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我們中國人2
其原文如下：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 將以愚之；民之難治 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 國之賊；不以智治國 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 是謂玄德；玄德深矣 遠矣 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古棣先生著《老子通》第463頁寫道：這一章基本思想“一言以蔽之”明明白白，就是主張實行愚民政策。
《道德經》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智，虛其心，實其腹，弱其智，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為。
其譯為：不推舉有才能的人，避免老百姓相爭不休；不珍重稀有貴重的東西，避免老百姓去偷盜；不讓老百姓看到能夠引起欲望的事物，使民心不被擾亂。因此，“聖人”想要控製好國家，就要讓人民頭腦簡單，要使他們有飯吃，要削弱他們的誌向，強壯他們的筋骨。使人民沒有知識、沒有欲望，使有頭腦的人不敢擅自做主。使一切都沒有作為，這樣就沒有亂子。
其實質也就是“愚民政策”，要使人“無知”、“無欲”，要求人們減少必要的願望、心誌，不起貪欲之心，就成了順民愚民！
在這一時期，還有很多不同的愚民理論，這些理論因為適應了當權者眼前利益的所需，再加上有些人為了了個人的利益，不停的向當權者輸送這一愚民理論，當權者也就慢慢接受了這一理論，納入了帝王的權謀，愚民政策成了曆朝曆代的當權者的首政，而且變本加厲，花樣百出，到最後這能用變態二字來形容了，也就從此開始中國人走向了一個自我束縛，自我打壓的自殘不歸之路。
這個理論一形成就立馬就被應用，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一位朝廷的高官淳於越反對當時實行的“郡縣製”，要求根據古製，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駁斥，並主張禁止“儒生”（讀書人）以古非今，以私學誹謗朝政。秦始皇采納李斯的建議，下令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對不屬於博士館的私藏《詩》、《書》等也限期交出燒毀；有敢談論《詩》、《書》的處死，稱讚過去的而議論現在政策的滅族；禁止私學，想學法令的人要以官吏為師。這種措施引起許多讀書人的不滿。第二年，許多方士（修煉功法煉丹的人）、儒生攻擊秦始皇。秦始皇派人調查，將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和儒生挖大坑活埋。曆史上稱這些事情為“焚書坑儒”。
而這不過才是個開始，由此當權者開始了永無止境愚民之路，其手段也越來越惡劣，對民智的傷害越來越大，不停的束縛人民的思想，恨不得把人民都變成什麽都不想的白癡。
公元前前134年董仲舒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將別的思想文化都看成了異端邪說，儒家思想成了治國安邦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這實際上又是另一種形式的文化思想的禁錮。
民智又被進一步的束縛起來。要知道智慧是爭論出來的，是需要不同的思想去相互的撞擊的，這有這樣才會相互促進，去偽存真。
這些措施最終導致了民愚，民愚國能強麽？
到了宋代程朱理學是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和南宋理學家朱熹思想的合稱。 二程曾同學於北宋理學開山大師周敦頤，著作被後人合編為 《河南程氏遺書》。他們把“理”或“天理”視作哲學的最高範疇，認為理無所不在，不生不滅，不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會生活的最高準則。在窮理方法上，程顥“主靜”，強調“正心誠意”；程頤“主敬”，強調“格物致知”。在人性論上，二程主張“去人欲，存天理”，並深入闡釋這一觀點使之更加係統化。二程學說的出現，標誌著宋代理學思想體係的正式形成。
南宋時，朱熹繼承和發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個完整而精致的客觀唯心主義的思想體係。 他認為，太極是宇宙的根本和本體，太極本身包含了理與氣，理在先，氣在後。太極之理是一切理的綜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時空，是“萬善”的道德標準。在人性論上，朱熹認為人有“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前者源於太極之理，是絕對的善；後者則有清濁之分，善惡之別。人們應該通過“居敬”、“窮理”來變化氣質。朱熹還把理推及人類社會曆史，認為“三綱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們應當“去人欲，存天理”，自覺遵守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規範。朱熹學說的出現，標誌著理學發展到了成熟的階段。
這些理論把國人的封建意識推倒頂峰，也進一步的束縛了人們的思想，中國人變的越來越愚忠，自閉。去人欲，一個社會發展的動力是什麽，不就是個欲字嗎，沒有這個欲字，大家都安分守已，什麽都不去想，能有人類今天社會的這些成就嗎！
但當權者才不這麽想，他們要的就是人們不能有欲，主要是不能有權欲，但有不好明說，這好說什麽欲都不能要了，當然這隻是對老百姓說的。當權者那個吃的不是山珍海味玩，穿的那個不是綾羅綢緞，那個不是妻妾成群，聲色犬馬樣樣占。
但對民智造成根本性傷害的還是八股之製。八股把中華民族的大腦放到了箱子裏現去思考。國力也隨之急速衰退。當然還有人說清中期的中國還怎麽怎麽的強盛，說大道理是沒有用的，明眼人隻要對比一下當時中國於西方國家的衣著就知道相差已不是一點點了。而此時的西方世界已是文藝複興，開始了思想解放百家爭鳴了，一個繼續自我束縛自閉自大，一個思想解放百家爭鳴，東西方的差距就這樣急速的拉開。
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中國古人的智慧你活用這一句就會讓你受用一生。
八股也稱“時文”、“時藝”、“製藝”、“製義”、“八比文”、“四書文”。八股文是明朝考試製度所規定的一種特殊文體。八股文專講形式、沒有內容，文章的每個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裏麵，連字數都有一定的限製，人們隻是按照題目的字義敷衍成文。分為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組成部分。顧炎武《日知錄?試文格式》條詳細說明了八股文的起源、格式和演變情況：“‘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明憲宗)成化(1465—1487)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複講‘保天下’四股，複收四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為多，此宋人相傳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為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製，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並密，恐有借以自炫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至萬曆中，大結止三四句，於是國家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於應舉之文矣。”
八股文濫觴於北宋。王安石變法，認為唐代以詩賦取士，浮華不切實用，於是並多科為進士一科，一律改試經義，文體並無規格。元代科舉考試，基本沿襲宋代。明代洪武元年（1368），詔開科舉，對製度、文體都有了明確要求。不過寫法初無定規。成化年間，經王鏊、謝遷、章懋等人提倡，逐漸形成比較嚴格的程式。此後一直沿用下來，由明中期而泛濫整個清代，直到戊戌變法後，才隨著科舉考試的停止而廢除。
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數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破題是用兩句話將題目的意義破開，承題是承接破題的意義而說明之。起講為議論的開始，首二字用“意謂”、“若曰”、“以為”、“且夫”、“嚐思”等開端。“入手”為起講後入手之處。起股、中股、後股、束股才是正式議論，以中股為全篇重心。在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題目主要摘自四書、五經，所論內容主要據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不得自由發揮、越雷池一步。一篇八股文的字數，清順治時定為550字，康熙時增為650字，後又改為700字。八股文注意章法與格調，本來是說理的古體散文，而能與駢體辭賦合流，構成一種新的文體，在文學史上自有其地位。但從教育的角度而言，作為考試的文體，八股文從內容到形式都很死板，無自由發揮的餘地。不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極大的束縛，而且敗壞學風。
八股文的產生經過漫長的曆史過程。曆代學者多數認為，它濫觴於北宋的經義。經義是宋代科舉考試的一種文體，以經書中的文句命題，應試者作文闡明其中義理。宋代的經義雖無固定的格式，但在代聖人立言這點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雛形。經義後來吸收了南宋以後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份，到明初被確定為一種獨立的八股文體，成化以後逐漸形成比較嚴格的程式，遂演變成為一種僵死的官僚式文體。
我看到一篇文章是這樣說八股的。
首先是它敗壞了讀書種子。士人為了掙得功名，皓首窮經，揣磨聖賢的言行和時文的程墨。到了後來，連經書也不讀了，隻“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顧炎武《日知靈?擬題》)。清代徐大椿有譏刺士人的《道情》說：“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生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漢祖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據袁枚《隨園詩話》卷十二引)這類讀書人究竟於世何補?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憤而指出：“愚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鹹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甚至有人認為，明代亡國，就是用八股試士的緣故。“崇禎末，有人擬一儀狀雲：‘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兩口，奉申贄敬。晚生文八股頓首。’貼於朝堂，亦憤世疾俗之忠言也。”(見呂留良《東莊詩集?真進士歌》自注)甲申之變，崇禎自縊，這一儀狀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讖語。
其次是它缺乏實用的價值。八股文一意代聖賢立言，遠離現實，隻能作為博取科舉功名的“敲門磚”，別無它用。像歸有光，既是時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雖然二者同樣當行出色，但是人們唯獨記得他“直據胸臆，信手寫來”的《先妣事略》《寒花葬誌》《項脊軒誌》等抒情記事之文，那才是他的“宇宙一樣絕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門知縣書》)。因為八股文缺乏實用的價值，所以一經趕下曆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不像詩賦，當不再被用作考試工具時，仍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於當今猶未衰竭。誠然，八股文也間曾有過實用的個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觸及到時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抒風月之情懷，像近人楊度《“顏淵季路侍”章》寫共產主義者理想，都不過是個別士人的偶爾筆觸，或個別才子的一時逸興，終至成為曆史的絕響。
三是它形式主義嚴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規戒律，諸如怎樣破題、承題、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轉、合，都有著嚴格的規定，甚至在字數上也限定為五百或七百字。繁瑣的程文格式，驅使人們隻能亦步亦趨，不敢逾閑半步。顧炎武《日知錄?程文》指出：“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為文，其文不足言矣。”後來有人對這種程文爛調，仿墨卷作比語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要；元後即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廟之朝廷?”隻求形式，了無內容，架床疊屋，時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四是它命題了無新意。《四書》《五經》總共隻有那麽多字數，那麽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題目呢?數百年裏，每一章、每一節、每一句都作過了題目，都被無數的士人做爛了，於是便出現了所謂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兩截，以至長或短、有情或無情截搭題，等等難以枚舉的命題門法，斬頭去尾，語句不通，張冠李戴，亂點鴛鴦，無奇不有。所以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感歎道：“今日科場之病，莫甚於擬題。”鹹豐年間，俞樾為河南學政，割裂《論語》“異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陽貨欲見孔子”，出無情截搭題《君夫人陽貨欲》，語涉輕薄戲侮。又割裂《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題《王速出令反》，言若謀反叛逆。要不是本人自行檢舉，又事出鹹豐時期，文網已不是那麽嚴密，隻怕人頭都得落地了。
我個人對八股的理解就是八股把中華民族的大腦裝到了箱子裏去思考，八股極大的束縛和限製了中國民族的整體思維。我在前麵多次說過，種族之間的竟爭是很殘酷的，你隻要有一點優勢，日積夜累下來就是絕對的優勢了。而弱勢一方的命運就這有被奴役被被消滅，而對於思想的束縛，使我們漸漸的失去了對周邊民族相對意義上的智力優勢。
而滿清文字獄盛行則對民智進行了毀滅性的最後一擊。
從滿清南侵以來，對中原民族不但在軍事上予以殘酷殺戮，而且在經濟上大肆掠奪破壞，尤有遠見的是大量炮製文字獄，大搞文化壓迫以排除異見的事件。早在清軍入關不久，清廷就開始了對中華文化的壓迫摧殘。順治四年(1647年)，廣東和尚釋函可身攜一本紀錄抗清誌士悲壯事跡的史稿《變記》，被南京城門的清兵查獲，在嚴刑折磨一年後，以私撰逆書的罪名流放沈陽。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製藝序案，毛重倬為坊刻製藝所寫的序文不書“順治”年號，被大學士剛林認為是“目無本朝”，是目無“正統”的“不赦之條”。由此清廷規定：“自今闈中墨牘必經詞臣造訂，禮臣校閱，方許刊行，其餘房社雜稿概行禁止”，這就是最早的言論審查專製。
清代禁書真是五花八門，令人有望洋興歎，歎為觀止的感慨。凡是涉及思想，曆史，政治，以及民族問題的書籍被禁被毀，當然也在意料之中，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大量純粹的科學，技術，經濟方麵的書籍也赫然在目，實在不知道統治者打的究竟是什麽算盤了。凡是涉及明朝，比如明人的文集，明人的詩集，明代的曆史，明代人物傳記，被禁毀也不算出奇，但是許多為滿清歌功頌德拍馬奉承的書比如什麽《大清典禮》《大清天定運數》，還有乾隆的爹雍正的作品《大義覺迷錄》以及曾祖父順治的作品也在禁毀之列。更離奇的還是甚至連明人選編或者寫過評注的一些唐詩選集都在禁毀之列，比如《杜工部集筏注》《杜工部詩集》《杜工部詩集輯注》《杜詩詳注》都在名單上。
看看下麵的幾個案例你就會明白清代的精英除了搞政治就隻能去考據古文，玩弄女人的小腳了。
翰林院庶吉士徐駿，是康熙朝刑部尚書徐乾學的兒子，也是顧炎武的甥孫。雍正八年(1730年)，徐駿在奏章裏，把“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字，雍正暴君見了，馬上把徐駿革職。後來再派人一查，在徐駿的詩集裏找出了如下詩句“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於是暴君認為這是存心誹謗，照大不敬律斬立決
從莊廷鑨明史案說起，卻說明熹宗天啟朝內閣首輔朱國禎受魏忠賢排擠，告病回到老家浙江烏程，編了一本《皇明史概》並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諸臣傳》。明亡後，浙江湖州有個叫莊廷鑨的富戶，他是個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鼓舞，也想搞一部傳世史作。但他自己並不通曉史事，於是出錢從朱國禎後人處買了史稿，並延攬江南一帶有誌於纂修明史的才子，補寫崇禎朝和南明史事。在敘及南明史事時，仍尊奉明朝年號，不承認清朝的正統，還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寫努爾哈赤的名字，寫明將李成梁殺死努爾哈赤的父祖，斥罵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為 “尚賊”、 “耿賊”，寫清軍入關用了 “夷寇”等等，這些都是清廷極為忌諱的。這部《明史輯略》刊刻後，起初並無事，隻因幾年後幾個無恥小人，想去敲詐莊家，才惹出事來。當時主事者莊廷鑨已死去多年，莊父仗著有錢買通官府將敲詐者一一頂回。不想一個叫吳之榮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鼇拜等人對此大感興趣，頒旨嚴究。於是與莊氏《明史》有關連的人大禍臨頭。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麗的杭州城，清軍將《明史》案一幹“人犯”七十餘人(為《明史》寫序的、校對的，甚至賣書的、買書的、刻字印刷的以及當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時或淩遲、或杖斃、或絞死，一時血濺人間天堂。“主犯”莊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屍，另有數百人受牽連發配充軍。
明史案開了以“逆書”索賂的惡劣先河。一些惡棍效法吳之榮，去挑別人書文中的紕漏，牽強附會，指為“逆書”，漫天敲詐。如孫奇逢所編的《甲申大難錄》被人控告是紀念亡明，孫奇逢因此被押進京入獄，經人營救方才出獄。後來竟發展到歹徒們索性自製逆書，想敲詐誰就把誰的名字列上。這要數沈天甫、夏麟奇、呂中等人膽最大、心最黑。他們刻印一本詩集，假托為陳濟生所編，書中作者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餘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內閣中書吳元萊家索銀兩千兩被拒，遂將此書檢舉報官，經刑部審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斬於西市。
康熙十九年(1680年)，發生了朱方旦中補說案。朱方旦是個名醫，他發現了“腦”才是思想中樞，而不是傳統醫學認定的“心”，“古號為聖賢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兩眉之間”。此說一發表，引起醫學界極大的震撼，群起撻伐，最後他以“妖言惑眾”之罪處斬，所有著作一律焚毀。他還有不少醫學著作，如《中質秘錄》，在這部書中會有多少超越西方醫學的發現，也已經無從得知。康熙帝雖然對科學有興趣，卻也最恨他，力主一定要斬首。當時征吳三桂有功的順承郡王勒爾錦十分尊敬朱方旦，因此極力營救，康熙帝便先革了勒爾錦，再下詔殺死朱方旦。明中葉以來的文藝和科技複興，就被這一係列的文字獄扼殺中斷了。
雍正朝的文字獄始自年羹堯案。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人，進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帶平叛屢建功勳，康熙末年授定西將軍、兼理川陝總督，一意依附當時還是雍親王的允禛。允禛篡位後，年羹堯備受寵信，累授川陝總督、太保、撫遠大將軍，爵封一等公。年羹堯又因妹妹是雍正暴君的妃子，開始居功自傲，暴君早就想殺一儆百，隻是苦於沒有借口。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現“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天文奇觀，臣僚上表稱賀，暴君特別注意年羹堯的奏表，並找到了“毛病”，一是字體潦草，二是將成語 “朝乾夕惕”寫成了“夕惕朝乾”，此語意為終日勤慎，就是寫倒了意思也不變。暴君可不管這些，認為年羹堯居功藐上，心懷不軌，那些對年羹堯有怨懟的人見皇上帶了頭，便群起而攻之，於是年羹堯被劾成九十二條大罪。暴君令年羹堯自裁，親族、同黨或斬首或流放或貶謫，凡是與他有一絲牽連的人統統受到處罰。
年羹堯死後七天，汪景祺斬首示眾，即汪景祺西征隨筆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陝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堯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訪，乘機投書幹謁年羹堯，做了年羹堯的臨時幕客。汪景祺這次西遊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二卷，獻年羹堯收藏。年羹堯得罪抄家，《西征隨筆》被繳進宮中。雍正暴君讀後咬牙切齒地在首頁題字雲：“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大約是隨筆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堯。暴君因此憤恨，但是又要表現自己孝道，處罪諭旨隻稱汪景祺“作詩譏訕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於是汪景祺被定處斬，梟首示眾，其頭骨在北京菜市口梟示了十年。妻子兒女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滿洲軍士)為奴；兄弟叔侄輩流放寧古塔；疏遠親族凡在官的都革職，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於牽累的人多，汪景祺僑居的平湖縣城甚至傳出“屠城”的謠言，居民驚惶逃竄。
借文字獄之名而行的愚民之政除了瘋狂我簡直找不到第二字形容，明中期以來我們中國人本就開始反思，慢慢認識到了自我愚民的惡果，文藝和科技也開始複興，資本主義開始萌芽，但滿清南與借文字獄之名而行的愚民之政把這一切扼殺在搖籃之中了，把中國幾乎推向於絕境。
乾隆年間修的《四庫全書》，就更是搞的徹底，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不僅不利於滿清的文獻被禁毀，連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篡改。查繳禁書竟達三千多種，十五萬多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禁毀書籍與四庫所收書籍一樣多。“初下詔時，切齒於明季野史。其後，四庫館議，維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偏謬尤甚者，一切擬毀隆慶以後，至於晚明，將相獻臣所著，靡有孑遺矣”。明清之際，黃道周、張煌言、袁繼鹹、錢肅樂、顧炎武、黃宗羲、孫奇逢諸人的著作，均於例禁。後來稍稍放寬，有些人的著作，隻要“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毀”。但對錢謙益、呂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錫侯、尹嘉銓諸人的作品，查禁特別嚴厲。
乾隆時被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吳晗說過“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連宋應星的科技著作《天工開物》也因為有礙於愚民而禁毀，文字獄如此之徹底，一篇吳三桂的“反滿檄文”，一本《揚州十日記》，一本《嘉定屠城記略》，竟在中華本土湮滅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後才從日本找出來！中華曆史上的民族政權交替時代有過，但從來沒有一個像滿清統治者這樣，徹底摧毀中華的衣冠、服飾，徹底絞殺中華的民族意識，從精神上到肉體上徹底把中華弄成完全順服的走狗！滿清統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於刑獄；所“漢化”深者：工於心術而極力摧殘中華，尤其中華士人之民族意識！較之前代的外族統治者，更加陰險、卑劣、刻毒！難怪魯迅先生說：“對我最初的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的頭，這才種定了的，到我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那些滿人現在也都是中國人了，近代中國所有的屈辱他們也要一同和我們感受，他們也要和我們一樣承受著外人異樣的眼光，也一樣要承受著現實的貧窮，外人看來他們也是中國人，事實上他們也是中國人，中國人自已種的苦果最終都要自已去吃。
我說過，過去了的就讓它過去，我們每個人的先人都有罪，重要的不是過去，而是現在，我們不能讓曆史重演，我們現在的世界競爭的實質就是種族的競爭，現在的競爭是越來越殘酷的，弱勢的種族這有被奴役被消滅的命運，別以會有個原子彈別人就不敢動你，要知道科技總是不斷的發展的，有盾自會有矛去破，原子彈總有一天也會能防它的時候，而別人隻要對我們的競爭有那麽一小點優勢，日積夜累，就會變成絕對的優勢。
而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而人類對消耗可以說是極速的提升，如果人類能在地球資源消耗盡之前殖民別的星球，弱勢的種族可能還有利用的價值，還有生存的機會，要是地球資源消耗盡之前人類還困守地球的話，那弱勢的種族，這有死路一條。
歐美的白人現在發展上占有絕對的優勢，我們假設他們能保特這種優勢，我們再做一個一個極有可能的假設，當地球資源快耗盡時我們仍然困守地球，不多的資源最多隻夠一個國家使用和發展太空科技，也就是說人類這有一個國家有生存的機會。
那時就這有一種可能，美國會先聯合白人世界從最弱勢種族下手，一個一個把他們消滅了，連日韓這樣他們傳統的盟友都不會留情，最後白人世界一樣會兄弟相殘，麵對最後生存的機會根本沒有人道可講。
導致中國人沒有思想，不敢思想的成因當然遠不止這一個，但自愚卻是其中的根本，是導致中國近代落後的主因。曆史不會次次都會給我們機會去挽回，而人類的競爭卻越來越殘酷，是中國人都要好好想一想，近代我們又全民自愚了一回，我們又錯失了一次發展機會了，如果我們再自愚自閉的話，未來真的就這有死路一條。那些為了一已之私還在愚弄百姓的人,都應好好想想真正的得失！
一直記著這麽一個故事
有一天
小蝸牛問媽媽:為什麽我們一生下來就要背著這個又硬又重的殼呢?
媽媽:因為我們身上沒有骨骼,隻能爬,又爬不快,所以要靠這個殼來保護我們。
小蝸牛：毛毛蟲姐姐沒有骨骼，也爬不快，為什麽她不用背這個又硬又重的殼呢？
媽媽：因為毛毛蟲姐姐能變成蝴蝶，天空會保護她。
小蝸牛：可是蚯蚓弟弟也沒有骨頭也爬不快，還不會變成蝴蝶，他為什麽不用背這個又硬又重的殼呢？
媽媽：因為蚯蚓弟弟會鑽土，大地會保護他。
小蝸牛哭了起來：我們好可憐啊，天空不保護我們，大地也不保護我們！
蝸牛媽媽安慰小蝸牛說：所以我們有殼啊！我們不靠天，也不靠地，我們靠自己。。。
我們中國這麽大，人口這麽多，我們靠不了天，也不靠了地，更靠不是什麽盟友，什麽夥伴，我們最終能靠的隻有我們自已。
感謝鄧小平，是他解放了我們民族的思想，打開了封閉的國門，我說過中國龍這有一個對手，那就是我們自已，這要我們不去搞自我束縛，中國龍就一定會再一次騰飛，我說過人類的未來是宇宙，而地球太小，宇宙才是中華巨龍飛舞的地方，天佑中華，但願它能贏得這個機會。
在此我以個人的名義，感謝所有為中國的未來而在努力的有良知的中國人，因為可能就是因為你的執著和不放棄才為我的後人贏得了生存的機會。
寫下此節，隻因中國就是我個人世界的全部！願天佑我多難的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