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第24章 動蕩的歐洲(1)
本章導讀
德國人的骨子裡交織著一種深刻的自傲和挫敗感。日耳曼民族刻苦、嚴謹、忠誠、守紀等優秀傳統使德國在近代世界歷史上始終居於出類拔萃的地位，科學、技術、文學、音樂、詩歌、軍事、政治、金融等領域可謂群星璀璨豪傑輩出。但同時，德國又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充滿著悲劇色彩的國家，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對人類文明作出了如此眾多的卓越貢獻，同時又給人類帶來了如此深重的苦難。
德國最大的不幸就是在地緣上處於俄法兩大歐洲強國的夾擊態勢之下，同時出海通道又被英國牢牢地扼住了喉嚨。生機勃勃能量十足的德國始終被一張強大而無形的網死死地困在歐洲的腹地，它的反抗越是激烈，掙扎越是頑強，這張網就會收得越緊。從17世紀法國的黎賽留刻意挑動日耳曼民族之間長達30年的血腥戰爭（1618—1648年），從而試圖達到200年內德意志難以崛起的戰略目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英、法、美、俄聯手摧毀德國全球崛起的雄心，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四國再次合作徹底粉碎德國稱霸世界的企圖，德國三次在毀滅中涅槃重生，其生命力之旺盛令世人驚嘆。
從落後的經濟狀態開始進步，加速趕超先進國家的社會有著共同的心態。至19世紀下半葉，德國的工業化和對海外殖民的進程都大大落後於英法，德國的工業與商業公司在與英國強大的對手競爭中，大多希望政府實行高稅率和低信用成本的保護政策。在政府的羽翼之下，德國人的刻苦與勤奮使德國與英國的經濟差距逐漸縮小。1871年，鐵血宰相俾斯麥終於完成了德國的統一大業。這是一件劃時代的重要事件，它意味著歐洲大陸維持了200多年的均勢被打破了，渙散弱小的中歐地區一下子被統一頑強而極具爆發力的德國所整合，英國的戰略利益遭到了強大挑戰。英國開始協調法俄等國在歐洲大陸全面圍堵德國。
國際銀行家們充分利用了國家之間的對立和敵視，有時甚至是煽動這種對立情緒，一方面是從中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則是有自己更大的戰略圖謀。
永不止息的渴望：回去，回歸錫安
在聖經舊約中，錫安是主所賜予的名稱，用來稱呼那些一心一德、居於正義之中、享有公義和平安的人。錫安也是地名，是古時候正義的人民聚集之地，而且有一天神的選民必將再聚集於此地。
錫安山位於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也用來代指以色列和古代迦南地區，猶太民族視之為終極故鄉。在以色列國歌《希望》（Hatikvah）中有「眺望東方的眼睛，注視著錫安山岡」，「做一個自由的民族，屹立在錫安山和耶路撒冷之上」等語。建造猶太教耶和華聖殿時，木料均取自錫安山，古時猶太人俘獲的戰俘也被迫在錫安山上勞動。錫安山被視為猶太復國主義的標誌。
世世代代猶太人自出生起就接受的猶太教義告訴他們：迦南是「流著奶與蜜的美地」，耶和華賜下此地給他們居住，無論猶太民族流散到何地，神已定下旨意，必令他們回歸，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攔。
正是基於這一堅定不移的信念和精神原動力，猶太人歷經數千年的顛沛流離和卓絕苦難，始終不改初衷。他們的信念決沒有半點含混，他們對世界的認識不存在任何模稜兩可的餘地，對於他們而言，自己「受神揀選」，將代表上帝來行使神聖的權柄，他們所積累的財富和權柄並不是為了揮霍和放蕩，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彰顯神的榮耀。數千年來，他們對此篤信不疑，並不摻雜虛偽和誇張。任何對自己信仰的動搖，必然導致整個精神世界的崩潰，最終整個民族必然會消匿於茫茫人海之中。而今天，我們不僅沒有看到猶太人的削弱，而且看到了一個歷史上少有的強大勢力集團。如果說猶太人中天才輩出，那麼這一點與他們心理能量高度集中，信念無比堅定有著無法分割的聯繫。對於奉錫安山為聖地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們來說，上帝的旨意即巴勒斯坦必然也必須成為猶太人移民的最終歸宿。
猶太教義也告訴人們，回歸之路充滿艱辛、曲折甚至絕望，但神會賜下拯救和帶領的力量，最終引領他們回到錫安復國。
德國銀行家族：回歸希望之火燃起
以色列復國是一件非常龐大、極其複雜、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業。在經歷了兩千年的流離失所之後，猶太人想回到聖地耶路撒冷重建以色列談何容易。19世紀之前的猶太人處於歐洲中世紀宗教勢力及封建世俗偏見力量的雙重壓迫之下，連生存尚且處於極其艱難的階段，更罔論重建以色列了。在這一歷史階段，復國僅僅停留在夢想階段。16世紀以後，在歐洲漸成燎原之勢的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終於將沉重的天主教勢力和嚴密的封建專制統治撕開了一道裂縫，復國的夢想出現了一縷希望的曙光。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迅速成為橫掃歐洲大陸的熊熊烈火，宗教和封建的傳統社會權力體系出現了坍塌，伴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金權的能量空前擴張。到19世紀中期，復國的夢想漸漸轉化為實際的行動，復國主義分子開始在宗教和社會環境相對寬鬆的德國彙集。
在歐洲歷史上，猶太人的社會生存狀態和地位，大約分為三個社會等級。第一級是屬於最為普遍的猶太大眾，這些人住在貧民窟里，或者住在自己獨特的社區之中，受到各種各樣來自政治權勢、宗教排擠和社會傳統的壓迫。第二級是受到保護的猶太人。他們可能付的稅更少一些，享有更多的類似於遷移居住地這樣的權力，此等猶太人屬於對當地政府比較有價值的一些人，所以被稱之為被保護的猶太人，主要是他們所從事的特殊行業對當地有較大的貢獻。第三級是更少數的猶太人，他們的社會地位相對更高一些，主要是由於他們從事某些獨特的服務，比如說銀行家，他們貸款給所在國的政府，從而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這些人被稱為宮廷猶太人（Court Jew）。像羅斯柴爾德家族等富有的猶太人銀行家族，他們的背景出身都是宮廷猶太人。
在歷史上，猶太人始終處在一種被排擠和壓迫的生存狀態之下。大量猶太人處於社會邊緣地位，他們被局限在自己的社區之中，說自己的方言，穿著打扮也都是自己獨特的民族服裝，服從宗教規定保持特殊的飲食習俗。由於歐洲主流宗教勢力對猶太人的排擠和當地世俗社會對猶太人的歧視，猶太人在就業、遷移、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受到極大的制約，比如猶太人不能擁有地產，不能擁有農莊，不能從事手工業。這使得猶太人被逼得只能從事像錢幣兌換（Money change）這樣的社會低級職業。錢幣兌換服務的客戶是往來各國各地區進行旅行和商業的人群，他們需要將外來錢幣兌換成在不同地區流通和接受的當地貨幣。而猶太錢幣掮客以其運作靈活、信息敏捷、流轉快速、盤算精細的特性，在各種錢幣市場之間套取利差，集腋成裘，廣結人脈關係，苦心經營客戶資源，經過長達上千年的累積，使這一職業成為猶太人的標誌性傳統行業，達到外人不得其門而入的境界。
從資本主義發展歷程來看，金融市場發展大致平行於四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即商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從13世紀十字軍東徵引發的地中海貿易量激增和隨後從阿拉伯世界重新發現的古希臘、古羅馬時代的典章文集所引發的文藝復興運動開始，到新大陸的發現和18世紀工業革命為止，大量的航海貿易導致了商業的高度發達。貿易的目的是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架起一座橋樑，而商人就是橋樑的搭建者。貿易量的增加同時促使商人群體出現了分工的趨勢，其中一部分商人開始從採購、運輸、倉儲和銷售商品的流程中轉向為這一流程的各個環節提供金融服務，如提供採購信用、運輸保險、匯票承兌、票據貼現和金融交易。這一專業化分工大大提高了貿易的規模和效益，一大批「商人銀行家」（Merchant Banker）應運而生，他們就是後來投資銀行家的祖先。大批猶太人湧入當時的義大利，形成了「商人銀行家」的重要部分。
公元13世紀前後，隨著十字軍東征和航海貿易的發展，在地中海地區迅速形成對貿易和貨物航運的巨大需求，義大利逐漸成為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中心集散地，財富隨之滾滾而來。基於貿易需求而產生的商業信貸以及票據交易也應運而生，使義大利成為金融市場和銀行服務最早形成的地區。
例如，當一個埃及出口商與一個法國進口商就一筆皮毛生意達成交易，埃及人需要先得到融資才能備貨，或者法國買方資金有缺口，需要借貸才能籌全貨款。此時一個義大利商人銀行家作為提供貸款的中間人出現了，他為自己的放貸而收取利息，商業信貸由此而生。當埃及人將皮毛髮運，指望馬上收到貨款，而法國買方在海另一邊等著船到不敢憑空付款，雙方都很鬱悶。此時，義大利人又出現了，他們開發出「匯票」（Bill of exchange）這樣一種新的金融工具，匯票上寫明法國人在什麼時間以什麼貨幣支付給埃及人指定的義大利代理人，埃及人非常樂於接受這樣一種支付手段。埃及人一覺醒來，突然想落袋為安，不想等到約定時間再取現金，他可以讓他的義大利代理人將匯票打折賣給願意等待匯票到期再取款的投資人。誰願意接受這些匯票呢？主要就是聰明的猶太人。猶太人取得匯票有兩個目的，第一是投資獲益，第二就是避開教廷嚴厲的反高利貸法條的限制，因為匯票打折中可以隱藏高利息的放貸行為。
文藝復興刺激都市工商貿易的興起，猶太人因其金融才能在貿易中嶄露頭角。特別是從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開始，猶太人聚居區（getto）的封閉逐步被解除。遍及整個歐洲的25年戰爭和在英國開始萌芽的工業革命，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融資需求。猶太金融家抓住了這次戰略機遇，由錢幣交易和兌換業務迅速發展到為王室和戰爭融資，從而積累了大量財富，社會地位也大大提高，成為猶太復國運動的中堅力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羅斯柴爾德和沃伯格家族。
歐洲千年排擠和壓迫的歷練，造就了猶太人獨特和靈敏的金融嗅覺。嚴酷的外部環境迫使猶太人探尋自己的生存之道，那就是不斷地從事各種各樣買賣和交易，從貨幣到商品，無所不包，在這個過程中低買高賣賺取相應的差價，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套利。
誰佔領渠道誰就擁有巨大的優勢。猶太人歷經數百年的艱苦努力，終於牢牢地控制了全球資本與信用流動的渠道。他們對商業情報的高度敏感，廣泛的客戶人脈，精細經營的頭腦和猶太民族強烈的宗教內聚力，令他們在這一行業中獨佔鰲頭，奠定了難以撼動的堅實地位，並將此優勢和壟斷綿延保持不衰，世代承繼不輟。在近代數百年中，金融市場規模迅速擴大，深度和複雜度早已不是當年可比，資本、信用、票據演變成各種各樣的有價證券，直到現代意義上的股票、債券、金融衍生產品，包羅萬象，日新月異。唯一沒有改變的，就是猶太金融家族在資本與信用流動的全球渠道上的掌控地位和遊戲規則制定權。猶太金融家族組成的是當今世界金融體系的血管，這個完備、穩固、高效、綿密而精確的金融毛細血管網路遍布全球經濟肌體，深深植入從上至下的所有社會層面。而全世界的財富血液，就是在這個龐大的血管體系中流淌，所有流經這一渠道的金錢，必須要繳納各種費用。
如果說商品渠道為王，那麼金融渠道就是太上皇！
正是以奠定金融渠道為根基，猶太金融家族首先以德國為發祥地，穩健積累財富，堅定構建權勢，終於令復國大業的希望之火逐步燃起。
巴勒斯坦困境
巴勒斯坦從1518年併入奧斯曼帝國版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都在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下。對於猶太復國主義者來說，要想在巴勒斯坦重建猶太國家必須得到奧斯曼帝國的同意，而要使奧斯曼帝國割讓巴勒斯坦，只有金錢的誘惑和戰爭的脅迫兩種選擇。
在猶太金融家影響力日益增強的德國，復國主義者圍繞著巴勒斯坦絞盡腦汁，一個重要轉折階段發生在俾斯麥時代。德國統一前後，猶太復國主義在德國逐漸形成了氣候並成為國際猶太復國運動的中心地區。德國是19世紀猶太人的天堂，它的開放與包容成為整個歐洲，特別是東歐地區生活在貧民窟中、承受著宗教與封建雙重壓迫的猶太人嚮往的伊甸園。從歷史上看，生活在高壓之下的中歐與東歐地區的猶太人反抗意識最為強烈，這一地區正是猶太復國主義的發源地。相對而言，富足和寬鬆的德國猶太人更加傾向自由主義，與猶太復國主義主流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不過，在精神理念上雙方並沒有本質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