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著朋友走進了下花廳。他的太太正立在窗前大理石方桌旁整理瓶里的花枝,聽見我們的腳步聲,便回過頭來看她的丈夫,親切地笑了笑,然後笑著對我說:「房子收拾好了,不曉得黎先生中意不中意,我又不會布置。」

  「好極了,好極了,」我朝這個花廳的左面一部分看了一眼,滿意地說。我的話和我的表情都是真誠的,大概她看出了這一點,她的臉上也露出微笑。

  我有這樣一種感覺:她每一笑,房裡便顯得明亮多了,同時我心上那個「莫名的重壓」(這是寂寞,是愁煩,是悔恨,是渴望,是同情,我也講不出,我常常覺得有什麼重的東西壓在我的心上,我總不能拿掉它,是它逼著我寫文章的)也似乎輕了些。現在她立在窗前,一隻手扶著那個碎磁大花瓶,另一隻手在整理瓶口幾枝山茶的紅花綠葉。玻璃窗上掛著淡青色窗帷,使得投射在她臉上的陽光軟和了許多。這應該是一幅使人眼睛明亮的圖畫罷。我知道這個方桌就是我的寫字桌。床安放在屋角,是用匟床鋪的,連踏凳也照樣放在床前。一幅圓頂的羅紋帳子懸在床上。床頭朝著窗安放,我的皮箱放在床頭一個方凳上;挨近床腳,有兩張沙發,中間夾放著一個茶几。

  她的手離開了花瓶,身子離開了方桌,她向她的丈夫走去,一面對我說:「黎先生,請坐罷。」她吩咐剛把沙發搬好的老文說:「老文,你去給黎先生泡碗茶來。」又對那個疊好鋪蓋以後站在床頭的老媽子說:「周嫂,你記住等會兒拿個大熱水瓶送來。」又對我說:「黎先生,你要什麼,請你儘管跟他們說,要他們給你拿來。你不要客氣才好。」

  「我不會客氣的,謝謝你。姚太太,今天夠麻煩你了,」我感謝地說。

  「黎先生,你還說不客氣,你看,『謝謝』,『麻煩』,這不是客氣是什麼?」姚太太笑著說。

  我那朋友插嘴了:「老黎,我注意到,你今天頭一次講出『姚』字來,你沒有喊過我的名字,也沒有喊過我的姓,我還怕你連我叫什麼都忘記了!」他哈哈笑起來。

  我也笑著答道:「你那個偉大的名字,姚國棟,我怎麼會忘記?你是國家的棟樑啊!」

  「名字是我父親起的,我自己負不了責,你也不必挖苦我。其實我父親也不見得就有什麼用意,」朋友帶笑辯道。「譬如日本人給他兒子起名龜太郎,難道是要他兒子做烏龜嗎?」

  「當然啊。他希望他兒子像烏龜那樣長壽!」我也笑了。「還有你的大號誦詩,不知是不是要你讀一輩子的詩。」

  「我們回去罷,讓黎先生休息一會兒,他也累了。我還要預備晚上的菜。你們晚上一邊吃酒,一邊慢慢談罷,」姚太太忍住笑壓低聲音對她的丈夫說。

  「好,好,」她的丈夫接連點著頭,含笑地看了她一眼,說:「讓我再說一句。」他又向著我:「這個地方清靜得很,在這兒寫東西倒很不錯。不過太清靜了,晚上你害怕不害怕?」他不等我回答,馬上接著說:「你要是害怕,倒可以喊底下人找我來聊聊天。」

  「你高興,就請來談談,我很歡迎。不過你放心,我不會害怕的,」我笑著回答。

  朋友陪著太太走了。我還聽見他在窗下笑。今天也夠他開心了。

  我在方桌前藤椅上坐下來。我感到一點疲倦,不過我覺得心裡暢快多了。我仰著頭靜靜地聽窗外樹上無名的小鳥的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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