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後記：時間開始了

  1.觀念


  對於我們人類來說，有三個問題是普遍而永恆的：是什麼、為什麼、怎麼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其實都在各自領域試圖回答它們。只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能夠回答，或願意回答。


  比如歷史學。


  在人文學科（文史哲）當中，歷史學，尤其是考古學，可能最接近於自然科學。持之有故，言之有據，可以說是基本要求。所以，學歷史的，尤其是學古代史和世界史的，要比像我這樣學文學的靠譜，也比一般學哲學的靠譜。沒有證據的話他們不會說，以論帶史更是史家大忌。先入為主，主觀臆斷，結論在前，在史學界都是違反職業道德的。


  由此造成的結果，是歷史學家一般更願意描述「是什麼」，而不願意回答「為什麼」，哪怕僅僅是為了避嫌。


  這很讓人尊敬，但也遺憾。


  沒錯，在尚未掌握大量證據，甚至在尚未接觸史料之前，就先驗地設定一個框架，然後按照某種所謂「範式」去進行撰述，是危險的。歷史不是布料，可以隨便裁剪。歷史學也不能是布店或中藥鋪。沒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把藥材按照一定的順序放進一個個小抽屜里，標明黃芪、党參、當歸、白朮等，則充其量只是資料庫，不是歷史學。


  因此，反對「以論帶史」，不能因噎廢食到不要史觀。事實上，一個偉大民族的文明史，也一定同時是她的觀念史。正是觀念，或者說，價值取向，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明道路。觀念的更新或堅守，則構成歷史的環節。這些環節就像古埃及的諾姆（部落和部落國家），被尼羅河聯成一串珠鏈。


  觀念，就是尼羅河。


  構成價值觀發展演變河床的，則是邏輯。


  與邏輯相一致的歷史，是「真歷史」。按照真實邏輯來闡述真實歷史，就叫「思辨說史」。這樣一種撰述，哪怕文字的表述再文學，骨子裡也是哲學的。顯然，這需要史觀，需要史識，需要史膽，甚至需要直覺和靈感。


  也許，還需要天賦。


  當然，也需要啟迪。


  2.啟迪

  啟迪來自方方面面。


  與專業的歷史學家不同，我更喜歡琢磨「為什麼」。除了天性以外，也多少受好朋友鄧曉芒的影響。曉芒是超一流的哲學家。20世紀80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學比較，便討論過中西文化的本質區別。也就在那時，曉芒便提出中國文化的內核是「群體意識」，西方文化的內核是「個體意識」，兩種文明也各有兩隻翅膀，即文化心理的互補結構。內核的說法是鄧曉芒的創新，互補結構則受到徐復觀、李澤厚和高爾泰等先生的啟發，思想源頭更要追溯到尼采。


  這些觀點，後來寫進了我們合著的《黃與藍的交響》一書，現在則成為本卷的思想基石。[1]

  不過這絕非「概念先行」。相反，這些結論本身就是研究的結果。而且，以後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則一再證明它們是成立的。至少，邏輯自洽。


  在此基礎上，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中華文明的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現實精神和藝術精神。


  這是受到湯一介先生的影響。湯先生認為中國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但我認為，禮樂合一比情景合一更合適。而且，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天人合一歸於人，知行合一踐於行，禮樂合一成於樂」。這樣說，才能完整地表述我們民族的精神。[2]

  由此便有了這樣的說法：一個內核（群體意識），兩隻翅膀（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現實精神、藝術精神）。體系構建起來了。


  這是一個文化系統。


  系統是一定有邏輯起點的。而且，系統的建立雖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其中肯定會有一個決定性的時刻。那麼，這個時刻可能在何時，可以稱之為「奠基者」的又是誰呢？


  直覺告訴我，是周人。


  3.直覺

  把周公或周人看作中華文明的耶穌基督或穆罕默德，不算創見。學界的主流意見，也大體如此。問題在於，為什麼不是夏，不是商，而是周？[3]

  也許，因為周原在「兩河之間」。


  這是寫中華史第二卷《國家》時發現的。在巡航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埃及文明只有一條母親河外，西亞、印度和華夏，都誕生在兩河流域。西亞是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印度是印度河與恆河，西周文明則發源於涇水和渭水之間。以後發展為中華文明，又在長江與黃河之間，仍然還是「美索不達米亞」。


  兩河之間的沖積平原，是農業民族的福地。然而埃及文明衰亡了，西亞文明隕落了，印度多元多變多種族，很難說有統一的印度文明。只有中華文明三千七百年延續至今，雖不免老態龍鍾麻煩不少，卻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直覺告訴我，這裡面必有文章。


  文章就在制度。


  與埃及、西亞和印度不同，周人創立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優秀也最健全的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禮樂。井田是經濟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會制度，禮樂是文化制度。更重要的是，這些制度環環相扣，配套互補，符合中國國情。因此，是穩定的。


  這是一個系統工程。


  制度工程的背後，是觀念體系。從「君權天授」，到「以人為本」，到「以德治國」，再到「以禮維持秩序，以樂保證和諧」，本身就是一個完整和自洽的系統。周人，確實是「早熟的兒童」；周公，確實是「文化的始祖」。


  但，這樣說，要有證據。


  4.證據

  就說「以德治國」。


  周人重德，有大量的文獻可以證明。問題是，單靠文獻，不足為憑。比如按照《尚書》的說法，商王盤庚也是講德的。那麼，「以德治國」是周人獨有的觀念，或者說，真是從西周開始的嗎？[4]

  這可得拿出鐵證來。


  辦法是先查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有沒有「德」字。如果有，再看其含義是不是「道德的德」。


  結論很快就有了。甲骨文有德，但詞義是「得到」，也表示「失去」。《古文字詁林》中，沒有殷商時期金文的德。金文的第一個「德」字，見於何尊。何尊是西周青銅器，而且是成王時期的作品，記載了周公營建成周（洛陽）的史實，叫「宅茲中國」。這也是「中國」一詞的最早文字記載。


  金文的「德」與「中國」同時出現，豈非「天意」？

  實話說，當我一眼發現這秘密時，真是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但我不敢造次，立即聯繫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部的胡嘉麟老師，請他幫我排雷。


  我問：殷商青銅器上有「德」字嗎？

  胡老師說，應該沒有。


  我又問：何尊上的「德」，是目前發現最早的金文「德」字嗎？

  胡老師說，目前是。


  我再問：這個「德」，是「道德的德」嗎？


  胡老師說，是。因為原文是「恭德裕天」。他還特地提醒我：並非所有金文的「德」，都是「道德的德」。比如德鼎和德方鼎的「德」，就是人名。


  我眼睛一亮：靈感來了！


  5.靈感

  靈感來自字形之別。


  金文的「德」與甲骨文的「德」，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就是甲骨文由「彳」和「目」組成，金文則多出一個「心」。《古文字詁林》收入「德」字甲骨文共二十個，都沒有「心」。金文中，不表示「道德」（比如用作人名）的，也沒有「心」。字形，與甲骨文更是如出一轍。


  這就說明，道德之德，即「有心之得」。而且，把「眼中所見」（得到）變成「心中所得」（道德）的，正是周人。事實上，何尊所謂「恭德裕天」，就是「以德配天」思想的體現。這種思想大量見於文獻記載，現在又有青銅器為證。「以德治國」為周人所獨有獨創，已是鐵證如山。


  不，「銅」證如山。


  後面的推理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道德的德，既然是跟「天」，跟「中國」聯繫在一起的，則「受天命而居中國，居中國者治天下」，豈非就是周人的政治理念？後來，歷代皇帝都自稱「奉天承運」，北京天壇的佔地面積遠大於紫禁城，豈非正是周人思想的延續？[5]

  周，難道不是中華文明的奠基者？

  當然是。


  靈光現，百事通。其他，比如商禮為儀，周禮為制，又如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倫理性的，以及姬周株式會社等，已無須贅述。反正，中華文明的基石奠定了，時間也開始了。[6]

  邏輯成立，證據確鑿，剩下的是細節。


  6.細節

  細節很重要。


  重要是不言而喻的。這不僅因為細節決定成敗，也因為本中華史追求的敘事方式，是希望能像紀錄片《我們的故事：美國》一樣，做到「大歷史，小人物」，有宏大格局又非宏大敘事。只有這樣，歷史才會是生動鮮活、貼近人性的。


  然而做起來卻其實很難。因為所謂「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譜」。小人物的故事，上哪兒找去？事實上，本卷提到的那個「愛國賊」南蒯，便已經是能夠找到的最小的小人物了。作為季孫氏大夫的家臣，他根本就沒資格樹碑立傳。能留下姓名已是萬幸，哪裡還能指望隨處可見？

  看來，也只能依靠直覺和靈感，但更重要的還是要有這個意識。有此意識，便總能在宏大敘事中發現漏網之魚。


  其實「愛國賊」南蒯這個人，是我在讀楊寬先生《西周史》時發現的；而第二卷《國家》中古希臘那個「賣香腸的」，則是讀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時發現的。該書只是把《阿里斯托芬》這部諷刺喜劇的片段，作為鏈接附在正文旁邊，我卻認為大有文章可做。通過吉爾伯特·默雷的《古希臘文學史》，我查到了《騎士》公演的時間是在公元前424年，於是很快就在《史記·趙世家》中找到了東周晉國的故事。那個莫名其妙被殺的倒霉鬼，雖然是「君之子」，卻名不見經傳，也是「小人物」呢！


  但，一個「賣香腸的」，一個「掉腦袋的」，擱在一起好玩極了。希臘民主制和西周封建制的比較，更是意味深長。


  實際上西周對於中華文明的意義，是相當於希臘之於西方文明的。只不過借用馬克思的說法，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我們民族則是「早熟的兒童」。因此在各自的童年時代，當然會表現出不同的氣質。


  這是下一卷要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