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拂曉之晨 第66章 浙商的選擇
“是啊，正因為每丈石塘高達300兩白銀，所以依靠個人或是單個地方的力量是無法完成的，朝廷所征收的商稅正應當為此而設。”
朱由檢攔住了其他商人認為不可能完成捍海石塘的發言，在各位商人陷入沉默時，他繼續補充道。
“浙江所征收的商稅，2成將會留給地方官府使用，4成將會指定用於修建捍海石塘，整個錢塘江兩岸按照被江潮危害的程度，將會全部修繕一遍。剩下的4成才會上繳給朝廷。”
孫春陽看了看左右同鄉的表情，才試探的對崇禎提出：“陛下，錢塘江受到江潮影響的區域約數百裏，陛下預備在多長時間內，修繕完所有的捍海石塘。”
孫春陽的問題引起了所有商人代表的關注，修建捍海石塘固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朝廷好大喜功，想著要在幾年之內完成這一壯舉，那麽這就是浙江人的災難。
他們這些浙江商人寧可忍受年年潰堤，年年修土塘的困境，也絕不會去支持皇帝的設想。
朱由檢想了想，謹慎的回答道：“錢塘江大潮雖然對兩岸百姓都構成了威脅，但是北岸的威脅又大於南岸，而北岸部分地段的危險性又大於其他地段。
因此，朝廷將會統一建立一個錢塘江治理委員會，對錢塘江各段江岸進行評估，然後按照重要程度進行施工。
這個委員會不僅要有朝廷任命的治水官，當地士紳，水利專家，還應該有各位商人代表的一席之地。
委員會不僅要決定修築捍海石塘的先後秩序，還有權決定修建石塘所用的各種原料，和監管資金的使用去向。
錢塘江兩岸的捍海石塘是百年大計，自然不會局限於幾年之內完成。朕以為應當經過仔細的考察，製定出附和常理的施工工期，在合理的年限之內完成才是。”
皇帝的解釋打消了這些商人代表心中的疑惑，但是對於所增收的商稅朝廷要拿走4成，讓這些商人們感到肉疼。
特別是靠近寧波地區的商人代表們，他們的家園遭遇錢塘江大潮的威脅較少，修建捍海石塘的方案，讓他們覺得自己還是吃了虧了。
但是在浙江省內，寧波地區的商人地位、勢力，遠不如江北杭嘉湖平原上的商人。因此他們也不能公然站出來反對這個方案，隻能以朝廷提取的商稅比例太高為由，做為消極對抗征收商稅的手段。
朱由檢並沒有答應這些商人代表，調低朝廷抽取商稅的比例。而是胸有成竹的拋出了另一個誘餌，成立舟山自由市，作為對外貿易港口的設想。
老實說，成立一個對外貿易港的誘惑，對這些商人代表們的吸引力並不算大。就算沒有這個公開的名義，寧波的士紳豪商們，也同樣在進行走私貿易。
但是一個讓商人們掌握行政權力的舟山市，卻終於引起了這些浙江商人們的興趣。除了司法和海防之外，其他施政的權力由商人推舉代表進行公論，這顯然打動了這些商人代表們心中的權力欲望。
孫春陽總覺得自己聽到的話語不是真實的，他不由出聲向崇禎求證道：“陛下的意思是，朝廷除了這個舟山市的司法、海防和征稅之外，其他的一切事務都不會插手嗎？”
朱由檢仔細思考了一回，才謹慎的說道：“大致上是如此，當然商人代表們推舉的舟山自由市市長，必須要經過朝廷的任命，朕不會允許一個非大明人士，或是一個罪犯，擔任舟山自由市的市長。”
“陛下所言甚是，這自然是理所當然之事。”孫春陽等商人代表們，頓時向皇帝附和著。
一位商人代表則有些心情激動的向崇禎詢問道：“敢問陛下，這個市長是幾品官，可能夠享受朝廷正製官的待遇嗎？”
朱由檢聽了不由一愣，他掃視了一眼下方的商人代表們，發現這些商人代表們都一臉期待著等待他的回答。
他心裏思量了半天，才覺得自己以為最重要的，舟山自由市的權力下方，在這些商人的代表的眼中，卻成了進入官場的終南捷徑了。
朱由檢想著便說道：“現在當然是不可能，朝廷對於舟山自由市的設想依然存在保留態度，隻有在證明了自由市的方式是可行的，我們才能考慮其他想法…”
在經過了一番艱難的會談之後，20名浙江商人代表們，都向皇帝承諾，他們會支持皇帝在商人代表大會上提出的商稅改革方案。
從浙江商人代表的會場走出來，朱由檢對於整個商人代表大會能否召開成功，已經有了大半的底氣了。
不過他也知道，這不過是萬裏長征第一步而已。他可以左右商人代表大會通過有利於朝廷的商稅改革方案。
但是想要真正把大會通過的商稅改革方案落實下去，把商稅按照規定征收上來，這卻是另一回事。
大明是一個宗族社會，自然商人勢力的興起，也是按照地域發展起來的。
圍繞洞庭湖、太湖區域的商人，蘇鬆一帶的布商等等，但是真正能影響到大明各地商業活動的商人勢力，卻隻有兩個。
一個是以山右商人為代表的，山陝商人。他們主要靠輸邊的糧食和鹽兩門生意發展起來的，一度掌控了西北地區的商業。
隨著開中法的衰敗，朝廷對於邊境貿易的打擊和控製，這些商人們逐漸把財力轉移到了兩淮鹽業上。淮揚鹽商曾經就是晉商的代名詞。
當然，隨著大明朝政的腐敗，中樞威望不斷下降。西北地區的邊境貿易又再度活躍了起來，不過都是以邊軍和商人勾結實施的走私貿易為主。
而可以和山右商人相抗衡的，這是南方的新安商人。這些在大明中後期才開始發展起來的徽州商人，憑借著糧食、木材和典當行的生意發家，在長江以南擁有著廣泛的影響力。
在長江以南的部分內陸地區，甚至有無徽不成市的說法。到了崇禎登基的時候，徽州商人的財力，也開始逐漸向兩個行當上聚集了。
一個是典當業，徽州商人同官員之間的良好關係，及同鄉之間的互助精神，使得他們可以籌集起較大的資本，和降低無法回收債務的風險。
而另一個，則是大明商人們都眼紅耳熱的鹽業。朝廷每年所收到的鹽稅不及正常額度的十分之一，而各地的鹽價卻始終居高不下。可想而知，鹽業的暴利都落進了誰的口袋。
一個一文不名的商賈，找到門路進入鹽業之後，十數年後就能聚斂起十幾、數十萬兩的資產，這種商業神話隻會發生在鹽商之中。
資本是趨利的，正因為鹽業的這種暴利，導致了大明的財富不斷的向鹽業集中，而無法分潤給其他手工業。這也使得，江南的經濟雖然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雇傭關係，卻始終不能跨過最後的門檻。
如果朱由檢想要在商人代表大會通過征收商稅的方案後，盡快落實這些措施，憑借現在腐敗而低效的大明征稅體係，顯然是完不成這個任務的。
而朱由檢認為，最適宜監控這些商人經濟活動，協助稅收工作的，某過於晉商和徽商手中的典當業了。
拉攏其中一方，打擊另一方。無疑是政治鬥爭的不二法門，同樣也適用於商業活動。
徽州商人雖然通過和官員的良好關係，為自己的商業活動保駕護航，從而獲得了迅速的發展。
但是起步太遲，根基不穩，終究是他們無法回避的一個弱點。徽州商人雖然打入了兩淮鹽業，但是舊有的鹽商們依然維持著自己的特殊地位，並打壓著徽州商人在鹽業中擴大份額。
比如說淮揚外地鹽商在揚州可以落下戶籍，叫做商籍。憑借這個商籍，鹽商子弟能夠獲得特殊的童生配額，事實上這就等於向這些鹽商家族開放了進入仕途的門禁。
並不是所有商人都能獲得商籍，出身山陝的淮揚鹽商就極力反對徽州商人在揚州落籍，而這也是晉商和徽商之間矛盾最大的一點。
此次上京的徽商代表中，以林塘範無病、休寧汪逢元、程德斡為首。範無病經營米業，汪逢元經營典當業、程德斡是一名木商。
雖然徽商代表中沒有鹽商，但是代表江蘇的商人中，卻大多以鹽商為主，包括晉商和徽商出身的鹽商。
這些天來，皇帝對於晉商和徽商資料的搜集，同樣看在了王承恩等宮內太監的眼裏。
就他們的立場來說，自然是傾向於晉商。畢竟山西就在北方，且晉商發家久遠，在京城中還存留著不小的影響。
長蘆鹽場尚未被四海商行吞並之前，長蘆鹽場出產的食鹽就基本上被晉商所收購。
因此當崇禎離開了浙江商人代表的分會場後，在會同館內騰出來的一間房間內，繼續研究晉商和徽商的資料時。
王承恩不由小心的向崇禎說道：“陛下，這些徽州商人入京之後就四處奔走，企圖拉攏朝廷官員為他們向朝廷主張，凡是揚州鹽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學。臣以為，這些徽州商人汲汲於利益，恐非良善之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