中得到啟發，對金庫的制度和流程進行改進，終於制定出了銀行金庫管理方法。這樣，金庫資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國家金庫）、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應的記錄，保證了財務制度的嚴謹，有效地杜絕了各級政府和軍隊中的貪污浪費。 

  從四聯單得到啟發，國家銀行立刻發出通知，要求紅軍各級政治部、供給部，注意收集有關財政、銀行、企業等管理知識方面的書籍、文件、賬簿、單據、報表等實物，以作參考，哪怕是片紙隻字，都不要輕易丟掉。 

  隨著各種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國家銀行逐步運轉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