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第27章 動蕩的歐洲(4)
《貝爾福宣言》發表和英國委任統治之後，巴勒斯坦猶太移民成倍增長。據統計，1917年4月，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不超過5萬，1939年猛增到44.5萬多人，已佔巴勒斯坦居民總數的1/3。猶太移民憑藉其雄厚的資金和技術，以及英國委任統治當局的庇護，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眾多城市和工業，使阿拉伯人的工商業受到很大的打擊。猶太人還建立了「哈迦納」、「伊爾貢」、「斯特恩集團」等秘密武裝組織，從而使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矛盾和衝突日益加劇。
美國華爾街的猶太銀行家從一開始就支持猶太復國主義，並不斷對美國政府施加壓力。早在1917年10月，美國總統威爾遜就向英國政府表示他對《貝爾福宣言》草稿的支持。1919年1月21日，美國在巴黎和會上提出「關於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家的建議」，「猶太國一旦成為事實，國聯就立刻承認巴勒斯坦為猶太人的國家」。1922年6月30日，美國國會正式通過一項支持《貝爾福宣言》的決議。同時，在經濟上開始全面滲入巴勒斯坦。
在猶太銀行家的鼎力支持之下，猶太復國運動終於向前邁出了一大步。
背信棄義：英國統治精英與猶太復國主義的矛盾
在1917年《貝爾福宣言》發表之後，以羅斯柴爾德爵士為首的猶太復國主義組織一心希望協約國在「一戰」的勝利，能夠打開猶太人在巴勒斯坦這塊上帝期許之地復國的大門，但是現實情況的發展，大大出乎他們的預料。
從英國統治精英的世界觀來看，大英帝國在中東的戰略利益有三大支柱：第一，控制中東地區豐富的石油資源；第二，控制中東地區這一連接歐亞非三大洲的戰略樞紐地位，以確保英國勢力範圍與印度和其他遠東殖民地的咽喉要道；第三，防止任何其他勢力控制這一地區，從而對上述英帝國核心戰略利益造成威脅。因此，英國在中東地區的必然戰略就是始終將這一地區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壟斷一切政治、經濟、軍事權力，而絕不願意在這一地區出現難以控制的獨立主權國家，不管這個國家是猶太人的國家還是阿拉伯人的國家。
於是，在戰爭勝利之後，英國人背棄了戰時因為需要尋找打垮奧斯曼帝國的盟友，而許給阿拉伯人建立獨立阿拉伯國家的諾言，一手將該地區納入英帝國託管的殖民地軌道。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再執著於《貝爾福宣言》的原則，一來勢必激起阿拉伯人的極大反彈，二來也未必符合英帝國在中東的戰略利益。於是英帝國外交部、殖民地事務部和巴勒斯坦的英國託管當局執行了一條鼓勵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同時抵制猶太人建國的折衷方針。結果這一方針既惹翻了阿拉伯人：憑什麼我們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要讓給猶太人，而且這夥人很可能在我們的地盤上建立國家？——又激怒了猶太人：建國希望破滅，背信棄義的英國人擺明了就是過河拆橋。
在阿猶衝突、巴勒斯坦當地人民與英國託管當局的矛盾日益激化、衝突不斷的情況下，英國政府不得不考慮對其巴勒斯坦政策進行進一步調整。
1922年7月，英國殖民大臣丘吉爾代表英國政府發表了一項聲明，史稱《丘吉爾白皮書》，其主要精神包括：（1）無意將整個巴勒斯坦變成一個猶太民族家園；（2）猶太社團有必要增加移民人數，但其數量不得超過當地經濟吸收能力。
1930年10月，英國殖民大臣帕斯菲爾德代表英國政府發表了另一項政策聲明，史稱《帕斯菲爾德白皮書》。其主旨在重申《丘吉爾白皮書》闡明的各項原則基礎上，將維護阿拉伯人的利益置於幫助建立猶太人家園的努力之上，宣稱如果猶太移民影響了阿拉伯人的就業，就應當減少或停止猶太移民的遷入。
1939年5月，英國政府又單方面發表了《關於巴勒斯坦事務的白皮書》，因為當時英國的殖民大臣是麥克唐納，這份白皮書又被稱為《麥克唐納白皮書》。其主要內容包括：（1）英國政府明確宣布把巴勒斯坦變成一個猶太國家並不是其政策的一部分，（成立猶太國）是違反委任統治書所規定的對阿拉伯人的義務的，是違反它從前對阿拉伯人的保證的；（2）英國政府的政策是在10年之內建立一個獨立的、與英國有聯繫的巴勒斯坦國，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按人口比例加入新政府；（3）5年內允許75000名猶太人移入巴勒斯坦，5年之後未經阿拉伯人允許不得移入猶太人；（4）過渡時期內授權英國託管當局一切權力來限制和禁止土地轉移。《麥克唐納白皮書》是對《貝爾福宣言》的全面修正，是英國巴勒斯坦政策的重大轉變，實際上放棄了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支持。
很明顯，「一戰」之後20年，英國中東政策的變化就是逐漸放棄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支持，這一點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領導人早在1922年《丘吉爾白皮書》出台時就看得很清楚。而「一戰」以後的英帝國，挾打敗德國之威，正是日不落帝國日落之前夕陽無限好的光景。
這樣，擺在猶太復國主義者面前的戰略選擇就很明晰了：為了重建以色列，完成《舊約》中神的期許，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藉助外力打垮了奧斯曼帝國在中東完整的地緣政治板塊。此時他們決定再次故技重施，藉助外力打垮英帝國在中東地區的頑固態度，在帝國中東統治的廢墟上重建以色列和「第三聖殿」。
那麼這個外力選擇誰呢？放眼望去，有能力打垮英帝國的，無非美、德、蘇三國，而在這三國當中，挑動美英之間進行足以打垮英帝國的全球性戰爭是不可想象的；蘇聯的斯大林只能利用卻無法控制。這樣最有可能跳出來武力打擊大英帝國，在地緣政治上距離英帝國本土最近，又便於猶太資本控制的，當屬「一戰」戰敗國，蒙受凡爾賽和約羞辱，復仇主義籠罩全國而又急需外國資本恢復國民經濟的德國。而當時統治德國的，卻是按照英美自由主義政治邏輯組織起來的魏瑪共和國，這個虛弱的魏瑪共和國完全符合英帝國既穩定德國局勢又不讓德國壯大的戰略，這樣的德國是不足以承擔起迫使英帝國在中東問題上讓步的重任的。
顛覆軟弱的魏瑪共和國，重建一個強大的德國，為大英帝國製造一個危險的敵人，以迫使英國重新依賴猶太銀行家的錢袋，這是一個既能實現復國的戰略目的，又可從中大獲其利的戰略。不過，人算不如天算，沒想到他們千迴百轉物色和扶植起的是一個比斯大林更不靠譜的人物，德國最後是強大了，卻完全失去了控制。當然，此乃后話。
當務之急，是如何顛覆魏瑪共和國。銀行家們沒有武裝，同時，在戰爭剛結束的歐洲，立刻策動另一場戰爭的條件遠未成熟。1922年，銀行家們唯一的選擇就是發動一場「貨幣戰爭」來摧毀魏瑪共和國的基礎。
國際銀行家動手運作時，很快就發現另外一股勢力也在朝著同樣一個方向推進，這就是美國新興的金融勢力集團——摩根和洛克菲勒集團。當美國的工業生產能力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超越老牌的大英帝國之後，美國金融勢力也同步快速膨脹，原來跟著歐洲銀行家老大跑腿的小弟，逐漸萌生了自己的野心。「皇帝輪流做，今天到我家」的想法與日俱增，早在「一戰」爆發之前，美國新興的精英集團就開始考慮取代英國成就全球霸主的大業了。
此時，兩股勢力相遇，終於找到了知音，兩者的戰略目標幾乎完全一致，實施的戰術步驟也可以很好地協調。雙方的最高戰略目標就是打垮大英帝國的全球霸權，猶太銀行家要的是實現以色列復國的夢想，美國精英看中的是世界霸主的交椅。能夠實現這一目標的「理想打手」就是德國，強大的、充滿攻擊力的德國符合雙方共同的利益。當然，在強大的德國頭上必須事先套上緊箍咒，以防德國反咬一口。因此，從中央銀行到金融系統，從工業集團到原材料基地，必須被徹底控制起來，然後，軟弱的魏瑪共和國必須被強勢的新德國取代，才有能力執行這一「偉大」的戰略。
如何才能徹底控制德國的經濟命脈呢？一場「貨幣戰爭」浮出水面。徹底摧毀德國的貨幣系統將使德國的所有資產變得廉價無比，再進行控制就易如反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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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武器與《凡爾賽協議》
英國阿爾福雷德·澤曼爵士（Sir Alfred Zimmern）在「一戰」中，曾經寫過一本13頁的小冊子，名叫《對付德國的經濟武器》（The Economic Weapon Against Germany，London：Allen &；Unwin，1918）。他在這本書裡面第一次提到了「經濟戰」這樣的理念。澤曼被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奎格雷教授列為英美精英組織的重要成員。
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戰爭中的中歐強權（德國、奧匈帝國、土耳其等）正處在世界範圍的被包圍的態勢之中，憑藉它們自己的力量無法打破這樣的包圍。這本書在歷史上第一次提到大規模經濟封鎖所形成的「經濟戰」的理念，而德國人當時認為這種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1915年12月，英國首相提到：「有人會認真去想由於橡膠短缺，我們將會失去這場戰爭嗎？」由於英國和美國能夠封鎖歐洲大陸的德國，控制世界其他地區的原材料來源，而德國在戰爭中得不到這些原材料的補給。德國的戰爭準備是基於一種假設，那就是戰爭最多只會持續一年。顯然第一次世界大戰持續了4年，而德國在戰前準備非常不充分，並且沒有想到，由於喪失制海權，德國被英國進行經濟戰略的大包圍，使德國在戰爭中巨大的原材料損耗難以得到補充，因此逐漸喪失戰鬥能力，以至於最後潰敗。這一點是德國作為大陸強權首次同海洋強權較量時面臨的重大戰略新問題。
澤曼在書中進一步提到關於對德國戰敗之後的計劃和預測，他指出，在正常的和平協定簽訂之後，將會發生什麼呢？對德國港口封鎖的解除實際上並不是英美想做的事，但是如果沒有原材料就不會有德國工業的就業；如果沒有就業，大量從戰場上回家的複員軍人就將形成龐大的失業人群，而這些人將會威脅社會秩序。反觀英國和美國，由於它們控制了原材料的供應，就控制了德國經濟重建的進程。德國將會面臨物資全面短缺的局面，如果考慮到飢荒出現，經濟混亂的局面將至少會持續3年時間。
由於英美對德國的經濟封鎖在戰後仍然持續，德國必然出現物資短缺的問題，這種短缺局面並不是平常的商業抵制，而是有組織、有系統的國家行為。事實上，德國的物資短缺從一開始就是英美有意而為之的。在澤曼提出的經濟戰略思想指導下，1919年的《凡爾賽協議》其實是戰爭的繼續。正如《凡爾賽協議》的起草者，美國國務卿蘭辛（Robert Lansing）後來所指出的那樣，《凡爾賽協議》並不會提供公平的和平，最終將成為持續戰爭的工具和手段。他當時就已經預感到「《凡爾賽協議》產生的是一種失望、後悔和進一步蕭條，這種和平協議的條款，顯然是不同尋常的嚴厲和帶有侮辱性質的」。而剛成立的英美主導的國聯，「在複雜的貪婪情緒之中將會成為捕食者」。
蘭辛作為美國的主要談判代表，在整個和談中能夠發揮的作用其實非常有限，因為各國的銀行家們作為談判代表的「顧問」，實際上把持著談判的主導權。「在5月15號，我收到了布利先生的辭職信，同時還收到了我們另外五位主要專家的辭職信，這些人共同抗議和平條款的嚴厲和不公正。辭職信中指出，他們一致認為這樣的條款違反了美國當初參戰所捍衛的基本原則。」義大利總理弗朗西斯科也曾經說過：「在當代歷史上，《凡爾賽協議》將成為一個非常糟糕的先例，它違反了所有的先例、所有的傳統，德國代表從來沒有聽說過這麼不公正的條件。在他們面對飢荒、物資短缺和革命威脅的情況下，他們沒有任何其他選擇，只有簽字。在古老的宗教法律體系之中，每個人都必須有申訴的權利，甚至魔鬼都擁有這樣的權利，邪惡的人也應該擁有這樣的權利。但是當今新的國家社會，甚至不遵循黑暗的中世紀所形成的神聖原則。」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各國的戰爭消耗，加在一起相當於德國全部資產的3倍，德國每年最終將會被迫賠償高達17億馬克的巨額戰爭賠款，而且要一直持續還錢到1988年。沙赫特也曾做過這樣的評語，他說《凡爾賽協議》是一個有意的設計，這個設計將在經濟上摧毀德國。這顯然符合大英帝國統治精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