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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10章 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3)

  明治維新為什麼沒有向外國「招商引資」 

  日本在明治維新的初期,居然能想出將金祿公債作為銀行的核心資本金,說明日本對現代金融本質的深刻理解,在那個時代已經遠遠超過了大清帝國。請注意,日本明治時期的工業化,並未大量引入外國資本和外債,因為日本已經徹底發現了銀行信用的秘密。在現代銀行與信用貨幣機制下,法定貨幣永遠不會稀缺,貨幣能夠被自己的銀行系統創造出來。如果是這樣,根本就不需要外國資本進入日本的銀行體系。日本需要國際硬通貨的唯一目的,就是引進外國的技術設備和日本沒有的資源! 

  所以日本的明治維新,從來不搞「招商引資」。日本只需要外國的技術、機器設備和原材料,管理的活兒日本自己練得比外國更高明。硬通貨可以由日本的生絲、茶葉和瓷器出口而獲得。外國資金?對不起,不需要!因為日本自己可以創造貨幣!外國洋行可以參與國際貿易,幫助日本產品打開世界市場和購買日本需要的東西。國內貿易則由日本自己的商號共同分享。 

  對西方的技術消化乃是日本的絕活兒。把各種東西精雕細琢,做到極致,在螺螄殼裡做道場是日本的絕技。當俄國艦隊到達日本時,好奇的日本人上船參觀,俄國人給日本人展示了一個蒸汽火車的玩具模型。當日本人第一次看到冒著煙的小火車在軌道上跑起來時,當場被全部雷倒。一夥兒人從此茶飯不思,仔細研究火車能動起來的原因。很快,日本人也搞出了小火車模型,而且不久就比俄國人做得更加精緻。 

  現代銀行的部分準備金制,乃是一個高倍槓桿的金融制度。一塊錢的準備金能夠創造10塊錢的放大效應。日本在1882年之前,整個銀行體系甚至用了近20倍的槓桿來大規模創造貨幣。如此規模的貨幣創造極大地刺激了日本工商業的躍進,不過這也埋下了通貨膨脹的隱患。 

  日本開始大規模舉借外債,發生在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時期,當時日本國內金融早已完成大一統,工業近代化也基本成形,外債不會破壞日本政治與經濟的自主性。而戰爭外債相當於風險投資,日本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兩次大戰中,都獲得了巨大利益,無非是與列強分利潤罷了。 

  在日本本國金融實力迅速擴張時,原來居於支配地位的外國銀行的影響力卻在大幅減弱。1863~1868年,最早登陸日本的六大外國銀行共有資本金2億兩,實力遠遠超過當時日本銀行體系的總和。直到1897年,日本銀行體系的全部資本金才1.33億日元,可見外國銀行實力之強大。 

  明治維新之後,儘管外國銀行的實力超級雄厚,但在日本開拓市場始終舉步維艱。到20世紀初,最早在日本開業的六大外國銀行,除了滙豐之外,已經全部倒閉或退出了日本。滙豐利用在中國進行的鴉片貿易所獲的巨大利潤,在日本尚有一席之地,但也已經被擠壓到了外貿和國際匯兌等狹小的領域,非但無力染指日本的貨幣發行大權,連進入日本市場的普通業務都寸步難行。 

  除了三井、三菱和住友三大競爭對手兇悍地競爭和圍堵之外,日本缺少洋買辦階層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土壤也是重要原因。缺少本地人的大力配合,外國銀行的業務,想在日本市場上開拓是不可想象的。三菱家族就曾公開向所有員工發誓,必將外國輪船公司從日本的航運市場中趕盡殺絕。在政府和金融兩大勢力集團的幫助下,三菱實現了自己的誓言。 

  以長州、薩摩藩武士貴族為核心所組建的日本明治政府,與清政府政客和文人控制的政權,在對待西方列強上的心態是完全不同的,在金融領域更是如此。財政部是明治政府的核心權力之所在,眾多財政金融官員都是長州和薩摩藩的武士世家出身,這些人將金融視作武士搏殺的角斗場。外國銀行要想控制日本的金融,首先要過的難關就是這幫金融武士們。 

  當日本完全控制了本國的金融體系,也就牢牢地掌握住了國家的命運。儘管在劇烈的工業化過程中,金融的混亂曾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緊縮,但就整體而言,日本僅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就從一個瀕臨殖民地險境的落後國家,一躍成為一個現代工業強國,其金融高邊疆的穩固立下了頭功! 

  緊接著,日本開始對滙豐銀行仍佔優勢的國際貿易和匯兌業務展開猛烈進攻。 

  日元信用保衛戰 

  日本財政部長大隈重信建立橫濱正金銀行是為了挽救快速貶值的紙幣信用。在他的「貨幣量化寬鬆」政策之下,信貸擴張迅猛,經濟發展過熱,結果導致紙幣對銀幣的大幅貶值。貨幣信用嚴重受損,通貨膨脹難以控制,經濟一片混亂。萬般無奈之下,大隈重信提出向外國舉債5000萬日元,用外國的銀幣來回收過多發行的紙幣。結果,他的提案被暴風驟雨般的罵聲所淹沒。 

  明治寡頭們很多都到過國外,也包括中國、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國家,親眼目睹了外國債務是如何將這些國家逐步控制,最終使其淪落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寡頭們指出,搞明治維新,不就是為了避免成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嗎?在工業化基礎尚未完成,還債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向外國舉債只能抵押關稅和政府其他收入,從而喪失財政稅收主權,這不就重蹈中國的覆轍了嗎? 

  無奈之下,大隈重信提出建立一家純粹的「金銀金屬銀行」,地方定在橫濱這個日本的商業中心。因為是純粹真金白銀的業務,故而叫橫濱正金銀行。它不能發行鈔票,其主要目的是將被「劣幣」(紙幣)驅除的「良幣」(金銀),從被儲藏的狀態下激活,重新回到社會上流通。可是,紙幣貶值仍在加速,到1880年,紙幣貶值到銀幣的45%,日本的金銀幣彷彿一夜之間從各個角落一起消失了。「正金」銀行因為找不到「正經」的金銀幣而陷入癱瘓。紙幣貶值斷送了大隈重信的財政牛人地位。[12] 

  接下這個爛攤子的就是力主通縮的松方正義,他早就對大隈重信的「貨幣量化寬鬆」政策極其不滿。松方正義上任的頭等大事就是重建日元紙幣信用。這意味著政府必須用真金白銀,去換回老百姓手中過量發行的紙幣,有多少換多少,直到老百姓完全相信政府庫存的金銀「大大的多」,而不再要求兌換為止。當時日本全國的貨幣流通總量是1.53億日元,而金銀準備金只有870萬日元,僅占貨幣流動總量的5.7%。這可是一場信心的大血拚,僅有信心還不行,首先要有真金白銀。 

  松方正義早已成竹在胸,他與橫濱正金銀行反覆討論出一個方案,既可以解銀行經營上的困局,也能一舉扭轉紙幣貶值的困境,更能在對外貿易領域重新奪回被外國洋行把持的定價權。 

  松方正義下令財政部,立刻為橫濱正金銀行準備300萬日元的資金用於外匯交易。這筆錢將用來支持日本的出口貿易,用出口創匯來解決國內金銀不足的問題。松方正義的思路與大隈重信截然相反,既然國內金銀不足而紙幣嚴重超發,只從國內找金銀不能解決問題,應該到全世界去找金銀,用外面流入的金銀來穩定紙幣。 

  此時的日本對外貿易結構與中國比較類似,主要出口商品是生絲和茶葉。其中,生絲業一直是日本最為重要的傳統產業和出口行業,在日本出口中的比重高達30%左右。由於外國洋行在外國銀行的扶持下,完全壟斷了商品定價權,日本生絲和茶葉經常以跳樓大甩賣的價格,被迫賣給洋行。日本財政部對此早就怒火中燒,但一直沒有什麼有效的辦法。 

  橫濱正金銀行在松方正義的授意下開始悄悄行動的時候,正好是胡雪岩在上海開始囤積生絲,準備和洋行叫板的當口。但最終的命運卻截然相反。 

  日本的生絲和茶葉商人也缺錢,外國洋行支付的是商業匯票,要等6個月才能到期,然後才能到外國銀行取款。如果急需資金周轉,就必須拿到外國銀行進行貼現,但貼現率可能高達20%,等於損失了20%的貿易利潤!如果不願損失,就只有等待。但是,絲茶都是不能等的商品,時間長了會變質。因此,資金短缺導致收購絲茶的速度緩慢,而絲農茶農等不起,就只有賤價出售。洋行則大獲暴利。 

  橫濱正金銀行的出現立刻打破了洋行對貿易的定價權。當洋行和商人們談好合約,開出商業匯票時,正金銀行立刻介入,它向商人們馬上支付日元現鈔買入匯票,折扣十分優惠。而這些日元現鈔,正是松方正義授權財政部以極低的利息借給正金銀行的專項資金。這樣,商人們無需再等待商業匯票漫長的到期時間,也不用拿匯票去外國銀行做十分吃虧的貼現。現在,由正金銀行持有匯票到期,承擔全部風險。匯票到期后,外國商人的付款都將以金銀幣的形式直接流入財政部在正金銀行的賬戶。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正金銀行從財政部廉價借出日元紙幣,再用紙幣打折收購日本出口商手中的外國匯票,持有匯票到期后,外國金銀幣付款到正金銀行,再由正金銀行流入財政部,正金銀行從政府借錢與給外國匯票打折的息差中獲取利潤。此時,財政部獲得了大量金銀幣用來回收日元紙幣,重建日元信用。日本出口商立刻將獲得的資金,再去收購絲茶,加快了資金周轉的速度,收購量大增,絲農茶農獲益。商人在與洋行談判時贏得了更多議價權。同時,橫濱正金銀行業務有了空前的擴張,開始將分支機構開設到海外各大金融中心。[13] 

  橫濱正金銀行的金融創新獲得了空前的成功。正是正金銀行的橫空出世和巨大成功,一舉扭轉了日本瀕臨崩潰的貨幣體系,鞏固了明治維新前期的主要經濟成果,使得日本夯實了貨幣擴張所形成的金融泡沫。 

  當日本銀行建立后,正金銀行與日本銀行展開密切合作。日本銀行向正金銀行提供2%的超低息貸款,為正金銀行殺向全球市場提供了強力支持。反過來,正金銀行為日本銀行源源不斷地提供著金銀幣儲備,幫助日本銀行建立牢不可破的貨幣信用。1881~1885年,日元紙幣背後的金銀儲備,從可憐的870萬日元暴漲到4230萬日元,占貨幣流通總量的37%。[14]到1890年前後,日本的紙幣終於恢復到與銀幣相同的價格水平,日元的信用保衛戰勝利結束。 

  西方列強大吃一驚,如此猛烈的通貨膨脹竟然能夠被徹底制服,如此過量發行的紙幣居然能完全不貶值地恢複信用。這表明日本對金融的駕馭能力,在短短20年的時間裡,獲得了飛躍式提高。從一個對現代銀行為何物都全然不知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準備向全球進行金融網路布局的世界級玩家。 

  從胡雪岩挑戰洋行生絲定價權的失敗和日本絲茶商人大幅提高定價能力的過程中可以看到,日本官員如松方正義,千方百計地幫助出口商奪回定價權,而大清官僚似李鴻章,則處心積慮和落井下石地整垮胡雪岩;日本有三井、三菱這樣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金融巨頭,而大清則盛產像洞庭席家這樣挾洋自重的金融洋買辦;橫濱正金銀行是日本進軍世界的金融尖刀,而上海金融市場則是滙豐控制中國的殖民利器。 

  在喪失金融高邊疆的中國,洋務運動也好,戊戌變法也罷,甚至推翻清朝統治,都不可能真正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富國強兵之夢。 

  明治維新VS洋務運動 

  有些買辦憑藉外國侵略勢力與洋務派官僚建立了聯繫,參加洋務派的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買辦階級在政治上越來越有影響,經濟上有雄厚的實力,形成一種重要的反動社會力量。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大官僚集團,日益明顯地成為買辦勢力在政治上的代表。 

  ——郭沫若 

  在狂飆突進的明治維新橫掃日本全國的同時,中國也在轟轟烈烈地推進洋務運動。中國與日本出於幾乎同樣的動機、處於幾乎一樣的地位、面臨幾乎類似的問題,而最終結果卻有天壤之別,明治維新完全成功,而洋務運動則徹底失敗。 

  是日本的初始條件優於中國嗎?中國雖然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敗給了英法,割地賠款,但總體損失並未嚴重動搖國本。1851~186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雖然使得大清帝國元氣大傷,但明治1868年的王政復古伊始,更是王權不穩,300多藩鎮割據未除,中央財政收入幾乎為零,貨幣體系混亂,兩者並無根本性差距。 

  是日本的制度更先進嗎?日本明治維新最終形成的是以長州、薩摩、肥前與土佐四藩為核心的明治寡頭政治與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財閥利益相互鎖定的官僚財閥資產階級專政形態,其政治代表人物就是「明治三傑」與「九元老」。而大清帝國則是以李鴻章為核心的官僚與盛宣懷、席正甫為代表的洋買辦勢力集團所形成的官僚買辦階級。二者最大的差別是,財閥與洋買辦的利益取向不同,財閥以國家為自家,維護國家利益就是維護自身利益;買辦則是以自己的利益為核心,挾洋自重,以外國勢力作為在中國進行利益博弈的主要籌碼,必要時,不惜犧牲國家利益。 

  這樣的比較可以無限制地進行下去,但問題的關鍵是在金融! 

  鴉片貿易摧毀了清帝國本位貨幣的穩定;中央銀行缺位造成了貨幣的長期不統一;滙豐控制了中國的銀根;外國銀行滲透進中國的金融網路;洋買辦壟斷著金融市場;信用創造的秘密未被中國深刻領悟,導致現代銀行業開辦過晚;巨額賠款和大借洋債,致使中國海關關稅、鹽稅、厘稅三大中央財政的主要收入被抵押給外國銀行,中國財政稅收主權喪失殆盡,政府財源枯竭,加深了對洋債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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