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城市跟你說
伯里克利位高權重，
在他的治下，雅典走向輝煌。
然而他的待遇，比大禹和周公差得遠，
作為公民，他沒有任何特權和享受。
國家與城市
國家的秘密，北京知道。
作為中華帝國的首都，明清兩代的北京氣勢非凡。運河般寬闊的護城河旁，蘆葦挺立，岸柳成行，樹影婆娑。每當鴨子在河上滑行，或清風從葉間梳過，倒映在水面的垛牆就會開始顫動並破碎，展現出夢幻般的景象。
抬頭望去，城樓和城牆突兀高聳，在萬里晴空的映襯下現出黑色的輪廓，門樓那如翼的飛檐凌空展翅秀插雲霄。行人昏昏欲睡地騎在毛驢上進入城門，身後農夫肩挑的新鮮蔬菜青翠欲滴，耳邊響起的則是不緊不慢的駝鈴。
這就是瑞典學者奧斯伍爾德·喜仁龍筆下的北京。準確地說，是1924年的北平。它是中國所有帝都的典型和代表。也許，兩三千年前的王城也就是這個模樣：一樣巍峨的城樓，一樣渾厚的城牆，一樣古樸的城門，把威嚴的王宮、喧囂的街市和恬靜的鄉村聯繫起來，只是沒有駱駝。[1]
是的。夏啟、商湯、周武那會兒，應該不會有駱駝。
但，一定有城。
事實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從建城開始，所有的文明古國也都有自己的城市，只不過有的聲名顯赫，如亞述、巴比倫、孟菲斯、耶路撒冷；有的鮮為人知，如埃及的涅伽達和黑拉康波利斯，印度的摩亨佐達羅和哈拉巴，克里特的諾薩斯和法埃斯特。沒有城市，則不可能。
古老民族的建國史，同時也就是他們的建城史。
的確，一個族群人口再多，地域再廣，如果沒有城市，那也只是部落或部落聯盟，不是國家。一個村長加一個會計，就號稱總統和財長，是很可笑的。
其實就連土財主，也有土圍子。表現為漢字，就是或者的「或」。或，就是國家的「(囗或)」，是最早的字；也是地域的「域」，是最早的域字。實際上，、域、或，在甲骨文是同一個字。字形，是左邊一個「囗」，右邊一個「戈」。囗，讀如圍，意思也是「圍」，即圈子、圍牆、勢力範圍。戈，則是家丁、打手、保鏢、警衛、武裝力量。也就是說，一個氏族或部落一旦定居，有了自己的地域和地盤，就會弄個柵欄或牆垣，再挖條溝，派兵看守。這就是「或」。
地盤是越變越大的，人口是越變越多的，規格也是越變越高的。於是，或旁加土，就成了「域」；或外加囗，就成了「(囗或)」。有學者認為這是畫蛇添足，其實未必。國家畢竟不是土圍子，豈能還是「或」？
那麼，國家不同於部落的地方在哪裡？
城市。
世界上的文明古國有兩種。一種是一個城市加周邊農村為一國，叫「城市國家」，簡稱「城邦」；另一種是中心城市（首都）加其他城市及其農村為一國，叫「領土國家」。兩河流域南部最早出現的，就是城市國家；埃及的第一王朝，則是以提尼斯為首都的領土國家。
領土國家也好，城市國家也罷，都得有城市，也都要以城市為中心。所以，必須是「或」字外面再加「囗」。或，只表示有了地盤；囗，才表示有了城市。事實上，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國就是城，城就是囗，比如國門就是城門，國中就是城中。如果是領土國家，國就是國都。比如「中國」，本義就是「天下之中」，是全世界的中心城市。後來，才泛指京都所在的中原地區。最後，才表示我們的國家。
至於今之所謂「國家」，古人叫「邦」。國家二字，也原本是「邦家」。後來因為避漢高祖的諱，才改邦為國。其實，國只是都城，邦才是全境。城郭之內曰國，四境之內曰邦。聯邦不能叫「聯國」，邦聯不能叫「國聯」，邦交不能叫「國交」，中國不能叫「中邦」，都是有道理，也是有原因的。
國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知道了為什麼要有城市，就知道了為什麼要有國家。
大屋頂
城市好嗎？
難講。
不要說現在的城市病得不輕，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間天堂。中國古代的官員，京官也好，縣令也罷，都會在自己的家鄉買田置地，隨時準備「告老還鄉」。必須一輩子待在城裡，還只能待在城中城的，只有那可憐的皇帝。
於是，作為補償，皇帝修了圓明園，賈府修了大觀園，歐美的貴族和富豪則在鄉間修了或買了別墅。
城市確實未必美好。
當然，未必而已。
那麼，人類又為什麼要發明它？
為了安全。
城市的確比農村安全，冷兵器時代就更是如此。那時，大多數國家的城市都有城牆或城堡。比如雅典的城牆，就是公元前479年修建的。實際上，城邦（polis）這個詞就來自衛城（acropolis），acro的意思是高。可見他們不但要有牆，還要「高築牆」。當然，也要「廣積糧」。
唯一的例外是斯巴達。
為此，斯巴達付出的代價，是把六十歲以下的成年男子都訓練成戰士，隨時準備衝鋒陷陣，也隨時準備以攻為守。他們，是用自己的血肉築起了無形的城牆。
同樣，在漢語中，城就是牆。城字的本義，就是「都邑四周用作防守的牆垣」。如果有內外，則內城叫城，外城叫郭。如果有高低，則高的叫牆，低的叫垣。牆、垣、城、郭，可以都有，不可能都沒有。沒有城牆的城市就像沒有屋頂的房屋，根本就不可思議。
城市，是古代人類的大屋頂。
當然，這裡說的古代人類，主要是指農業民族。實際上，幾乎所有的古老文明，埃及、美索不達米亞、華夏和印度，都是農業民族創造的。他們最先建立的，也都是城市國家。蘇美爾、阿卡德、赫梯、腓尼基，都如此。[2]
這並不奇怪。對於農業民族來說，安居才能樂業。這就不但要有前哨，還要有退路。靠近田地的村莊就是前哨，有著高牆的城市就是退路。兵荒馬亂，可以進城避難；遭遇災年，可以進城要飯；有餘有不足，則可以進城交換。
城市，讓農民免除後顧之憂。
因此，在戰事頻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築城，最持久的是圍城，最艱難的是攻城，最殘忍的是屠城。
難怪游牧民族沒有城市也沒有國家了，他們用不著。
海盜和桃花源中人，也一樣。
事實上，一個族群，如果從來就處於和平狀態，既未遭遇侵略，也不侵略別人，他們就不需要城市，也不需要國家，比如菲律賓棉蘭老島上的塔薩代人。同樣，如果他們永遠處於攻擊狀態，每個人都是戰士，也不會需要這兩樣東西，比如巴布亞紐幾內亞的芬圖人。[3]
可惜，我們民族既不是塔薩代人，也不是芬圖人。我們不但「很農業」，還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歷史悠久。所以，我們不但要有城牆，還要有萬里長城；不但要有國家，還需要中央集權。而且，這個中央集權國家的首都之一北京，還得由宮城、皇城、內城和外城四道城牆圍起來。
國家，是最大的屋頂；京城，是最厚的城牆。
建立國家，首先圖的是安全。
但，今天的北京已經沒有城牆了，世界各國的城市也大多門戶開放。國家的意義和秘密，還在城市那裡嗎？
這個問題，請上海來回答。
此時無牆勝有牆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牆的。
上海的城牆建於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只不過是圓的，原因據說是經費不足。但這個最省錢的城牆，還是在1843年開埠以後，在官紳士商的一致呼籲下被拆掉了。理由，則是它妨礙了車馬行旅、金融商情。
原來的牆址上，便有了一條圓圓的馬路。
沒有了牆的上海真的變成了灘，四通八達，平坦開闊，一點神秘感、隱蔽感和安全感都沒有。
然而怎麼樣呢？
湧進上海的人逐年遞增，甚至猛增、劇增、爆滿。近一點的，有蘇州人、寧波人；遠一點的，有廣東人、香港人；再遠一點，還有歐美人、印度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
總而言之，有錢的、沒錢的、城裡的、鄉下的，都往上海跑。鬼佬與赤佬並駕，阿三與癟三齊驅，官人與商人爭奇，妓女與淑女鬥豔。開放的上海灘，華洋雜處，賢愚俱存，貧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國的長安。
但，上海並不是帝都，也沒有城牆。這麼多的人趨之若鶩，又究竟是為了什麼？
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質。
的確，城市比農村安全，也比農村自由。如果是商業城市，就更自由。比如16世紀尼德蘭南方中心城市安特衛普城內，交易所門前懸挂的標牌便是「供所有國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中世紀歐洲某些自治城市則規定，逃亡的農奴如果在城裡住夠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為自由人。由此，還產生了一句民諺——「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4]
當年的上海就是這樣。熱血沸騰的革命黨，精於算計的生意人，個性張揚的藝術家，無家可歸的流浪漢，都能在這裡出出進進。二戰期間，上海甚至敞開大門接納了大量被納粹追殺迫害的猶太人，把自由的旗幟高高舉起。
沒有城牆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時無牆勝有牆。
其實，如果僅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國家都並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圍子就已經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樓，四世同堂，固若金湯，土圍子的封閉性也終歸會大於開放性。因此，在那裡不會有使人自由的空氣，弄不好還會相反。[5]
必須有一種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證安全，又能讓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這種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與老聚落（土樓）的最大區別，在於裡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關係一定是「超血緣」的。他們之間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會超出地域的範圍，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雜居和混血。
這就必定產生出兩個新的東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關係」，二是與此相關的「公共事務」。處理這樣的事務和關係，氏族部落時代的辦法和規範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擁有「公共權力」的「公共機關」，以及如何行使權力的「公共規則」。
關係、事務、權力、機關和規則都是公共的，這就是問題的本質所在。而且我們知道，這個公共規則就叫法律，這個公共權力就叫公權，這個公共機關就叫國家，而代表國家行使權力的人就應該叫公職人員或公務員，甚至公僕。
以城市為標誌，國家誕生。
也就在這天，「或」變成了「(囗或)」。
變成了的或不再是氏族和部落。它的人民也不再是「族民」，而是「國民」。國民就是依靠公共權力來處理公共關係和公共事務的人民，國家則是利用公共權力來保證國民安全與自由的公共機關。因此，對於國家和國民，頭等大事都是如何看待公共權力——交給誰？誰來交？怎麼用？
不同的國家模式和體制，由此產生。
民主的模樣
愛琴海早晨的陽光從來就很迷人，雅典的居民也大多起得很早。作為城邦的當家人，伯里克利（Perikles）將軍早早吃完簡單的早餐，就吻別女友辦公去了。
他的女友是外籍居民，因此只能同居，不能結婚。
這事很讓伯里克利頭疼，因為這意味著他們生下的兒子小伯里克利，將不能成為雅典公民。
當然，外籍居民的待遇並不差，同工同酬，來去自由。他們所做的貢獻，也能得到城邦的承認和尊重。比如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史學之父希羅多德，便都是外籍居民。但除非特許，外籍居民不能擁有政治權利，對城邦的公共事務也沒有發言權，哪怕他是伯里克利的兒子。
伯里克利的鬱悶，可想而知。
更糟糕的是，這條關於公民資格的法律，恰恰是伯里克利執政期間，由他本人提出並極力促成通過的。只不過，那時還沒有這位讓他神魂顛倒的同居女友。
這真是不折不扣的作法自斃。
但伯里克利只能咽下苦果，儘管他是雅典城邦最有權勢的人。事實上，伯里克利不僅位高權重，而且對城邦的貢獻無與倫比。正是在他的治下，雅典走向輝煌，達到鼎盛，以至於這個時期被稱為「伯里克利的黃金時代」。這個時期的雅典，也被伯里克利本人驕傲地稱為「希臘人的學堂」。
伯里克利，是可以相當於大禹或周公的。
然而伯里克利的待遇，卻比大禹和周公差得遠。作為公民，他沒有任何特權和享受，只能跟其他人一起住在普通居民區里，房子是土坯壘成的牆，坡式屋頂上蓋著赤陶的瓦片。作為民選的將軍，他也只能聽命於公民大會。他甚至必須接受這樣的事實：出席公民大會受審，並判處巨額罰金和解除職務，儘管一年之後他再度當選。
這事發生在公元前430年，也就是伯里克利發表「陣亡將士葬禮演說」的第二年。正是在這個著名的演講中，伯里克利熱情洋溢地謳歌了雅典的民主制度，認為只有這樣的制度才是最合理的，也只有它才能保證希臘城邦的繁榮昌盛，希臘人民的幸福安康。他的演說是那樣的真誠和實在，完全沒有想到很快就會被自己讚頌的制度，一耳光打得滿地找牙。
命運相似的還有丘吉爾。
領導了反法西斯鬥爭的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也是在勝利之後被他的人民利用民主制度卸磨殺驢的。1945年7月，保守黨在英國大選中落敗。正在參加波茨坦會議的丘吉爾，只能黯然神傷地走下舞台。據說，挨了當頭一棒的丘吉爾聞訊以後曾發表了這樣一句名言：偉大的民族對自己的偉大人物，總是忘恩負義的。
丘吉爾此刻的心情，怕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實際上，丘吉爾那句話正是古希臘作家普魯塔克評論伯里克利的。而且我們還必須補充一句：這樣的民族也一定是崇尚民主的。事實上，只有民主國家的公民才會如此「忘恩負義」。更重要的是，也只有這樣國家的公民才能夠這樣做。
因為民主的要義，就是「主權在民，政權民授」。
是的，在民主制度看來，國家的公共權力不是哪個人的，也不是誰家裡的，而是全體人民的。是全體人民當中的每個人，都把自己的「私權利」部分地讓渡出來，這才共同組成和變成了「公權力」。使用公權力的執政者，只是讓渡私權利之全體人民的代理人。故，他必須由人民選舉，得到授權；必須對人民負責，受到監督；還必須有一定的任期，通過選舉來換屆。終身制，必非民主。
所以，民主國家的國民一定「忘恩負義」。他們固然看重你以前都做了什麼，做得如何，卻更關心你將來怎樣，想幹什麼。丘吉爾被取代，原因就在這裡。他和伯里克利一樣都是被趕下台後又重新當選，原因也在這裡。
同樣，民主國家的國民也難免上當受騙。伯里克利的下台，還有許多不怎麼樣的總統和總理的上台，便是如此。但，民主國家領導人的任期都有限制。因此，如果看走眼選錯人，有後悔葯可買。可見，民主是「可以糾正自己錯誤的制度」。也因此，它是目前「最不壞的制度」。
這就是民主。它就是這個樣子，不管你喜不喜歡。
君主的來歷
與伯里克利的可憐兮兮相反，埃及的法老儼然是神。
古埃及人對法老的尊崇，今天看來近乎病態。當時官員和貴族最大的榮幸，是能夠匍匐在他面前親吻他的腳印；最值得誇耀的，則是終身不曾挨過他的鞭撻。他的名字不能叫出聲來，因為據說裡面有無法抗拒的魔力。他的王銜中有一隻鷹，那是太陽神的圖畫文字元號，就像中國太陽里的三足神鳥。
鷹神荷魯斯原本是地方保護神，後來成為上下埃及共同的神。法老，就是國家保護神在人間的化身和代表，是太陽神的兒子，死後則成為諸神中的一個，就連入主埃及的希克索斯人也這麼說。這樣的權威當然毋庸置疑。只是到了帝國的後期，挑戰中央的地方統治者才自稱月亮神托特的兒子。
沒錯，君主制的要義，就是「主權在君，君權神授」。
神的兒子當然要住進神殿。實際上，法老（pharaoh）本有「宮殿」之意。稱國王為法老，正如稱皇帝為「陛下」，稱王子為「殿下」。他們甚至死後都要住進宮裡，只不過那宮殿叫「庇里穆斯」（意思是高），也就是金字塔。
神有神廟，王有王宮，朝廷當然也就叫廟堂。
但，君主並不是神，也不該是神。最早的君主，原本是部落的酋長。他們起先叫「尹」。尹，就是手上拿了根東西，甲骨文的字形跟「父」十分相像。
父，也是手上拿了根東西。只不過尹手上拿的是杖，父手上拿的是斧。但有人說父拿的也是杖，還有人說父拿的其實是炬，因此是繼往開來的領路人，也就是帶頭大哥或主心骨。
其實，父或尹，手上拿的是炬，是斧，是杖，都無所謂。因為不管他拿什麼，都意味著有指揮權。所以，炬也好，斧也好，杖也好，都是指揮棒。後來，變成指揮刀。再後來，變成權杖。古埃及法老的權杖，簡直就是父或尹。
君，從尹從口，也就是部落王或大酋長在發號施令，聽命令的則是「族群」。群，原本是不能用來說人的。人多了叫眾，獸多了才叫群。人三為眾，獸三為群嘛！[6]
不過這是春秋以前的觀念。到戰國，君已經成為「人群」的領導者。但，群是「羊」字上面一個君，說明「君」原本是牧羊人，比如姜或羌。堯舜聯盟中的部落酋長叫作「牧」（十二牧），不是沒有原因的。
顯然，君，最早是勞動者，這就是氏族的族長；後來是領導者，這就是部落的酋長；最後才是國家的統治者，這就是國君，是侯、王、皇帝。
作為勞動者和領導者的「君」，原本是一些具有個人魅力的人。他們是在族群披荊斬棘、篳路藍縷、刀耕火種、殺出重圍時脫穎而出的。策劃，則神機妙算；圍獵，則奮勇當先；迎敵，則指揮若定；農耕，則每每豐收。這樣的人，當然不難獲得族民由衷的尊敬和擁戴，成為當之無愧的領袖。他們甚至可能因為特殊的貢獻而在死後被尊為神，比如大禹。
於是，君就變成了主。
主，原本是燈芯。當它跟「君」聯在一起時，就變成了主人和主宰，甚至救世主。[7]
這是跟民主制完全不同的道路。
殊途同歸
道路的選擇有如航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海圖。
東方各國選擇的都是君主制。而且，也都是先從部落（或部落聯盟）變成部落國家，然後從城市國家變成領土國家，最後從各自為政走向中央集權，變成王朝和帝國。
最早建立了集權制的是埃及，這就是納爾邁（也叫美尼斯）的第一王朝。然後是兩河流域，這就是薩爾貢的阿卡德王國和漢謨拉比的古巴比倫王國。印度的孔雀王朝和中國的大秦帝國則要晚得多。而且，印度的國王也不是神或「神的兒子」。他們屬於「剎帝利」，等級比「婆羅門」（祭司）還低。一直要到阿育王時代，也就是中國的戰國末年，印度的國王才自稱「諸神的寵愛者」。[8]
中國的道路有所不同。
中國的君主不是神，而是聖。他們是「天的兒子」，叫「天子」。天子是「人中之龍」，只在天的面前稱臣。當然，也沒有什麼祭司或教皇之類的人物，可以凌駕於他們之上。所以，中華帝國是最穩定和最完善的帝國，穩定到不可能被蠻族征服，也不可能在自己內部發生制度性的革命。
海圖，確實是多樣的。
希臘和羅馬是另一條路。他們的政治體制其實有許多種，包括貴族政治和寡頭政治。簡單地說，雅典選擇的是民主，羅馬選擇的是共和。雅典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然後被馬其頓王國征服。羅馬的共和則存在了近五百年，然後是君主制。到西羅馬帝國滅亡，差不多也是五百年。[9]
航線，也是多樣的。
但，構成海圖的要素，世界各民族卻是相同的。最重要的，是公共關係、公共事務、公共權力、公共機關和公共規則。規則，有公民的約法、君主的王法，以及中國的禮法。禮法、王法、約法，原則上都應該是成文法。公權力的行使，也要依靠法令和文書。因此，各文明古國都有自己的文字，比如古埃及的「圖畫文字」，蘇美爾的「楔形文字」，克里特的「線形文字」，印度河的「印章文字」，中國的「甲骨文字」。這是文明的界碑。
那麼，選擇航線的燈塔是什麼？
安全與自由。
但，安全與自由就像公平與效率，是一對矛盾。側重點不同，選擇就會兩樣。更看重自由的，選擇民主制；更看重安全的，選擇君主制。因為民主的政府必定弱勢，非如此不能保證國民的權利不受侵犯，國民的自由不被干涉。不過這樣的政府要想集中力量辦大事，在古代便難免力不從心。這是大多數古老民族最終都要選擇中央集權的原因之一。[10]
是啊，要麼有自然災害需要抗拒，要麼有外來強敵需要抵禦，政府非得強勢不可。
問題是，安全可以用技術來解決，自由卻只能靠制度來保證。因此，世界各民族又會殊途同歸，最終都將走向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只不過在此之前，大家都得走過漫長的道路，包括西方，也包括中國。
然而，沒有什麼航程會是彎路，沒有什麼探索毫無意義。所有民族的勇往直前和坎坷曲折，都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也都是可以互相借鑒的。為此，我們恐怕得去走走人家的航路，並順便訪問幾個港口。
比如雅典，比如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