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一 貞觀之治
「貞觀之治」之所以膾炙人口，一個很大的原因是由於在一個世紀以後，出現的吳兢《貞觀政要》一書的影響。該書乃唐太宗與臣下的問答集，通過具體的問答，對於君臣之間應有的關係、從事政治最為重要的東西等問題進行了梳理解說。
倘若要追究一下這本書的主旨的話，似乎可以這樣歸納：作為君主來說，應該怎樣對待臣下們的意見(諫言)，如何把握好分寸，推行寬容的政治；另一方面，作為臣子則要公正清廉、不畏權勢、勇於納諫、克己奉公。後世的人們通過《貞觀政要》一書，將貞觀之治看作君主政治的理想形態。
實際上，有關這一時期唐太宗認真虛心的聽取魏徵等諫官的意見，在房玄齡、杜如晦等大臣的大力支持下執政的記載，在當時的史料中隨處可見。由此我們可以說，太宗之所以如此重視諫言政治，是因為之前有一個不聽臣下的勸諫、一意孤行而導致亡國的君主——隋煬帝。正是為了不重蹈隋煬帝的覆轍，唐太宗才身體力行，努力把自己的形象打造成為一個善政的實踐者。然而，我們如果僅僅這樣來看看待唐太宗的話，那就流於簡單化了。
唐太宗與隋煬帝都是次子，而且兩人都有並不光彩的過去：即都是通過殺死兄長才得以掌權。另一方面，從作為皇帝的資質來看，冷靜地比較兩者，就會發現無論在把握未來的構想能力和行動能力方面，還是在學問以及文學素養等方面，隋煬帝都要高出一籌；作為一位統治者來說，唐太宗並沒有任何方面超過隋煬帝。唐太宗也清楚地知道，如果不另闢蹊徑的話，自己只能步隋煬帝的後塵。所以唐太宗遂把隋煬帝塑造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惡棍和反面典型，並通過重視臣子的諫言這一策略，竭力在各方面與煬帝進行對比，千方百計地打造自己的明君形象，藉以洗刷因玄武門之變而帶來的陰影。
唐太宗非常在意人們如何評價自己的政績。侍從君主左右的起居舍人和起居郎負責記錄君主的公開言論以及行動，並且以《起居注》之名將記錄傳諸後世。按照當時的規定，《起居注》是不能讓君主本人看的，而唐太宗卻按捺不住想看《起居注》的慾望。
有一次，太宗委婉地暗示了此意，結果被負責編輯《起居注》的杜正倫婉拒說：皇帝的言行都要在《起居注》里記下來，以流傳後世，請皇上專心於政務。還有一次，唐太宗又要求看《起居注》，亦被負責記錄的褚遂良拒絕。褚遂良說：「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嘗自取而觀之也！」
史官們是否能完全拒絕唐太宗的要求呢？《起居注》中所描寫的唐太宗完全是一代明君的形象，而對於玄武門之變的情況則輕描淡寫，模糊不清。由此推測，唐太宗很可能看過這些《起居注》。
與此同時，唐太宗也非常重視史書的編纂。貞觀十年，命魏徵牽頭負責編寫記載隋朝歷史的《隋書》，詳細地記載了隋煬帝的暴政以及隋末的動亂。《隋書》成書於顯慶元年(656)。在這些記錄(史書)中，唐太宗的意圖都被鮮明地反映了出來，並因此而確立起了後世對於這一段歷史的評價基準。
的確，唐太宗可以歸入有能力的皇帝這一類人物，正是他促使了政治上相對穩定的貞觀時期的出現。但是，並不能因此就輕易地斷言，唐太宗一定就像後來被人們所追捧的那樣是一代明君，而隋煬帝則完全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暴君。對於這一方面的善惡判斷，似乎應該更慎重一些。
建立起新王朝的李淵最早打出的大政方針，是回歸「開皇舊制」。也就是說，否定隋煬帝時期的政治，回歸到之前的隋文帝時代前半期的體制之中去。其實，這一點也是隋末群雄的共同特點，幾乎每股勢力都鮮明地打出了這一方針。這是因為倘若不明確表示出否定隋煬帝的立場，就無法得到當時人們的理解和擁護。換言之，開皇之治成為隋以後政治的一個指標。
所謂開皇之治，也就是指基於開皇律令的政治體制，其政治軍事的主軸置於長安，以關中本位政策為其支柱。控制了長安的唐李淵集團，僅憑這一點就已經佔據了號令天下的有利地位。於是，作為新王朝的法制體系，高祖李淵首先發布了以開皇律令為範本的武德律令。其後又屢次修訂，成為唐代的第一號律令。
進入了太宗的統治時期后，太宗命令房玄齡等人編纂新的律令格式，並於貞觀十一年(637)正月完成。新律令刪除了隋開皇至唐武德法令中的繁瑣部分，一個成為後世模範的體制就此誕生。可是，再勞神費思精心制定的這一制度中，其實有相當的部分與隋煬帝時代的東西相重合。
在否定隋煬帝的同時，為實施新的國家體制而好不容易做出的選擇，卻仍然是與煬帝同樣的路線。從這裡面，我們既可以看到唐太宗進退維谷的兩難處境，同時反過來也可以使我們意識到隋煬帝的巨大存在。
雖說如此，在唐太宗的政策中，當然也有與隋煬帝完全不同之處，這就是如何對待關中本位政策的問題。太宗在征戰過程中，與東方(山東)建立起了密切的聯繫，洛陽也成為其根據地，所以他也曾考慮過以洛陽為根基而君臨全國。可是在爭奪繼承權的鬥爭中取得勝利以後，唐太宗則又開始重用起關隴系統的人才，疏遠山東系統的貴族；同時又把由軍府組成的軍事力量也都集中於關中地區，轉而開始實行並堅持關中本位政策。太宗之所以這樣做，很可能是因為他冷靜地分析了隋煬帝因脫離關中而陷入困境的緣故。
唐太宗的治世總共二十三年時間。其中，在前半段的約十年間，諫言政治充分發揮了作用，太宗虛心納諫，政界充滿了清新的政治空氣。在進入後半段以後，逐漸開始出現了一些問題。魏徵覺察到了這些跡象，企圖阻止這種情況繼續發展。然而，等貞觀十七年(643)年初魏徵死後，就再也沒有人能夠制止唐太宗的行動了。其結果，在圍繞繼承人問題以及出兵高句麗的問題上，唐太宗均未能做出冷靜的判斷，成為他晚年的一個污點。