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6章 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8)
第196章 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8)
九個小時的飛行之後，我來到了舊金山，為了防止轉機去華盛頓時再發生時差方面的錯誤，我在飛機上就將時差調整到了美國時間。當時我想起來很久以前讀過王安憶的文章，她說從中國飛到美國，美國會倒貼給中國一個小時。我在手錶上讓美國倒貼了，指針往回撥了一小時。在舊金山經過了漫長的入境手續之後，又走了漫長的一段路程，順利地找到了聯航國內航班的登機口，我的經驗是將登機牌握在手中，沿途見到一個聯航的職員就向他們出示，他們就會給我明確的方向。
然後我坐在去華盛頓的飛機上，這時我感到疲憊了，當我看了一下機票上的時間后，一種痛苦在我心中升起，機票的時間顯示我還要坐八個多小時的飛機，而且我的身旁還坐著一個美國大胖子，我三分之一的座位屬於他了。我心想這一次的旅途真他媽的要命；我心想這美國大得有些過分了，從西海岸飛到東海岸還要八個多小時，差不多是北京飛到巴黎了；我心想就是從哈爾濱飛到三亞也不需要這麼長的時間。我在飛機上焦躁不安，並且悲觀難受，有時候還怒氣沖沖。四個多小時過去后，飛機駕駛員粗壯的英語通過廣播一遍遍說出了華盛頓的地名，隨後是空姐走過來要旅客搖起座椅靠背。我萬分驚喜，同時又疑慮重重，心想難道機票上的時間寫錯了？這時候飛機下降了，確實來到了華盛頓。
在去飯店的車裡，我問了前來接我的朋友吳正康后，才知道華盛頓和舊金山有三個小時的時差。在美國生活了十多年的吳正康告訴我：美國內陸就有四個時區。第二天我們在華盛頓遊玩，到國會山後，我說我要上一下廁所，結果我看到廁所牆上鐘的時間和我的手錶不一樣，我嚇了一跳，心想難道美國國會也有自己的時區？這一次是牆上的鐘出了問題。美國的時差讓我成為了驚弓之鳥。
五天以後，我將十二張飛機票放進口袋，開始在美國國內的旅行。此後每到一個城市，我都要問一下吳正康：「有沒有時差？」
一九九九年六月三十日
別人的城市
我生長在中國的南方，我的過去是在一座不到兩萬人的小城裡，我的回憶就像瓦楞草一樣長在那些低矮的屋頂上，還有石板鋪成的街道、伸出來的屋檐、一條穿過小城的河流，當然還有像樹枝一樣從街道兩側伸出去的小弄堂，當我走在弄堂里的時候，那些低矮的房屋就會顯得高大了很多，因為弄堂太狹窄了。
後來，我來到了北方，在中國最大的城市北京定居。我最初來到北京時，北京到處都在蓋高樓，到處都在修路，北京就像是一個巨大的工地，建築工人的喊叫聲和機器的轟鳴聲是晝夜不絕。
我年幼時讀到過這樣的句子：「秋天我漫步在北京的街頭……」這句子讓我激動，因為我不知道在秋天的時候，漫步在北京街頭會是什麼樣的感覺。當我最初來到北京時，恰好也是秋天，我漫步在北京的街頭，看到寬闊的街道，高層的樓房，川流不息的人群車輛，我心想：這就是漫步在北京的街頭。
應該說我喜歡北京，就是作為工地的北京也讓我喜歡，嘈雜使北京顯得生機勃勃。這是因為北京的嘈雜並不影響我內心的安靜，當夜晚來臨，或者是在白晝，我獨自一人走在大街上，想著我自己的事，身邊無數的人在走過去和走過來，可是他們與我素不相識。我安靜地想著自己的事，雖然我走在人群中，卻沒有人會來打擾我。我覺得自己是走在別人的城市裡。
如果是在我過去的南方小城裡，我只要走出家門，我就不能為自己散步了，我不停地會遇上熟悉的人，我只能打斷自己正在想著的事，與他們說幾句沒有意義的話。
北京對我來說，是一座屬於別人的城市，因為在這裡沒有我的童年，沒有我對過去的回憶，沒有錯綜複雜的親友關係，沒有我最為熟悉的鄉音，當我在這座城市裡一開口說話，就有人會對我說：「聽口音，你不是北京人。」
我不是北京人，但我居住在北京，我與這座城市若即若離，我想看到它的時候，就打開窗戶，或者走上街頭；我不想看到它的時候，我就閉門不出。我不要求北京應該怎麼樣，這座城市也不要求我。我對於北京，只是一個逗留很久還沒有離去的遊客；北京對於我，就像前面說的，是一座別人的城市。我覺得作為一個作家，或者說作為我自己，住在別人的城市裡是很幸福的。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一年到頭
再過幾天，1994年最後的一個月就要來了，然後是再過一個月，1995年要來到了。
這日子過得真是快，似乎剛剛習慣了1994年的書寫，1994年就沒有了，接下去在1995年的好幾個月里，給朋友寫信，或者寫文章，日期落款時總要不自覺地寫上：1994年……寫完后發現錯了，就塗改過來。有時接到朋友的來信，也常發現他們在日期上的塗塗改改。
一年到頭，這到頭的時候越來越不是滋味，首先來自於「日子過得真快」這樣的感受，這快似乎是意料之外和猝不及防的，像是一把榔頭突然砸在身邊的桌子上。很多人都覺得自己還沒怎麼過日子，這日子就過去了，他們的感受有點像是剛剛睡著就被叫醒似的，睜著迷迷糊糊的眼睛，莫名其妙地看著新年的元旦，而新年元旦就是那一聲把他們驚醒的，突然來到的響亮喊叫。
同時，這快的感受還是對自己過去行為的來不及做出的反應，換句話說，就是對自己經歷過的生活突然產生了懷疑，「這一年我是怎麼過來的？」自然，這個問題會很快弄清楚，弄清楚以後，人們就會尋找某種方式，試圖來證明自己剛剛過去的生活是否值得。
於是，一年到頭，這到頭就成為了多愁善感的懷舊。想一想，一年裡自己幹了些什麼？拿一支筆，再拿一張紙，認認真真想著，記在紙上，大事小事，只要想得起來的都記上去，最後一看，發現自己這一年裡做了不少的事，比如重要的有：從一居室遷到了二居室；或者出版了第十三部作品；或者購買了一台攝像機；還有別的很多的或者……
如果這個時候繼續往下想，問題就會出來了，他會發現記在紙上的全是事，作為人，他這一年裡又是怎麼過來的？他的內心得到了什麼？
他開始發現生活的周而復始，他發現自己作為人的生活從來就沒有過除舊迎新，他發現自己的生活其實早就一成不變了，他活著的意義就是在不斷地複習，今年的生活在複習去年的，而去年的在複習前年的……他越往下想，情緒就越加低落，到最後，一個本來對生活充滿信心的人，變成了一個厭世者。這就是一年到頭時，一個成年人的不安。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
潘陽讓我為《全國高考招生》雜誌寫一篇文章，說說我當初考大學時的情景，我說我當初沒有考上大學，潘陽說這樣更有意思。潘陽是我的朋友，他讓我寫一篇怎樣考不上大學的文章，我只好坐到寫字桌前，將我十九年前的這一段經歷寫出來。
我是1977年高中畢業的，剛好遇上了恢復高考。當時這個消息是突然來到的，就在我們畢業的時候都還沒有聽說，那時候只有工農兵大學生，就是高中畢業以後必須去農村或者工廠工作兩年以後，才能去報考大學。當時我們心裡都準備著過了秋天以後就要去農村插隊落戶，突然來消息說我們應屆高中畢業生也可以考大學，於是大家一片高興，都認為自己有希望去北京或者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生活，而不用去農村了。
其實我們當時的高興是毫無道理的，我們根本就不去想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學，對自己有多少知識也是一無所知。我們這一屆學生都是在「文革」開始那一年進入小學的，「文革」結束那一年高中畢業，所以我們沒有認真學習過。我記得自己在中學的時候，經常分不清上課鈴聲和下課的鈴聲，我經常是在下課鈴聲響起來時，夾著課本去上課，結果看到下課的同學從教室里擁了出來。那時候課堂上就像現在的集市一樣嘈雜，老師在上面講課的聲音根本聽不清楚，學生在下面嘻嘻哈哈地說著自己的話，而且在上課的時候可以隨便在教室里進出，哪怕從窗口爬出去也可以。
四年的中學，就是這樣過來的，所以到了高考複習的時候，我們很多同學仍然認真不起來，雖然都想考上大學，可是誰也不認真聽課，壞習慣一下子改不過來。倒是那些歷屆的畢業生，顯得十分認真，他們大多在農村或者工廠待了幾年和十幾年了，他們都已經嘗到了生活的艱難，所以他們從心裡知道這是一次改變自身命運的極好機會。1977年的第一次高考下來，我們整個海鹽縣只錄取了四十多名考生，其中應屆生只有幾名。
我記得當時在高考前就填寫志願了，我們班上有幾個同學填寫了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成為當時的笑話。不過那時候大家對大學確實不太了解，大部分同學都填寫了北大和清華，或者復旦、南開這樣的名牌大學，也不管自己能否考上，先填了再說，我們都不知道填志願對自己能否被錄取是很重要的，以為這只是玩玩而已。
高考那一天，學校的大門口掛上了橫幅，上面寫著：一顆紅心，兩種準備。教室里的黑板上也寫著這八個字，兩種準備就是錄取和落榜。一顆紅心就是說在祖國的任何崗位上都能做出成績。我們那時候確實都是一顆紅心，一種準備，就是被錄取，可是後來才發現我們其實做了后一種的準備，我們都落榜了。
高考分數下來的那一天，我和兩個同學在街上玩，我們的老師叫住我們，聲音有些激動，他說高考分數下來了。於是我們也不由得激動起來，然後我們的老師說：你們都落榜了。
就這樣，我沒有考上大學，我們那個年級的同學中，只有三個人被錄取了。所以同學們在街上相遇的時候，都是落榜生，大家嘻嘻哈哈地都顯得無所謂，落榜的同學一多，反而誰都不難受了。
後來我就沒再報考大學，我的父母希望我繼續報考，我不願意再考大學，為此他們很遺憾，他們對我的估計超過我的信心，他們認為我能夠考上大學，我自己覺得沒什麼希望，所以我就參加了工作。先在衛生學校學習了一年，然後分配到了鎮上的衛生院，當上了一名牙醫。我們的衛生院就在大街上，空閑的時候，我就站到窗口，看著外面的大街，有時候會獃獃地看上一兩個小時。後來有一天，我在看著大街的時候，心裡突然湧上了一股悲涼，我想到自己將會一輩子看著這條大街，我突然感到沒有了前途。就是這一刻，我開始考慮起自己的一生應該怎麼辦，我決定要改變自己的命運，於是我開始寫小說了。
一九九六年四月八日
我的第一份工作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拔牙，我是在1978年3月獲得這份工作的。那個時候個人是沒有權利選擇工作的，那個時候叫國家分配。我中學畢業時剛好遇上1977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可是我不思進取沒有考上大學，那一屆的大學名額基本上被陳村這樣的人給掠奪了，這些人上山下鄉吃足了苦頭，知道考大學是改變自己命運的良機，萬萬不能錯過。而我是少年不識愁滋味，一頭栽進衛生院。國家把我分配到了海鹽縣武原鎮衛生院，讓我當起了牙醫。
牙醫是什麼工作？在過去是和修鞋的修鐘錶的打鐵的賣肉的理髮的賣爆米花的一字兒排開，撐起一把洋傘，將鉗子什麼的和先前拔下的牙齒在柜子上擺開，以此招徠顧客。我當牙醫的時候算是有點醫生的味道了，大醫院裡叫口腔科，我們衛生院小，所以還是叫牙科。我們的顧客主要是來自鄉下的農民，農民都不叫我們「醫院」，而是叫「牙齒店」。其實他們的叫法很準確，我們的衛生院確實像是一家店，我進去時是學徒，拔牙治牙做牙鑲牙是一條龍學習，比我年長的牙醫我都叫他們師傅，根本沒有正規醫院裡那些教授老師主任之類的稱呼。
我的師傅姓沈，沈師傅是上海退休的老牙醫，來我們衛生院發揮餘熱。現在我寫下沈師傅三個字時，又在懷疑是不是孫師傅，在我們海鹽話的發音里「沈」和「孫」沒有區別，還是叫沈師傅吧。那時候沈師傅六十多歲，個子不高，身體發胖，戴著金絲框的眼鏡，頭髮不多可是梳理得十分整齊。
我第一次見到沈師傅的時候，他正在給人拔牙，可能是年紀大了，所以他的手腕在使勁時，臉上出現了痛苦的表情，像是在拔自己的牙齒似的。那一天是我們衛生院的院長帶我過去的，告訴他我是新來的，要跟著他學習拔牙。沈師傅冷淡地向我點點頭，然後就讓我站在他的身旁，看著他如何用棉球將碘酒塗到上顎或者下顎，接著注射普魯卡因。注射完麻醉后，他就會坐到椅子上抽上一根煙，等煙抽完了，他問一聲病人：「舌頭大了沒有？」當病人說大了，他就在一個盤子里選出一把鉗子，開始拔牙了。
沈師傅讓我看著他拔了兩次后，就坐在椅子里不起來了，他說下面的病人你去處理。當時我膽戰心驚，心想自己還沒怎麼明白過來就匆忙上陣了，好在我記住了前面塗碘酒和注射普魯卡因這兩個動作，我笨拙地讓病人張大嘴巴，然後笨拙地完成了那兩個動作。在等待麻醉的時候，我實在是手足無措，這中間的空閑在當時讓我非常難受。這時候沈師傅遞給我一支煙，和顏悅色地和我聊天了，他問我父母是做什麼工作的，家裡有幾個兄弟姐妹。抽完了煙，聊天也就結束了。謝天謝地我還記住了那句話，我就學著沈師傅的腔調問病人舌頭大了沒有，當病人說大了，我的頭皮是一陣陣地發麻，心想這叫什麼事，可是我又必須去拔那顆倒霉的牙齒，而且還必須裝著胸有成竹的樣子，不能讓病人起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