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拂曉之晨 第383章 要讓人說話
坐在雕龍寶座上的崇禎，默不作聲的看著，下麵殿中近百名爭論不休的官員們，而兩側近八成官員還在觀望著，似乎隻要殿中的官員沒有決出一個勝負來，他們就不願意輕易表明自己的態度。
看到眼前的這一幕，他似乎有些明白了，為什麽領導一個團體的政治力量不是左派便是右派，而中間派的政治力量隻能被團結了。
相比起不憚於表明自己政治傾向的左右兩派，沒有傾向隻想站在勝利者一方的中間派，雖然有著決定勝負的力量，但是卻無法領導整個團體的前進。
就比如在這個朝堂之上，雖然持有中間立場的官員占據了官員總數的近八成，但是決定這場爭論的卻是剩下的兩成官員。
支持新學和支持舊學的官員就如同團體的左右兩派，他們之間爆發的爭論，完全帶歪了之前朝會上的風向。
這種局麵不要說崇禎沒有想到，就連那些在朝會上發起上書的官員顯然也沒有想到。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已經沒人在意議題偏離了原本的方向，而是都竭力想要壓倒對方，保證自己所處的團體不落下風。
當首輔黃立極站出來主持朝局，請求崇禎出麵作出決斷時，傾向於上書官員的錢龍錫、胡應台等人，也隨之出列請求皇帝作出一個公允的決斷。
麵對這個局麵，朱由檢倒是反而謹慎了起來。原本他倒是不介意同這些代表南方士紳利益的官員正麵衝突，但是當他們把爭論的重點集中到新舊學之爭的問題上，他倒是不好再輕易的表明自己的態度了。
自國初確定把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作為官定的必讀注本和科舉考試的依據，朱熹的地位就被神化了。他也是唯一一個不是孔子親傳弟子而配祀孔廟，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之人。
《四書章句集注》之所以有，“上承經典，下啟群學，金科玉律，代代傳授”的地位，歸根結底不在於它在學術上的成就，而在於朱熹寫作這本書時所抱有的政治目的，讓“聖經賢傳之旨，燦然複明於世“，作為“政教“的範本。
總的來說，便是通過對國民思想上的道德教育，以維護一個符合儒家思想道德觀念的等級社會。這種構築於道德上的精神世界，便同西方構築在神學上的精神世界一樣，都是統治者維護統治的思想工具。
而中國人建立在道德上的精神世界遠比西方宗教構建成的精神世界要堅固的多，畢竟中國有文字記載的記錄遠比西方人漫長的多，任何一點細微的改變，都會遭遇到引經據典的反對。
而朱熹所生存的時代，同樣是一個商品經濟相對發達的封建王朝末代，他所見到的土地兼並之風大起，道德淪喪、教化不行的世情，在這個時代同樣正愈演愈烈。
因此在一些士大夫眼中，唯有重新尊崇理學，才能挽救大明眼前禮崩樂壞的時局。但是同朱熹這樣的理學家相比，這個時代推崇理學的士大夫們，不過是一群拘泥不化的泥塑木像而已。
他們把朱熹說的每一個字都當做了不可變異的真理，但是卻沒有學到朱熹重視觀察實證，追求真理的精神。
除了《四書章句集注》，朱熹還寫過專門討論天球北極星座的《北辰辨》；在《堯典》注中，討論了當時天文學的歲差、置閏法等概念；在《舜典》注中討論了早期的渾天說、渾天儀的結構，並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渾天儀結構。
除此之外，朱熹對地質學化石、否認神創論、宇宙起源、地心說、大地自轉、日食與月食、潮汐、雪花六角晶體形狀、雨虹等的形成、地理對氣候的影響、生物與人類起源、中醫診脈、農業生產結構、農作物布局及具體的生產技術等問題都有見解闡述。
但是在明代的道學家眼中，似乎朱熹隻寫作了一本《四書章句集注》，他們抱著這本書不求甚解，隻誠惶誠恐的把這本書裏的每一個字句硬生生的背了下來，然後當做了自己思想的囚籠。
朱熹曾經提出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主張，但是有人專講誠意、正心，有人隻看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多數人都忽略了格物、致知，甚至於幹脆歪曲了格物、致知的本身涵義。
是以，在朱由檢的眼中，想要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四書章句集注》，反而成為了大明想要進行蛻變，從封建經濟關係進入到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最大阻礙。
雖然，他一直想要拖延時間，給新學更多的時間去影響這個時代的士子。但是今天在朝堂上爆發的爭論，讓他意思到，不管他願意或是不願意，探求物質世界的自然科學，已然同那些拘泥不化的道學先生們發生了衝突。
朱由檢抬頭掃了一眼，首輔和其他幾位默不作聲的六部高官，這才緩緩開口說道：“既然你們都要朕作出評判，那麽朕也勉為其難的說上兩句。
不過在這之前，朕對你們說的隻有一句話，要給別人說話的權力。朕不想做周厲王，朕也絕不容許有人想做大明的周厲王。
在公開的場合進行爭論不是罪行，捍衛自己的學說和信仰也不是罪過，但是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學說和信仰，或是采用欺騙和恐嚇的方式宣傳自己的學說和信仰，才是一種暴行。
你們都應該很清楚，朕接受先皇兄傳位之前，並沒有經過係統的學習，因此對於孔孟之學可謂一知半解，所以你們要求朕分辨出新學和理學之間的優劣，朕覺得有些為難…”
聽到崇禎如此說話，殿內的大部分官員總算是鬆了一口氣，除了部分真把自然科學和天主教當成了名教敵人的守舊官員，大部分官員都不願意因為這種問題陷入到有可能的黨爭中去。
更何況，推崇新學的不僅僅是北方人，而維護理學的也不是隻有南方人。本身對新學的攻擊，不過是今天組織發起上書官員們附帶的一個內容，這些官員真正的目的還是在於給皇帝施加壓力，迫使內府從工商業撤退出去。
對於江南縉紳來說，內府插足工商業，跟萬曆皇帝向天下派出稅監收稅的舉動差不多。都是與民爭利，搜刮民間的財富。
但是同萬曆皇帝派出的那些蠢笨太監不同，這位崇禎皇帝並不是單純的派出一兩名太監到地方上強行收稅。而是大多同當地的中小商人合作，建立一個依附於內府的銷售商號，替內府銷售生產出來的各種商品，或是收購當地出產的原材料。
這種方式搜刮民財顯然更為隱蔽，由於出麵的都是本地的商人，買賣的貨物又是按照市場價格進行競爭，加上有內府的幹預，不許這些商人進行囤積居奇的行為，因此發賣內府貨物的商號開始漸漸得到了地方百姓的認同。
依附於內府供貨的商號，顯然已經損害到了地方縉紳和一些大商人的利益，在這個時代囤積居奇乃是商人贏得高額利潤的不二手段。雖然大明朝的手工業之發達，已經遠遠超過了這個世界上的大部分國家。
但是隻要不是工業化生產，某一類商品的製造能力必然是有上限的，以大明如此巨大的體量，在遠離商品生產地的地方，這種商品的提供數量就更為有限了，基本上不會超過當地市場的銷售上限。
在一個原本就供應不足的市場，商人再采取壟斷的方式進行銷售，那麽這種商品的價格自然會漲到，一個讓大部分人放棄購買欲望的程度。而壟斷了貨物的商人，就能夠因此獲取數倍的收益。
當然敢於這麽幹的商人，要不然就是資本雄厚的大商人，要不便是有縉紳在背後撐腰的官商。他們要麽憑借資本壟斷當地市場，要麽憑借權力壟斷當地市場。江南地區由於經商風氣濃厚，因此經商人數眾多，自然壟斷各地市場的商人數量也不少。
但是，在內府支持的四海商行麵前，不管是商人的資本還是縉紳的權力都遇到了挑戰者。然而最讓他們感到驚懼的，還是內府供應商品的速度和能力，雖然四海商行僅僅在上海縣和舟山市站住了腳跟，但是江南的商紳已經感受到了危險的氣息。
江南的商紳敢於把萬曆皇帝派出的礦監稅使趕回京城去，仰仗的並不是自己的權力，而是他們煽動起來的江南市民的力量。而江南市民之所以敢冒死同皇帝派出的礦監稅使鬥爭，並不是因為商紳們掛在嘴邊的大義。
而是這些礦監稅使毫無節製和規則的稅收方式，完全擾亂了江南地區的工商業市場，倒是市麵蕭條，大多數工坊關了門。這使得大部分實際上已經脫離田地的手工業工人，失去了謀生的能力，自然在商紳的煽動下暴動了。
但是內府現在使用的是商業手段，雖然在激烈的價格競爭下，一部分工坊因此破產，不少工人失業。但是情況並沒有惡化到整個市場出現崩潰，因為充足的商品供給，市麵反而繁榮了不少。
怎麽一來，商紳們想要用大義的口號煽動地方百姓，就變得不現實了。那麽他們就隻能走朝廷上政治鬥爭這條路了。
而想要掀起天下士紳的同情，就不能光光指責內府把貨物賣的太低，因此反對地方新官製和反對推崇新學，就成了掩護攻擊內府與民爭利的最好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