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女友失蹤那天，給我包了韭菜餡的餃子
案子結束之後，我會經常想起那個夜晚，如果沒有發生蔣培興夫婦被殺的事，我是否就能準時趕到家裡，給徐珊包一頓餃子。那麼一切就會都不一樣。
「餃子我包了，只是有點丑，晚上給你煮夜宵，我先去商場取電影票（＾－＾）。」
這是她發給我的最後消息。
有些人，整天見面；有些人，只能懷念。
干法醫這麼多年，看過形形色色的命案，有些案子隨著時間推移，記憶漸漸淡了，但有些案子卻依然印象深刻。
每當我不經意間瞥見左手食指上那道疤痕時，腦海里就會出現一個案子，怎麼也揮之不去，所有當時的情景一下子全都浮現在眼前。
俗話說「進了臘月就是年」，還有句俗話是——「年關難過」。那天是農曆臘月廿三，傳統節日小年，天陰得很厲害，冷颼颼的。
下午兩點半，我和趙法醫離開溫暖的辦公室，王猛早就在院子里等著我們了，他一邊搓手跺腳，一邊和我們打招呼，嘴裡呼出的氣體凝成了白霧。
「最近生意興隆，天天有活兒啊！」王猛在車上忽然冒出這麼一句話。作為痕檢技術員，王猛比我還要忙，他不光要和我一起做屍檢，還要去看其他現場。
路上我沒心思說話，一路都在暗暗祈禱案情不要太複雜，晚上還答應了女朋友要給她包餃子。
一進臘月，我就開始和屍體頻繁接觸。昨天在平安橋下檢驗了一個流浪漢，破棉襖敞開了懷，褲子也褪到了膝蓋，臉上的皺紋擠成了花，像在抿嘴笑。
王猛扭著頭不願多看，說看多了怕晚上做噩夢，真想不到王猛竟有如此「細膩」的一面。
流浪漢身上沒有傷，只有反常脫衣現象和臉上的笑容，他在年關臘月凍死了，死相不算難看。我知道，在臨死前的一段時間，他感覺不到寒冷。
半小時后，我們駛到城鄉接合部，路邊的車輛和行人漸漸稀少。我看到路邊有一個很大的院子，院牆外拉著警戒帶，旁邊停著兩輛警車，警燈有些晃眼。
院門上方有個大牌子，白底黑字，寫著「培興」倆字。院子前後各種著一些樹，葉子都掉光了，枝頭孤零零地掛著幾顆果子，黑黝黝的，看不出是什麼果。
派出所民警大老遠揮著手，簡單寒暄后開始介紹案情。這是一家廢品收購站，由一對外地夫妻經營，男的叫蔣培興，38歲，女的叫董素琴，35歲。廢品收購站規模不算小，方圓十里的廢舊物品都在這裡彙集。
「這就是報案人。」派出所民警打開車門，車上下來一個老頭，腿腳不太麻利，哆嗦著走過來。
「這倒霉事咋就叫我攤上哩？」老頭60來歲，皮膚黑中透紅，滿臉皺紋，身上散發著濃濃的酒味，嘴裡呼出一股子大蒜味。
報警的老頭是個走街串巷收廢品的，今天運氣不錯，一上午就裝滿了三輪車。他中午喝了點小酒，騎三輪車來賣廢品，發現門從裡面上了鎖，喊了幾聲沒動靜，就使勁推門。
門開了一道縫，人進不去，但老頭看到院子里趴著一個人，把他嚇得夠嗆。
院門虛掩著，我使勁吸了口氣，一股濃濃的氣味撲過來，真是一個血腥味十足的現場。
「醫生看過，兩口子都沒了。」派出所民警表情凝重，抬手伸出兩根手指，落下時卻變成了三根，「屋裡有個挺著大肚子的女人。」
我一陣胸悶，呼吸有些不暢，抬頭看了看天，天也更陰沉了。天氣預報傍晚有雪，一場雪可能會覆蓋許多東西，所以我們必須儘快勘驗現場。
院子很大，比普通人家的院子要大很多倍，堆滿了各種物品，廢銅爛鐵舊家電，書本紙殼塑料布……像一座座小山丘。院子北側有三間平房，南側有兩間平房。
男性死者趴著，左手臂墊在頭下，看不清臉。他右手向前伸著，手距院門不到兩米。那是一雙布滿了老繭和裂紋的手，手指油膩烏黑。
王猛拿起相機，「咔嚓咔嚓」拍著照片。我和趙法醫蹲下身子，對屍體進行初步檢驗。
院子里鋪滿了煤渣灰，由於滲入了大量鮮血，屍體頭部周圍的煤渣灰是濕潤的，部分煤渣表面有凝固的血跡。
趴在地上的男人看起來不算高，但很強壯，穿一套深藍色工裝，肘部和袖口磨得發亮，腳上是一雙軍綠色膠鞋，鞋底的花紋磨損嚴重。
男人濕乎乎的短髮略有些打綹，鬢角有不少白頭髮，后枕部隱約冒著絲絲白氣。
我摸了一把，手套上全是血：「枕部顱骨粉碎性骨折，這應該就是致命傷。」
趙法醫和我把屍體輕輕翻了過來，死者臉上全是血，看不清面容。
王猛遞給我一瓶礦泉水，我沖洗了死者的面部，這是一個國字臉的男人，眉毛很粗，但中間有些不連續，像是被剪了一刀。
趙法醫沒吭聲，起身朝北屋走去，我趕緊甩了甩手上的血，跟著進了屋。
屋裡有些暗，正對門口的小桌上擺放著飯菜，有半盆土豆燉排骨，還有半盤炒豆芽，籠扇里有掰開的饅頭和紅薯。桌上還有兩隻碗，其中一隻盛滿了小米粥，另一隻是空的。
地上有個女人，她雙手抱在渾圓的肚子上，蜷縮成一團。當勘查燈照在她臉上時，我分明看到她眼角晶瑩透亮。
屋裡靜得可怕，我的心跳越來越快，根本不受控制。趙法醫嘆了口氣：「這女人死前肯定很痛苦。」
趙法醫的話讓我想到一個問題：以前我從沒考慮過，死者在面臨死亡時是一種什麼心情。
我一直認為，死亡是一件冰冷而無情的事情，不帶任何感情色彩；我一直覺得法醫需要時刻保持客觀公正，不能摻雜太多感情，無論死者是什麼身份、怎麼死的，我都必須一視同仁。
可當趙法醫說出那句話時，我卻打心底表示認同。在那間幽暗的小屋裡，我彷彿看到了女人臨死前的痛苦和掙扎，我也跟著一陣難受。
當她遇襲時，拚命往裡逃，希望能躲過一劫。被打倒在地后，她只能無助地跟尚未謀面的孩子告別，或許在那個時候，她的心裡只有孩子。
「他媽的！」王猛忍不住爆了粗口，「沒人性的傢伙！」
我干法醫之後，第一次有了一種無力感。我盯著那女人，默默在心裡說了句：「對不起，我救不了你的命，但我一定還你個公道！」
提取檢材后，同事和警犬繼續協力搜查。我離開現場時，沒聽說有新的發現，看來兇手拿著作案工具跑了。
傍晚6點，通常是吃晚飯的時間，我們趕到解剖室時，窗外飄起了小雪花。解剖室里溫暖明亮，暫時驅散了心中的寒意。
剛到解剖室不久，我的手機來了一條簡訊，我看了一眼，就放下手機專心進行屍檢了。
男人身上有不少傷，手背和前臂青一塊紫一塊的，這是抵抗傷。他想護住頭部，可惜沒成功，頭部被打了7下，每一下都勢大力沉。
顱骨碎成了一片一片的，從骨折形態分析，兇器是一種具有直邊和直角的鈍器，重量較大，易於揮動。嗯，比較像方頭錘或石工錘。
我記得讀書時，老師講過各種工具的致死能力排名：「刀不如斧，斧不如錘。」
當年轟動全國的馬加爵案件，兇手就是用鋸短錘柄的石工錘將同學一一錘殺，可見這是一種很趁手的殺人工具。
解剖女死者前，我抬頭換了口氣，看到窗外飄雪花了，有些走神。
我望著窗外的夜色發獃，腦子裡一片空白，等回過神來，趙法醫已經穿戴整齊，站在了解剖台前。
趙法醫問我是不是有心事，我搖了搖頭，但我那天確實不在狀態，整個人就像丟了魂似的。
女人身上的傷不算多，腹部有一處皮下出血，說明腹部曾受過攻擊。致命傷也在頭部，工具也是方頭錘，雖然只有3下，但錘錘致命。
女人身上沒有明顯的抵抗傷，可以想象，肚子被攻擊時，她一定很害怕，她一心只想逃，只想著護住肚子里的孩子。
男人的胃裡是空的，還沒來得及吃飯就被殺死了；女人胃裡有小米和紅薯，十二指腸里也有食物，應該是剛吃過飯不久甚至是正吃著飯就遇害了。
實踐證明，做什麼事情都得專心，三心二意是很容易出事的。當我捧出8個月大小的男性胎兒時，手套在不斷往下滴血。趙法醫盯著我的手，眉頭擰成了一團。
很快我就意識到，手指連同手套一起被割破了。說來奇怪，我都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割破的。手指一開始並不疼，只是有點涼涼的感覺，然後才是陣陣疼痛，但還能忍受。
等我沖洗了一陣，才發現傷口很深，我盡量把血擠出來，擠到最後手都麻了。我有點慶幸這一刀割在了自己手上而不是趙法醫手上，不然我會很內疚。
我自問心理素質一向不錯，但是這場特殊的「接生」還是讓我有些承受不住。感覺胸腔里涌動著什麼，一陣噁心翻上來，我強行壓下去，出了一身冷汗。
在趙法醫的勸阻下，我沒有堅持戴上手套，趙法醫一個人完成了屍體縫合，然後整理、清洗工具。
我記不清是怎麼離開解剖室的了，只記得很晚很晚，趙法醫要請大家吃飯，我沒和他們一起。
案子並沒有在短時間內偵破。
案子現場條件很差，那個地方比較偏僻，案發時間正值午後，大街上沒有什麼人，周圍也沒有監控，偵查員沒摸到什麼有用的線索。
警犬在現場周圍找了好幾天，最後在現場南側3公里處一條小河邊停下。河水阻斷了氣味，警犬在河對面轉了幾圈，線索斷了。
當我再次關注這起案子的時候，已經是春節后了，整個春節都過得渾渾噩噩，可日子還得繼續。
我知道，整個春節期間，同事們也都情緒低沉。節后一上班，我就看到一堆人舉著橫幅站在了公安局門口。
同事告訴我，那是死者蔣培興的哥哥組織了一幫人在給公安局施壓，要求公安局儘快破案，並且解凍蔣培興賬戶上的50多萬存款，好讓蔣培興夫婦入土為安。
社會上也有不少亂七八糟的傳言，同事們那段時間都很煩躁，但又不能沖死者家屬發火，只能默默承受著壓力，希望能早日破案，也算給死者一個交代。
刑警大隊專門成立了專案組，每天傍晚都湊一起分析情況。我們根據現場和屍檢情況對犯罪嫌疑人進行了刻畫，兇手為一到兩人，青壯年男性，體力較強，文化水平低。
從現場及屍檢情況來看，兩位死者身上一共有3種損傷，分別是錘類工具造成的鈍器傷、銳器傷和徒手傷。
現場及周邊都沒有發現疑似作案工具，說明嫌疑人要麼是自帶工具，要麼是就地取材作案后隨手把工具帶走了。不管怎樣，作案工具不見了。
趙法醫提出，嫌疑人很可能未婚，因為已經結婚生子的人，一般不會對孕婦下狠手。也有人表示懷疑，因為誰也說不準，人一旦失去了人性會做出什麼事。
專案組走訪了周圍的居民，排查死者蔣培興和董素琴夫婦的社會關係。
蔣培興的哥哥叫蔣培國，43歲，也在本地開了家廢品收購站，與蔣培興的廢品收購站大約有20公里距離。蔣培國有個兒子叫蔣英傑，高中畢業后在城區一家工廠打工。
蔣培興夫妻兩人還有個10歲的女兒叫蔣佳彤，在老家那邊上學，平時由爺爺奶奶幫著照看。
蔣培興和妻子董素琴來城裡已經有將近10年了，最初在一處工地打工，後來低價盤下郊區這個院子，開了家廢品收購站。
據同村村民反映，蔣培興夫妻二人比較「能卧子」（意思是能力強），比一般人想得遠，也能吃苦耐勞，所以很快就把廢品收購生意做大了，還在家裡蓋了2層樓。
通過一段時間的調查，大家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城區一半的廢品收購站都是蔣培興的老鄉開的。
蔣培興的哥哥蔣培國說，大家見蔣培興發了財，都去上門取經，發現廢品收購行業利潤很高，大有可為，於是很多腦子活絡的村民就進城從事廢品收購行業了，多數人都發家致富了。
蔣培興除了在老家蓋了樓，銀行卡上還有50多萬存款。有位同事感慨地說：「咱忙死累活的，風險也大，還不如人家收廢品的掙得多。」
趙法醫把臉一板：「掙錢再多有啥用，大人孩子全沒了。」那同事趕緊閉了嘴，臉色煞白。
有些事，再急也沒用，日常工作也不能耽誤。幸運的是，半個月後，案子終於有了轉機。
那天陽光明媚，我和趙法醫在法醫門診坐診，推門進來倆小夥子，手裡各自捏著派出所開的鑒定委託書。
其中一個小夥子鼻青臉腫，左眼眯成一條縫，眼瞼腫得緊繃發亮；另一個小夥子下巴上纏了一條繩，連著一頂白色的網狀頭套。
我盯著那個戴頭套的小夥子看了半天，總覺得有些面熟，等看到身份證后，才想起他是誰。
傷者叫蔣英傑，廢品收購站案子中死者蔣培興的侄子。那天在公安局門口舉橫幅的人裡面就有他，大高個，很顯眼。當時離得遠，沒看仔細，今天一看，小夥子長得挺帥，眉清目秀。
昨晚在飯店吃飯，蔣英傑他們幾個和鄰桌起了爭執，雙方混戰。對方人多，蔣英傑這邊吃了虧，幾個人都受了點傷，蔣英傑頭上被對方用酒瓶開了瓢，去醫院縫了7針。
蔣英傑本想縫完針就回家，可同伴咽不下這口氣，直接報了警，派出所值班民警當晚就把打架的雙方全部弄進了派出所。
雙方都在氣頭上，誰也不服誰，調解不成，都要求做傷情鑒定。但一聽需要交鑒定費，傷得很輕微的幾個人就打了退堂鼓。
蔣英傑摘了頭套，我給他量了創口，5厘米，我問他有沒有其他傷，他說沒了。
趙法醫忽然盯著蔣英傑的胳膊問了句：「胳膊上的傷是怎麼回事，是這次打架打的嗎？」
蔣英傑迅速把胳膊往後一縮，幾秒鐘后搖了搖頭：「我忘了，當時很亂。」旁邊小夥子湊過來說：「就是這次打架打的，那伙人太狠了。」我瞪了他一眼，他才閉上嘴。
趙法醫抬頭看了我一眼，我心領神會，拿出相機，讓蔣英傑靠牆站好，蔣英傑個子很高，目測得有185厘米。借拍照的工夫，我對他說，傷情鑒定需要進行全面檢查。
蔣英傑的手背上有3道平行的纖細疤痕，看起來像是被人用指甲挖過，結痂褪去以後，顏色要比周圍淺。
左前臂靠近手腕的地方有一處皮下瘀血，顏色已經很淡了，但還能隱約看出點輪廓，好像有個直角邊。我忽然聯想到了蔣培興頭上和手臂上的損傷。
我很確定，單從形態上看，蔣英傑左前臂的損傷與廢品收購站命案中受害人的損傷類型是一致的，都是鈍器傷，致傷工具都有直角邊，但這似乎也說明不了太多問題。
我見蔣英傑遞東西、簽名都用左手，順口問了他一句是不是左撇子，他點了點頭。
我查看了他的右手，大拇指根部和手腕交界處，有一圈橢圓形不連續的色素沉著，我趕緊貼上比例尺拍了下來。
我抬頭看了蔣英傑一眼，他把目光移向一邊，不和我對視，但表情看不出有什麼異常。
我再次問他胳膊上這些舊傷是怎麼來的，蔣英傑說是前段時間和人打架了，當時沒報警。
儘管心中有許多疑慮，但我們還是讓蔣英傑離開了。一方面，蔣英傑是這次打架的受害人；另一方面，他也是廢品收購站命案中的受害人親屬，我和趙法醫不能貿然行動，更不能打草驚蛇。
他們走後，我對趙法醫說：「真是不幸的一家人。」趙法醫沒說話，給自己點了一根煙，慢慢抽著，很快屋裡就瀰漫了煙味。
「我都看到了。」趙法醫把半截煙摁進煙灰缸，「凡事都要講證據，目前我們的證據還不充分。」
我剛想爭辯什麼，聽到門外似乎有人在爭吵，我想起身出去看，門卻一下子被推開，進來五六個男人。領頭的那個穿著灰色西裝，腋下夾著一個小皮包，個子不高，留著板寸，眼神好像有點凶。
他伸手把鑒定委託書遞過來，露出了手腕上金燦燦的手錶，臉上擠出了一絲笑容。我接過委託書，瞥了一眼，明白眼前這幾個人就是和蔣英傑他們打架的一方。
受傷的不是他，而是他身後站著的那個人，小眼塌鼻，滿臉橫肉，胳膊上纏著繃帶。他脫掉上衣，露出胳膊，上臂文了一個虎頭，看起來很威猛。
他前臂有一道縫合創口，像一條蜈蚣，我看了病歷，傷口比較淺，沒傷到神經肌腱。
「那小子太狂了，一點也沒數！」文身青年坐在椅子上，嘴裡卻不閑著，唾沫星子噴得到處都是，「嚷嚷著自己多牛，唬誰呢，一個毛孩子能折騰出浪花來？」
這撥人走後，門診安靜下來，我和趙法醫進行了深入探討。從目前的情況看，蔣英傑身上有許多不能合理解釋的損傷，而且他似乎有隨身帶刀的習慣，這個蔣英傑絕對不簡單。
我和趙法醫正鼓著勁想讓偵查員調查一下蔣英傑，可偵查隊那邊傳來消息，已經抓到嫌疑人了，完全符合我們對嫌疑人的刻畫：男性，未婚，身強體壯，文化水平低。
我推開訊問室的門，看到審訊椅上有個人，當時他背對著我，肩膀看起來很厚實。
我轉到正面給他采血，看清了他的容貌，三角眼，高顴骨，絡腮鬍，再配上古銅色的皮膚，看起來有幾分生猛。采血針扎進手指，他稍微皺了皺眉。他的手上有不少老繭，應該是一名體力勞動者。
他叫周鵬飛，真實年齡比看起來要小許多，只有21歲。我開始以為自己聽錯了，盯著他身份證看了半天才確信。
周鵬飛是一名建築工人，在現場附近的一處工地打工。偵查員走訪工地時獲取了一條重要信息，廢品收購站血案發生后那幾天，周鵬飛沒去上班。
許多工友反映，周鵬飛在收工后和其他人不太一樣，大家一般都在宿舍里打牌看電視，他卻經常往工地外邊跑。
周鵬飛有個關係不錯的工友叫小飛，他倆是同鄉。偵查員把小飛叫到辦公室里單獨問話，小飛有些拘謹，偵查員遞了一根煙，小飛抽完煙后安穩下來。
他說周鵬飛前段時間時常發牢騷，有次他倆一起出去喝酒，兩杯酒下肚后，周鵬飛忽然說：「受夠了，想殺人。」
偵查員一聽來了精神，忙問小飛是怎麼回事。小飛說，周鵬飛家境不好，父母沒什麼勞動能力，還有個弟弟在上大學，家裡的重擔全靠他一個人挑。
前段時間，周鵬飛接了個電話，小飛在旁邊聽到周鵬飛一個勁兒地說：「沒事沒事，你不用掛掛（意考慮、擔心）。」
接完那個電話后，周鵬飛收工后就開始往外跑，有時中午出去，有時晚上出去，小飛問他怎麼回事，周鵬飛笑著說沒事，只是出去逛逛、散散心。
小飛也沒再繼續問，直到那天倆人出去喝酒，周鵬飛實在綳不住了，一邊喝酒一邊哭。聽完周鵬飛哭訴，小飛終於明白了是怎麼回事。
原來之前那個電話是周鵬飛弟弟打的，他在大學里談了個女朋友，花銷比以前大了許多，又不好意思和父母說，就打電話告訴了哥哥。
周鵬飛一聽也有些犯難，畢竟自己承擔著一家人的吃喝拉撒。但弟弟是一家人的希望，周鵬飛覺得弟弟和女同學處對象也很有面子，他表示會全力支持弟弟，就在電話里安慰弟弟別擔心，錢的問題他會想辦法。
此後，周鵬飛收工后就離開工地，在外邊轉悠，其實是在外面撿廢品。周鵬飛抹了一把淚，告訴小飛，廢品收購站那兩口子十分可恨，每次去都壓秤，還把價格一降再降。
小飛說，周鵬飛那天喝到最後把酒瓶摔了，恨恨地說，「乾死他娘的！」幾天後，周鵬飛就請假離開了工地，走得很匆忙。
偵查員在周鵬飛的床鋪下面搜出了一把方頭錘，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偵查員把情況迅速向領導彙報，領導指示，馬上抓捕周鵬飛。
周鵬飛其實也沒跑遠，偵查員找到周鵬飛時，他正蹲在院子里燒水，煙熏火燎，嗆得咳嗽。
或許是自知理虧，周鵬飛很配合，只是提了個要求，和屋裡的爹娘說一聲再走。
到了公安局，周鵬飛卻矢口否認自己殺了人。這不奇怪，誰還沒個僥倖心理？審訊人員早就對此見怪不怪，人都逮住了，撬開嘴巴只是時間問題。
問來問去，周鵬飛只承認偷了些電纜拿去賣。周鵬飛說，撿了幾次廢品后，他就受不了拾荒大爺和老太太那幽怨的目光了。一看到那些彎腰駝背的老頭老太太，就想起爹娘，自己一個大男人和他們搶飯吃，臊得慌。
有天夜裡，周鵬飛去廢品收購站的時候，發現有個小青年拿著一些「高級貨」去賣，乍看不起眼，但是很值錢。周鵬飛暗暗留了個心眼，偷偷跟著那個人來到一處僻靜小路。
那人發現不對勁，回頭看了一眼，轉身想跑，周鵬飛大喊了一聲：「站住！」或許是懾於周鵬飛的氣勢，那人居然乖乖地站住不動了。
「你想幹啥？」那人腿有點哆嗦，說話聲音發抖。周鵬飛別看人長得粗獷，其實很聰明，他知道那人的「高級貨」來路肯定有問題。
「我盯你很久了，你跟我去派出所吧。」周鵬飛撂下這句話。那小子嚇得不行：「警察同志，我不敢了……」
見那小子認為自己是警察，周鵬飛沒說話，那小子趕緊從兜里掏出來一把錢硬往周鵬飛手裡塞，態度很諂媚，就差給周鵬飛跪下了。
周鵬飛說自己接過錢的時候也很猶豫，但他確實急需用錢，那一把錢看起來至少得有二百塊。
「一分錢難倒英雄漢。」審訊室里，周鵬飛說的版本和小飛說的八九不離十，他嘆了口氣，「我也沒辦法，又沒啥技術，靠賣苦力來錢太慢。」
拿錢后，周鵬飛並沒有馬上放那人離開，他對偷電纜的小夥子進行了簡單的「審訊」，問出了一些偷電纜和其他金屬的門路，「培興」廢品收購站是他們這夥人最常去的銷贓地點。
當天夜裡，周鵬飛沒睡好，這錢來得太容易，他覺得有些燙手。但是第二天晚上，周鵬飛就搞了一捆電纜拿去了「培興」廢品收購站。
「那兩口子太黑了！」周鵬飛提起蔣培興夫婦時，眼神里有一股掩飾不住的殺氣，「每次都壓秤，價格更是一次比一次低。」
周鵬飛也試過去其他廢品收購站，但人家見他面生，不敢收。沒有辦法，周鵬飛只能再去「培興」。
「所以你就殺了他們！」審訊人員猛地一拍桌子。
「沒！俺沒殺人！」周鵬飛臉漲得通紅，脖子上的筋也暴了起來，「俺冒險搞到點東西，總被他們欺負，俺是生氣，但俺真沒殺人！」
周鵬飛具備充足的殺人動機，還在住處被搜出了作案工具，他嫌疑很大，刑警隊沒有放棄。可惜鎚子上沒有做出死者的DNA，專案組人員心頭蒙上了一層陰影。
傍晚快下班時，趙法醫讓我和他去趟解剖室，當我們趕到解剖室時，發現解剖台上躺著一具腹部有縫線的屍體。我一眼就認出了她，蔣培興的妻子董素芹，那個有8個月身孕的女死者。
趙法醫招呼我幫忙撬開死者的嘴，然後掏出一塊橡皮泥，我才明白趙法醫要幹啥。我們不但給死者的牙齒照了相片，還用橡皮泥取了牙模。
回到辦公室，我們比照著董素芹的牙模和照片，仔細觀察蔣英傑手上的橢圓形疤痕照片。半小時后，我們得出結論，蔣英傑手上的疤痕與董素芹的牙齒咬痕十分接近。
趙法醫立刻向大隊長彙報了情況，大隊長很興奮，當晚就派人抓了蔣英傑。
據說抓蔣英傑費了不少勁。蔣英傑的父母召集了幾個人，不讓公安局帶人。有幾個婦女甚至衝過來撕扯民警，揚言要去上訪。
同事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人帶回局裡，心裡卻很不安，萬一抓錯了人，恐怕就惹上麻煩了。
不過事實證明，這次沒抓錯人。
蔣英傑在凌晨5點承認自己殺死了叔叔和嬸嬸，此後一周又經過5次審訊，他終於將犯罪事實講明白了。
事情很有戲劇性，蔣英傑的殺人動機居然也和賣廢品有關。
蔣英傑小時候學習很好，自從父母進城創業后，他被安置在老家，跟著爺爺奶奶生活。
幾年前，蔣英傑考上了城裡的高中，就和父母住到了一起。父母覺著小時候虧欠了他，總是給他許多零花錢。
蔣英傑迷上了上網玩遊戲，認識了幾個狐朋狗友，學習成績一落千丈。高考失利后，他去了一家工廠上班，但平時還是喜歡和朋友一起玩。
時間長了，父母也說他兩句。蔣英傑自尊心很強，性格有些偏激，不希望被人瞧不起，於是乾脆在外面租了個房子，搬出了家。
父母直接掐斷了蔣英傑的經濟救助，心想單憑蔣英傑那點工資，肯定養活不了自己，過不了多久就會回家。
沒想到蔣英傑找到了一條財路，由於父親和二叔都開廢品收購站，他耳濡目染，知道哪些不起眼的廢品可以換錢，並且知道什麼東西值錢。
蔣英傑和幾個朋友一拍即合，打算偷點金屬拿去賣。由於和家裡置氣，蔣英傑每次都把廢品拿去二叔蔣培興的收購站。
蔣培興也不多問，每次都按市場價給錢，蔣英傑和朋友拿到錢之後很快就揮霍一空。
很快父親找上了門，狠狠把他凶了一頓。父親告訴蔣英傑先回鄉下躲一陣，以後別去偷電纜了，抓住了是重罪。
原來是警察找到家裡去了，說是接到群眾舉報，蔣英傑有偷電纜的嫌疑，但蔣英傑沒在家，警察手頭也沒什麼證據，問了幾句就走了。
「肯定是俺嬸子告的密，她和俺有仇。」蔣英傑提到嬸子時，似乎頗有怨言，「以前在老家，她三天兩頭和俺爺爺奶奶吵架，話說得可難聽哩。」
蔣英傑還說，奶奶被嬸子氣出了高血壓，有段時間卧床不起，還有一次倆人直接打了起來，奶奶被推倒在地上，他實在看不過去，就推了嬸子一把，被罵了個狗血淋頭。
蔣家兄弟二人關係也很一般，當初就因為分家時鬧了矛盾，在家務農的蔣培興才一氣之下進城另謀生路。
眼見弟弟蔣培興發了財，哥哥蔣培國也進城搞起了廢品收購，日子也漸漸好了起來。
蔣英傑躲了一陣，發現沒事，就回到了城裡。「被她這麼一弄，俺名聲徹底毀了，以後還怎麼混？」蔣英傑是個愛面子的人，他咽不下這口氣，想找嬸子理論理論。
那天蔣英傑去的時候，蔣培興夫婦正準備吃飯。見蔣英傑來了，蔣培興起身招呼蔣英傑一起吃，而嬸嬸董素芹只是抬了一下眼皮，沒理他。
蔣英傑就站在客廳里，冷冷地問了句：「是你和警察說我偷東西的嗎？」
董素芹當時就變了臉：「敢做不敢當是吧？你個孬種！」
結果可想而知，蔣英傑再次被嬸子罵得狗血淋頭，就連二叔蔣培興也罵了他幾句，弄得他憋了一肚子火。
蔣培興推搡著蔣英傑往外走，快走到院門的時候，蔣英傑腳下一滑，被推倒在地上。蔣培興非但沒有伸手拉他，反而教育了他一頓：「這麼大個人了，你混成個什麼玩意兒？」
蔣英傑感覺「自己腦子嗡的一聲」。他從門后堆著的磚塊上隨手拿起了一把鎚頭，一錘打在了蔣培興頭上。
「我當時腦子什麼也不想了，已經氣瘋了。」蔣培興倒地后不斷呻吟，蔣英傑在他頭上又補了一錘，然後拎著鎚子進了屋。
「俺嬸子臉色煞白，轉身就往屋裡跑，我知道屋裡有電話，她想報警，俺絕不能給她第二次報警的機會！」
蔣英傑往前跨了一步，用左手拽住董素芹，把董素芹拖回了客廳，董素芹又抓又撓，抓破了蔣英傑的左手背。
疼痛更加激怒了蔣英傑，他掄起鎚頭就打了下去，沒想到董素芹往旁邊一躲，這一錘砸在了自己左手腕上。
趁著蔣英傑愣神的工夫，董素芹抓住了錘柄，並低頭咬了蔣英傑的右手。蔣英傑吃痛，鬆開了鎚頭，一腳踢到董素芹肚子上，董素芹倒在地上。
蔣英傑彎腰撿起鎚頭，狠狠打了下去，這次沒有打偏，錘錘致命。
打了幾下，蔣英傑聽到院子里有動靜，拿著鎚子跑了出去，看到蔣培興趴在地上往前挪，已經快到院門口了。他大口喘著粗氣，口鼻里不斷噴血，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
「他倆要是不死，我就完了。」蔣英傑的鎚頭再次砸向自己的親叔，直到蔣培興一動不動。
蔣英傑沒敢直接往家的方向跑，他繞了一個大圈，又過了一條河，然後才回了家。
那把鎚子被他半路扔了，後來也沒再找到，但蔣英傑的匕首上做出了女死者董素芹的DNA，證據確鑿。
儘管蔣培興供述的作案過程和我們之前的分析有少許出入，但大體過程是一致的。董素芹當時不是沒反抗，只是反抗方式有些特殊，用牙咬。
案件成功告破，大家卻怎麼也高興不起來，死者家屬好像也更傷心了，誰也不知道，死者的母親、兄弟和女兒將來如何相處。
據認識蔣培興夫婦的人反映，蔣培興兩口子口碑很一般，尤其是那個董素芹，為人比較刻薄，喜歡罵人，還喜歡貪小便宜。
很快，公安局開展了為期一個月的專項整治行動，打擊盜竊電纜、變壓器，並且嚴查轄區內的廢品收購站，治安狀況得到極大改善。
那次手套被割破以後，趙法醫很緊張，我自己反倒覺得無所謂，後來對死者的血液進行了檢驗，並沒有發現常見傳染疾病。
不過，從那以後，我養成了一個新的習慣，每次解剖前都要戴上兩副手套，並且時刻提醒自己注意安全，我不敢再肆意揮霍自己的運氣。
案子結束之後，我會經常想起那個夜晚，如果沒有發生蔣培興夫婦被殺的事，我是否就能準時趕到家裡，給徐珊包一頓餃子，然後再一起去電影院，看最新上映的《赤壁》，那麼一切就會都不一樣。
「餃子我包了，只是有點丑，晚上給你煮夜宵，我先去商場取電影票（＾－＾）。」
這是她發給我的最後消息。
有些人，整天見面；有些人，只能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