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4章 金融高邊疆的陷落(3)
白銀減少是順理成章的事，可黃金怎麼會增加呢？
原來，17世紀初，中國廣州的金銀價格比為1﹕5.5～1﹕7，而英國的比價為1﹕16，輸送白銀到中國不僅可以換得大量高利潤的商品，還可以利用金銀比價1倍以上的價格差，用便宜的白銀在中國、日本和印度換回昂貴的黃金。連約翰·洛克都曾抱怨過：「我被告知他們（東印度公司）從印度某些地方進口（黃金），至少可獲得50%以上的利潤……但是，英國的真正財富被葬送在了印度洋，現在是人們坦率說出真相的時候了，究竟為什麼我們面臨著這個時代聞所未聞的白銀短缺。」[9]
當黃金大量湧入英國后，銀行家通過巨額行賄的手段，買通了《1666年自由鑄幣法案》的准生證。這個法案實質上是貨幣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改變了世界的貨幣體系，其具體效果就是廢除了國王對貨幣發行的壟斷權」[10]。該法案規定，任何人都有權力將金錠拿到鑄幣廠，要求免費鑄造合法的金幣。
這一法案從根本上有利於金錠銀行家和商業資本家的利益，他們將擁有對貨幣供應的實際控制權。由於掌握著大量實物黃金的籌碼，他們將能夠根據自己的利益決定貨幣供應量。當他們是債權人時，就減少貨幣鑄造，製造通貨緊縮效應，使得自己的債權含金量提升；當他們是債務人時，就加大貨幣供應，以通貨膨脹沖銷所負的債務。這是西方第一次在實質上將本屬於政府的貨幣發行權轉讓給了私人。自此，私有中央銀行貨幣發行權的法律基礎得以奠定，並打開了通過控制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貨幣供應量來控制財富分配的大門。
此時，我的耳邊突然響起了羅斯柴爾德的那句名言：「只要讓我控制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我不在乎誰制定法律。」[11]
在銀行家們看來，控制貨幣是一場偉大的鬥爭，控制貨幣的發行和分配就是為了控制財富、資源和全人類。欲控制世界，必先征服貨幣；欲征服貨幣，必先征服黃金；而欲征服黃金，則必先征服白銀。
就在歐洲白銀東來的過程中，同時伴隨著亞洲的黃金西去。此消彼長，最後的結果是，英國在囤積黃金，而中國在吸納白銀。問題的關鍵是，究竟是黃金還是白銀將最終成為世界貨幣的霸主，這將是關係到東西方未來數百年興衰的重大分水嶺！
工業革命以來，大英帝國國力空前提高，建立以黃金為本位貨幣的條件已經在1717年完全具備。儘管在1816年，英國才從法律上完成金本位的最終確立，但此前的一百年中，英國已處在事實的金本位之下了。
對於大英帝國的銀行家而言，其最高戰略目標就是：以倫敦作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本位，大英帝國通過英格蘭銀行向全球輸出英鎊信用，將歐美主要國家變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員，將世界的邊緣國家變成英鎊的附屬地區，用戰爭與暴力來維護這一體系的運轉，以貨幣來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調動全球資源，最終完成對世界財富和全人類的控制！
要確立黃金英鎊的世界貨幣霸權地位，必須首先打垮白銀貨幣的國家。其中最大的，也最難搞定的就是中國。
經過多年嘗試，國際銀行家最終選擇了鴉片作為打擊中國白銀本位的武器。
而具體負責執行這一戰略的機構就是東印度公司。
東印度公司：一個銀行家的帝國
一般人很難想象一家公司能夠招募軍隊、掠地鑄幣、行政司法、宣布戰爭和締結和約，但是，東印度公司居然做到了。誰能有這麼巨大的能量成立如此強大的公司呢？答案就是倫敦金融城的國際銀行家！
由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合股建立、英國王室參股的東印度公司本身就是一個帝國。根據英國國會的授權，東印度公司壟斷了從好望角到麥哲倫海峽之間的一切貿易，並有權在如此廣大的區域之內招募陸海軍、佔領領土、在佔領區域內徵稅、發行貨幣、進行立法和司法審判、宣戰和締結和約。
在1756～1763年的英法七年戰爭中，英國打敗法國獨霸印度次大陸以來，在包括今天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在內的英屬印度建立起一套完備的治理和掠奪機制。1750年以後的50年間，東印度公司從英屬印度一共榨取了1億～1.5億英鎊，而1750年英國一年的財政收入才920萬英鎊。[12]這還不包括壟斷印度貿易帶來的巨額國際貿易收益。驚人的財富像潮水一般源源不斷地流入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和英國王室的錢袋裡。18～19世紀，由於巨額的殖民掠奪和商業貿易積累，英國從來就不缺乏資本，這是18世紀英國得以開始工業革命的重要前提。
巴林家族作為世界17大國際銀行家族之一，早在19世紀初就已經稱霸世界金融江湖，號稱「歐洲第六強權」[13]。1779年，巴林王朝的創始人弗朗西斯·巴林就開始擔任東印度公司的董事，直到1810年去世，在位長達30年。從加盟東印度公司開始，他就成為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在東印度公司的主要代表人物，並被公認為公司的核心與靈魂。他從1792年開始擔任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執掌著整個東印度公司這個龐大的殖民帝國。正是在他的帶領下，東印度公司對中國的鴉片貿易取得了驚人的增長。
1790～1838年，東印度公司鴉片走私進入中國的數量，由每年數百箱暴增到數萬箱，輸入中國的鴉片總量高達40多萬箱，每箱平均價約750銀元，總價值高達2.3億兩白銀以上！
東印度公司的鴉片貿易遵循一套嚴密的體系：首先，東印度公司確立在英屬印度殖民地的鴉片壟斷權，對印度和孟加拉鴉片實行統購統銷，只開放加爾各答一地集中進行鴉片拍賣，並授權與公司有代理關係的散商進行鴉片貿易。同時，公司在廣州開設常駐管理委員會，其成員稱「大班」，對所有對華貿易進行統一管理。這個管理委員會又是全部對華貿易的「中央銀行」，一切對華貿易匯兌業務必須由它經手，並對散商進行信貸支持，後期也對與他們做生意的廣州十三行發放信貸。散商的對華貿易收入，包括出售鴉片所得款項，必須全部存到該委員會下設的銀庫，並由該委員會簽發倫敦、印度、孟加拉的匯票，散商可到當地兌換現銀。公司再用庫存白銀在中國套購黃金、絲茶等大宗商品銷往歐洲獲取暴利。
東印度公司的架構更像是一個金融傘形壟斷下的鴉片貿易連鎖店。如果說獨立經營的散商還要承擔一定的貿易風險，那麼提供壟斷性金融服務的公司則是「旱澇保收」。
東印度公司因鴉片貿易的「金融服務」獲取的巨額利潤，足以支付英國從中國進口茶葉和生絲、從美國和印度進口棉花、向印度出口英國工業製成品和英國殖民統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費用。在整個19世紀，英帝國的鴉片壟斷在國際貿易中的戰略地位，可與今天美國的石油霸權相比肩。東印度公司帝國的基本國策是，從金融上控制鴉片貿易鏈條的一切環節，生產、銷售、倉儲、運輸和營銷渠道都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在東印度公司旗下的散商中，形成了三大洋行割據的態勢，它們是：怡和、寶順和旗昌。
怡和洋行由渣甸和馬地臣合夥建立於1832年7月，正是巴林家族為他們提供的融資。有了倫敦金融城最強大的銀行家族的支持，怡和迅速成為遠東的「洋行之王」。胡雪岩正是在與怡和爭奪生絲霸盤中慘敗，他恐怕並不知道怡和的來頭。馬地臣後來成為英格蘭銀行行長和英國第二大土地所有者。馬地臣家族的繼承人休·馬地臣，則在1873年用家族鴉片貿易所得，在西班牙收購錫礦，成立了一家礦業公司，將其命名為「Rio Tinto」，今天人們稱之為力拓集團。
寶順洋行的當家人正是著名的鴉片販子顛地，而他背後的東家正是巴林家族。後來因為直接從事鴉片生意有損巴林倫敦金融城頭號銀行家族的「名譽」而退居幕後，由顛地全面代理在華業務，成為僅次於怡和洋行的第二大鴉片貿易商。
旗昌洋行則是美資公司，從事廣州與波士頓之間的鴉片、茶葉和生絲貿易。它的高級合伙人約翰·默里·福布斯，就是2004年美國總統候選人約翰·福布斯·克里的曾外祖父，一直充當巴林兄弟公司在美國的代理人。業務主管小沃倫·德拉諾，正是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外祖父。洋行老闆的堂弟威廉·亨廷頓·羅素則在耶魯大學創建了著名的「骷髏會」。此外波士頓的幾大銀行家族也都通過旗昌洋行參與鴉片貿易。正是豐厚的鴉片紅利滋養著這些銀行家族，形成了日後的波士頓財團和羅斯福家族王朝。
這三家大洋行佔據了中國鴉片貿易的半壁江山，它們都與巴林家族關係密切，巴林在倫敦金融城遙控著這些「巨大的散商」，在鴉片戰爭前後幾十年裡，以鴉片發起了對清政府白銀貨幣的攻擊。
倫敦金融城通過東印度公司在中國還建立了一套鮮為人知卻卓有成效的地下營銷體系，這個體系由四部分組成：傳教士、三合會、行商和滿清官僚。這套體系日後左右了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
傳教士在中國一方面通過傳教結交權貴和三教九流，了解中國社會、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情報，以建立近代教會學校、醫院、媒體為主，成為塑造親西方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重要力量。
三合會本是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中國民間秘密社團，後來很多會友接受了基督教。兩廣地區三合會的反清武裝行動，同樣需要大規模融資支持，於是很多會友經教會中介，紛紛加入東印度公司的對華鴉片銷售網路，成為廣東沿海鴉片走私的主力。以反清為宗旨的三合會，等於間接得到倫敦金融城的財政補貼。三合會日後的發展，與洪秀全的拜上帝會、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維新派的秘密結社以及同盟會淵源頗深。洪秀全身邊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左膀右臂馮雲山，早年即拜在基督教華福會門下；負責軍事鬥爭的楊秀清，也曾混跡於三合會在珠江流域的鴉片走私生意中；兩廣三合會更是直接參加了金田起義。戊戌變法失敗后，譚嗣同遇難，維新派中譚系幹將唐才常即發動湖廣三合會勢力舉行自立軍起義。同盟會早期各次反清起義，無不以三合會力量為依託。三合會一系的上海青幫更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上台和鞏固權力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行商即廣州十三行，是朝廷授權負責對外貿易的專營機構，與外商直接打交道，既是貿易公司，又承擔某些外交功能，同時又必須為自己的國外商業夥伴作保。十三行在鴉片戰爭后多轉為洋行買辦，是中國近代買辦階層的源頭。
東印度公司還通過賄賂和毒癮來控制與操縱一部分滿清官僚。從中國的上層建築著手，保護和開拓鴉片貿易。公司通過以天津為中心的北方鴉片貿易網路，向北京朝廷滲透。到鴉片戰爭前，已經控制了相當一大批滿清高官為其所用。其中包括大學士穆彰阿、直隸總督琦善、宗人府主事耆英等。對此，馬克思有過一段精闢論述：「英國人收買中國當局，收買海關官吏和一般的官員，這就是中國人在法律上抵制鴉片的最近結果。賄賂行為和鴉片煙箱一同侵入了『天朝』官僚界之肺腑，破壞了宗法制度的柱石。」[14]這一批人構成後來清政府洋務派的源頭。
1839年，當雄心萬丈的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來到廣東厲行禁煙時，這位偉大的民族英雄，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組織嚴密、財力雄厚、武裝強大、裡應外合的鴉片帝國。林則徐甫一上任，就嚴厲鎮壓三合會的地下走私販毒網路，勒令外商上繳鴉片，進行了震驚世界的虎門銷煙。但是林則徐萬萬不會想到，他的對手有多強大，他挑戰的是整個大英帝國和攸關國際銀行家生死的核心金融戰略！
鴉片貿易導致中國白銀大規模外流，在中國引發了嚴重的「銀貴錢賤」的貨幣危機。從清朝建立到19世紀初的100多年中，中國的銀銅雙貨幣機制運轉良好，比價基本穩定在1兩白銀摺合銅錢1000文。到鴉片戰爭前夕，銀兩竟飛升至兌換銅錢1600文。農民、手工業者和普通百姓平時所得都是銅錢，但交付各種賦稅則需折成白銀，如此一來，經濟負擔大為加重。由於百姓生活困窘，交稅自然拖延，結果是各省拖欠賦稅日多，造成清政府的財政能力急劇衰退。鴉片貿易大規模開始之前，直到乾隆年間的1781年，國庫存銀高達7000萬兩，至1789年約為6000萬兩。隨著鴉片泛濫，到1850年時僅剩800餘萬兩，已不足以應付一場戰爭了。
正是鴉片摧毀了大清帝國金融高邊疆的基石——白銀貨幣本位，隨之而來的是貿易大幅逆差，財政收入下降，人民生活困苦，貧富嚴重分化，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而國際銀行家則手持鴉片套購出來的巨額白銀，建立起「中國的英格蘭銀行」，一舉奪取了清帝國金融高邊疆的制高點：中央銀行。
滙豐銀行的成立，標誌著中國近代史開啟了一個金融殖民地時代。在滙豐奪取清帝國中央銀行大位的過程中，一個新的沙遜帝國崛起了，它取代了東印度公司的地位，成為執行鴉片金融戰略的最新操盤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