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1章 河潼形勝寧終棄（2）
第531章 河潼形勝寧終棄（2）
西線各軍、州各自為戰，只有定州段子介力主主動出擊，並隱晦的要求整個西線的指揮權，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以他的資歷，即使給他指揮權，亦無濟於事，反而會更加麻煩。段子介彈劾真定府的武騎軍畏敵如虎，遼軍一百餘騎自府前而過，萬餘騎精銳騎兵竟然作壁上觀，不敢出戰。而真定府與祈州之守臣卻也指責段子介輕率草莽，輕侮同僚，還彈劾他在各州招集亡命無賴，有非份之想，說他遇敵而不敢戰，卻常常殺良冒功，部下不守軍紀，焚掠鄉野，過於遼寇。若非石越對段子介頗為了解，他又得到小皇帝的賞識，段子介只怕已經被兩府問罪了。
西線至今都無法準確判斷究竟有多少遼軍。雖然段子介俘獲了蕭阿魯帶之養子蕭繼忠，但此君還在被押送來汴京之路上——兩府無人相信段子介此功，甚至不肯讓報紙宣揚此事。在對這個蕭繼忠進行審問之前，樞府只能由各軍州之戰報進行判斷——但若這些戰報全都可信的話，西線的遼軍至少超過二十萬！
惟一可以肯定的是，西線各州皆異口同聲表示，五月十日開始，西線出現了為數眾多的部族軍。
遼軍多半是增兵了。
但他們的戰略意圖無法判斷，開始樞府根據各州之戰報，判斷蕭阿魯帶部將在深州提前與遼軍主力合兵。然而他們又頻頻接獲遼軍在真定府境內活動之情報，甚至還有情報顯示遼軍逼近井陘——這令得樞府大為緊張，以為遼軍竟然是妄圖打通與河東之通道，夾擊河東……所幸目前這隻虛驚一場，很快又有小股遼軍出現在趙州境內。
但越是混亂，劉舜卿反而越是堅信通過西線遼軍之行動，可以判斷全部遼軍之作戰意圖。
前提是，他們能撥開西線情報混亂之迷霧。
遼主已經向天下頒布了他的《討宋檄文》，在檄文之中，遼主指責了宋朝的「背信棄義」，這筆賬一直從遼國內亂算起，斥責宋朝不顧兩朝盟好，不顧君臣之義，天理人倫，暗中支持遼國之叛臣，趁火打劫，背棄澶淵之誓，干涉遼國之「家奴」高麗事務，威逼利誘使其背主，在兩國貿易中奸詐無信，謀求暴利，壓榨遼國百姓，又故伎重施，試圖在遼國的「家奴」阻卜、女直中煽動不滿。此外，檄文還抨擊宋朝「窮兵黷武」，十數年間，就先後在西夏、西南夷、三佛齊用兵……檄文整整羅列了宋朝十八條罪狀，宣稱遼國以上國之邦，對宋朝屢加容忍，並曆數了遼主包括保全西夏等事迹在內恩義仁德，是宋朝不知好歹，再次毀約背誓，並且大修邊備，對幽薊之地有覬覦之心，遼國才不得不先發制人，懲罰趙氏。
這篇檄文寫得的確是鏗鏘有力。一看就知道是出自韓拖古烈之手。這個時代並無國家主權觀念，他始終站在信義、君臣、主僕這樣天下公認之大義之下，說得遼軍倒真似是一隻義師了。
而檄文中也提出遼國的三大要求：恢復澶淵之誓；宋朝放棄對山前山後諸州的野心、承認那是遼國之土地人民；宋朝退出高麗，承認遼國對高麗的唯一宗主權，並且立即停止在阻卜、女直諸部中的挑撥離間，保證永遠不直接與隸屬大遼之諸部進行交往。
這份檄文的確分化了一些宋朝的士大夫，石越也聽到一些議論，許多人認為遼國之要求並不過份，尤其在舊黨之中，即使主戰派也只是認為除了恢復澶淵之誓無法接受外，后兩條要求是完全可以讓步的。幽薊諸州雖然無法公開放棄，但至於為了對高麗之宗主權而與遼國打仗，這在宋朝國內，依然還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對遼強硬派，也不敢將此做為戰爭的理由。
這是宋朝與漢唐之顯著區別，士大夫與民眾都還沒有做好成為「天下共主」之心理準備。
而宋廷對遼國的回應，是由石越與范純仁一起草寫的《討契丹詔》。
詔書的內容十分簡單：
「契丹本匈奴余種，竊據北國，僭稱尊號。蠢茲北狄，匪茹其力，屢犯大邦，不遵理道。今又恃牛馬之肥、肆蜂蠆之毒，忘我大惠、侵我邊州。朕聞《春秋》之義，大九世復仇，恥城下之盟。朕已遣上將，大益精兵，諸路齊驅，剋期剪戮此賊。天下士民，有能應接王師、糾合徒旅、雪此世仇者，朕當不吝爵賞。凡敵未退出吾土，而有敢言和，使朕負萬世之譏、諸夏蒙夷狄之辱者，當斬於東市，以謝天下。布告中外，咸知朕心。」
與這份《討契丹詔》一同頒布天下的，是另一份《募天下雄豪殺番賊詔》，御前會議立下的賞格是：生擒契丹一人或獲馬一匹，賞錢二十千；斬首一級，賞錢十千；十人級以上，即加獎官職。所獲財物，賞之。擒斬首領以上，令有司上奏，另加優獎。戰後凡願從軍者，優先錄用；願歸農者，免賦役三年。
這兩份詔書及時的中止了宋朝內部出現的分歧，至少是暫時壓制住了各種反戰派的聲音。
但石越心裡也很明白，無論詔書寫得多少斬釘截鐵，決定戰和意志的，仍然是實力。倘若河北戰場上節節敗退，再如何慷慨激昂的文告，也阻止不了反戰派與議和派的聲音抬頭。
石越與范純仁已經有了共識，他們不介意在戰爭之前盡最大的努力避免戰爭，但是，戰爭一旦開始，他們就必須帶給宋朝一場勝利。除了戰勝者的身份外，他們不打算接受任何其他的結局。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也許無論何時都不應該讓自己陷入背水一戰的境地。過剛則易折，只知戰而不知和亦並非明智。但石越與范純仁選擇了破釜沉舟。
因為他們心裡都清楚，這個國家缺少的，不是明智。
不過，即便是選擇了破釜沉舟，他們要面對的，也不僅僅是契丹。
西夏使館不斷的向宋朝示好，職方館已經向安插在西夏的細作下令，以期確定李秉常的真實態度。但這需要時間，不過以職方館對西夏滲透之深，既然遲至此時仍未有不好的消息傳回來，而西北諸邊州也沒有傳回西夏軍隊異動之消息，那麼石越便幾乎可以斷定西夏人是可信的。李秉常在西遷之後，也創立了一個專門的間諜機構「四方察訪司」，不過，他的四方察訪使本身便是大宋職方館的間諜，而在西夏，職位比這更高更機要的宋朝間諜，還有三四個。至少目前來說，唯一能阻止宋朝對西夏動靜了解的，只有它們之間的距離。
但這些都是極機密之事，無論是為了安撫李秉常，還是巧妙的鞏固西夏內部親宋派之地位，又或者令李秉常對這些間諜少起一點疑心，宋朝都有必要給西夏一點甜頭。
然而朝中有許多的強硬派官員對此極為反對。他們認為西夏無論如何都不敢東犯，就算東犯也是自取其辱，這些對李秉常恢復年號之舉動耿耿於懷的官員，根本不能接受石越打算送給李秉常的禮物——以市價賣給西夏兩門克虜炮。
人人都承認既然遼國已有火炮，西夏擁有火炮也就是遲早之事。也沒有人會認為賣給西夏兩門火炮會對宋朝造成什麼威脅，即使西夏能夠仿造，其產量與性能短時間內亦難以與遼國相提並論。但即便如此，他們仍然不能接受這種交易。
石越力主以此為契機，全面開放與西夏之武器貿易，倘若西夏人能從宋朝這裡以相對公道的價格買到所需要的火炮，他們便不會有動力去發展自己的火炮工業。
但這個前提是宋朝不再將西夏視為敵人。然而，短時間內，這樣的轉變連范純仁都難以適應。對西夏人的猜忌心理，仍然根深蒂固。 高麗人則是另一個問題。
御前會議要求高麗立即出兵，威脅遼國的東京道。但高麗正使雖然言語謙恭，卻只表示會立即向高麗國王轉達此事，並沒有一口應允下來。高麗人既然心存觀望，御前會議乾脆給秦觀下達敕令，令他全權處理此事，務必使高麗人儘快向遼國東京道出兵。
但兩府都很清楚，高麗是一定會觀望的，在勝負未明之前，他們絕不敢輕易得罪遼國。他們的使節已經開始向兩府訴苦，委婉的表達希望宋朝減免其債務之要求——他們尚未派出一兵一卒，便先向宋朝開價了。
站在高麗之立場，這本無可厚非。然而宋廷之內，甚至是御前會議之內，對此也是態度兩極。韓忠彥與劉舜卿等人皆認為高麗是否出兵無關緊要，他們認為即便高麗樂於參戰，傾國而出，亦未必有能力戰勝東京道內之現有遼軍，更何況高麗必不會盡全力。因此他們認為不值得為此付出過多的代價。但韓維與呂大防卻力主拉攏高麗，二人主張倘若高麗能夠在九月之前，出兵五萬，進攻遼國，宋朝便免除其全部債務。
雖然最終御前會議向秦觀下達的敕令中，採納了韓維與呂大防之主張。但懷疑、猜忌、不滿的情緒，仍隨處可見。
更大的麻煩出現在國內。
御前會議早就決定在河東、河北分別設立宣撫使司。但宣撫使的人選卻難以定奪。
石越一心想讓章楶擔任河東宣撫使，統轄河東境內之兵馬。不料小皇帝突然質疑章楶質歷不夠，提出要令呂惠卿出任河東宣撫使。而朝中竟然也出現奏摺與小皇帝相呼應……雖然這些人官階不高，但石越與諸宰執們除了借口呂惠卿從未領兵、不熟悉軍務外，實在找不出更好的借口來搪塞皇帝。
然而麻煩的是，原本石越與范純仁、韓維等人商議，要以韓忠彥出任河北宣撫使……韓忠彥本是各方都十分滿意的人選，他又是遺詔輔政大臣，高太后也願意讓韓忠彥多立功勛，若他能夠宣撫河北擊退契丹，日後便大可與石越並駕齊驅，甚至後來居上。然而在小皇帝提出呂惠卿之事後，韓忠彥同樣也是從未領兵之事實，就變得尷尬、顯眼了。原本這倒並非問題，宣撫使司內自有謀臣幕僚，御前會議與兩府亦能遙控指揮，對韓忠彥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決斷力、以及調和掌控諸軍——這兩種能力韓忠彥都可信賴。
但如今這卻成了一個問題。
自高太后以下，包括身為新黨的許將在內，沒有人想讓呂惠卿去做河東宣撫使。倒不是怕他東山再起，便算他在此任上立了軍功，眾人亦有的是辦法不入他重返中樞。而是舊黨對呂惠卿的忌恨，實是到了根本不希望聽到他名字的地步；石黨與新黨中除呂惠卿派以外，同樣也不想給呂惠卿任何錶演的機會。
於是呂大防、蘇轍等人，乾脆建議由韓維或者石越出任河東、河北兩路宣撫大使。
這讓石越越發的難以決斷。
倘若韓維出任兩路宣撫大使，以韓維之資歷威望，石越定然會徹底喪失對戰場之指揮權，他只能擔任好蕭何之角色。這是石越心有不甘的，況且他亦不完全信任韓維之能力。若他本人離開汴京，出任宣撫使，卻又有更多的疑慮。
但無論如何，宣撫使之人選不能再拖。很快西軍就要抵達戰場，除拱聖軍外的京師禁軍亦要開始逐次出發，暴雨之後，遼軍也必將醞釀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還有那個屯兵雁門之外，一個多月來一直沒多大動靜的耶律沖哥，更加令人擔心……若那時河北、河東還沒有宣撫使，後果將不堪設想。
石越心裏面想著這些事情，端起茶碗，輕輕啜了一口茶，抬眼望了一眼坐在對面的潘照臨。
二十多年了，他已經由布衣而位極人臣，但到了這樣的重大抉擇之時，他卻仍然不得不依賴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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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照臨眯著眼睛，彷彿正在神遊天外。
一晃二十餘年的光陰，歲月在潘照臨的臉上，也刻下了深深的印記。曾經有一段時間，潘照臨幾乎以為自己已經失敗了——封建南海、與司馬光合作、遣散府中幕僚……身居右丞相之位的石越，並不如一顆棋子那麼聽話。對潘照臨來說，石越既是他的主上，亦是他的「作品」。然而，行百里半九十，他幾乎以為這件「作品」失敗了。
右丞相！位極人臣……這可不是潘照臨的目的。
這幾年間，他離開汴京，遊歷天下，只是偶爾才會回來。他這幾年間的所見所聞，對潘照臨而言，真是一種極妙的諷刺。他見到的大宋朝，州縣官吏大抵清明，百姓安居樂業，農民賦稅減輕，兼并放緩，城鎮工商發達，文化更加繁榮昌盛……紹聖年間，不僅汴京之國庫漸漸豐裕，便是各地州縣府庫、常平倉，亦皆倉稟豐實。尤其是東南諸路，其富裕程度，更是讓潘照臨驚訝。以兩浙路來說，王安石在杭州期間，除了主持鹽債、封建諸事務外，更是籌措資金，大搞建設——石越當年原本就打下了不錯的底子，王安石到杭州后，在危機之中，竟有餘力大興水利、修葺道路、溝通河渠、整頓驛館，並且還擴建了杭州城。如今兩浙路內之官道，全以青石鋪成，雨水雖多，道路卻從不泥濘；杭州等城市中，皆有專門之機構收養棄嬰與無人照顧之老人；學校密集，識文斷字之孩童越來越多；僅僅兩浙路內，報紙便多達十餘種；取消對過路之商旅徵稅后，人口往來更加頻繁，兩浙路隨便一座小縣城，都能見到數以百計的外來商旅；杭州一場蹴鞠比賽，能吸引數萬人觀戰……如今，杭州一城之商稅，便已是駭人聽聞，幾乎相當於熙寧初年的數十倍。
東南如此繁華，西北也漸有生氣。陝西在紹聖以來，雖然經歷交鈔危機，但是司馬光主政后，百姓漸得歇息，到紹聖七年之時，雖不及東南之富庶，中戶以上，卻也是家家有餘糧，戶戶有牲畜。
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隱患——與王安石和新黨的最大區別是，司馬光與石越從未真正挑戰過勢家豪族，隱田逃戶仍在緩慢增加，兼并有所放緩，卻並未停止，這侵蝕的是國家最基本的兩稅收入。司馬光與石越的辦法是通過節省開支、開拓其他的財源來彌補這一塊之損失，尤其是裁撤軍隊的積極效果越來越明顯，再加上二十餘年工商業之蓬勃發展，令這種損失漸漸顯得微不足道。但潘照臨敏銳的覺察到，這遲早將再次成為一個問題。
然而，這個隱患的爆發是他潘照臨有生之年絕對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