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國家與人

  三皇創造了氏族和部落，

  五帝把部落變成部落聯盟，

  然後夏廢禪讓，把部落聯盟變成了國家。


  而國家一旦誕生，人類就進入了文明時代。


  上帝敲了回車鍵


  公元1650年，也就是大清朝攝政王多爾袞去世那年，有一位名叫阿歇爾（Ussher）的愛爾蘭大主教經過精心研究和精密計算，向世人宣布了上帝創造世界的時間——耶穌誕生前4004年。如果你有興趣，他還會樂意告訴你，具體的日子是1月28日，星期五；或者10月23日，星期天，上午九點。[1]

  阿歇爾的日期很有意思。因為考古學的發現證明，人類最早的文明誕生於公元前3500年到前3000年之間。也就是說，如果阿歇爾計算準確無誤，那麼，從人類的誕生到文明的誕生，就只有短短五百年。


  這當然並不可能。


  文明是人類自己上演的節目，它的初潮很晚，前戲很長。


  歷史學家給出了另一張時間表：440萬年前，南方古猿；380萬年前，早期猿人；180萬年前，晚期猿人；30萬年前，早期智人；5萬年前，晚期智人，人類正式誕生。遺憾的是，由於缺乏化石的證據，我們還不能從中找到夏娃在伊甸園大造其反，用無花果葉發明人類第一條三角褲的確切時間。


  但後面的故事是清楚的，它可以概括為以下表格：

  時代 社會組織 文化標誌 代表人物 形象表現 古史分期

  點 原始群 裸體直立 夏娃 —— ——


  面 氏族 生殖崇拜 母系氏族女媧 魚、蛙、月亮 三皇

  面 氏族 生殖崇拜 父系氏族伏羲 鳥、蛇、太陽


  片 部落 圖騰崇拜 早期部落炎帝 牛 三皇

  片 部落 圖騰崇拜 晚期部落黃帝 熊（或其他） 五帝

  圈 部落聯盟 —— 早期堯 —— 五帝

  圈 部落聯盟 —— 中期舜 —— 五帝

  圈 部落聯盟 —— 晚期禹 —— ——


  國 部落國家 祖宗崇拜 夏啟 —— ——


  是的，正如第一卷所述，夏娃造反之後是女媧登壇，創造了氏族社會和生殖崇拜；然後是伏羲設局，把氏族從母系變成父系；然後是炎帝東征，把氏族變成部落，生殖崇拜變成圖騰崇拜。女媧、伏羲、炎帝，就是所謂「三皇」。


  然後是「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


  五帝的歷史使命，是把部落變成部落聯盟。最後是啟廢禪讓，把部落聯盟變成了部落國家。


  顯然，時間很長的史前史，軌跡簡單，線索清晰。社會組織，依次是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聯盟、部落國家；文化程度，則依次是點、面、片、圈、國。最原始的文化，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自生自滅的。這就是「文化點」。如果這種文化能夠存活並得到發展，它就會壯大，變成「文化面」。不同的文化面，由於自身的裂變和擴散，以及相互的影響和交融，就會連成「文化片」。不同的文化片，由於遷徙、聯合、兼并甚至戰爭，則會形成「文化圈」。這個時候，離國家就不遠了；而國家一旦誕生，人類就進入了文明時代。


  文明是先後發生的。在非洲北部尼羅河流域和亞洲西南兩河流域，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一馬當先。美索不達米亞是希臘語，意思是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兩河之間」。之後，在中國的黃河流域、南亞的印度河流域、南歐的愛琴海區域，華夏文明、印度河文明（哈巴拉文明）和克里特文明（米諾斯文明）也相繼發生，時間都在距今兩三千年前。[2]

  這就是人類的五大古老文明。[3]

  五大文明形態不同，風格各異。克里特（米諾斯）的女神崇拜，在我們看來就匪夷所思；古埃及的金字塔，跟巴比倫的通天塔也兩回事。唯一的相同，是都要建國。包括後起之秀波斯、希臘、羅馬，也如此。比如波斯王國就產生於農業部落和游牧部落的聯盟，第一任國王居魯士也原本是大酋長。


  奇怪！為什麼部落一旦成熟強大，上帝就要敲回車鍵呢？

  阿歇爾大主教當然不管這事，但倫勃朗的一句話也許能給我們啟示。倫勃朗是17世紀尼德蘭（荷蘭）大師級的畫家，做他的學生每年要交100荷蘭盾，相當於當時中國的十二兩紋銀。[4]

  可是，就在阿歇爾宣布其神學研究成果的十幾年前，倫勃朗的畫室出了緋聞。他的一個學生在單獨畫人體寫生時，居然把自己脫得跟女模特一樣。對此，那位學生的辯解是：這樣一來，我們就成了亞當和夏娃。倫勃朗則用手杖敲著牆說：既然如此，你們就得離開伊甸園！[5]

  這一對寶貝兒只好穿起衣服走人，十二兩銀子也打了水漂。


  從氏族、部落到國家，莫非也是如此？

  或者說，世界各民族相繼告別原始時代的伊甸園，是因為像倫勃朗的學生一樣犯了錯誤嗎？


  顯然不是。


  沒有後悔葯


  部落變成國家，並非因為緋聞。人類發明國家，更不是為了尋歡作樂。但這事卻被認為與「逐出樂園」無異，不管那伊甸園是耶和華的，還是倫勃朗的。反正，進入國家時代，好日子就算過完，這是很多人的共識。


  比如希臘和羅馬的兩位詩人。


  古希臘的那位詩人叫赫西俄德，古羅馬的叫奧維德。他們的共同觀點，是都認為自己生活在黑鐵時代。之前，則是黃金時代、白銀時代和青銅時代。黃金時代最好，人類美好高貴，社會公正和平。白銀時代馬馬虎虎，但不再天真無邪。青銅時代戰火連天，但信仰和神性猶在。黑鐵時代就一塌糊塗，人類變得貪婪殘忍，互不信任，互不相容，沒有信仰，也不再有真理、謙遜和忠誠。[6]

  當然，兩位詩人略有不同。在希臘詩人那裡，青銅時代之後，黑鐵時代之前，還有英雄時代。英雄時代比青銅時代好，人類與半神和英雄一起生活。可惜，英雄們被捲入底比斯戰爭和特洛伊戰爭，從此萬劫不復。


  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類似的說法，我們民族也有。比如希臘、羅馬的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在儒家那裡就叫「大同」。大同之世的特點是「天下為公」。財產是公產，權力是公器，首領是選舉出來的公務員，族民也都一心為公，因此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天下太平。


  希臘、羅馬的青銅時代，儒家叫「小康」。小康之世的特點是「天下為家」，財產私有，權力世襲，戰爭不可避免，道德禮儀和聖人英主也應運而生，有點像希臘的英雄時代。[7]

  至於黑鐵時代，恐怕是只能叫「亂世」的。


  大同、小康、亂世，就是儒家那裡的歷史三階段。堯舜是大同，夏商周是小康，春秋戰國是亂世。


  對應這歷史三階段的，是三種指導思想和政治哲學：大同講帝道，小康講王道，亂世講霸道。先秦諸子中，主張霸道的是法家，主張帝道的是墨家，儒家則主張王道。因為大同已不可能，亂世又不正常，因此應該「尊王道，行仁政，奔小康」，構建和諧社會。這恐怕也是一種中庸之道。


  但這只是一家之言，諸子則另有說法。


  比如莊子是只認羲皇之世的，墨子也只認大禹之世。其實就連孔子，也推崇堯舜之世。只不過他老人家比較現實，認為能夠回到東周就算不錯，實際上是退而求其次。


  這樣看，我們也是四階段。比如女媧到伏羲，便可以叫黃金時代；炎黃到堯舜，是白銀時代；夏商周，是青銅時代；春秋戰國，則無疑是黑鐵時代。對於前三段，諸家有爭議。對於后一條，除法家外，無分歧。


  如此說來，人類一旦建立國家，豈非就每下愈況，等於踏上了不歸之路？

  當然不是，也沒有後悔葯可吃。


  事實上，氏族部落時代，並非莊子和希臘、羅馬這些詩人哲學家們說的那麼美好。夜不閉戶？那是沒東西可偷。炎黃與蚩尤的戰爭，則跟後世一樣殺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更重要的是，一個民族如果沒有國家，或沒能建立自己的國家，她的歷史就會一直停留在史前時代，比如某些印第安人。相反，只要建立過國家，哪怕後來失去，也會有自己的文明，比如猶太。


  國家，是文明與史前的分水嶺。


  難怪孔子不但不否定小康，還要對小康生活推崇備至，說「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了。[8]

  問題是，為什麼只有建立了國家，才算進入文明時代？國家對人究竟有什麼意義？人，真的是必須發明國家並生活在其中的動物嗎？如果是，又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感嘆今不如昔，懷念氏族和部落時代？

  國家的邏輯，究竟在哪裡？

  分道揚鑣

  荀子說，在人。


  眾所周知，荀子是從儒家到法家的中轉站。所以他跟法家一樣，既肯定國家，又肯定君主。為什麼要肯定？為了生存。荀子說，可憐兮兮的人，力氣不如牛，速度不如馬，生存能力其實是很差的。然而牛馬卻為人所用，原因就在人能組成族群。因此，族群如果解體，人就牛馬不如。[9]

  這就一要有道德，二要有君主，三要有國家。


  做得到嗎？做得到。


  在荀子看來，人與動物的區別，並不僅僅就在兩腿直立遍體裸露（二足而無毛），而在於有道德。荀子說，水火有物質無生命，草木有生命無感知，禽獸有感知無道德；唯獨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這才最為高貴。[10]

  所以，人能夠發明國家，這是最強大的族群；也能夠發明君主，這是最合適的領導。至於道德，則是最理想的組織力量。有道德，人就是萬物之靈，就能結成群體並依靠群體的力量來生存。他也就有家有國，有安身立命之本。[11]

  君主是核心，道德是力量，國家是歸宿。


  國家與人，就這樣焊在一起。


  這跟西方不太一樣。


  西方人也要國家，卻未必一定要君主。古希臘的城邦是沒有君主的。羅馬人，從他們趕走最後一任部落王，到產生第一位君主奧古斯都屋大維，中間竟隔了近五百年，而且那皇帝還要自稱「第一公民」。[12]

  近現代的西方人就更是出格。17世紀的阿姆斯特丹，居然寧肯要三個鬱金香球莖，也不肯要一個國王。獨立戰爭后的美利堅人，則不但不要國王，就連統一的國家都不想要。實在拖不下去，才勉勉強強開了一個制憲會議，再磨磨蹭蹭地選出第一屆聯邦政府和總統。


  可見，西方人對待君主的態度，是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有的要，有的不要；有時要，有時不要。不像我們，自從有國家就有君主，只不過秦漢以前封土建國，秦漢以後天下一統，但都是君主制。直到辛亥革命前，還有立憲派主張保留一個皇帝，哪怕形同虛設，只是橡皮圖章。


  西方人也不認為國家跟道德有什麼關係，在他們那裡道德是歸宗教和上帝管的。國家需要的是法，社會需要的才是德。所以，他們的國家可以有多種模式。直接民主、寡頭政治、政教合一、君主立憲、聯邦邦聯、稱王稱帝，不但一一試來，而且并行不悖，愛怎樣就怎樣，喜歡誰便是誰。


  顯然，當世界各民族開始建立國家時，他們就站在了文明的大門前，也站在了歷史的岔路口。


  之後，大路朝天，各走半邊。


  很難說誰有道理誰沒有。實際上，西方人也經歷了君主制時代，而且至今還有名義上的王國。同樣，荀子不厭其煩地解釋「為什麼要有國家和君主」，則說明它在當時其實已經成了「問題」，而且事情也並不像荀子講的那麼簡單。比方說，氏族和部落也是群體，為什麼非得變成國家？

  何況世界各國的誕生原因、存在方式和發展道路也大不相同。有君主的，也有民主的；有獨立的，也有附庸的；有分出去的，也有合起來的；有打出來的，也有談出來的。五花八門，千奇百怪，不一而足。


  道路的選擇不會無緣無故，沒有誰會拿自己的命運開玩笑。


  與其論是非，不如找原因。


  那就先看人家。


  小人之邦

  如果孔子穿越到美國，一定會大搖其頭。


  這是什麼亂七八糟的國家！這個國家並不以德治國，而是以法。最權威的機構和人，居然是法院和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竟有不容置疑的解釋權，豈非咄咄怪事？


  法院倒也罷了，堯舜也有司法部長皋陶嘛！但律師是什麼，陪審團又是什麼？一個人有罪還是無罪，怎麼能由這些胸無點墨的庶人說了算，皋陶大人反倒要聽他們的？


  議會和議員也不可思議。當然，堯舜那會兒，也有部落酋長和氏族族長的聯席會議；周代則會邀請社會賢達共商國是，叫「鄉飲酒禮」。但堯舜和三代都沒有政黨，更沒有兩黨或多黨。兩黨制是什麼玩意？君子不黨，他們卻竟然鼓勵黨爭，還為這黨爭花掉那麼多的錢，是可忍孰不可忍！


  也許，只有聯邦制能讓他略感欣慰，因為有點像東周。


  的確，組成美利堅合眾國那些State，原本是應該翻譯為「邦」而不是「州」的。建國之初的十三個邦，早就有著自己的憲法、法律和民選政府，各自為政自負盈虧，頗有些像諸侯列國。它們共有的那個總統，豈非「天下共主」？

  可惜這總統卻一點尊榮都沒有。國會可以彈劾，媒體可以批評，民眾可以拿他開涮，他反倒要為什麼「拉鏈門」之類的破事反覆道歉，哪像天子？

  文化藝術也不像話。電影院里，電視機上，還有酒吧和百老匯，要麼怪力亂神，要麼靡靡之音，要麼群魔亂舞，很黃很暴力，這不是「鄭聲之亂雅樂」嗎？


  更不可思議的是，他們的民眾居然肆無忌憚地批評和嘲諷總統，還可以上街遊行示威。警察不但不管，反倒提供保護，這不是「無君無父，犯上作亂」嗎？


  那麼，古代希臘又如何？


  更成問題。


  在愛琴海和地中海環抱的那片貧瘠的土地上，星羅棋布地林立著被稱為「城邦」的國家。這雖然也有點像東周列國，卻居然沒有一個天子，也不分公侯伯子男。城邦與城邦，是完全平等的。哪怕一個城邦從另一個城邦分出去，一旦分家就平起平坐，各行其是，甚至反目為仇。


  城邦的政治事務，則交給石匠、鐵匠、皮匠、商人、小販以及遊手好閒的公子哥兒去擺弄。他們不但有權說三道四，投票表決，不肯參政議政的反倒還要罰款。這是什麼莫名其妙的制度？照此制度建立的，會是東周嗎？


  當然不是。比如雅典城邦的政府，是從十個區年滿三十的男性公民當中，各自抽籤產生五十個人，再組成五百人的會議，任期一年。五百人會議的常設機構是五十人團，由五百人會議成員分組輪流坐莊，任期一個月。五十人團又抽籤產生一名主席主持工作，這樣的主席哪一點像國君？


  無君臣，亦無父子。古希臘神話中，天神烏拉諾斯被自己的兒子克洛諾斯打成殘疾失去王位；克洛諾斯則又被自己的兒子宙斯推翻打入地獄。宙斯自己也被子女們覬覦，靠普羅米修斯幫忙才得以倖免。這些故事都被希臘人口口相傳津津樂道，真可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更可惡的，是這些制度的設計充斥著私心。


  私心和私利是聯繫在一起的。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私利，也有每個人的私心。這在西方人看來極為神聖。為了保證自己的私利不被侵犯，私心得到滿足，希臘人的辦法是決策機關人數眾多，任期短暫，輪換快速，任何人想以權謀私都不容易。美國人的辦法則是各利益集團選出自己的代表，然後到議會去討價還價，你方唱罷我登場。


  這，難道還不是「小人」？

  然而這些小人，包括被彈劾的總統，被嘲笑的政客，被送上法庭的犯罪嫌疑人，都只會認為自己的敵人不對，不會認為國家的制度不對。哪怕孔夫子苦口婆心勸其仿效東周，他們也會溫和而堅定地說：對不起，No！


  此中奧秘，不可不察。


  公民與臣民


  孔子眼中的「小人」，在西方叫做「公民」。


  公民是古代希臘人發明的詞，叫波里德斯（Polites），意思是「城邦的人」。這就像周代的「國人」，是指「國都里的人」。[13]

  不過在古希臘，並非所有在城邦里生活的都叫公民。奴隸就不是，外邦人也不是。而且就算同為公民，權利也不一樣。權利最完整的，僅限於公民中的成年男子，叫「全權公民」。他們才是城邦真正的主人，以及城邦政權的授權人。


  全權公民加上婦女兒童，就叫「自由公民」。外來移民和被解放的奴隸，則叫「被保護民」。被保護民和自由公民中的婦女兒童，都沒有參政、議政、執政的權利。


  顯然，這是一種少數人才能享受的民主。


  限制人數是必然的。因為但凡公民，就有權利和義務。


  這是公民最重要的特徵。而且有權利，比盡義務更重要。有權利，就什麼都有；沒權利，什麼都談不上。何況一旦享有權利，就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棄，非常自由。


  這種資格和待遇，城邦豈肯輕易授人？


  成為希臘公民的首要條件是人身自由，後來的羅馬也一樣。實際上，公民的公，不是公有，而是公共。希臘公民和羅馬公民的財產，全都歸個人所有，是完全徹底的私有制。而且唯其私有，才能公共。因為自己有私產，就不必從屬和依附於任何團體、組織、機構和個人，當然自由。


  公民，就是「自由的人」。


  臣民則大不一樣。


  什麼是臣？奴隸，包括戰俘和罪人。


  奴隸的主要來源是戰俘。戰俘最早被殺，後來則「男人為臣，女人為妾」。他們脖子上拴著繩子，被主人像牲口一樣牽來牽去。個別有技藝的待遇略高，比如跳舞的「舞臣」。也有極個別的成為牢頭獄霸小頭目，幫奴隸主管理奴隸，比如管農業奴隸的「臣」（讀如級），管畜牧奴隸的「牧臣」。[14]

  這些奴隸中的小頭目，很有可能是戰敗族群的族長或酋長。他們就是最早的「臣僚」。君臣的臣，就從這裡演變過來。說白了，其實是貴族和官員在君主面前以奴隸自居，就像清代的滿族王公見了皇帝自稱「奴才」。


  同樣，民也不是好詞，至少不是尊稱。


  實際上，古書中的民，往往被解釋為冥、暝、盲、氓。這大約因為最早的民都是戰俘和奴隸，有的還要被刺瞎眼睛。比如黎民，就是戰敗的九黎族；畜民，就是被商人統治的老奴隸；頑民，則是被周人打敗又冥頑不化的殷商貴族。既然戰敗，自然是「民」。人，才是勝利者和統治者。


  顯然，在上古時期，人和民也不平等。最高級的是「大人」，其次是「小人」，最低級的是「萬民」。


  後來，奴隸變成平民，也還是被統治者。所謂蟻民、草民、小民、賤民、刁民、屁民，包括順民和良民，都明顯帶有輕蔑和歧視之意。總之，秦漢以前，人比民貴；秦漢以後，官比民高。孟子能說「民為貴」，實在相當了不起！

  臣民，就是「臣服的人」。


  公民自由平等，臣民服從依附。所以，臣民的國家必是君主制，公民則喜歡民主共和。國家模式和政治體制，其實都是人自己的創造和選擇。


  國家與人的關係，也許就在這裡。


  中華的惆悵


  有什麼樣的人，就有什麼樣的國。


  實際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模式和樣式、制度和尺度，都是由這個國家的文化、歷史和國民來決定的。強大的國民喜歡弱小的政府，自由的國民欣賞鬆散的制度，愚昧的國民盼望英明的領導，軟弱的國民依靠強權的統治。因此恩格斯說，如果某個國家的政府是惡劣的，而且儘管惡劣卻仍將存在，那就可以用該國國民相應的惡劣來解釋。[15]

  但，這裡面有問題。


  眾所周知，人類最早的國家，大多是君主制，少數是共和制，極個別是民主制。西學東漸前的中國人，更一直認為君主制天經地義，別無選擇，反對派一個都沒有。如此說來，難道世界上大多數人都是不要自由，想做奴隸的？

  當然不會。


  這就必有原因，必有道理。


  什麼原因？什麼道理？

  天下必須有序，群龍不能無首。


  沒錯，中國原本就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如果再攤上洪水泛濫、外敵入侵，就更需要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需要號召力和凝聚力，至少得有萬眾一心的象徵。這個功能，在那時不可能由別人來承擔。為此，人民只能做出犧牲和讓步，對高舉旗幟的君主俯首稱臣。


  這，大約是法家以外思想家們的想法。[16]

  因此，除法家外，其他各家對君主制度和君主權力，都是「有條件的維護，有保留的贊同」。比如儒墨道三家都認為，君主可以有，但得是聖人，至少要合格。孟子甚至認為，君主如果不合格，就應該下台。又比如，三家都認為，君臣之間不能是奴役與被奴役的關係。孔子就說君對臣要彬彬有禮，孟子更認為君若「目中無人」，臣可「視如寇讎」。如果那君主太不像話，人民還可以發動革命殺了他。這能說是「想做奴隸，不要自由」嗎？


  君主制，並不等於奴隸制。


  獨立、自由、平等，畢竟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不會有哪個民族是例外。


  只不過，歷史會有不同的嘗試和選擇。


  可惜，儒墨道三家主張的條件和保留，離民主或憲政還有十萬八千里，實行起來也有諸多問題。比如什麼叫「聖人」，三家就說法不一。儒家講「仁民愛物」，墨家講「明察秋毫」，道家講「清靜無為」，請問以誰為準？


  還有，君主如果不合格，怎樣請他下台？有辦法嗎？有法律嗎？有制度嗎？有程序嗎？沒有。


  那就只有一廂情願，以及惆悵。


  中華民族的國家史和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斷追求獨立、自由、平等，又屢屢求之不得、得而復失的「惆悵史」。


  是的，正如希臘實行過「直接民主」，我們也試行過「直接君主」；羅馬實現了「以法治國」，我們也探索了「以禮治國」。我們甚至設計了種種方案，希望能夠做到「君權與民權並重」。最起碼，也不能生靈塗炭，民怨沸騰。


  然而曾幾何時，這些都成為泡影。分權變成了集權，集權變成了專制，專制變成了獨裁。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每下愈況。改朝換代一次，起死回生一次，也腐敗潰爛一次。最後，不得不拜西方列強為先生。


  其實「先生們」又何嘗一帆風順？希臘城邦，孤帆遠影；羅馬共和，日落西山；民主進程，一波三折；自由之路，險象環生。宗教裁判所就不說了，十字軍東征也不說了。單是二十世紀，世界大戰就打了兩次。


  文明的步伐，總難免一腳深一腳淺；國家的意義，誰都不可能一夜看清。唯獨需要國家，古今中外一樣，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臣民還是公民。


  那麼，國家的秘密又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