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帝國之路 第758章 芸芸眾生相二十
作為江南傳統經濟中心的蘇州局勢的穩定，連帶著整個江南地區的社會形勢也開始平穩了下來，當然這些社會穩定依然是要付出的代價的，這種代價就是江南士紳地主在經濟上受到的損失。
不管是將家中的存銀拿出兌換為紙幣，還是服從於朝廷法令降低田租，或是投資的工坊不得解雇工人，並要接受每月最低工資法令的約束等，江南士紳地主們都付出了不小的代價。雖然在朝廷放開了海外拓殖後，這些士紳地主算是找到了一個彌補損失的渠道，可對於他們來說，這些法令依舊是不合聖賢之道的亂政。
但是，江南士紳地主們雖然內心充滿了不忿，可是敢於起來用武力反抗的卻不多。一是由於北方兵南下就食，這些士紳地主手中掌握的力量根本對付不了這些絲毫不講情麵的外地軍隊。甚至於地方官府都不怎麽想動用這些外地軍隊，而寧可用本地的武力進行鎮壓地方叛變。
至少本地出身的軍隊還念著幾分同鄉之情，哪怕鎮壓地方叛亂，也會盡量縮小目標。而那些外地軍隊根本沒什麽情麵可講，甚至於為了擴大戰果還會以追擊逃亡叛逆的名義襲擾附近的村莊，這對地方上的士紳民眾來說就有些驚懼了。
於是在出了幾個反抗朝廷法令而被平亂的村莊之後，地方上的士紳開始結團自保，這些士紳向地方官保證願意服從朝廷的法令，並願意繳納一定的錢糧給官府用於賑災和養兵，他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夠效仿北方各省災區，編練民團保衛地方。對於那些敢於反抗朝廷法令的地主豪強，他們願意自己動手去解決，以避免外地軍隊進入本地平亂。
在外部的軍事威脅，和底層受災百姓的憤怒下，江南的士紳地主們無奈的選擇了低頭屈服。以出讓一部分經濟上的利益，來換取了一個較為穩定的社會秩序。
二則是，從天啟年間魏忠賢集團對東林黨人開始政治清算，到崇禎登基之後以揚州鹽引案、南京科考案、太湖匪盜案三件案子繼續對江南士紳勢力進行打壓，到了崇禎十三年，江南士紳中敢於出頭對抗朝廷的士紳領袖已經幾乎沒有了。
像萬曆末期的顧憲成、高攀龍、左光鬥等聲名遠播的士人領袖，到了崇禎朝幾乎已經沒有可與這些人相比的士人了。如今天下士人心目中算得上有號召力的文人領袖，也就隻剩下了一個夏允彝，可這位又站到了皇帝的立場上，對於士紳大族毫無親近之意。
至於曾經聲望頗高的江南文壇領袖錢謙益，現在則已經被江南士紳普遍認為是一個欺世盜名的偽君子，因為這位推動的政策總是和正人君子為難，反倒是處處讓那些奸商小人得利了，這樣的人自然不能再當做士紳們的領袖了。
而年青士人中原本紅極一時的婁東二張，張采文名雖著，但是缺乏領袖的才能，擔任地方官員之後就顯得有些碌碌無為，再無之前在複社中的名望了。至於張溥，雖然文采和組織能力都異於常人，也能讓各地士人生起親近之意，可因為南京科舉一案名聲大損，眼下又被迫流亡海外，自然無法成為領導士紳們的領袖了。
再往下數，如吳昌時、陳子龍、楊廷樞等，都隻能算是一地士人之領袖，想要扛起江南士紳領袖這麵旗幟還早的很。沒有了一個令各地士紳共同信服的領袖，他們自然也就難以同一個被皇帝協調一致的朝廷進行對抗了。
這一事件也可以從側麵驗證了，江南文氣開始衰落的事實。缺乏了像顧憲成、高攀龍、左光鬥這樣的硬骨頭，江南士紳其實就是一塊任意揉搓的麵團而已。哪怕這些人主張的政治理念並不正確，但是他們的確是為江南士人撐起了一片天地，從而動搖和打擊了閹黨在地方上的控製力。
就在江南士紳們趨向於分崩離析的混亂狀態時，湖廣這邊的士紳卻開始依托著先後建成的湖南大學和武漢大學，形成了湖廣地區的思想和文化核心。
湖南大學自不必說，本身就是從嶽麓書院改變而來，向來是湖南地區士子的求學聖地。武漢大學雖然沒有嶽麓書院這等深厚的底蘊，但自從湖廣行省分為湖南、湖北兩地，朝廷注入大筆資金整修長江航道和武漢三鎮之後，武漢已經成為了長江中部最為重要的貿易口岸。有著地方士紳的捐助，特別是楚王府的樂助，武漢大學雖新，但是校舍建設的卻相當不錯，位於洪山腳下的校園雖然出了武昌城，但是因為地方幽靜且有一營兵丁就在附近駐紮，還是極富有朝氣的。
原本隻能依附於江南士紳身後搖旗呐喊的兩湖士紳，自這兩所大學建成之後，便開始漸漸有了一些獨立自主的想法。在江南地區人口繁衍超出了土地承載力之後，麵積廣大又適合於稻作的兩湖地區就成為了江南糧食缺口的重要補給地。
到了崇禎年間，“蘇湖熟，天下足”這句話在湖廣地區已經變成了“湖廣熟，天下足”。但是湖廣雖然成為了大明南方最為重要的糧食產地，可是湖廣地區在大明的政壇上卻幾乎沒有什麽影響力。難得出了一個張江陵，最終還是被江南士紳們給清算了下去。
政治和經濟上對於江南士紳的依附，都使得湖廣地區難有出色的名門望族，而這一缺點到了現在反而倒是成了優勢。因為湖廣地區的大地主、大士紳較少，於是朝廷對於大地主、大士紳打壓的政策，在這一地區遭到反對的倒是不多。
更何況，之前湖廣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宗室手中，而本地宗室被皇帝親自出手修理了一遍之後，湖廣地區的士紳和百姓對於皇帝的支持度也比其他各處要高的多。
而最為重要的，還是湖廣地區此時的開發程度並沒有超過50％，該地區的人口加起來都沒超過六百萬，如果算上隱沒的人口也不會超過7、8百萬人。不管是長江以北的江漢平原，還是長江以南的洞庭湖平原，此時大部分地區都還是湖泊沼澤，人們隻能在其中圍堤排水形成村落。
這種特殊的開墾方式便是垸田，對於垸田來說最害怕的不是旱情而是水災。而能夠威脅到湖廣百姓生存的水災，基本出自長江和漢水，想要治理這樣的大江大河，光靠本地士紳顯然是不夠的。自崇禎初年以來，朝廷不斷對這一地區的水利進行建設，到了崇禎十三年總算是初見成效。
在這樣南北大旱的年景裏，湖廣地區卻意外的獲得了豐收。究其原因還是在於，在不缺少水源的湖廣地區，日照時間的增加反而是一件好事。而現在這個曆史岔路上也沒有出現起義軍進入湖廣地區的事件，從而令本地百姓可以安心的種植田地，這對於大明來說算是一件幸事。
而在這樣的收獲季節，湖廣士紳們終於有了一些動作。作為負責改組地方士紳會議為地方議會的張重效，在其叔父湖廣總督張允修、南京禮部尚書王朝聘、湖南大學校長吳道行等官員名士的支持下，啟動了兩湖議會的第一次會議。
雖然湖北、湖南應當分設議會，但是分成兩省不久的湖廣士紳們卻依舊把湖北、湖南視為一地。因為湖廣地區的士紳本就勢力不大，如果分成兩省開會，他們的聲音顯然就更難以被其他地區的士紳聽入耳了，所以最終大家決定還是合為一處議事。
這次會議開得時間並不長，不過兩湖士紳的代表們卻一致通過了三條極有影響力的議案。第一條是湖北、湖南士紳決定服從朝廷頒發的，包括鑄幣法案在內的各項法令，和朝廷同舟共濟，共同麵對今年的大荒；
第二條則決定，湖北、湖南士紳決定籌集30萬石糧食運往北方賑災，並願意接納一批河南災民南下度荒，以替朝廷分擔重擔；
第三條則承諾，兩湖地區的士紳絕不屯糧居奇，將會在朝廷規定的價格之內將餘糧出售給戶部糧食局。
在南方各省士紳，特別是江南各地士紳紛紛出聲批評朝廷頒發的各項賑災法令時，兩湖議會公開發布的這三條議案，頓時成為了一股清流，不僅獲得了朝廷中樞的稱讚，更是令湖廣士紳獲得了北方各省士紳、百姓的好感。
而湖南大學校長吳道行在議會定案之後說的一段話，因為極有感染力，於是也跟著議案傳到了京城。
崇禎看了兩湖議會的議案和吳道行的這段話後，一時情難自禁便親自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了大明時報上。
“…願我兩湖士子，不要蠅營狗苟於故紙堆中，而當效仿先賢，以天下為己任。朕以為吳先生這話是說的極好的，這正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古人雲：千夫諾諾,不如一士諤諤，有吳先生這樣的老師，湖南大學興盛可期矣…”
這份刊登在大明時報上的文章，很快便引起了許多南北學者的響應，輿論的風向也終於徹底轉變，江南士紳們的抗議不僅被視為自私自利之舉，甚至連南方士紳內部也出現了分裂，不少人開始靠攏兩湖士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