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第13章 「四一二」政變：蔣介石的「投名
為什麼蘇聯會花3000萬金盧布支持北伐戰爭？
為什麼蔣介石會反共？
為什麼會有「四一二」政變？蔣介石抱上了誰的大腿？
為什麼「寧漢」會「合流」？
為什麼大權在握的蔣介石會下野？
為什麼蔣介石能夠復出？
革命與戰爭都是有組織的暴力，而大規模的暴力都需要大規模的融資。金錢在1927年的中國歷史中，究竟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又是哪些人發揮著主導性的影響力？這些人又代表著誰的意志？
當我們沿著金錢的意志、金錢的流向和金錢的效果，去觀察國共合作、風起雲湧的北伐戰爭，以及風雲突變的「四一二」政變時，一條金錢的脈絡逐漸清晰起來。
民族主義情緒強烈的蔣介石，正是在權力與金錢的誘惑下，一步步地投向了他曾厭惡和敵視的西方列強與買辦階層的懷抱。
為此，他必須心甘情願地呈上他歸順的「投名狀」：「四一二」政變。
「寧漢合流」也好，蔣介石下野也罷，乃至他的復出，都在詮釋一股被忽視的巨大力量，這就是金錢的意志！
進軍滬寧，蔣介石的猶豫
1926年11月，一個楓葉飄零的晚秋，蔣介石仍在南昌北伐軍總司令部的辦公室里來回踱步。此時，他的心情焦慮而糾結。北伐大軍越是逼近上海和南京，他的心情就越是忐忑不安。
在軍事上，蔣介石打得順風順水。自1926年7月廣州誓師北伐以來，大軍一路高歌猛進。「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革命旋律響徹中華大地，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浪潮迅速席捲大江南北，貌似強大的北洋軍閥兵敗如山倒，北伐軍只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就打到了武漢，摧毀了軍閥吳佩孚的武裝力量。隨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也從廣州遷到武漢。緊接著在11月，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率部從兩湖地區攻入江西，打敗了另一個軍閥孫傳芳，連克九江、南昌，兵鋒直指南京、上海。
但是，在政治上，局面對蔣介石卻非常不利。他最主要的政治對手汪精衛到了武漢。自從1925年孫中山去世以來，汪精衛以總理繼承人自居，在黨內政治勢力雄厚，再加上蘇聯的政治、軍事和金錢的背後撐腰，儼然成為國民黨的主要領袖。汪精衛在武漢與地方實力派唐生智建立同盟，再加上對蔣介石深懷敵意的蘇聯顧問鮑羅廷，武漢已成為國民黨內部反蔣的核心。此時，大部分的國民黨中央委員都已到了武漢，政治權力已被汪精衛主導。汪精衛三番五次催促蔣介石速來武漢，蔣介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去武漢，則自己很可能被架空，不去，就有自絕於黨國的危險。更何況，他的北伐大軍每天都要耗用大量糧餉，而財權並不在他手上。戰場上打得再順利，如果武漢切斷他的財源，他的北伐大軍將會立刻喪失戰鬥力。
蔣介石的理想就是借北伐統一全國，繼而成為中國的愷撒。要命的是，他不得不依賴蘇聯的金錢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卡住他金融命脈的正是斯大林在中國的眼睛和左右手——鮑羅廷。「中山艦事件」之後，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共產黨在廣州的勢力，但為了蘇聯的武器裝備和金錢，為了他統一中國的大業，他不得不暫時隱忍。
當五四運動爆發時，蔣介石受到強烈震撼，他在日記中寫道：「此乃中國國民第一次之示威運動，可謂破天荒之壯舉……民氣未餒，民心未死，中華民國當有復興之一日也。」當1925年6月23日，廣州群眾支持香港工人大罷工，舉行示威遊行經過英國租界附近的沙基時，英軍悍然屠殺遊行群眾50餘人，傷170餘人，釀成「沙基慘案」。蔣介石聞訊在日記中寫道：「國勢至此，不以華人之性命為事，任其英賊帝國主義所慘殺，聞之心腸為斷，幾不知如何為人矣！自生以來，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憤怒的蔣介石在其日記中每日寫下一條仇英德的「憤青」口號，多達百餘條：
「英虜皆可殺！英仇可忍耶！英夷不滅非男兒！汝忘英虜之仇乎？英番不滅革命不成！……」[1]
蔣介石不僅反英，而且對美、法等國也抱有警惕的態度，「英番可滅，美、法亦不可玩忽」。1926年，他曾嚴厲批評美國的外交政策，「痛詆美國外交政策之錯誤及其基督教之虛偽」。
蔣介石不僅對列強充滿憤怒，對洋買辦階層也十分憎惡，痛恨他們幫助洋人控制中國經濟命脈。「洋奴之可惡，不止於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殺也。」
歷史充滿怪異之處就在於，誰能想到中國最大的官僚買辦階層的總頭目蔣介石，居然骨子裡痛恨他所依賴的那些勢力！荒誕但順理成章的是，作為一個把個人權力放在首位的政治家，理想是從屬於現實的，他非常清醒地認識到誰能給他帶來權力。當蘇聯可以利用時，他就利用蘇聯的金錢和武器來實現北伐和統一，鞏固和強化自己的權力。當蘇聯試圖控制和命令他時，他就會毫不猶豫地將其一腳踢開。在後來的日子裡，對他所仇恨的列強，如英國、美國、日本等，皆如此；對他所厭惡的洋買辦，亦如此。他將自己定位成革命的化身和真理的終極解釋者，反對他就是反對革命，反對真理！不管是誰，只要阻擋了他的權力之路，「皆可殺」！
在蔣介石看來，天下群雄皆鼠輩。奉系軍閥張作霖，毫無理想信念，背靠日本，坐擁東北之地，勢力雖大，但少謀寡略，不過一土匪耳；直系吳佩孚、孫傳芳之輩，爾虞我詐，內部矛盾重重，佔地雖廣，只需各個擊破，滅之何難？最令他頭痛的還是共產黨。
蔣介石曾訪問過蘇聯，親眼目睹了一個有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和信仰體系的政黨，組織嚴密並深植于軍隊。蘇聯紅軍號令統一，行動一致，其戰鬥力迥異於中國軍閥的部隊。大受啟發的蔣介石，回到中國就大力推廣「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中國要革命，也要一切勢力集中，學俄國革命的辦法，革命非由一黨來專政和專制是不行的」。
正因如此，蔣介石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一大政方針，從骨子裡就認為只是權宜之計，為的是獲得蘇聯的援助，增加國民黨的實力。所以，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這種「黨中有黨」的局面非常反感。特別是共產黨的群眾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遠較國民黨厲害，更與國民黨中的左派打得火熱，極大地增加了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實行集權的難度。在國民黨「一大」期間，大批共產黨員擔任了國民政府的要職。
在北伐的問題上，蔣介石力主從速，而鮑羅廷似乎看穿了他的個人圖謀，建議從緩，先鞏固廣東革命政權，發動群眾，以待時機成熟。蔣介石很明白，鮑羅廷的「時機成熟」之日，就是他被趕走之時。所以他必須抓住時機，做大做強自己。在他的力爭之下，鮑羅廷最終還是做出了讓步，蔣介石的北伐開始了。
蔣介石的北伐進展神速，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蘇聯源源不斷的軍火供應和金錢支持。那麼，蘇聯為什麼要支持國民黨呢？這需要從蘇聯當時的國際環境說起。
3000萬金盧布打造的北伐戰爭
1920年2月的海參崴，一個月黑風高的寒夜，一輛輛由士兵押送的馬車滿載木箱，駛進滙豐銀行海參崴分行的大院。銀行工作人員立刻將卸下來的木箱吃力地搬進銀行的金庫，分行經理伍德隨即帶著兩名助手打開了第一個箱子清點貨物。伍德打開箱蓋一看，裡面全是碼放整齊的金磚，在黑暗中依然閃爍著幽幽的光芒。於是他們伸手進去，借著蠟燭的一點昏暗的亮光，仔細摸索著金塊，清點數量。「地板上堆滿了箱子。我們踩著箱子走動，一手拿著蠟燭，一手拿著火漆，打開每隻箱子，檢查內容，再用火漆封上，然後送去裝船。」[2]
這批金子原本是屬於沙皇的，兩年前還靜靜地躺在沙皇俄國中央銀行的國庫里，現在卻作為戰利品進了滙豐的金庫。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俄國十月革命后，盤踞在西伯利亞的沙皇軍隊，在海軍上將高爾察克的率領下向莫斯科進軍，旋風般地攻佔了沙皇政府中央銀行國庫所在地喀山，奪取了價值8000萬英鎊的黃金儲備。之後卻兵敗莫斯科城下，隨即裹挾著這批黃金沿著西伯利亞大鐵路向東逃竄。時值冬季，西伯利亞的嚴寒徹底摧毀了這支敗軍的士氣，剛跑到伊爾庫茨克就嘩變了。為了活命，嘩變士兵跟蘇維埃政府達成協議，他們將高爾察克和那批黃金交給蘇維埃政府，蘇維埃政府則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讓他們回家。這些嘩變的士兵主要是一些歐洲雇傭兵，他們要從海參崴坐船回歐洲，就暗自扣下一部分黃金賣給了滙豐銀行海參崴分行。
本來窮得叮噹亂響的蘇俄政府，拿到了這筆沙俄留下的黃金儲備，腰桿一下子就硬了起來。當時的1英鎊約合10兩銀子，沙俄國庫壓箱底的那批黃金被歐洲雇傭兵倒賣了一部分給滙豐銀行，剩下還有大約價值5000萬英鎊的黃金落到了蘇俄政府手裡，這可是一筆價值5億兩白銀的巨款！當年日本人通過甲午戰爭，從中國勒索了2.3億兩白銀，在英國換成黃金后，成功地建立了金本位的日元體系。布爾什維克政治局裡也不乏金融貨幣的高手，就用這筆黃金做儲備進行盧布的幣制改革，實行了金本位。於是本來已經被戰爭摧毀的俄國經濟逐漸穩定下來，重新步入正軌。[3]
站穩腳跟的蘇俄政府，剛剛緩過氣來，心有餘悸地四下張望，發現處境實在不妙。西方是資本主義列強一統天下，東方和南方又都是帝國主義控制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列強隨時可以沿著俄國漫長邊境線的任何一點發動突擊，顛覆蘇維埃政權。
這種局面下，韜光養晦是沒用的，只有以攻為守，沿著邊境建立一條防禦帝國主義侵略的緩衝地帶。而中國與蘇俄有著漫長的邊境線，如何不讓帝國主義利用中國為跳板攻擊蘇俄柔軟的下腹部，就成了蘇俄人關注的戰略問題。具體而言，就是要在中國實現兩個基本戰略目標：第一，促使外蒙古獨立或者自治，建立親蘇政權，作為中蘇之間的緩衝地帶；第二，維持在中國東北的中東鐵路（滿洲里經哈爾濱到綏芬河）的獨佔權益。
要實現這兩個目標，沒有中國政府的背書是難以實現的。於是蘇俄政府派遣老資格的外交家越飛出使中國，對各派勢力進行摸底。越飛一到任，馬上與坐鎮北京的吳佩孚談合作，但是有英美撐腰的吳佩孚根本不予理睬，更談不上出讓外蒙古和中東鐵路了。在北京活動了大半年，除了搭上吳佩孚手下大將馮玉祥這條線之外，別無成績。就在越飛一籌莫展的時候，南方廣州政府的孫中山主動找上門來。
要生存，要革命，要統一全國，就要有錢，就要「拉風投」。英國人並不看好孫中山，辛亥革命剛勝利時就把寶押到了袁世凱身上。美國的摩根財團派人談過一次，摩根的代表拉蒙特問，如何才能在中國「南北之間實現和平」。孫中山激動地說道：「南北之間實現和平？可以，拉蒙特先生，你只要給我2500萬美元，我就可以裝備幾個軍團，那樣我們很快就天下太平了。」[4]拉蒙特暗暗搖頭，連一塊穩固的地盤都沒有，沒有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做抵押，一張嘴就是2500萬美金，可能嗎？
這時候，蘇聯代表越飛出使中國了。一個急需資金，一個急找「項目」，於是兩家一拍即合。1923年年初，越飛以養病為名趕赴上海，在滬10天，幾乎每天都同孫中山促膝長談。到1月26日，《孫文越飛宣言》公開發表，要點如下：
·中國東北鐵路暫時只能由中蘇兩國共管，進駐外蒙古的蘇聯紅軍不必立時撤退；
·雙方一致認為中國的當務之急是進行國民革命，完成國家統一和民族獨立，而不是急於搞共產主義；
·孫中山搞國民革命「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也」[5]。
1923年3月，蘇共政治局開會投票決定援助孫中山，首批提供200萬金盧布的財政援助。[6]當然，由於蘇聯的經濟剛剛穩定，一下子也拿不出這麼多錢來，這200萬金盧布純屬空手套白狼。原來越飛跟孫中山簽好合同后，立刻就去了日本，並同日本人簽了漁業合作協議，日本漁民可以去蘇聯濱海地區捕魚，條件是要給蘇聯人交納一大筆保護費，蘇聯人就是用這筆錢完成了中國項目的一期融資[7]。不久，蘇聯恢復經濟效果初現，就又進行二期融資，撥出300萬金盧布和8000支步槍、15挺機槍、4門火炮、2輛裝甲車，援助中國創辦黃埔軍校。[8]
據黃埔軍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齡追述，軍校開辦前，孫中山批了300支廣東造毛瑟槍給軍校。但是當時的兵工廠一心巴結軍閥，不以軍校為重，結果開學時僅僅發下30支，勉強夠衛兵用。廖仲愷反覆交涉也無濟於事。正在此時，蘇聯援助槍械的船隻到岸，一下運來8000支步槍，全帶刺刀，每支槍配有500發子彈，還有10支手槍，全體學員歡呼雀躍。王柏齡回憶說，這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長官以至於學生，無不興高采烈」，「今後我們不愁了，革命有本錢了」。
不只是黃埔軍校，1923～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之前，廣州國民政府累計接受蘇聯價值約300萬金盧布的軍火，包括步槍26000支，子彈1600萬發，機槍90挺，炮24門。除此之外，蘇聯政府從1924年11月起，每月還為國民黨提供10萬金盧布的黨務經費，甚至還給了國民黨1000萬金盧布用於創建國民政府中央銀行。[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