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章

  岳震身材中等，不胖不瘦，既不英俊也不醜陋，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套用一句俗話，要是把他扔進人堆里，絕對找不到。這樣的男孩子，應該不是玩感情遊戲的人。經過一連幾次的挫敗，我早己失去了愛與被愛的能力。只要能有人娶我，我就心滿意足了。如果岳震追我，或許我可以考慮和他相處。


  回廠的路上，我走在湯燕英和岳震之間，湯燕英似乎有些醉酒，一直在絮絮叨叨地訴說著她和她老公之間的事情。


  湯燕英己經３３歲了，１４歲就出來打工，整整１９年過去了。在這１９年了，她聽從父母之命，回家結了婚，生了個兒子。她本來再不想外出打工的，可家裡的收入實在太低。雖然深圳的收入同樣低，但總比家裡要好過得多。


  她只好把孩子留在家裡，帶著老公一起出來了，在老鄉的幫助下，兩人同時進了一家電子廠。她老公雖然半輩子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但相貌不俗，能說會道，很快就由一名普工升為組長。與此同時，她在車間因為接觸連自己都叫不出名字的有毒氣體，頭髮大把大把脫落，雖然及時辭職了，還是變成了現在這種半禿不禿的樣子，並且面色灰暗，皮膚粗糙。


  健康和漂亮離遠去了，她老公便也開始嫌棄起她來。開始還偷偷摸摸的，很快發展到和一個只有１８歲的江西女孩租房同居，並堅持要求離婚。雖然婚最終是離了，但在和江西女孩長達６年的拔河比賽中，湯燕英心力憔悴，傷痕纍纍。


  說到這裡，她的聲音哽咽起來。其實她所經歷的，也正是很多打工妹的縮影，只是希望這樣的悲劇不要在我的身上重演。


  我試探著問：「那你兒子還好嗎？」


  她沮喪地說：「不好，從小在家留給她爺爺奶奶帶，嬌慣得不成樣子，不聽話，好罵人。在他爺爺奶奶的教唆下，一直認為那個biaozi是他親媽呢。」她稱那個江西女孩為「biaozi」。


  我心裡一動，不由暗自慶幸，雖然沈洲離開我非常絕情，但對我來說，豈不是一種解脫呢？６年的拔河，就是６年的青春，女孩子的青春那麼短暫，誰耗費得起？於是就有感而發：「你老公真是的，浪費了兩個女人的青春。」


  沒想到一直聆聽的岳震卻輕聲一笑，得意地說：「雖然我是個男人，但我不得不說，男人沒一個是好東西。」


  湯燕英立刻隨時附合：「就是，就是，你們男人真的沒一個好東西。」


  我詫異地「哦」了一聲，沒想到一個有臉說這樣話的男人竟然還如此理直氣壯，立刻象吃了一隻綠頭蒼蠅似的噁心。


  岳震了自知失言，又趕緊補充道：「當然，不過我是例外。」


  多麼明顯的謊言，真沒想到他這樣貌不驚人的一個男人竟然為自己和同類「沒有一個是好東西」沾沾上自喜？是什麼讓他如此沾沾自喜？他有什麼資格沾沾自喜？我為剛才竟然產生和他相處的念頭感到羞愧，立刻在心裡把他的人品劃到最低等。


  到廠門口，己經是凌晨兩點了。廠里有明文規定，每天晚上１２：００非因工作關係嚴禁出入廠區，違者不但要重罰，還要出通告知會全廠。好在春節三天有薪假期可以例外，保安也並沒有為難我們，互相道了聲「新年好」，便很順利地打開了電動門。


  走進生活區后，岳震借故撇開湯燕英，小聲問我：「明天我請你吃餃子好不好？」


  想到他剛才的話，我斷然拒絕：「不好。」


  可以感覺到，他很是失望。


  雖然除夕夜可以晚歸，但１２：００后熄燈是不能更改的。所以我摸黑進了宿舍，輕手輕腳沖了涼，剛躺上床便立刻沉沉睡去。難得可以好好睡一個懶覺，不用擔心明天上班遲到。自從進「櫻之」廠后，晚上不加班對我來說都是奢望，想休息一天簡直比登天還難！


  不知過了多久，我被人叫醒，說外面有帥哥找。翻開床頭的電子鐘一看，還不到１２：００呢。我很不高興地穿上衣服，迷迷糊糊到門口一看，竟然是岳震。我詫異地問：「你找我有事嗎？」


  他訕笑道：「今天是大年初一，我說過要請你吃餃子的。」


  我還沒有完全從睡夢中醒來，嘟囔了一句：「我不去。」立刻轉身回到床上，重又鑽進了熱呼呼的被窩。「騎馬坐轎，不如睡覺。」古人這句話說得真是經典。


  可我剛剛進入夢鄉，又被人叫醒，說有電話找。我以為又是岳震叫我去吃餃子，心裡真是煩透了。可電話一直在響，又不能不接，只好趿拉著鞋出去，抓過話筒，沒好氣地說：「哪位？」


  沒想到，話筒里卻傳來一個陌生而熟悉的聲音：「新年好，海燕。」


  我迅速反應過來，驚喜地問：「陳剛？你是陳剛？」


  陳剛好脾氣地笑笑：「我是陳剛，你還好嗎？」


  兩年不見，他的聲音滄桑了許多，想起初中校園裡那個清秀愛笑的少年，我忍不住傷感，哽咽道：「不好，一點都不好，你呢？」


  他沉默好一會兒才說：「我也不好，前段時間剛從國外回來。我們這一批勞務輸入伊朗是經過縣外經辦的，每人花了五、六萬，原以為是正常渠道，沒想到還是被騙了。是蛇頭帶我們過去的，路上差點被悶死，到伊朗才知道被騙了。但因為沒錢，找中國駐伊朗大使館也沒人管。沒辦法，只好打黑工，我在餐館里端過盤子，在建築工地搬過磚頭，在碼頭上扛過大包，什麼臟重的活兒都干過。最後終於掙夠了一筆錢，大使館才幫助我們回了國。」


  我很驚訝：「不會吧，大使館不就是維護海外華人利益的嗎？」


  他苦笑道：「早就心寒了，找他們，有錢才行，跟國內政府沒什麼兩樣。就說回國這次吧，凡拿中國護照的都站在一邊，外國人基本免檢，也不用抽血化驗。但中國人則挨個檢查，每人抽一針管子血，還要交８０塊人民幣進行所謂的艾滋病檢測，１０分鐘就有結果了，讓人不得不懷疑結果是否是真實的。」


  我嘆了一口氣，難過地問：「那你還來廣東打工嗎？」


  他傷感地說：「還回去做什麼呢？打再多年的工，我們在那邊也買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學，生病看不起醫生，老了還不是要回家守著一畝三分地。與其早晚都是回來，還不如早點回來。」


  我無語，又和他聊了一會兒，我們都想提起麗娟，但又都竭力在迴避著，但我們共同經歷過的一切，都是與麗娟有關的，不講麗娟，便無語可說了。


  最後，互相祝福了「新年好」，便悻悻放下電話。我可以想象得到，在伊朗兩年的打黑工生涯中，他該是怎樣思念著麗娟，麗娟是他青春歲月中所有的愛與希望。但他們今生，卻是有緣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