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3章 溫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10)
第233章 溫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10)
在德·瑞那夫人努力縮回自己的手的抵抗結束之後，於連·索黑爾承受住了可能會失敗的打擊，他終於得到了那隻「冷得像冰霜一樣」的手。
他的心浸潤在幸福里。並不是他愛著德·瑞那夫人，而是一個可怕的苦難結束了。
司湯達像所有偉大的作家那樣，這時候關心的不是人物的心理，而是人物的全部。他讓於連·索黑爾強迫自己說話，為了不讓德薇夫人覺察，於連·索黑爾強迫自己聲音洪亮有力；而德·瑞那夫人的聲音，「恰恰相反，泄露出來情感的激動，忸怩不安」，使德薇夫人以為她病了，提議回到屋子裡去，並且再次提議。德·瑞那夫人只好起身，可是於連·索黑爾「把這隻手握得更緊了」，德·瑞那夫人只好重新坐下，聲音「半死不活」地說園中新鮮的空氣對她有益。
這一句話鞏固了於連的幸福……他高談闊論，忘記了裝假做作。
司湯達的敘述仍然繼續著，於連·索黑爾開始害怕德薇夫人會離開，因為接下去他沒有準備如何與德·瑞那夫人單獨相處。「至於德·瑞那夫人，她的手擱在於連手裡，她什麼也沒有想，她聽天由命，就這樣活下去。」
我想，我舉例的任務應該結束了。老實說，我沒有想到我的寫作會出現這樣的長度，幾乎是我準備寫下的兩倍。我知道原因在什麼地方，我在重溫威廉·福克納、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湯達的某些篇章時，他們敘述上無與倫比的豐富緊緊抓住了我，讓我時常忘記自己正在進行中的使命，因為我的使命僅僅是為了指出他們敘述里的某一方面，而他們給予我的遠比我想要得到的多。他們就像於連·索黑爾有力的手，而我的寫作則是德·瑞那夫人被控制的手，只能「聽天由命」。這就是敘述的力量，無論是表達一個感受，還是說出一個思考，寫作者都是在被選擇，而不是選擇。
在這裡，我想表達的是一個在我心中盤踞了十二年之久的認識，那就是心理描寫的不可靠。尤其是當人物面臨突如其來的幸福和意想不到的困境時，對人物的任何心理分析都會局限人物真實的內心，因為內心在豐富的時候是無法表達的。當心理描寫不能在內心最為豐富的時候出來滔滔不絕地發言，它在內心清閑時的言論其實已經不重要了。
這似乎是敘述史上最大的難題，我個人的寫作曾經被它困擾了很久，是威廉·福克納解放了我，當人物最需要內心表達的時候，我學會了如何讓人物的心臟停止跳動，同時讓他們的眼睛睜開，讓他們的耳朵矗起，讓他們的身體活躍起來，我知道了這時候人物的狀態比什麼都重要，因為只有它才真正具有了表達豐富內心的能力。
這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後來我又在歐內斯特·海明威和羅伯—格里耶那裡看到了這樣的風格如何完整起來。有一段時間，我曾經以為這是20世紀文學特有的品質。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湯達，這兩個與內心最為親密的作家破壞了我這樣的想法。現在我相信這應該是我們無限文學中共有的品質。
其實，早在五百多年前，蒙田就已經警告我們，他說：「……探測內心深處，檢查是哪些彈簧引起的反彈；但這是一件高深莫測的工作，我希望嘗試的人愈少愈好。」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卡夫卡和K
《城堡》中的土地測量員K在厚厚的積雪中走來，皚皚白雪又覆蓋了他的腳印，是否暗示了這是一次沒有回去的走來？因為K彷彿是走進了沒有謎底的命運之謎。賀拉斯說：「無論風暴將我帶到什麼岸邊，我都將以主人的身份上岸。」卡夫卡接著說：「無論我轉向何方，總有黑浪迎面打來。」瀰漫在西方文學傳統里的失落和失敗的情緒感染著漫長的歲月，多少年過去了，風暴又將K帶到了這裡，K獲得了上岸的權利，可是他無法獲得主人的身份。
在有關卡夫卡作品的論說和詮釋里，有一個聲音格外響亮，那就是誰是卡夫卡的先驅？對卡夫卡的榜樣的尋找凝聚了幾代人的不懈努力，瓦爾特·本雅明尋找了一個俄國侯爵波將金的故事，博爾赫斯尋找了芝諾的否定運動的悖論。人們樂此不疲的理由是什麼？似乎沒有一個作家會像卡夫卡那樣令人疑惑，我的意思是說：在卡夫卡這裡人們無法獲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質，就是無法找到文學里清晰可見的繼承關係。當《城堡》中的弗麗達意識到K其實像一個孩子一樣坦率時，可是仍然很難相信他的話，因為——弗麗達的理由是「你的個性跟我們截然不同」。瓦爾特·本雅明和博爾赫斯也對卡夫卡說出了類似的話。
同時，這也是文學要對卡夫卡說的話。顯然，卡夫卡沒有誕生在文學生生不息的長河之中，他的出現不是因為後面的波浪在推動，他像一個岸邊的行走者逆水而來。很多跡象都在表明，卡夫卡是從外面走進了我們的文學。於是他的身份就像是《城堡》里K的身份那樣尷尬，他們都是唐突的外來者。K是不是一個土地測量員？《城堡》的讀者會發出這樣的疑問。同樣的疑問也在卡夫卡生前出現，這個形象瘦削到使人感到尖銳的猶太人究竟是誰？他的作品是那樣的陌生，他在表達希望和絕望、歡樂和痛苦、愛和恨的時候都是同樣的令人感到陌生。這樣的疑惑在卡夫卡死後仍然經久不息，波將金和芝諾的例子表明：人們已經開始到文學之外去尋找卡夫卡作品的來源。 這是明智的選擇。只要讀一讀卡夫卡的日記，就不難發現生活中的卡夫卡，其實就是《城堡》中的K。他在1931年8月15日的日記中，用堅定的語氣寫道：「我將不顧一切地與所有人隔絕，與所有人敵對，不同任何人講話。」在六天以後的日記里，他這樣寫：「現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些最好的、最親愛的人們中間，比一個陌生人還要陌生。近年來我和我的母親平均每天說不上二十句話，和我的父親除了有時彼此寒暄幾句幾乎就沒有更多的話可說。和我已婚的妹妹和妹夫們除了跟他們生氣我壓根兒就不說話。」
人們也許以為寫下這樣日記的人正在經歷著可怕的孤獨，不過讀完下面的兩則日記后，可能會改變想法。他在1910年11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今天早晨許久以來第一次嘗到了想象一把刀在我心中轉動的快樂。」另一則是兩年以後，他再一次在日記中提到了刀子。「不停地想象著一把寬闊的熏肉切刀，它極迅速地以機械的均勻從一邊切入我體內，切出很薄的片，它們在迅速的切削動作中幾乎呈卷狀一片片飛出去。」
第一則日記里對刀的描繪被後面「快樂」的動詞抽象了，第二則日記不同，裡面的詞語將一串清晰的事實連接了起來，「寬闊的熏肉切刀」、「切入我體內」、而且「切出很薄的片」，卡夫卡的描敘是如此的細緻和精確，最後「呈卷狀一片片飛出去」時又充滿了美感。這兩則日記都是在想象中展示了暴力，而且這樣的暴力都是針對自我。卡夫卡讓句子完成了一個自我凌遲的過程，然後他又給予自我難以言傳的快樂。這是否顯示了卡夫卡在面對自我時沒有動用自己的身份？或者說他就是在自我這裡，仍然是一個外來者？我的答案是卡夫卡一生所經歷的不是可怕的孤獨，而是一個外來者的尷尬。這是更為深遠的孤獨，他不僅和這個世界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時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他在1914年1月8日的日記中吐露了這樣的尷尬，他寫道：「我與猶太人有什麼共同之處？我幾乎與自己都沒有共同之處。」他的日記暗示了與眾不同的人生，或者說他始終以外來者的身份行走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四十一年的歲月似乎是別人的歲月。
可以這麼說，生活中的卡夫卡就像《城堡》里的K一樣，他們都沒有獲得主人的身份，他們一生都在充當著外鄉人的角色。共同的命運使這兩個人獲得了一致的絕望，當K感到世界上已經沒有一處安靜的地方能夠讓他和弗麗達生活下去時，他就對自己曇花一現的未婚妻說：「我希望有那麼一座又深又窄的墳墓，在那裡我們倆緊緊摟抱著，像用鐵條縛在一起那樣。」對K來說，世界上唯一可靠的安身之處是墳墓；而世界上真正的道路對卡夫卡來說是在一根繩索上，他在筆記里寫道：「它不是繃緊在高處，而是貼近地面。它與其說是供人行走不如說是用來絆人的。」
人們的習慣是將日記的寫作視為情感和思想的真實流露，在卡夫卡這裡卻很難區分出日記寫作和小說寫作的不同，他說：「讀日記使我激動。」然後他加上著重號繼續說：「一切在我看來皆屬虛構。」在這一點上，卡夫卡和他的讀者能夠意見一致。卡夫卡的日記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聯絡的小說片段，而他的小說《城堡》則像是K的漫長到無法結束的日記。
應該說，卡夫卡潔身自好的外來者身份恰恰幫助了他，使他能夠真正切入到現存制度的每一個環節之中。在《城堡》和其他一些作品中，人們看到了一個巨大的官僚機器被居民的體驗完整地建立了起來。我要說的並不是這個官僚機器展示了居民的體驗，而是後者展示了前者。這是卡夫卡敘述的實質，他對水珠的關注是為了讓全部的海水自動呈現出來。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卡夫卡同時代的作家，還是後來的作家，對他們自身所處的社會制度的了解，都很難達到卡夫卡的透徹和深入。就像是《城堡》所顯示的那樣，對其官僚機構和制度有著強烈感受的人不是那裡的居民，而是一個外來者——K。《城堡》做出了這樣的解釋：那些在已有制度里出生並且成長起來的村民，制度的一切不合理性恰恰構成了它的合理。面對這至高無上的權威，村民以麻木的方式保持著他們世代相傳的恐懼和世代相傳的小心翼翼。而K的來到，使其制度的不合理性得到了呈現。外來者K就像是一把熏肉切刀，切入到城堡看起來嚴密其實漏洞百出的制度之中，而且切出了很薄的片，最後讓它們一片片呈卷狀飛了出去。
在卡夫卡的眼中，這一把熏肉切刀的鋒刃似乎就是性，或者說在《城堡》里凡是涉及到性的段落都會同時指出敘述中兩個方向，一個是權威的深不可測，另一個是村民的麻木不仁。
關於權威的深不可測，我想在此引用瓦爾特·本雅明的話，本雅明說：「這個權威即使對於那些官僚來說也在雲里霧裡，對於那些它們要對付的人們來說就更加模糊不清了。」當卡夫卡讓他的代言人K在積雪和夜色中來到村子之後，在骯髒破舊的客棧里，K拿起了電話——電話是村民也是K和城堡聯繫的象徵，確切地說是接近那個權威的象徵，而且所能接近的也只是權威的邊緣。當K拿起電話以後，他聽到了無數的聲音，K的疑惑一直到與村長的交談之後才得以澄清，也就是說當一部電話被接通后，城堡以及周圍村子所有的電話也同時被接通，因此誰也無法保證K在電話中得到的聲音是否來自於城堡。由此可見，城堡的權威是在一連串錯誤中建立起來的，而且不斷發生的新的錯誤又在不斷地鞏固這樣的權威。當K和村長冗長的談話結束后，這一點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儘管村長的家是整個官僚制度里最低等的辦公室，然而它卻是唯一允許K可以進入的。當村長的妻子和K的兩個助手翻箱倒櫃地尋找有關K的文件時，官僚制度里司空見慣的場景應運而生，陰暗的房間、雜亂的文件櫃和散發著霉味的文件。因此，K在這裡得到的命運只不過是電話的重複。而對於來自城堡的權威，村長其實和K一樣的模糊不清。在《城堡》的敘述里，不僅是那位端坐在權威頂峰的伯爵先生顯得虛無縹緲，就是那個官位可能並不很高的克拉姆先生也彷彿是生活在傳說中。K鍥而不捨的努力，最終所得到的只是與克拉姆的鄉村秘書進行一次短暫的談話。因此，村長唯一能夠明確告訴K的，就是他們並不需要一個土地測量員。村長認為K的來到是一次誤會，他說：「像在伯爵大人這樣龐大的政府機關里，可能偶然發生這一個部門制定這件事，另一部門制定那件事，而互相不了解對方的情況……因此就常常會出現一些細小的差錯。」作為官僚機構中的一員，村長有責任維護官僚制度里出現的所有錯誤，他不能把K送走，因為「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他所能做的無非是將錯就錯，給K安排了一個完全是多餘的職位——學校的看門人。
關於村民的麻木不仁，我想說的就是卡夫卡作品中將那個巨大的官僚機器建立起來的居民的體驗，這樣的體驗里充滿了居民的敬畏、恐懼和他們悲慘的命運，敘述中性的段落又將這樣的體驗推向了高潮。弗麗達、客棧老闆娘和阿瑪麗亞的經歷，在卡夫卡看來似乎是磨刀石的經歷，她們的存在使權威之劍變得更加鋒利和神秘。克拉姆和索爾蒂尼這些來自城堡的老爺，這些《城堡》中權力的象徵，便是敘述里不斷閃爍的刀光劍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