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生於憂患

  武王來不及脫下戰袍，

  就宣布接手政權。


  生於憂患又偷天換日的周人，


  必須證明革命的合理性和政權的合法性。


  勝利者的驚悚

  據說，殷紂王是自焚而死的。


  當然，據說而已，並無證據。[1]

  沒人知道他當時怎麼想，也沒人解釋周武王為什麼能在一片火海和焦土中找到紂王的屍身，並把他的腦袋割了下來。這就正如沒人知道埃及女王克婁帕特拉在跟屋大維打得不分上下時，為什麼會突然撤出自己的艦隊，拋下情郎安東尼，匆匆忙忙回到王宮自殺。


  歷史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失敗者就像水裡的魚，即便流淚也沒人在意，更不會留下痕迹。


  我們只知道，周武王甚至來不及脫下戰袍，就借用商人的宗廟向皇天上帝和列祖列宗稟告勝利，並同時宣布接手政權，儼然以「中國」自居了。[2]

  當然，真正的開國大典，還必須以更盛大更隆重的祭祀儀式在周的京城舉行。那時，他們將在天帝的身邊看見早已去世的先祖文王，看見他老人家的在天之靈正以欣慰的眼光，慈愛地看著自己表現出色的子孫。


  然而周公卻是心頭一緊。[3]

  周公是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也是周文化和周制度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在這樣的儀式上，他誠惶誠恐是可能的，心存敬畏是可能的，莊嚴肅穆更是可能的，怎麼會驚悚呢？莫非看見了什麼？

  正是。


  他看見戰敗的殷商貴族，看見那些往日的人上人，正排著隊伍畢恭畢敬地魚貫而入。


  一股悲涼之情，在周公心底油然而生。


  也許還有酸楚。


  是啊！想當年，殷商的祭祀何等氣派而奢華。上百頭的牛羊，數不清的酒具，琳琅滿目的珠寶，還有一個個獻祭的活人。作為附庸小國的周，不也得派出代表助祭，規行矩步地行禮如儀，甚至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大開殺戒嗎？


  然而現在，這些衣冠楚楚儀錶堂堂的殷商貴族，卻只能充當助理，拜祭周人的祖先。


  天，真是說變就變！


  據周公後來自己說，那一刻，他想了很多。他想，商的祖先，不也光榮偉大嗎？商的子孫，不也萬萬千千嗎？然而天命一旦改變，他們就成了這副德行。那麼，我們周的子孫，會不會也有一天穿著別人的禮服，戴著別人的禮帽，跟在別人的後面，祭祀別人的祖宗？

  完全可能。


  周公清楚地記得，武王伐紂，出兵是在正月（子月），勝利是在二月（丑月），實際只用了三十多天。這實在太快了！如果他知道，後來全副現代化武裝的美英聯軍，推翻薩達姆政權尚且用了五十六天，恐怕真會倒吸一口冷氣。


  高聳的樓台，為什麼說倒就倒？銅鑄的江山，為什麼不堪一擊？歷史的悲劇，會不會再次重演？新生的政權，能不能長治久安？

  周公憂心忡忡。


  沒錯，皇天上帝的心思，誰也猜不透。他鐘愛過夏，眷顧過商，現在又看好周，這可真是「天命無常」。看來，沒有哪個民族是天生的上帝選民，也沒有哪個君主是鐵定的天之驕子。一切都會變化。唯一不變的，是變。


  這就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必須以殷商的滅亡為教訓，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居安思危。顯然，在突如其來的勝利面前，周人沒有驕傲得像得勝的公牛，反倒如同站在了薄冰之上、深淵之前，小心翼翼，戰戰兢兢。


  這是一種憂患意識。


  是的，憂患。事後，周公在他創作的讚美詩《文王》中，曾這樣告誡自己的族人和同盟——


  殷的貴胄來到了周京，

  天的心思可真沒有一定。


  請把殷商當作明鏡，


  想想怎樣保住天命，


  保住萬邦的信任。[4]

  周人，為什麼這樣理智冷靜？


  也許，因為他們是農業民族。


  涇渭之間

  按照周人自己的說法，他們的始祖叫棄。


  棄，是個人的姓名，還是部族的族名？不清楚。但周人說他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母親叫姜嫄。姜嫄因為踩到一個巨大的腳印，便懷孕生下了棄。據說，棄在堯舜的時代擔任過聯盟的農業部長，叫后稷。后即領導，稷為穀子，后稷的意思就是主管農業。為什麼堯讓棄主管農業呢？因為他是最早種穀子和麥子的人，被人們尊為農神。


  棄，是三四千年前的「袁隆平」。


  這當然是傳說。但要說周族重農，則不成問題。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就是一塊農田。事實上，夏商周能夠輪流坐莊，先後成為先進文化的代表，是因為有先進的生產力撐腰。他們的優勢，夏是水利技術，商是青銅技術，周是農業技術。周，是一個農業民族。


  然而到夏文明衰落時，周人卻很奇怪地放棄本行，把自己變成了游牧民族，「奔於戎狄之間」，直到公劉的時代才重歸農業。公劉是人名，準確地說叫劉，公則是頭銜，相當於王或侯。如果在後世，就該叫劉公。他應該是周人靠得住的始祖。號稱公劉，則可能是這時周人已經建立了部落國家。


  公劉之後若干代，是公亶父（亶讀如膽）。公亶父的名字是亶父，公也是頭銜。他後來被追認為太王。亶父有三個兒子，老大太伯和老二虞仲據說是吳國的始祖。老三季歷接班，被稱為公季或王季。[5]

  季歷的兒子就是周文王，文王的兒子則是武王。周族的世系，大約如下——


  歷史地位 姓名 稱號 關係

  傳說的始祖 棄 后稷 姜嫄之子

  創建部落國家者 劉 公 傳為棄之後


  遷至周原建立周國者 亶父 公，太王 傳為公劉之後

  發展壯大周國者 季歷 公季，王季 亶父三子

  準備推翻殷商者 姬昌 文王 王季長子

  實施推翻殷商者 姬發 武王 文王次子

  當然，所謂公劉的時代重歸農業，也可能是周人的粉飾之詞。實際情況，是之前他們文化落後，不被看作諸夏，而被看作戎狄。但不管怎麼說，到公亶父時，他們遷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陝西岐山），族名也開始叫周。


  周原可是個好地方。


  說起來周原也是「美索不達米亞」，即「兩河之間」。這兩條河，就是清濁分明的涇水和渭水。這裡土地肥沃水草肥美，據說就連野菜都是甜的，貓頭鷹叫起來都像唱歌。[6]

  移民到這裡的周族，開荒種地，也放牧牛羊。《詩·小雅·無羊》這樣唱道——


  誰說你沒有羊？


  三百隻喜洋洋。


  誰說你沒有牛？


  七尺長九十頭。


  你的羊來了，

  角和角擠在一起；

  你的牛來了，

  大耳朵搖來搖去。[7]

  其實，早在公亶父之前三四百年的公劉時期，周已儼然農業大族。公劉是帶著族民遷徙過的，但那顯然是為了發展壯大開拓進取。所以，他只帶走了部分族民，還有一部分留在原地。留在原地的做了安頓，打算遷徙的則準備充分。《詩·大雅·公劉》這樣唱道——


  不安於現狀，


  不安於小康。


  劃清田界，


  裝滿穀倉。


  備足乾糧，


  背起行囊。


  干戈斧鉞，


  全副武裝。


  我們這才奔向遠方。[8]

  呵呵，他們是不會貿然行事的。


  這是典型的農業民族風格。


  是的，農業生產周期長，勞作苦，收穫又沒有保證。不違農時是必需的，精耕細作是必需的，費心費力也是肯定的。然而秋收時節的一場暴雨或冰雹，便前功盡棄，顆粒無收。那個時候，可真是叫天天不應，哭地地不靈。


  這就不能不憂患，不能不理性，也必須精打細算，未雨綢繆。總之，農業民族不可能像商業民族那樣豪賭：既敢一擲千金，又能一本萬利。


  因此，一直在內陸腹地春耕夏耘的周族，不會像來自渤海岸邊又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的商族，披著海風，帶著貝殼，靠著青銅器和甲骨文，沉醉於科學、技術、預言和政治化巫術，把自己的文明演繹得浪漫而神奇，詭異而絢爛。


  商與周，就像涇水和渭水。


  這兩種文明的風格差異，甚至表現於他們對待神祇和祖宗的方式——商人請神喝酒，周人請神吃飯。考古發現證明，商的禮器多為酒器，周則多為食器。也就是說，商的祭壇酒香四溢，周的神殿五穀豐登。


  不難想象，周人的祭祀儀式也要莊嚴肅穆得多。他們會嚴格按照禮制的規定，擺放好煮肉的鼎和盛飯的簋（讀如鬼），在鐘鳴聲中默默與神共食，絕不會像商人那樣觥籌交錯，燈紅酒綠，紙醉金迷，最後變成步履蹣跚的裸體舞會。[9]

  哈！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


  尼采說過，希臘藝術有兩種精神：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又叫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感性精神。日神精神又叫阿波羅精神，即理性精神。感性和理性的統一，是希臘文明的秘密所在，也是這種文明不朽的秘密所在。


  如果借用這個說法來看待中華史，那麼，商就是我們的狄俄尼索斯，周則是我們的阿波羅。所以，商靈性，周理性；商浪漫，周嚴謹；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只不過西周以後，周文化成了主旋律，商傳統則變成亞文化，只能在南方地區和少數民族那裡若隱若現。


  商文化退居二線，幾乎是必然的。


  因為中華文明的底色，連同我們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心理，都將被周人刷新。


  農村包圍城市

  周人開始打商的主意，大約是在遷到岐下的時候。


  這是周人自己說的。他們的讚美詩《詩·魯頌·宮》（讀如必），就聲稱「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大王就是太王，即公亶父，也有學者認為是文王之父王季。總之，按照這個說法，周人似乎剛從部落變成部落國家，就耗子腰裡別了桿槍，起了打貓的心思。


  然而考古學的發現和史學家的研究都證明，周的政治力量、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其實跟商相距甚遠，基本上不可同日而語。那麼，他們靠什麼成功？

  經營和謀划，放長線釣大魚。


  第一步是籠絡友邦。


  友邦包括諸羌和諸夏，代表分別是羌族的姜，夏族的召（讀如紹）。周是以夏族自居的。他們與召族都姓姬，與姜族則是婚姻關係，棄的母親就是羌族女子姜嫄。以後，姬姜世代通婚。亶父之妻是太姜，武王之妻是邑姜，西周天子更每隔一代就有一位姜姓的王后。姬周與姜，親如一家。


  相反，羌族跟商則是死敵。卜辭中經常提到，商人俘虜了羌人，就用來做獻祭的犧牲品。這是不能不讓姜族恨之入骨的。所以周初三公，就是周公、召公和姜的太公。太公望是太師，周公旦是太傅，召公奭（讀如是）是太保。


  他們也都是炎黃子孫，因為炎帝姓姜，黃帝姓姬。


  第二步是經營南國。


  這裡面也有一系列的動作，包括周族和召族向南發展為周南和召南，也包括在江漢平原建立據點。還有東南吳國，開國君主是文王的兩個伯父。他們跑到吳，據說是為了讓位給文王的父親。現在看來，說不定倒是亶父派出去的，目的是要抄殷商的後路。


  周人的布局，穩紮穩打，步步為營。


  羽翼豐滿的周人開始實施第三步，這就是大挖牆腳。


  事實上，文王號稱西伯，成為商西霸主后不久，就毫不客氣地滅了商的若干附庸國，比如密（甘肅靈台）、黎（山西上黨）、邘（河南沁陽）、崇（陝西西安）。滅崇以後，他們還把那地方變成了自己的前線指揮部，叫豐邑。


  這就幾乎到了商的大門口，而且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勢力範圍或者同盟軍，正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當然，這三分之二的天下，主要是農村。作為農業民族，也作為後起之秀，周人只能在商王鞭長莫及的農村做文章。物質財富、人力資源和精銳部隊，仍然集中在城市，在商王的手裡。


  農村包圍城市，能成功嗎？

  難講。而且一旦失敗，弄不好就是滅頂之災。


  周人不能不憂患。


  也就在這時，他們完成了《周易》一書。古人說它是文王的作品，這當然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但說《周易》產生於殷周之際，作《易》者「其有憂患」，是不錯的。因為《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變」，主要內容則是六十四卦的演變。那麼，你怎麼知道老天爺變不變卦？

  然而歷史常常會有驚人之筆，事情的發展和變化也比人想象的快。就在周人從西、北、南三面包抄殷商時，東邊的夷族也揭竿而起。東夷動手比西周早，殷紂王當然要先對付他們。蠢蠢欲動卻按兵不動的周，便被放在一邊。


  結果，殷商雖然獲勝，卻實力大損，元氣大傷。戰敗的夷人也心存怨恨。因為按照慣例，他們被俘后不是變成奴隸做牛做馬，便是變成祭壇上的人肉包子。


  周武王的機會到了。


  武王信心滿滿。在多國部隊的誓師大會上，他把握十足地對聯軍將士們說：團結就是力量。別看「受」（殷紂王）有億兆夷人，沒有一個跟他同心同德！

  事實證明，正是如此。


  我們不知道武王出兵前，有沒有讀他父王的遺著。如果他讀了《易》，也許會在乾卦下面看見這樣一句話：飛龍在天，利見大人。[10]

  是時候了，干吧！

  新政權面臨危機


  勝利還是來得太快。


  突如其來的勝利讓周人有點措手不及。好在他們頭腦清醒，很快就認清了形勢，找到了對策。


  且看天下大勢。


  當時的天下，大約有相當多的族群。商，就是由他們組成的鬆散聯盟。商王國是其盟主和核心，成員國則有的死心塌地，有的口是心非，有的離心離德，有的圖謀不軌，更有一些並不加盟的散兵游勇在外觀望，並蠢蠢欲動。現在周人把盟主幹掉，蒜頭就變成了蒜瓣，不難想象天下會是什麼樣子。


  何況這些族群也五花八門。中原地區是「諸夏」，西部地區是諸羌，東有東夷，北有北狄，南方則有百濮和群蠻。其中有部落國家，也有部落和氏族，對待商和周的態度也不一樣。有的親商，有的親周，有的搖擺，有的獨立。只有一點相同：沒有一個是省油的燈。


  更何況，即便是周的同盟者，也有一個在戰後「按勞取酬，坐地分贓」的問題。這些同盟軍和附庸國參加戰鬥，當然也都有各自的原因。有的是要報仇雪恨，有的是想趁火打劫，有的早就摩拳擦掌，有的不過隨波逐流。但認為勝利之後應該分一杯羹，則人同此心。


  不過當務之急，還是對付殷商。


  事實上，所謂武王伐紂成功，只是端掉了殷商的總指揮部。戰敗的商人除一部分退到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外，大部分殘餘勢力仍然散布中原，盤踞淮岱，隨時準備捲土重來。


  這就不可不防。周人的辦法則是分而治之。武王先是為殷商遺民建立了一個傀儡政權，君主是紂王的兒子武庚。然後，他又把商的國土分為三塊，分別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各率一支部隊進行監視，號稱「三監」。


  如此雙管齊下，應該靠得住了吧？


  然而恐怕就連武王也沒有想到，他一死，傀儡武庚和東方的部落國家，一個個全都反了。而且挑頭的，居然就是派出去監視殷人的那三支部隊。


  這在歷史上，就叫「管蔡之亂」。


  新生的西周政權，面臨巨大壓力和嚴重危機。


  當然，叛亂最終被周公、召公和太公之子聯手平息。武庚和管叔被殺，蔡叔和霍叔被流放，參加叛亂的殷商貴族則被稱為頑民或殷頑，被周人視為重點防範對象。此後，周公又連哄帶騙把他們弄到洛陽，住進新城成周，進行集中管理和思想改造，並在成周西邊三十里新建王城，作為周的東都和前線指揮部，這才算是「寶塔鎮河妖」。


  憂患是有道理的。


  更可貴的是理性和冷靜。


  實際上，無論是武王伐紂，還是周公平叛，勝利了的周人都沒把殷商貴族當戰俘。既沒給他們戴上鐐銬關進地牢做奴隸，也沒把他們當亡國奴。武庚被殺后，周人又把殷的舊都商丘封給了紂王的庶兄微子啟，國號叫宋，待遇是最高一級的公爵。那些不願意臣服於周的，則任其遠走他鄉。其中有一部分，據說跨過白令海峽到達美洲，成為印第安人的先祖。


  為殷頑築建的成周，也不是德國納粹的集中營。住在那裡的殷商貴族，仍然保留自己的領地和臣屬。被賦予監視殷頑任務的衛侯康叔，則被告誡要延續商的法律，重用商的賢人，尊重商的傳統，包括以寬容的態度對待其飲食習慣。比如周人群飲，就殺無赦；商人酗酒，則網開一面。


  這實在堪稱優待俘虜。


  西周統治者，難道是觀音菩薩？

  當然不是。


  實際上他們這一套，不過是懷柔政策，甚至別有用心。比如放任商人酗酒，就有「任其吸毒」之嫌。但在周公之子建立的魯國，殷商遺民甚至可以有自己的祭壇，叫亳社（亳讀如博）。亳社與周社是並尊的，周人對亳社也一直客客氣氣恭敬有加，這難道還不算開明？


  恐怕要算。


  不是天性仁慈，也未必用心險惡，那麼，周人為什麼要這樣，又為什麼會這樣？


  憂患。


  天命與授權


  憂患伴隨了周公一生。他曾經對兒子說，我身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現任周王之叔，地位不低吧？但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洗頭吃飯都常常中斷，不能盡興。為什麼？我是時時警惕，不敢怠慢呀！


  奇怪！叛亂不是平息了嗎？他還憂慮什麼？

  人心不服。


  事實上，正是武庚和三監的反叛給周公敲響了警鐘。他很清楚，新政權不可能建立在一夜之間，單憑武力也難以服眾，哪怕再加懷柔政策。是啊，周作為蕞爾小邦，憑什麼說當老大就當老大？再說了，周以遠遜殷商之國力，居然一戰而勝。這樣的勝利，保得住嗎？這樣的政權，靠得住嗎？


  難講。


  其實不要說別人，周人自己恐怕也嘀咕。這就需要解釋，需要說明，需要論證，需要用令人信服的說法，從思想上和理論上回答和解決兩個重要問題。


  哪兩個問題？

  革命的合理性，政權的合法性。


  這是不能不想，也不能不答的。要知道，這事直到戰國和秦漢，也仍然有人質疑。齊宣王就問過孟子，儒道兩家也在漢宣帝時辯論過。以今度古，在西周政權未穩之時，豈能不議論紛紛？作為當事人，周公他們又豈能置之不理？


  周人坦然作答。[11]

  但，從周公到召穆公，以及他們的後人，說來說去，主題卻只有一個——天命。


  什麼是天命？


  天命不是運氣，而是授權。所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就是說皇天上帝派玄鳥為天使，賦予商人以歷史使命。


  由此獲得的權利，叫「居中國」；由此獲得的權力，則叫「治天下」。居中國是代表權，可以代表華夏文明；治天下是統治權，可以治理華夏民族。可見，治天下的前提就是居中國。用西周青銅器何尊的銘文來表述，就叫「宅茲中國」。這也是周人要在洛陽再建新都的原因之一。


  居中國，為什麼是前提呢？

  這就牽涉到我們民族對世界的看法。


  古人認為，我們的世界是由天和地組成的。天在上，地在下；天是圓的，地是方的。高高在上的天就像穹廬，籠罩四野。所以，全世界就叫「普天之下」，簡稱「天下」。圓溜溜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多出的四個地方是海，東西南北各一個，叫「四海」。天下，就在這「四海之內」，簡稱「海內」。四四方方的「地」畫兩條對角線，交叉點就是「天下之中」。在那裡建設的城市和政權，就叫「中國」。


  天下之中的「中國」，對應著天上之中的「中天」，因此是正宗、正統、正規。夏商周（包括後世）都要「居中國」，爭奪的就是「正」。正，意味著聯盟的老大或王朝的君主已得「天心」，是當之無愧的天之驕子，簡稱「天子」。


  但這與地理位置其實關係不大，否則不可能遷都。偏安一隅當然不行，適當移動則未嘗不可，關鍵在於獲得天的授權。授權就是「天命」，得到授權則叫「奉天承運」。既奉天又承運，當然是天子，當然該治天下。


  相反，如果皇天上帝收回成命，不讓某人或某族再當天子，就叫「革除天命」，簡稱「革命」。商湯滅夏桀，就是「商革夏命」；周武滅殷紂，則叫「周革殷命」。因此，武王伐紂，是合理的；西周政權，是合法的。


  受天命則居中國，居中國則治天下，有問題嗎？


  有。


  偷天換日

  不可否認，周人的這套理論，確實邏輯嚴密、條理清晰、簡單明了，因此說起來振振有詞，聽起來頭頭是道。但當真要質疑，也不難。


  質疑幾乎是必然的。


  是的，就算「革命有理，天命無常」，改朝換代也理所當然，但為什麼是你們周人來革呢？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難道也算理由？難道其他部落國家「其命皆舊」？

  何況商人畢竟是有玄鳥來授權的，周有嗎？沒有。他們的始祖棄，是因為老祖母姜嫄踩到一個巨大的腳印，懷孕生下來的。那麼，這個巨人是誰？是古希臘神話中的泰坦族還是別的什麼人？恐怕只有天知道。這就比「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差遠了，弄不好還只能證明他是私生子。


  顯然，只說皇天上帝改了主意是不夠的，說文王就在上帝旁邊也是沒人信的。必須證明世界非變不可，而且確實換對了人。[12]

  這個要求非常合理。


  周人當然最終證明了這一點，但這需要時間和過程。包括前面說的那一整套理論，都既不是周公一人提出，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建國之初，他們需要一個既能安身立命又能左右逢源的方案。因為周人既要延續殷商代表的「中國傳統」，又要與之劃清界限。


  延續傳統的辦法是「居中國」，劃清界限就只能考慮「受天命」。那麼，同為合法政權，周與商有什麼不同？

  商王是「神之子」，周王是「天之子」。


  的確，商和周都講「天」，但態度不同。周人對天是崇敬和感激的，《周易》的人生觀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商人的態度則是仇恨和揶揄的。他們甚至有一種儀式或遊戲，就是用皮口袋盛血，高高掛起再一箭射穿，叫「射天」。傳說中的刑天，說不定就是被商人殘害的天神。[13]

  商和周也都有上帝，但含義不同。商人的上帝，似乎就是他們的祖宗帝嚳。他們對「帝」的理解，也只是取其「締造者」的本義。只不過，因為祖宗已經賓天，所以是「上帝」，即天上的帝。現任商王則是「下帝」，即人間的帝。這樣的上帝當然偏心眼，只保佑商人，甚至只保佑商王。殷商成為頑劣的兒童，最後眾叛親離，這恐怕是原因之一。


  周人的上帝則是自然界，即籠罩四野的天。天，高高在上，默默無言，但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誰好誰壞，天都看得一清二楚，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權和收權。更重要的是，天是「萬民之神」，公正無私，不偏不倚，天下人都是天的子民。天來為人民選擇君主，不是比「帝」選得好嗎？

  答案幾乎是肯定的。


  那好，周天子就是萬民之神選出的萬民之主。他豈止有資格居中國，簡直就該做世界王。


  這可真是「偷天換日」！

  是的，偷來天下共有的「天」，替換殷商專享的「日」。


  沒人知道這是周人的老謀深算，還是他們的靈機一動。也許，是既有謀划又有靈感吧！畢竟，憂心忡忡的他們少年老成，是「早熟的兒童」。只不過這樣一來，從國家制度、社會制度到文化制度，也都要革故鼎新。


  新制度取代舊制度，新文化取代舊文化，勢在必行。[14]

  跟隨太陽神鳥從東方進入中原的殷商民族，當然想不到這一天。就連來自西方的周人也不會想到，他們跟著舊世界的太陽走，卻走出了一片新世界。


  這一回，太陽真的要從西邊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