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7章 倡導"易卜生主義"
胡適進北大後，也給北大推薦了多名人才。
蔡元培曾說：“北大關於文學哲學等學係，本來有若幹基本教員，自從胡適之君到校後，聲應氣求，又引進了多數的同誌……。”
與胡適、陳獨秀同年進北大的，有周作人、劉半農等人；先後進北大的還有李大釗、錢玄同、高一涵、陳大齊、朱希祖、劉文典、沈尹默、沈兼士、馬裕藻等許多人；稍後，魯迅也來北大兼課。新人薈萃，北大氣象為之大變。他們都為《新青年》撰稿，使《新青年》陣容也更加雄厚強大，新文化潮流更加洶湧澎湃。
1918年，《新青年》改組為同人刊物，擴大編輯部，由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六人輪流編輯。同年底，陳獨秀又邀集李大釗、胡適、周作人等商議，另創一個《每周評論》，仍由《新青年》同仁主持，以便及時發抒議論，抨擊黑暗，鼓吹新思潮。加之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月刊，成為《新青年》的衛星刊物，也成為不新文化運動中的生力軍。於是，形成了一個圍繞《新青年》的新文化團體，成為倡導新文化運動的中心。而這《新青年》團體，事實上又與北京大學密不可分，北大也就成為新思想的大本營。
在偉大新文化革命的洪流中，陳獨秀和胡適是當時運動的最有力的倡導者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們兩人齊名，被時人稱之為“陳胡”。
白話文學的提倡並非一帆風順，當時北大校內的反對者就出版了《國故》、《國民》與之對抗，後來南京又有吳宓、梅光迪等人主辦的《學衡》與新文化運動分庭抗禮。
這一年的2月、3月間，傳出謠言，說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人已經被驅逐出京。
前邊講過了，林紓則除在《新申報》上發表《妖夢》、《荊生》等小說影射攻擊陳獨秀、胡適等人外，還在北京《公言報》上發表致蔡元培函，攻擊陳獨秀、胡適等人“必覆孔孟，鏟倫常為快”，“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蔡元培在《公言報》發表長信，對林紓的攻擊一一加以解釋和反駁。
新文化運動中的陳胡，雖是誌同道合，卻也各有長短。胡適比起陳獨秀來，較為溫和，做事不夠果決，卻也不武斷。胡適自己承認，陳獨秀當年確是“一個堅強的革命家”，他的主張和言論，總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雖然有時不免偏激一些，但對頑固勢力卻決不妥協。
比如，1919年1月，陳獨秀為了回擊頑固派各方麵對《新青年》的非難與謾罵，寫了著名的《本誌罪案之答辯書》。
答辯書寫道：“他們所非難本誌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
“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仁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誌同仁本來無罪，隻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細想，本誌除了擁護德賽兩先生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誌，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的辦法……
“西洋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壓，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這樣的答複，旗幟鮮明，態度決斷，毫不妥協退讓，用胡適自己的話說，他是寫不出來的。
有反對的聲音未必一定是壞事，很多的時候是引起關注和擴大影響。進步畢竟是不可阻擋的，經過與反對者的多次較量，文學革命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胡適在1919年3月3日給女友韋蓮司的信中說，文學革命的傳播速度超出了他們自己的預期。1918年初《新青年》全部刊登白話詩文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受其影響，全國已經有十餘種雜誌開始刊登白話文章。
新文化運動中，胡適大力倡導"易卜生主義"，對於文學界及思想界的解放運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胡適把"易卜生主義"概括為兩個方麵：一是敢於反抗社會,反抗傳統,反抗市俗偏見的現實主義戰鬥精神；二是主張人的"內向"解放，樹立"健全的個人主義"人生觀"。易卜生主義"的倡導及被知識階層的廣泛接受，標誌著中國文化現代轉型過程的開始。
1918年6月15 日《新青年》第4卷第6號，發表了胡適的文章《易卜生主義》。
在文章的開頭，胡適便喊出：“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汙吏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
“易卜生的長處，隻在他肯說老實話，隻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他並不是愛說社會的壞處，他隻是不得不說。1880年，他對一個朋友說：我無論作什麽詩，編什麽戲，我的目的隻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淨。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幹係的。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幹係，故不得不說老實話。”
接著，胡適在文章中寫道：“我們且看易卜生寫近世的社會，說的是一些什麽樣的老實話。第一，先說家庭。
“易卜生所寫的家庭，是極不堪的。家庭裏麵，有四種大惡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賴性，奴隸性；三是假道德，裝腔做戲；四是懦怯沒有膽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樂，要安逸，還要體麵，所以他要娶一個妻子。正如《娜拉》戲中的郝爾茂，他覺得同他妻子有愛情是很好玩的。他叫他妻子做‘小寶貝，’‘小鳥兒’，‘小鬆鼠兒’，‘我的最親愛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給他妻子一點錢去買糖吃，買粉搽，買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的標致。做妻子的完全是一個奴隸。她丈夫喜歡什麽，她也該喜歡什麽，她自己是不許有什麽選擇的。她的責任在於使丈夫歡喜。她自己不用有思想：她丈夫會替他思想。她自己不過是她丈夫的玩意兒，很像叫化子的猴子專替他變把戲引人開心的（所以《娜拉》又名《玩物之家》）。
“丈夫要妻子守節，妻子卻不能要丈夫守節，正如《群鬼》（Ghosts）戲裏的阿爾文夫人受不過丈夫的氣，跑到一個朋友家去；那位朋友是個牧師，很教訓了他一頓，說他不守婦道。但是阿爾文夫人的丈夫專在外麵偷婦人，甚至淫亂他妻子的婢女；人家都毫不介意，那位牧師朋友也覺得這是男人常有的事，不足為奇！妻子對丈夫，什麽都可以犧牲；丈夫對妻子，是不犯著犧牲什麽的……
“其次，且看易卜生的社會的三種大勢力。那三種大勢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
“第一，法律 法律的效能在於除暴去惡，禁民為非。但是法律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在於法律是無有偏私的；犯了什麽法，就該得什麽罪。壞處也在於此。法律是死板板的條文，不通人情世故；不知道一樣的罪名卻有幾等幾樣的居心，有幾等幾樣的境遇情形；同犯一罪的人卻有幾等幾樣的知識程度。法律隻說某人犯了某法的某某篇某某章某某節，該得某某罪，全不管犯罪的人的知識不同，境遇不同，居心不同……
“第二，宗教 易卜生眼裏的宗教久已失了那種可以感化人的能力；久已變成毫無生氣的儀節信條，隻配口頭念得爛熟，卻不配使人奮發鼓舞了……宗教的本意，是為人而作的，正如耶穌說的，‘禮拜是為人造的，不是人為禮拜造的’。不料後世的宗教處處與人類的天性相反，處處反乎人情。如《群鬼》戲中的牧師，逼著阿爾文夫人回家去受那蕩子丈夫的待遇，去受那十九年極不堪的慘痛。那牧師說，宗教不許人求快樂；求快樂便是受了惡魔的魔力了。他說，宗教不許做妻子的批評他丈夫的行為。他說，宗教教人無論如何總要守婦道，總須盡責任。那牧師口口聲聲所說是“是”的，阿爾文夫人心中總覺得都是“不是”的。後來阿爾文夫人仔細去研究那牧師的宗教，忽然大悟。原來那些教條都是假的，都是‘機器造的’……
“第三，道德 法律宗教既沒有裁製社會的本領，我們且看“道德”可有這種本事。據易卜生看來，社會上所謂‘道德’不過是許多陳腐的舊習慣。合於社會習慣的，便是道德；不合於社會習慣的，便是不道德。正如我們中國的老輩人看見少年男女實行自由結婚，便說是“不道德”。為什麽呢？因為這事不合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會習慣。但是這班老輩人自己討許多小老婆，卻以為是很平常的事，沒有什麽不道德。為什麽呢？因為習慣如此。又如中國人死了父母，發出訃書，人人都說“泣血稽顙”，“苫塊昏迷”。其實他們何嚐泣血？又何嚐“寢苫枕塊”？這種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為是‘道德’，人人都不以為羞恥。為什麽呢？因為社會的習慣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覺得道德了。
“這種不道德的道德，在社會上，造出一種詐偽不自然的偽君子。麵子上都是仁義道德，骨子裏都是男盜女娼。易卜生最恨這種人……”
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年—1906年5月23日），挪威戲劇家，歐洲近代戲劇的創始人。他的作品強調個人在生活中的快樂，無視傳統社會的陳腐禮儀。其突出貢獻是在歐洲現實主義戲劇走向衰落，自然主義和頹廢派文學十分泛濫的時代，高舉現實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並創造了以設疑性構思、論辯性對白和追溯性手法為基本藝術特征的“社會問題劇”體裁。其創作實踐和社會影響，也足可與莎士比亞、莫裏哀等戲劇大師媲美。最著名的有詩劇《培爾?金特》（1874～1875），社會悲劇《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人民公敵》（1882）、《海達?加布勒》（1890）；象征性劇作《野鴨》（1884）、《當我們死而複醒時》（189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